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家的路
關燈
小
中
大
，但無濟于事。
邵娜的意思是我現在的身份特殊，老人沒有準備，何況勝利在望（我看不出來），千萬不要有什麼差池。
等有關的手續辦妥了，再去看我父親也不晚呀。
邵娜又說，這麼多年都過來了，也不在乎這一時半會兒，讓我再咬牙忍一忍。
是啊，是啊，這麼多年了，我甚至很少會想起父親。
我認為我們這輩子肯定是見不着了。
我從來都不敢想和自己的父親見面的情景。
可現在，有什麼已經起了變化，我已經來到了南京。
父親就在不遠處的那棟房子裡，正憑窗而立，等待着他的兒子。
再讓我遵守當年的誓言已經不能夠了。
一股莫名的勇氣突然升起，在它的支撐下我大踏步地向前走去，不顧街上車來人往。
好在回家的路我非常熟悉，況且目标異常明确。
邵娜跟在我後面，一路小跑着。
她不斷地提醒我，“當心！當心！” 來南京後還是第一次，不是别人帶着我，而是我領着邵娜向某處進發。
街景這時候也起了變化，滾滾向前的車流不再像以前那麼令人畏懼了，城裡人看上去也不再那麼的兇悍霸道了。
由于疾走，我不禁帶起了一陣風，路邊的行人紛紛避讓。
甚至那些高樓大廈也不再一味高大，顯示出可親的一面。
過馬路的時候，我差點沒被一輛帶挂鬥的解放牌卡車撞倒。
司機從駕駛室裡伸出頭，大聲地罵道，“不想活啦，二哥！” 我并不覺得這是罵人話，就像我真是他的二哥一樣。
邵娜趕緊上前緊緊抓住我的胳膊，臉色吓得煞白。
然後我們過了馬路。
終于到了北下路旁邊的三條巷。
十年過去了，它還是那麼的僻靜。
腳下的石子路隔着鞋底硌着我的腳，讓我覺得那麼踏實。
我又看見了煤炭店、老虎竈、剃頭店門前旋轉不已的幌子。
衛生院長長的圍牆上探出盛開的月季，似乎還是十年前的模樣。
這番光景不禁使我激越的心情稍稍平複下來，變得複雜難言了。
腳步也不知不覺地放慢了。
邵娜終于和我走成了并排，她仍然在勸我，“曉飛，還是别去了吧。
” “我就看一眼，沒準爸爸不認識我了呢。
” “别把老人吓着了。
” “不會的，我有數，你盡管放心。
” “等把手續辦完了，回了南京，再向你爸爸報喜也不遲呀。
” “要是辦不下來呢？再說，我也不想再來南京了。
” 邵娜急了起來——八成是故意的。
“你怎麼一點信心都沒有？辦這種事哪有那麼順的？總會碰到困難的。
金處長不是說了嗎，隻要知青辦出一個證明，他們就接收。
” “談何容易，”我說，“要是我爸他還能動，讓他跑一趟肉聯廠，證明我是他兒子，也省得我去開證明了。
” “你真是在鄉下待久了，腦子轉不過來。
”邵娜說，“這種事得單位出面，私人證明哪能行呀！” 反正，她就是不希望我去看父親，這點我已經看出來了。
我也懶得多費口舌，對邵娜說，“反正我想去看看。
” 說話間我們已經來到四十八号大院門口。
邵娜知道不可能再阻止我，蹙着眉頭說，“那你進去吧，我這兒等你。
” 我也不勉強，用手整了整衣服領子，就推開鐵皮大門進了院子。
我們家住在院子東邊的那排平房裡，左手第二個門。
很久以前，左手第三個門也是我們家。
“文革”以後、我下放以前那間房子就被父親單位的一個軍代表的親戚給占了，理由是我們家一共兩個人，一間房子夠住了。
這當然和父親遭到批判有關。
他長年待在“五七”幹校裡，接受勞動改造，實際上後來我們家裡隻有我一個人。
然後，我和父親掉了個個兒，我去了廣闊天地，他因為身體原因無法繼續參加生産勞動，回了南京。
父親的問題也有了初步結論，叫作“靠邊站”。
工資照拿，但需要在當地居委會的監督下從事改造。
一段時間以來，四十八号大院裡的公共廁所就是歸我父親打掃的。
所有這些信息都是我下放的頭幾年裡從父親不多的幾封來信中得知的。
畢竟十年過去了。
此刻，我的第一個反應就是院子變小了，就像以前院子的一個縮小的模型。
院子還是那個院子，但比例不對。
是我長大了？還是在廣闊天地裡待久了？或者時間化作空間，使往昔變得窄小？ 其次是院子裡過分安靜，幾乎沒有人——當年它可是非常熱鬧的。
一個我不認識的男人推着自行車出來，狐疑地看了我一眼。
然後哐的一聲将自行車提過院門的門檻。
右邊的平房前面，一個女人在兩棵大樹間拉着的鐵絲上晾被子，一面晾被子一面拿眼睛觑我。
父親的房子門窗緊閉，那門窄小得令人生疑。
但無須懷疑，當年我用鉛筆刀刻畫的一個小人兒猶在，隻不過刻痕已經暗淡，變髒了。
我瞄準那小人兒，用右手指關節在上面叩擊。
就這樣敲了好一會兒，門後終于有了一些響動。
啊，我的老父親趿拉着拖鞋來開門了。
我告訴自己，無論父親多麼老邁都不要吃驚呵。
可門打開後，我還是驚訝不已，萬萬沒有想到，門後站着一個女人，而且還是一個少婦。
套着一件寬大的男式圓領汗衫，下面是一條印花睡褲，滿頭的卷發器搖曳。
少婦面頰浮腫，眼睛裡的一絲驚愕瞬間轉變成了厭惡。
“你找誰？” 我怯生生地問，“請問羅家生在嗎？” “不認識！”說着少婦就要關門。
我心裡想，這門一旦關上，就再也打不開了，我的父親就永遠地被關在了後面。
情急之下，我伸出一隻腳，插在門扇與門框之間，問少婦道，“這裡是羅家生的家嗎？” “不是！”少婦說，又要去關門。
我稍一猶豫，腳縮了回來，那門便在我的眼前重重地關上了。
院子裡的那個女人這時已經晾好了被子，手裡拿着一柄“爬山虎”在被子上面噗噗地拍打。
