升旗手(19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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亨利真不知道,在學校飯堂裡受到的無休無止的羞辱,跟他和父母居住的廣東巷小公寓裡尴尬的沉默比起來,哪一個更令他沮喪。不過,每當早晨來臨,在完成日常慣例時,他仍會充分利用家裡的語言障礙。

    “早晨。”這是他的父母用廣東話對他說早上好。

    他微笑着用标準的英語回答:“我要在褲子裡撐雨傘了。”父親嚴肅地點點頭表示贊賞,好像亨利引述了什麼深奧的西方哲理。好極了,亨利想,這就是送你兒子去拿獎學金的代價。忍着笑,他吃起了早餐,是堆得尖尖的一碗糯米飯,裡面加了豬肉和黑木耳。母親在一邊看着,雖然聽不懂他的話,卻也好像知道他想做什麼。

    那天早上,亨利轉過街區,朝雷尼爾小學的主階梯走去時,注意到了班上的兩張熟悉面孔被指定為了升旗手。這項工作是所有六年級男生都羨慕的,甚至包括幾個女生,不過女生是沒有升旗資格的,亨利不知道這是為什麼。

    在第一道鈴聲前,這兩個男生要從辦公室裡的三角形架子上把國旗取下,拿到學校前面的旗杆處。在那裡,他們要小心地把國旗展開,确保國旗的任何部分都不會擦碰地面,因為國旗一旦受到這樣的亵渎,就會馬上被拿去燒掉。不過這隻是聽說而已,無論是亨利還是别的孩子都沒有見過這樣的事情真的發生。不過這樣的威脅具有傳奇色彩。亨利想象過西爾弗伍德校長——一個矮壯的、像哼哼的笨熊般的男人——在停車場焚燒國旗,震驚的教職員們在一旁圍觀,随後,他會把賬單和犯了這個錯誤的笨手笨腳的小子一起送回家去,而他的父母一定會羞愧得舉家搬到郊外,改名更姓,讓任何人都找不到他們。

    不幸的是,擔任升旗手的查斯·普雷斯頓和丹尼·布朗,無論做出什麼事,短期内似乎都不會搬走。他們都來自當地的望族。丹尼的父親是一個律師還是法官什麼的。查斯的家族擁有市中心的好幾棟公寓大樓。丹尼不是亨利的朋友,查斯卻是真正的讨厭鬼。亨利總是想,查斯長大後會成為他們家族的讨債頭目,因為他總是欺壓别人。他非常惡劣,其他的幾個惡霸都害怕他。

    “嗨,東條,你忘了向國旗敬禮了。”查斯喊道。

    亨利繼續向階梯走去,裝作沒聽見。父親怎麼會認為進這樣的一所學校是一件了不起的事情,亨利永遠無法理解。借助眼角的餘光,他看到查斯把國旗打好結,慢悠悠地朝他走過來。亨利加快了腳步,想走進學校以自保,但查斯攔住了他。

    “哦,沒錯,你們小日本是不會向美國國旗敬禮的,對嗎?”

    亨利真不知道是作為一個中國人被找麻煩更糟糕,還是作為一個日本人被譴責更糟糕。東條,日本首相,被稱為“剃刀将軍”的他以精明的法律頭腦聞名。亨利隻希望自己能夠精明到在他的同學們針對“黃禍”[1]大發議論時留在家裡,不去上學。他們的老師沃克太太很少跟他說話,也沒有阻止過那些同學的不恰當言論。她一次也沒有叫過他到黑闆前演算數學題,也許是認為他聽不懂英語——盡管他日漸進步的學業成績一定會對她有所啟發,至少,會有一點點。

    “他不會和你打架的,他是個黃種懦夫。再說,第二道鈴随時就要響了。”丹尼嘲諷着亨利,往學校裡走去。

    查斯一動不動。

    亨利擡頭看着堵住他去路的這個惡霸,一個字也沒有說。他學會了沉默。他的大多數同學都無視他的存在,少數幾個喜歡捉弄他取樂的,看他沒有反應,往往自己也會感到乏味。這時他想起了父親讓他戴的胸章,于是指給查斯看。

    “‘我是中國人’,”查斯大聲讀道,“這對我來說沒有區别,小矮子,你同樣不過聖誕節,不是嗎?”

    第二道鈴聲響了起來。

    “嚯,嚯,嚯。”亨利回答。我已經沉默夠了,他想。我們還真過聖誕,也過春節。但是,珍珠港紀念日不是節日。

    “算你小子走運,我不能遲到,否則就不能再做升旗手了。”查斯說道,然後做了個要戳向亨利的假動作。亨利沒有閃躲。看着這個惡霸後退,走進大樓,亨利松了口氣,這才沿着空蕩蕩的走廊走向沃克太太的教室。因為來得太晚,他受到了一頓訓斥,并被罰留堂一小時。他接受了這個懲罰,一個字也沒有為自己分辯,甚至連看也沒有看一眼。

    [1]原文為“theRazor”,是形成于19世紀的一種極端民族主義理論。該理論宣揚黃種人對于白人是威脅,白人應當聯合起來對付黃種人。——編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