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略特 (19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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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刻質疑着什麼。

    當我問她怎麼轉學的時候,她鎮靜地放下手中的鋼筆,雙手交疊支着下巴看着我。

     “為什麼要轉學?”她問。

     “我隻是不想待在這裡。

    ” 她笑容友善地搖搖頭,好像不止一次聽過這樣的話。

     “你學了什麼外語?”她問。

     “西班牙語。

    ”雖然我不知道這有什麼關系,但是我需要給她一個答案。

     “你不需要轉學,”她說,“去西班牙吧。

    ” 就這樣,我大學的最後一年去了巴塞羅那。

    學校負責人認為出國能夠治愈心碎,她是對的。

    當然不是馬上見效。

    雖然寄宿家庭和同學都很親切友好,但我還是常常迷失在歌德區迷宮一樣的街道裡,腦子裡想的全都是艾米。

    不過終于,我偶遇了這次旅行的意義。

     高低不平的鵝卵石地面上有一張小桌子,三個年輕的外國人正圍着桌子熱切地辯論着什麼。

    我從外表和穿着判斷他們是外國人,不過後來才确認了。

    金發碧眼的德國人赫伯塔靠在桌子旁,她的西班牙語水平跟我差不多,一邊說話一邊用手不停地比劃。

    韓國男生鐘夏咧着嘴笑,對着她翻了個白眼搖搖頭。

    智利男生文森特會說流利的西班牙語,外表看上去跟本地人沒什麼區别,他斜躺着,雙腳搭在旁邊的椅子上。

    他看見我之後,收起雙腿站了起來。

     “有個學者來了,”他說,“問他。

    ” 赫伯塔看了我一眼,問文森特:“他去過斯洛伐克嗎?” “我不知道,”文森特回答,一臉期待地看着我,“你去過斯洛伐克嗎?” “沒去過。

    ”我回答。

     “克羅地亞呢?”赫伯塔又問,“羅馬尼亞?保加利亞?”我搖頭。

    赫伯塔誇張地揮了一下手,告訴其他人:“他沒有資格做獨立裁判。

    ” “胡說,”鐘夏說,“他肯定知道什麼事,問問他。

    ” 雖然他們的讨論聽上去似乎很嚴肅,但我從他們的表情和漫不經心地放在桌子上的空酒杯判斷這隻是個遊戲。

    在這個平靜、溫暖的夜晚,在這個城市的其他角落,酒吧嘈雜的聲音馬上就要響起了,但三位鬧中取靜的辯手似乎沒有結束對戰的意思。

     “你們要問什麼?” “好吧,”赫伯塔誇張地歎了口氣,她的嘴唇咧開一抹微笑,“吸血鬼做愛嗎?” 我不知道,我們也一直沒有達成共識,但是談話一直進行到了第二天日出,桌子上又多了幾個空酒瓶。

    當我坐在最後一個空位子上的時候,這個小小的聚會有了圓滿的感覺。

    其他人跟我一樣,來西班牙學習一年。

    他們幾周前才剛剛認識,但我們好像是認識了幾十年的老友一樣。

    時間一天天過去。

    我開始逃課,不眠不休地跑到蘭布拉大道加入他們,其實已經不是我加入他們或者他們加入我,因為“我”很快就變成了“我們”。

     我們大部分時間都泡在巴塞羅那的咖啡館裡談天說地,開懷大笑,偶爾還會去其他的城市探險。

    有時候我們想進行室外活動,就偷偷溜進奧林匹克運動場,在巨大的賽道上比賽。

    赫伯塔最喜歡的項目是螃蟹走十米之後選擇:1.幹杯,2.說一個秘密,3.脫一件衣服。

     每到一個地方我們都會探讨自己的人生哲學:存在主義的合理性,有沒有不同大小的無極限,吃了哪道涼菜放的屁最臭,等等。

    我們事無巨細,都懷着極大的熱情認真思考。

    我們觀察、舞蹈、大笑和歌唱,文森特說我們像惠特曼一樣,用自己的肉身作詩。

    “四角詩人”是我們的隊名,不過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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