空洞的響聲在四周回蕩着。
我在平房前面徘徊了幾步，最後鼓足勇氣，再次返回去敲門。
這次門開得很快，就像那少婦關上門後就一直站在門後。
她不無憤怒地看着我，頭上的卷發器互相磕碰起來。
“我想問一下，羅家生搬到什麼地方去了？” “不是跟你說過了嗎？這裡沒有姓羅的！” 然後砰的一聲，門又被關上了。
一句“二哥！”随着空氣被從門縫裡擠出來。
這回，我再也無法領會它親切的含義了，意義分明，是在說我是不受歡迎的鄉巴佬。
我走出四十八号大院。
一面走一面心有不甘地回頭張望着。
邵娜蹲在路邊的一根水泥電線杆下面，看見我，站了起來。
我告訴她說，“我爸不住在這兒了，也不知道搬到哪裡去了。
” 邵娜沒有搭理我。
她的臉色蠟黃，表情似乎非常痛苦。
“你怎麼了？身體不舒服？”我問。
邵娜沒說話，轉過身去就走。
我隻好跟在她後面。
現在又變成她領着我了。
“邵娜，你到底怎麼啦？”我再次問道。
她突然就停了下來，和走的時候一樣突然。
“叫你不要去，你不聽！”邵娜說，眼睛直勾勾地看着我。
我的心裡一陣發毛。
她的反應不可能是因為在生我的氣，肯定是有别的原因。
我脫口而出，“我爸他怎麼啦？” 邵娜的表情一瞬間變得十分柔和，臉龐發亮，就像夕陽一樣映入我的眼中。
那是一種純粹、深入而又如此遙遠的關切之情。
從邵娜嘴巴裡說出來的話卻幹巴巴的，“羅伯伯兩年前就去世了。
” “是吧。
”我說。
42 車到夢安時已是傍晚，沒有班車去成集了。
即使有班車，我也不會馬上就趕回去，因為已經答應了邵娜，要去縣知青辦開那個證明。
離開南京以前，邵娜曾對我說，辦回南京現在已經不是我的事了，而是她的事。
如此一來，我反倒是有了一些動力。
想起自己千裡迢迢地前往南京，不也是因為繼芳嗎？這是兩個給予我動力的女人，或者說是左右我行動的女人，以前如此，現在仍然如此。
我在繼芳生銀針的時候住過的那個小旅社裡登記了一個床位，脫了鞋就上床了。
房間裡的燈一直亮着，同住一屋的人進進出出，但我并不覺得受到了打擾。
比起在南京住招待所的單人房間，我心裡踏實了許多。
我想起了父親，有些難過，但也不是那麼難過。
最讓我難過的是想見而沒有見到他，幾乎見着了，但終于還是沒有見到。
邵娜說我父親兩年前就去世了，就好像說的是另一個人，和我想見而沒有見着的不是同一個人。
一個已經去世，另一個則不見蹤影、無處可尋。
這是一回事，又不是一回事。
自打七年前在老墳地我對父親三鞠躬後，他就已經死了，已經死了的人是不會再死的。
如果我不去南京，就不會有這檔子的事兒了。
當然啦，如果那天開門的不是一個戴着卷發器的少婦而是一個衰弱不堪的老人，還有我父親已經死了這回事嗎？父親從那扇我熟悉的門後出現是完全可能的，也是必然的。
說不清楚呵，也想不明白，生與死。
然後我就睡着了。
蓦然醒來，看見父親就站在我的床前，滿臉苦愁地注視着我。
不，那不是我父親，而是一個半夜進來住店的人，一個和我父親同樣老的卻活着的老人。
“小夥子呀，你打呼噜的聲音太大了，像開火車似的，能不能小聲點？”他說。
于是後半夜，我就不敢睡着了，聽着那和父親同樣老的老人打着我這樣年紀的人才打的呼噜。
第二天上午，我去了縣委大院，夢安縣知識青年辦公室就設在大院裡。
我生怕在門口被門衛攔下。
還好，進門的時候很順利。
也許是在南京待了兩天，我的氣質有了變化，門衛不僅沒有阻攔我，甚至還向我指點了知青辦的所在。
那知青辦設在一棟平房末尾的一間房子裡，門庭冷落，十分蕭條。
順着平房向前走的時候，草越來越深，幾乎都長到磚頭鋪的小路上來了。
知青辦的牌子也已經歪斜，字迹也已褪色。
看來，知青工作真的已經接近尾聲，快收攤子了。
辦公室裡隻有兩個人。
一個就是著名的戴主任，其名頭在知青中間如雷貫耳，我則是第一次見到本人。
另一個看來是普通的辦事員，甚至連辦事員都不是，也許是勤雜工。
我進去的時候，他正用一把拖把在拖水泥地。
戴主任則坐在桌子後面，用一把指甲刀在修剪指甲。
那指甲刀拴在一個鑰匙圈上，鑰匙圈上挂滿了鑰匙，并有一根銀色的鍊子連在腰帶上。
因此他說話的時候不時地有稀稀嘩嘩的聲音發出。
我說明來意，請他們給我開一張知青身份的證明。
戴主任給我的感覺是，這件事與他們無關，我跑錯地方了。
雖說如此，他并沒有趕我出門的意思。
大概是太無聊了，正好來了一個人，不免可以消磨一番時光。
我倒是願意他們盡快打發我走人的，無論這證明開還是不開。
不論結果如何，我都可以給邵娜一個交代了。
對繼芳也是一樣。
“怎麼才能證明你是羅曉飛呢？”戴主任問。
“要是我能證明，就不來找你們了。
” “隻要你能證明你是羅曉飛，我們就給你開羅曉飛是知青的證明。
” “這麼說，你們是不準備開這個證明了？” 戴主任撅起嘴，吹掉玻璃闆上的指甲屑。
他說，“羅曉飛是知青不假，但他七二年就已經死了，我們有他的檔案，你得首先證明他沒死才行。
” “我沒有死，我就是羅曉飛。
”我說，“你說的那件事我也知道，是王助理辦的案子，七二年的時候他是我們公社的公安助理。
但我今天來不是要翻案件，隻是求你們開一個證明，這是兩碼事。
” 戴主任不禁有點生氣，把指甲刀往桌子上一拍。
“你不要跟我繞，别想把我繞糊塗。
”他說，“你說你是羅曉飛你就是羅曉飛啦？” “我們能不能不談我是不是羅曉飛的事？我要的隻是羅曉飛是知青的證明，跟他的死活并沒有什麼關系。
”我說。
戴主任擡起頭來，盯着我看了好一會兒，臉上浮現出了會意的笑容。
“我曉得你的意思。
”他說，“就算是羅曉飛死透了，化灰成泥，我們給你開這個證明也沒有用！” “怎麼沒有用？” “這都想不過來？羅曉飛是畏罪自殺的，奸污生産隊的耕牛，破壞春耕生産，就算他沒有死也是個現行反革命，應該被開除知青隊伍。
羅曉飛不管死活都不能算是知青。
我說你們這些社員群衆，也不動動腦筋，盡想好事兒了！就是想好事兒也要找對路子呵！” “找對路子？”我問。
“是啊，至少也得找個正常死亡的，要是能找到為人民的生命财産獻出自己寶貴生命的，那就更好了。
找個反革命，那不是找死嗎！” “找死？” “便宜沒占到，還要背一輩子的黑鍋，不是找死又是什麼？我這都是為你好啊！” 戴主任的話是建立在不相信我是羅曉飛的前提上的。
看來，證明我是羅曉飛的确是必要的，而不是無關緊要的。
在這一問題上無法蒙混過關。
這個人并不傻，戴主任的名氣不是吹出來的。
真正傻的是我們，我和邵娜，以為跳過翻案一節就能糊弄過去，就能開出知青身份的證明。
我故作無辜地問對方，“你懷疑我冒名頂替？” 戴主任哈哈一笑，說，“不是懷疑，你就是！這種事我見得多了，這二年知青大返城，也不是你一個人動這種心思。
也有社員辦成功的，花錢孝敬、找關系走後門，去了南京、北京、上海、天津，去哪裡的都有。
但人家的路子對呀，像你這樣的，就是肯花錢，我們也不敢幫這個忙。
給你開了證明也是白開，人家單位也不會接收，那不是騙你嗎？” 我趕緊接過戴主任的話茬說，“南京的單位我已經聯系好了，隻要你們開證明他們就接收。
” “哪有這麼好的事？做夢想屁吃！”戴主任瞪了我一眼，“人家把你賣了，你還幫着數錢，死都不知道是怎麼死的！我們講良心，不幹缺德的事，回去再想想辦法吧，找個正常死亡的倒可以商量，有錢也不能往水裡扔呵！” “我沒錢，但我的确是羅曉飛，是從南京下放到成集公社大範一隊的知青。
” 戴主任哼了一聲，把指甲刀連同鑰匙圈嘩啦一聲收進褲子口袋裡。
“那你就隻有去找什麼王助理、張助理了，讓他來證明你是羅曉飛。
”他說。
“是王助理，王學彬，你們可以找他去調查。
” “你别吓唬我，就是王局長也不敢蹚這趟渾水！” 43 離開知青辦，我就趕班車回成集了。
心情格外輕松。
我已經盡力了，對邵娜和繼芳都有了一個交代。
不是我不想回南京，而是人家不讓我回，我又能有什麼辦法呢？這以後就可以關起門來，繼續過莊稼人的日子；南京，甚至夢安我都不會輕易再去了。
當然了，出來跑一趟也有好處。
得知了父親的死訊，外面的世界就更加和我無關了。
最後的一絲挂念被掐斷，可謂一了百了。
邵娜也已經和大許結了婚，不是聽說，也不是胡亂猜想，而是我親眼所見。
兩口子雖然磕磕碰碰，口角不斷，看上去不太融洽，但勝似融洽呵。
更何況邵娜前途無量，真的沒有什麼好擔心的了。
在南京時我表現出的種種笨拙，甚至于醜态，真的非常及時和必要。
無情的歲月使我在對方心目中的形象被破壞殆盡，還有什麼比這更好的呢？四年前邵娜離開老莊子後我體會到的那種平靜再一次籠罩了我，雖說有那麼一點空虛，但畢竟開闊得近于無限了。
在那輛左搖右晃的班車上，我不由得欣賞起路邊的鄉村美景來。
田塊青黃不一，深淺各異，色彩豐富的大平原随着車行，沉穩而緩慢地轉動着。
遠處的村莊和近處挑着擔子走路的人都是我熟悉的，令人備感親切。
公路兩邊的小河如此清澈，河水碧綠。
水草向着一個方向倒伏漂浮，有如無數柔軟的箭頭指引着老莊子的所在。
自始至終我都保持着沉靜的狀态，并被自己感動了。
老莊子上也很安靜，男子漢和婦道們正在生産隊的大田裡勞動。
甚至，村子上的狗也沒有怎麼叫，它們畢竟認識我，知道不是外人。
繼芳在家，沒有去上工。
大概估摸着我今天回來，特地請了假。
正月子上學去了。
銀針帶着鍋巴跑出橋口來迎接我。
隻是為好家那邊靜悄悄的，堂屋的門緊緊地關閉着。
自從大閨女出嫁以後，為好也不怎麼出工幹活了。
他們家有為好媳婦、二閨女、三閨女掙工分，已經足夠了。
我滿心以為聽見響動，為好會走出門來，笑呵呵地說，“兄弟，來家啦！”但是沒有。
繼芳燒了一大鍋開水，把冬天才用的澡桶搬了出來，讓我洗澡。
雖然昨天晚上我在夢安的小旅社裡已經洗過了，身上一點都不髒，但還是聽從了。
無論是縣城的小旅社還是南京的招待所，用蓮蓬頭淋浴怎麼比得上家裡的澡桶呢？ 我脫光了衣服，整個人泡在熱水裡，手臂擔在澡桶沿上，雙手耷拉在外面，閉上了眼睛。
熱氣蒸騰中，繼芳用一隻葫蘆瓢不斷地添着開水。
她抓起老絲瓜瓤子，抹上藥水肥皂，在我的身上搓揉着。
看我洗得舒服惬意，銀針也要跳進來和我一起洗，被他媽擋在外面，不讓靠近澡桶。
銀針就自己脫了褲子，光着兩瓣小屁股。
小家夥繞着澡桶跑了好幾圈，想找一個突破口。
繼芳一面給我搓背，一面阻止他說，“讓你爹爹好好洗！” 我也拿銀針開玩笑，“你也是個小夥子了，光着屁股不害臊！” “爹，你不也是光着腚嗎？”他說。
我無言以對。
這家夥聰明得很，大人往往說不過他。
繼芳撩起澡桶裡的水，澆淋在我的胸脯上。
“真的沒有指望了？”繼芳問，自然是指我辦回南京的事。
“沒指望了，再辦下去沒準兒要出事。
”我說。
“出事？” “我是有罪在身的人，再辦下去沒準要進監獄，那就偷雞不着蝕把米了。
” 說這些話的時候，銀針已經跑到裡屋裡去了，鑽進了被子裡。
他待在床上等我洗完，好讓他媽接着給他洗。
因此我們夫妻說起話來并沒有什麼顧忌。
“那就趕緊住手吧。
”繼芳說，“也是怪我不好，不該讓你上南京的。
”聽不出有任何的失望。
想起接到邵娜來信的那天，繼芳那樣的懇求我，那麼激動，我有點想不通了。
我不禁睜開眼睛看了對方一眼，那張臉上平靜如水，有的隻是歉意和順從。
我于心不忍。
“沒什麼，出去看看也好，也曉得了。
”我說。
“是的呢。
” 繼芳不再說話，更加賣力地幫我擦洗起來。
一時間隻聽見洗澡水在澡桶裡晃蕩、澆淋在我身上的聲音，繼芳撈起手巾的聲音，以及喘息聲。
我們夫妻呼吸相聞。
銀針隔着牆喊了一聲，“媽，爹還沒有洗好啊？” “急什麼急？”繼芳回頭說，“有這工夫還不快去燒水！” 我突然想起來問繼芳，“怎麼沒見他大伯？” “病了。
”繼芳說。
“什麼病？” “沒啥，吓出來的，知道你去了南京，他就躺下了，兩天沒吃沒喝。
” “要緊嗎？” “你這不是來家了嗎？回頭你去看看，就算給他大伯治病了。
” 我站在澡桶裡，繼芳擰幹手巾幫我擦身子。
她手勁大得像男人，手巾被擰得幹繃繃的，擦了好幾遍，把我身上都擦紅了。
繼芳幫我套上衣服。
她說，“别忘了回頭給邵娜寫封信，我們雖然不辦了，也要謝謝人家，難為她這一番心意。
” “知道了。
”我說。
繼芳說得一點都不錯，為好得的是心病。
洗完澡，我就去了為好家，推開堂屋的門，一直走到了裡屋裡。
為好躺在床上，看見我馬上别過頭去，将臉沖着裡面的牆。
我知道這是他在生我的氣，于是開門見山地說，“老大，你可别想多了，我去南京是我爹死了，不是要辦回去。
這輩子，我就待在這老莊子上不走啦！” 為好一骨碌從床上爬了起來，對我說，“你咋不早說呢，看把我給急的！下次回南京，要先告訴一聲呵。
” “曉得啦。
”我說。
為好将雙腳伸下床沿，找他的鞋子，一面異常關切地問，“老人啥時候去的？入土了沒有？棺材闆子可是桑木的？這事情可不能馬虎呵……” “南京人不時興土葬，已經火化了。
” “怎麼能這樣呢，怎麼能這樣呢……”為好着急起來。
見他已經沒事了，我敷衍了幾句就出來了。
這以後，日子又恢複到我去南京以前的模樣。
我打理園子，為好給我當幫手，但我和他也說不上幾句話。
煩悶的時候，我就去瓦屋找禮九，聽他說東道西。
禮九也經常來我們家吃飯。
屆時繼芳就炒上兩個小菜，我倆喝上兩盅。
日子就這麼過着。
一天，我和禮九在牛屋門前的地上下六路洲，一面曬太陽聊天。
禮九說，“說是淮陰人上河工，挖到一隻大烏龜，眼睛有磨盤那麼大，爪子有二畝地長，挖不上來，就又埋了……” 當時輪到我走棋，因思考棋局我沒有搭腔。
禮九繼續說，“說是我們這攤是烏龜馱着的，你聽說了沒有？” “沒聽說。
” “那你不是白跑一趟嗎？”他指的是我前幾天去南京的事。
“是白跑一趟。
”我說。
這時繼芳從瓦屋的院門外走進來，手上提着鋤頭。
她的臉因為跑路紅撲撲的。
顯然繼芳是從生産隊的大田裡來的。
禮九連忙站了起來，“哎喲喂，是弟妹，稀客稀客，怎想到到我這攤來的？” “叫錯啦，我們比你晚一輩，應該叫侄兒媳婦。
”我開玩笑說。
“弟妹是随你，”禮九說，“你是我兄弟，她不就是我弟妹嗎？” “老不害臊，盡往小處賴！” 禮九張開缺了兩顆門牙的嘴，呵呵地笑了起來。
繼芳對禮九說，“他九爺爺，我找銀針他爹說句話。
” “有什麼話你就說嘛，禮九又不是外人。
”我說。
繼芳猶豫了一下，然後掀起衣服，從褲腰裡面拿出一封折了好幾折的信。
“是仁軍媳婦給我的，”她說，“信到隊上有幾天了，說是仁軍不讓給你看。
” 我接過信，發現信封已經被撕開了。
牛皮紙的信封上寫着：成集公社大範大隊一隊知識青年羅曉飛收，下面印着“江蘇省夢安縣公安局革命委員會”幾個紅字。
“是邵娜來的？”繼芳問我。
“不是，是夢安公安局的。
” “啥？公安局？”繼芳頓時緊張起來。
我抽出信。
信紙上面有題頭，仍然印着紅字“江蘇省夢安縣革命委員會”，信的下面蓋了一個大紅公章。
“沒什麼，他們請我去一趟公安局，了解一個情況。
”我說。
禮九一副見多識廣的樣子。
“有個請字就沒事。
”他說。
繼芳問我，“你要去？” “沒準回南京有轉機了呢？”我說。
“那我跟你一起去。
” “要是有事，你跟去也沒有用，要是沒事，你跟去幹什麼？” “有個請字就沒事。
”禮九說。
我說，“禮九說的不錯。
” 繼芳看看我，又看看禮九，不免将信将疑。
我把那封信一折，習慣性地就要往口袋裡放。
繼芳說，“信給我，仁軍媳婦說就讓你看一下。
” 我把信還給繼芳，她掀開衣服，把它又塞進褲腰裡去了。
由于這封信的幹擾，泥棋是沒法再下了。
禮九也不挽留我們。
我跟着繼芳向院門外走去。
“到了縣上，你幫我問一下，我們這攤是不是烏龜馱着的？”禮九在後面大聲說。
“你放心，我一定幫你問。
” 44 第二天一大早，天還沒有亮，我就悄悄地溜出了園子，跑到夢成公路（夢安至成集）上去等班車。
的确是起得太早了，公路上根本就沒有人，更不用說車了。
直到太陽升了起來，一輛班車才搖搖晃晃地開了過來。
但它是從夢安的方向開來的，前往成集，所以我還得等。
等車的時候我跳進旁邊的一條幹溝裡，貓着腰，既為了避風，也為了躲人。
我不想讓老莊子上的知道自己又去夢安了。
一個多小時以後，同一輛班車才從成集方
邵娜的意思是我現在的身份特殊，老人沒有準備，何況勝利在望（我看不出來），千萬不要有什麼差池。
等有關的手續辦妥了，再去看我父親也不晚呀。
邵娜又說，這麼多年都過來了，也不在乎這一時半會兒，讓我再咬牙忍一忍。
是啊，是啊，這麼多年了，我甚至很少會想起父親。
我認為我們這輩子肯定是見不着了。
我從來都不敢想和自己的父親見面的情景。
可現在，有什麼已經起了變化，我已經來到了南京。
父親就在不遠處的那棟房子裡，正憑窗而立，等待着他的兒子。
再讓我遵守當年的誓言已經不能夠了。
一股莫名的勇氣突然升起，在它的支撐下我大踏步地向前走去，不顧街上車來人往。
好在回家的路我非常熟悉，況且目标異常明确。
邵娜跟在我後面，一路小跑着。
她不斷地提醒我，“當心！當心！” 來南京後還是第一次，不是别人帶着我，而是我領着邵娜向某處進發。
街景這時候也起了變化，滾滾向前的車流不再像以前那麼令人畏懼了，城裡人看上去也不再那麼的兇悍霸道了。
由于疾走，我不禁帶起了一陣風，路邊的行人紛紛避讓。
甚至那些高樓大廈也不再一味高大，顯示出可親的一面。
過馬路的時候，我差點沒被一輛帶挂鬥的解放牌卡車撞倒。
司機從駕駛室裡伸出頭，大聲地罵道，“不想活啦，二哥！” 我并不覺得這是罵人話，就像我真是他的二哥一樣。
邵娜趕緊上前緊緊抓住我的胳膊，臉色吓得煞白。
然後我們過了馬路。
終于到了北下路旁邊的三條巷。
十年過去了，它還是那麼的僻靜。
腳下的石子路隔着鞋底硌着我的腳，讓我覺得那麼踏實。
我又看見了煤炭店、老虎竈、剃頭店門前旋轉不已的幌子。
衛生院長長的圍牆上探出盛開的月季，似乎還是十年前的模樣。
這番光景不禁使我激越的心情稍稍平複下來，變得複雜難言了。
腳步也不知不覺地放慢了。
邵娜終于和我走成了并排，她仍然在勸我，“曉飛，還是别去了吧。
” “我就看一眼，沒準爸爸不認識我了呢。
” “别把老人吓着了。
” “不會的，我有數，你盡管放心。
” “等把手續辦完了，回了南京，再向你爸爸報喜也不遲呀。
” “要是辦不下來呢？再說，我也不想再來南京了。
” 邵娜急了起來——八成是故意的。
“你怎麼一點信心都沒有？辦這種事哪有那麼順的？總會碰到困難的。
金處長不是說了嗎，隻要知青辦出一個證明，他們就接收。
” “談何容易，”我說，“要是我爸他還能動，讓他跑一趟肉聯廠，證明我是他兒子，也省得我去開證明了。
” “你真是在鄉下待久了，腦子轉不過來。
”邵娜說，“這種事得單位出面，私人證明哪能行呀！” 反正，她就是不希望我去看父親，這點我已經看出來了。
我也懶得多費口舌，對邵娜說，“反正我想去看看。
” 說話間我們已經來到四十八号大院門口。
邵娜知道不可能再阻止我，蹙着眉頭說，“那你進去吧，我這兒等你。
” 我也不勉強，用手整了整衣服領子，就推開鐵皮大門進了院子。
我們家住在院子東邊的那排平房裡，左手第二個門。
很久以前，左手第三個門也是我們家。
“文革”以後、我下放以前那間房子就被父親單位的一個軍代表的親戚給占了，理由是我們家一共兩個人，一間房子夠住了。
這當然和父親遭到批判有關。
他長年待在“五七”幹校裡，接受勞動改造，實際上後來我們家裡隻有我一個人。
然後，我和父親掉了個個兒，我去了廣闊天地，他因為身體原因無法繼續參加生産勞動，回了南京。
父親的問題也有了初步結論，叫作“靠邊站”。
工資照拿，但需要在當地居委會的監督下從事改造。
一段時間以來，四十八号大院裡的公共廁所就是歸我父親打掃的。
所有這些信息都是我下放的頭幾年裡從父親不多的幾封來信中得知的。
畢竟十年過去了。
此刻，我的第一個反應就是院子變小了，就像以前院子的一個縮小的模型。
院子還是那個院子，但比例不對。
是我長大了？還是在廣闊天地裡待久了？或者時間化作空間，使往昔變得窄小？ 其次是院子裡過分安靜，幾乎沒有人——當年它可是非常熱鬧的。
一個我不認識的男人推着自行車出來，狐疑地看了我一眼。
然後哐的一聲将自行車提過院門的門檻。
右邊的平房前面，一個女人在兩棵大樹間拉着的鐵絲上晾被子，一面晾被子一面拿眼睛觑我。
父親的房子門窗緊閉，那門窄小得令人生疑。
但無須懷疑，當年我用鉛筆刀刻畫的一個小人兒猶在，隻不過刻痕已經暗淡，變髒了。
我瞄準那小人兒，用右手指關節在上面叩擊。
就這樣敲了好一會兒，門後終于有了一些響動。
啊，我的老父親趿拉着拖鞋來開門了。
我告訴自己，無論父親多麼老邁都不要吃驚呵。
可門打開後，我還是驚訝不已，萬萬沒有想到，門後站着一個女人，而且還是一個少婦。
套着一件寬大的男式圓領汗衫，下面是一條印花睡褲，滿頭的卷發器搖曳。
少婦面頰浮腫，眼睛裡的一絲驚愕瞬間轉變成了厭惡。
“你找誰？” 我怯生生地問，“請問羅家生在嗎？” “不認識！”說着少婦就要關門。
我心裡想，這門一旦關上，就再也打不開了，我的父親就永遠地被關在了後面。
情急之下，我伸出一隻腳，插在門扇與門框之間，問少婦道，“這裡是羅家生的家嗎？” “不是！”少婦說，又要去關門。
我稍一猶豫，腳縮了回來，那門便在我的眼前重重地關上了。
院子裡的那個女人這時已經晾好了被子，手裡拿着一柄“爬山虎”在被子上面噗噗地拍打。
空洞的響聲在四周回蕩着。
我在平房前面徘徊了幾步，最後鼓足勇氣，再次返回去敲門。
這次門開得很快，就像那少婦關上門後就一直站在門後。
她不無憤怒地看着我，頭上的卷發器互相磕碰起來。
“我想問一下，羅家生搬到什麼地方去了？” “不是跟你說過了嗎？這裡沒有姓羅的！” 然後砰的一聲，門又被關上了。
一句“二哥！”随着空氣被從門縫裡擠出來。
這回，我再也無法領會它親切的含義了，意義分明，是在說我是不受歡迎的鄉巴佬。
我走出四十八号大院。
一面走一面心有不甘地回頭張望着。
邵娜蹲在路邊的一根水泥電線杆下面，看見我，站了起來。
我告訴她說，“我爸不住在這兒了，也不知道搬到哪裡去了。
” 邵娜沒有搭理我。
她的臉色蠟黃，表情似乎非常痛苦。
“你怎麼了？身體不舒服？”我問。
邵娜沒說話，轉過身去就走。
我隻好跟在她後面。
現在又變成她領着我了。
“邵娜，你到底怎麼啦？”我再次問道。
她突然就停了下來，和走的時候一樣突然。
“叫你不要去，你不聽！”邵娜說，眼睛直勾勾地看着我。
我的心裡一陣發毛。
她的反應不可能是因為在生我的氣，肯定是有别的原因。
我脫口而出，“我爸他怎麼啦？” 邵娜的表情一瞬間變得十分柔和，臉龐發亮，就像夕陽一樣映入我的眼中。
那是一種純粹、深入而又如此遙遠的關切之情。
從邵娜嘴巴裡說出來的話卻幹巴巴的，“羅伯伯兩年前就去世了。
” “是吧。
”我說。
42 車到夢安時已是傍晚，沒有班車去成集了。
即使有班車，我也不會馬上就趕回去，因為已經答應了邵娜，要去縣知青辦開那個證明。
離開南京以前，邵娜曾對我說，辦回南京現在已經不是我的事了，而是她的事。
如此一來，我反倒是有了一些動力。
想起自己千裡迢迢地前往南京，不也是因為繼芳嗎？這是兩個給予我動力的女人，或者說是左右我行動的女人，以前如此，現在仍然如此。
我在繼芳生銀針的時候住過的那個小旅社裡登記了一個床位，脫了鞋就上床了。
房間裡的燈一直亮着，同住一屋的人進進出出，但我并不覺得受到了打擾。
比起在南京住招待所的單人房間，我心裡踏實了許多。
我想起了父親，有些難過，但也不是那麼難過。
最讓我難過的是想見而沒有見到他，幾乎見着了，但終于還是沒有見到。
邵娜說我父親兩年前就去世了，就好像說的是另一個人，和我想見而沒有見着的不是同一個人。
一個已經去世，另一個則不見蹤影、無處可尋。
這是一回事，又不是一回事。
自打七年前在老墳地我對父親三鞠躬後，他就已經死了，已經死了的人是不會再死的。
如果我不去南京，就不會有這檔子的事兒了。
當然啦，如果那天開門的不是一個戴着卷發器的少婦而是一個衰弱不堪的老人，還有我父親已經死了這回事嗎？父親從那扇我熟悉的門後出現是完全可能的，也是必然的。
說不清楚呵，也想不明白，生與死。
然後我就睡着了。
蓦然醒來，看見父親就站在我的床前，滿臉苦愁地注視着我。
不，那不是我父親，而是一個半夜進來住店的人，一個和我父親同樣老的卻活着的老人。
“小夥子呀，你打呼噜的聲音太大了，像開火車似的，能不能小聲點？”他說。
于是後半夜，我就不敢睡着了，聽着那和父親同樣老的老人打着我這樣年紀的人才打的呼噜。
第二天上午，我去了縣委大院，夢安縣知識青年辦公室就設在大院裡。
我生怕在門口被門衛攔下。
還好，進門的時候很順利。
也許是在南京待了兩天，我的氣質有了變化，門衛不僅沒有阻攔我，甚至還向我指點了知青辦的所在。
那知青辦設在一棟平房末尾的一間房子裡，門庭冷落，十分蕭條。
順着平房向前走的時候，草越來越深，幾乎都長到磚頭鋪的小路上來了。
知青辦的牌子也已經歪斜，字迹也已褪色。
看來，知青工作真的已經接近尾聲，快收攤子了。
辦公室裡隻有兩個人。
一個就是著名的戴主任，其名頭在知青中間如雷貫耳，我則是第一次見到本人。
另一個看來是普通的辦事員，甚至連辦事員都不是，也許是勤雜工。
我進去的時候，他正用一把拖把在拖水泥地。
戴主任則坐在桌子後面，用一把指甲刀在修剪指甲。
那指甲刀拴在一個鑰匙圈上，鑰匙圈上挂滿了鑰匙，并有一根銀色的鍊子連在腰帶上。
因此他說話的時候不時地有稀稀嘩嘩的聲音發出。
我說明來意，請他們給我開一張知青身份的證明。
戴主任給我的感覺是，這件事與他們無關，我跑錯地方了。
雖說如此，他并沒有趕我出門的意思。
大概是太無聊了，正好來了一個人，不免可以消磨一番時光。
我倒是願意他們盡快打發我走人的，無論這證明開還是不開。
不論結果如何，我都可以給邵娜一個交代了。
對繼芳也是一樣。
“怎麼才能證明你是羅曉飛呢？”戴主任問。
“要是我能證明，就不來找你們了。
” “隻要你能證明你是羅曉飛，我們就給你開羅曉飛是知青的證明。
” “這麼說，你們是不準備開這個證明了？” 戴主任撅起嘴，吹掉玻璃闆上的指甲屑。
他說，“羅曉飛是知青不假，但他七二年就已經死了，我們有他的檔案，你得首先證明他沒死才行。
” “我沒有死，我就是羅曉飛。
”我說，“你說的那件事我也知道，是王助理辦的案子，七二年的時候他是我們公社的公安助理。
但我今天來不是要翻案件，隻是求你們開一個證明，這是兩碼事。
” 戴主任不禁有點生氣，把指甲刀往桌子上一拍。
“你不要跟我繞，别想把我繞糊塗。
”他說，“你說你是羅曉飛你就是羅曉飛啦？” “我們能不能不談我是不是羅曉飛的事？我要的隻是羅曉飛是知青的證明，跟他的死活并沒有什麼關系。
”我說。
戴主任擡起頭來，盯着我看了好一會兒，臉上浮現出了會意的笑容。
“我曉得你的意思。
”他說，“就算是羅曉飛死透了，化灰成泥，我們給你開這個證明也沒有用！” “怎麼沒有用？” “這都想不過來？羅曉飛是畏罪自殺的，奸污生産隊的耕牛，破壞春耕生産，就算他沒有死也是個現行反革命，應該被開除知青隊伍。
羅曉飛不管死活都不能算是知青。
我說你們這些社員群衆，也不動動腦筋，盡想好事兒了！就是想好事兒也要找對路子呵！” “找對路子？”我問。
“是啊，至少也得找個正常死亡的，要是能找到為人民的生命财産獻出自己寶貴生命的，那就更好了。
找個反革命，那不是找死嗎！” “找死？” “便宜沒占到，還要背一輩子的黑鍋，不是找死又是什麼？我這都是為你好啊！” 戴主任的話是建立在不相信我是羅曉飛的前提上的。
看來，證明我是羅曉飛的确是必要的，而不是無關緊要的。
在這一問題上無法蒙混過關。
這個人并不傻，戴主任的名氣不是吹出來的。
真正傻的是我們，我和邵娜，以為跳過翻案一節就能糊弄過去，就能開出知青身份的證明。
我故作無辜地問對方，“你懷疑我冒名頂替？” 戴主任哈哈一笑，說，“不是懷疑，你就是！這種事我見得多了，這二年知青大返城，也不是你一個人動這種心思。
也有社員辦成功的，花錢孝敬、找關系走後門，去了南京、北京、上海、天津，去哪裡的都有。
但人家的路子對呀，像你這樣的，就是肯花錢，我們也不敢幫這個忙。
給你開了證明也是白開，人家單位也不會接收，那不是騙你嗎？” 我趕緊接過戴主任的話茬說，“南京的單位我已經聯系好了，隻要你們開證明他們就接收。
” “哪有這麼好的事？做夢想屁吃！”戴主任瞪了我一眼，“人家把你賣了，你還幫着數錢，死都不知道是怎麼死的！我們講良心，不幹缺德的事，回去再想想辦法吧，找個正常死亡的倒可以商量，有錢也不能往水裡扔呵！” “我沒錢，但我的确是羅曉飛，是從南京下放到成集公社大範一隊的知青。
” 戴主任哼了一聲，把指甲刀連同鑰匙圈嘩啦一聲收進褲子口袋裡。
“那你就隻有去找什麼王助理、張助理了，讓他來證明你是羅曉飛。
”他說。
“是王助理，王學彬，你們可以找他去調查。
” “你别吓唬我，就是王局長也不敢蹚這趟渾水！” 43 離開知青辦，我就趕班車回成集了。
心情格外輕松。
我已經盡力了，對邵娜和繼芳都有了一個交代。
不是我不想回南京，而是人家不讓我回，我又能有什麼辦法呢？這以後就可以關起門來，繼續過莊稼人的日子；南京，甚至夢安我都不會輕易再去了。
當然了，出來跑一趟也有好處。
得知了父親的死訊，外面的世界就更加和我無關了。
最後的一絲挂念被掐斷，可謂一了百了。
邵娜也已經和大許結了婚，不是聽說，也不是胡亂猜想，而是我親眼所見。
兩口子雖然磕磕碰碰，口角不斷，看上去不太融洽，但勝似融洽呵。
更何況邵娜前途無量，真的沒有什麼好擔心的了。
在南京時我表現出的種種笨拙，甚至于醜态，真的非常及時和必要。
無情的歲月使我在對方心目中的形象被破壞殆盡，還有什麼比這更好的呢？四年前邵娜離開老莊子後我體會到的那種平靜再一次籠罩了我，雖說有那麼一點空虛，但畢竟開闊得近于無限了。
在那輛左搖右晃的班車上，我不由得欣賞起路邊的鄉村美景來。
田塊青黃不一，深淺各異，色彩豐富的大平原随着車行，沉穩而緩慢地轉動着。
遠處的村莊和近處挑着擔子走路的人都是我熟悉的，令人備感親切。
公路兩邊的小河如此清澈，河水碧綠。
水草向着一個方向倒伏漂浮，有如無數柔軟的箭頭指引着老莊子的所在。
自始至終我都保持着沉靜的狀态，并被自己感動了。
老莊子上也很安靜，男子漢和婦道們正在生産隊的大田裡勞動。
甚至，村子上的狗也沒有怎麼叫，它們畢竟認識我，知道不是外人。
繼芳在家，沒有去上工。
大概估摸着我今天回來，特地請了假。
正月子上學去了。
銀針帶着鍋巴跑出橋口來迎接我。
隻是為好家那邊靜悄悄的，堂屋的門緊緊地關閉着。
自從大閨女出嫁以後，為好也不怎麼出工幹活了。
他們家有為好媳婦、二閨女、三閨女掙工分，已經足夠了。
我滿心以為聽見響動，為好會走出門來，笑呵呵地說，“兄弟，來家啦！”但是沒有。
繼芳燒了一大鍋開水，把冬天才用的澡桶搬了出來，讓我洗澡。
雖然昨天晚上我在夢安的小旅社裡已經洗過了，身上一點都不髒，但還是聽從了。
無論是縣城的小旅社還是南京的招待所，用蓮蓬頭淋浴怎麼比得上家裡的澡桶呢？ 我脫光了衣服，整個人泡在熱水裡，手臂擔在澡桶沿上，雙手耷拉在外面，閉上了眼睛。
熱氣蒸騰中，繼芳用一隻葫蘆瓢不斷地添着開水。
她抓起老絲瓜瓤子，抹上藥水肥皂，在我的身上搓揉着。
看我洗得舒服惬意，銀針也要跳進來和我一起洗，被他媽擋在外面，不讓靠近澡桶。
銀針就自己脫了褲子，光着兩瓣小屁股。
小家夥繞着澡桶跑了好幾圈，想找一個突破口。
繼芳一面給我搓背，一面阻止他說，“讓你爹爹好好洗！” 我也拿銀針開玩笑，“你也是個小夥子了，光着屁股不害臊！” “爹，你不也是光着腚嗎？”他說。
我無言以對。
這家夥聰明得很，大人往往說不過他。
繼芳撩起澡桶裡的水，澆淋在我的胸脯上。
“真的沒有指望了？”繼芳問，自然是指我辦回南京的事。
“沒指望了，再辦下去沒準兒要出事。
”我說。
“出事？” “我是有罪在身的人，再辦下去沒準要進監獄，那就偷雞不着蝕把米了。
” 說這些話的時候，銀針已經跑到裡屋裡去了，鑽進了被子裡。
他待在床上等我洗完，好讓他媽接着給他洗。
因此我們夫妻說起話來并沒有什麼顧忌。
“那就趕緊住手吧。
”繼芳說，“也是怪我不好，不該讓你上南京的。
”聽不出有任何的失望。
想起接到邵娜來信的那天，繼芳那樣的懇求我，那麼激動，我有點想不通了。
我不禁睜開眼睛看了對方一眼，那張臉上平靜如水，有的隻是歉意和順從。
我于心不忍。
“沒什麼，出去看看也好，也曉得了。
”我說。
“是的呢。
” 繼芳不再說話，更加賣力地幫我擦洗起來。
一時間隻聽見洗澡水在澡桶裡晃蕩、澆淋在我身上的聲音，繼芳撈起手巾的聲音，以及喘息聲。
我們夫妻呼吸相聞。
銀針隔着牆喊了一聲，“媽，爹還沒有洗好啊？” “急什麼急？”繼芳回頭說，“有這工夫還不快去燒水！” 我突然想起來問繼芳，“怎麼沒見他大伯？” “病了。
”繼芳說。
“什麼病？” “沒啥，吓出來的，知道你去了南京，他就躺下了，兩天沒吃沒喝。
” “要緊嗎？” “你這不是來家了嗎？回頭你去看看，就算給他大伯治病了。
” 我站在澡桶裡，繼芳擰幹手巾幫我擦身子。
她手勁大得像男人，手巾被擰得幹繃繃的，擦了好幾遍，把我身上都擦紅了。
繼芳幫我套上衣服。
她說，“别忘了回頭給邵娜寫封信，我們雖然不辦了，也要謝謝人家，難為她這一番心意。
” “知道了。
”我說。
繼芳說得一點都不錯，為好得的是心病。
洗完澡，我就去了為好家，推開堂屋的門，一直走到了裡屋裡。
為好躺在床上，看見我馬上别過頭去，将臉沖着裡面的牆。
我知道這是他在生我的氣，于是開門見山地說，“老大，你可别想多了，我去南京是我爹死了，不是要辦回去。
這輩子，我就待在這老莊子上不走啦！” 為好一骨碌從床上爬了起來，對我說，“你咋不早說呢，看把我給急的！下次回南京，要先告訴一聲呵。
” “曉得啦。
”我說。
為好将雙腳伸下床沿，找他的鞋子，一面異常關切地問，“老人啥時候去的？入土了沒有？棺材闆子可是桑木的？這事情可不能馬虎呵……” “南京人不時興土葬，已經火化了。
” “怎麼能這樣呢，怎麼能這樣呢……”為好着急起來。
見他已經沒事了，我敷衍了幾句就出來了。
這以後，日子又恢複到我去南京以前的模樣。
我打理園子，為好給我當幫手，但我和他也說不上幾句話。
煩悶的時候，我就去瓦屋找禮九，聽他說東道西。
禮九也經常來我們家吃飯。
屆時繼芳就炒上兩個小菜，我倆喝上兩盅。
日子就這麼過着。
一天，我和禮九在牛屋門前的地上下六路洲，一面曬太陽聊天。
禮九說，“說是淮陰人上河工，挖到一隻大烏龜，眼睛有磨盤那麼大，爪子有二畝地長，挖不上來，就又埋了……” 當時輪到我走棋，因思考棋局我沒有搭腔。
禮九繼續說，“說是我們這攤是烏龜馱着的，你聽說了沒有？” “沒聽說。
” “那你不是白跑一趟嗎？”他指的是我前幾天去南京的事。
“是白跑一趟。
”我說。
這時繼芳從瓦屋的院門外走進來，手上提着鋤頭。
她的臉因為跑路紅撲撲的。
顯然繼芳是從生産隊的大田裡來的。
禮九連忙站了起來，“哎喲喂，是弟妹，稀客稀客，怎想到到我這攤來的？” “叫錯啦，我們比你晚一輩，應該叫侄兒媳婦。
”我開玩笑說。
“弟妹是随你，”禮九說，“你是我兄弟，她不就是我弟妹嗎？” “老不害臊，盡往小處賴！” 禮九張開缺了兩顆門牙的嘴，呵呵地笑了起來。
繼芳對禮九說，“他九爺爺，我找銀針他爹說句話。
” “有什麼話你就說嘛，禮九又不是外人。
”我說。
繼芳猶豫了一下，然後掀起衣服，從褲腰裡面拿出一封折了好幾折的信。
“是仁軍媳婦給我的，”她說，“信到隊上有幾天了，說是仁軍不讓給你看。
” 我接過信，發現信封已經被撕開了。
牛皮紙的信封上寫着：成集公社大範大隊一隊知識青年羅曉飛收，下面印着“江蘇省夢安縣公安局革命委員會”幾個紅字。
“是邵娜來的？”繼芳問我。
“不是，是夢安公安局的。
” “啥？公安局？”繼芳頓時緊張起來。
我抽出信。
信紙上面有題頭，仍然印着紅字“江蘇省夢安縣革命委員會”，信的下面蓋了一個大紅公章。
“沒什麼，他們請我去一趟公安局，了解一個情況。
”我說。
禮九一副見多識廣的樣子。
“有個請字就沒事。
”他說。
繼芳問我，“你要去？” “沒準回南京有轉機了呢？”我說。
“那我跟你一起去。
” “要是有事，你跟去也沒有用，要是沒事，你跟去幹什麼？” “有個請字就沒事。
”禮九說。
我說，“禮九說的不錯。
” 繼芳看看我，又看看禮九，不免将信将疑。
我把那封信一折，習慣性地就要往口袋裡放。
繼芳說，“信給我，仁軍媳婦說就讓你看一下。
” 我把信還給繼芳，她掀開衣服，把它又塞進褲腰裡去了。
由于這封信的幹擾，泥棋是沒法再下了。
禮九也不挽留我們。
我跟着繼芳向院門外走去。
“到了縣上，你幫我問一下，我們這攤是不是烏龜馱着的？”禮九在後面大聲說。
“你放心，我一定幫你問。
” 44 第二天一大早，天還沒有亮，我就悄悄地溜出了園子，跑到夢成公路（夢安至成集）上去等班車。
的确是起得太早了，公路上根本就沒有人，更不用說車了。
直到太陽升了起來，一輛班車才搖搖晃晃地開了過來。
但它是從夢安的方向開來的，前往成集，所以我還得等。
等車的時候我跳進旁邊的一條幹溝裡，貓着腰，既為了避風，也為了躲人。
我不想讓老莊子上的知道自己又去夢安了。
一個多小時以後，同一輛班車才從成集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