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好的人生，因為有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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氣，就兼了個為報紙編副刊的差。
新婚的生活順遂圓滿，又得一兒一女。
不久，他們舉家搬回了蘇州。
新婚的生活在他們兩人的回憶中都是美好的，可以從他們的文章略見端倪： “抗戰前有一段時間，我們在蘇州租到一所很好的房子，蘇州一個大家造了房子，他們的孩子都在外國，房子沒有人住，就租給我們。
那個地方叫烏鵲橋弄，大門外面有一片田，農民種玫瑰花，我們大門一開，一大片玫瑰花，又香又好看。
玫瑰花幹什麼的呢？放到茶裡面，叫花茶，玫瑰花茶。
種花的農民叫花農，花農有錢。
蘇州的生活還是比較好。
打仗以後，蘇州就不行了。
水鄉的蘇州也沒有了，城裡原來是一條一條的水。
不僅是蘇州、杭州，江南城裡都是以水路為幹線，以陸路為支線。
我們家是後門在水上，前門在岸上，因此有許多橋，蘇州有兩百多座橋。
……” 隻是，無法自定旅程的人生常常如風卷的浮雲，變幻莫測，然而舊式的讀書人自有嶙峋骨，斷不會因時代的風雲而讓自己堕下去的。
抗戰開始了，十年間，他們全家輾轉在蕪湖、合肥、官亭、圩子、漢口、重慶、成都、宜賓、江安、南溪、西安等地避難。
然而盡嘗颠沛流離還不算，父親去世，愛女夭折，兒子被流彈打中，仿佛命運将世上最難的題統統交給了他們。
一個人的千回百轉，隻是愛，隻有兩個人共同經曆千回百轉，才是愛情。
在經曆了“十次大搬家、二十次小搬家”後，抗戰終于結束，他們的生活也漸漸安定，所有的傷痛也漸漸平複，重要的是，他們始終攜手相依。
1946年底，在新華銀行工作的周有光被派駐美國，張允和便随他一同前往美國。
工作結束後，他們沒有立刻回國，而是開始了他們的“環球航行”，從美國出發，再到英國，然後是法國、意大利、埃及、緬甸，最後到香港。
直到上海解放後的第八天，他們才乘輪船回到了祖國。
“我活在愛的光裡，我活在你的光裡。
” 解放後，周有光在複旦大學和上海經濟研究所擔任教授，張允和在上海一所高中當曆史教師。
後來因她寫了一篇關于修改曆史教材的長論被輾轉送到了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就聘她過去做編輯。
但是直率固執的性格讓她無法适應這份工作。
“三反五反”運動開始後,她被莫名其妙打成老虎。
整天就是寫檢查,不吃不喝不睡,患上了齒槽骨萎縮,一口好牙全掉光了。
從此“快嘴張允和”變成了“掩口葫蘆”。
既然工作無以為繼，她就下崗回家，做了46年的家庭婦女。
1955年，周有光被邀請參加國家拟訂漢語拼音方案及文字簡化等工作，張允和就随周有光來到北京定居。
張允和後來回憶說:“‘塞翁失馬’,時間越長我越體會到這是一種幸運,如果我沒有及早下崗,如果‘文革’時我還在工作,那我必死無疑,不是自殺就是被整死。
” 好巧不巧的是，當他們來到北京才發現“文字改革委員會”和“人民教育出版社”是在同一個院子。
舊地重回，那些受過的委屈也一起回來了。
她吵着要走但是沒走成，沒想到這次“塞翁失馬”,卻讓她結識了一生中最後一位老師,也是她最尊重的恩師——俞平伯。
也算是因緣際會，1956年，張允和與俞平伯共同創辦了北京昆曲研習社。
從此，她潛心研究昆曲藝術，記昆曲日記，編昆曲燈謎，還不時登台表演。
自幼熱愛的昆曲藝術成了她一生的事業。
日子就這樣流水般淌過，不快也不慢，無風也無浪。
1959年國慶節，他們的孫女出生，取名周和慶，既有“舉國同慶”之意，又是對失去的女兒小禾的暗自紀念。
1993年，他們的重孫出生，取名周安迪，小名安安。
四代人，四個名字：周曉平、周安迪、周有光、周和慶，連在一起正是“平安有慶”，所以張允和寫家書的信末常常會落上“祝平安有慶”。
這四個字寄托了她心中對家人的祝福和希望。
“人得多情人不老 多
新婚的生活順遂圓滿，又得一兒一女。
不久，他們舉家搬回了蘇州。
新婚的生活在他們兩人的回憶中都是美好的，可以從他們的文章略見端倪： “抗戰前有一段時間，我們在蘇州租到一所很好的房子，蘇州一個大家造了房子，他們的孩子都在外國，房子沒有人住，就租給我們。
那個地方叫烏鵲橋弄，大門外面有一片田，農民種玫瑰花，我們大門一開，一大片玫瑰花，又香又好看。
玫瑰花幹什麼的呢？放到茶裡面，叫花茶，玫瑰花茶。
種花的農民叫花農，花農有錢。
蘇州的生活還是比較好。
打仗以後，蘇州就不行了。
水鄉的蘇州也沒有了，城裡原來是一條一條的水。
不僅是蘇州、杭州，江南城裡都是以水路為幹線，以陸路為支線。
我們家是後門在水上，前門在岸上，因此有許多橋，蘇州有兩百多座橋。
……” 隻是，無法自定旅程的人生常常如風卷的浮雲，變幻莫測，然而舊式的讀書人自有嶙峋骨，斷不會因時代的風雲而讓自己堕下去的。
抗戰開始了，十年間，他們全家輾轉在蕪湖、合肥、官亭、圩子、漢口、重慶、成都、宜賓、江安、南溪、西安等地避難。
然而盡嘗颠沛流離還不算，父親去世，愛女夭折，兒子被流彈打中，仿佛命運将世上最難的題統統交給了他們。
一個人的千回百轉，隻是愛，隻有兩個人共同經曆千回百轉，才是愛情。
在經曆了“十次大搬家、二十次小搬家”後，抗戰終于結束，他們的生活也漸漸安定，所有的傷痛也漸漸平複，重要的是，他們始終攜手相依。
1946年底，在新華銀行工作的周有光被派駐美國，張允和便随他一同前往美國。
工作結束後，他們沒有立刻回國，而是開始了他們的“環球航行”，從美國出發，再到英國，然後是法國、意大利、埃及、緬甸，最後到香港。
直到上海解放後的第八天，他們才乘輪船回到了祖國。
“我活在愛的光裡，我活在你的光裡。
” 解放後，周有光在複旦大學和上海經濟研究所擔任教授，張允和在上海一所高中當曆史教師。
後來因她寫了一篇關于修改曆史教材的長論被輾轉送到了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就聘她過去做編輯。
但是直率固執的性格讓她無法适應這份工作。
“三反五反”運動開始後,她被莫名其妙打成老虎。
整天就是寫檢查,不吃不喝不睡,患上了齒槽骨萎縮,一口好牙全掉光了。
從此“快嘴張允和”變成了“掩口葫蘆”。
既然工作無以為繼，她就下崗回家，做了46年的家庭婦女。
1955年，周有光被邀請參加國家拟訂漢語拼音方案及文字簡化等工作，張允和就随周有光來到北京定居。
張允和後來回憶說:“‘塞翁失馬’,時間越長我越體會到這是一種幸運,如果我沒有及早下崗,如果‘文革’時我還在工作,那我必死無疑,不是自殺就是被整死。
” 好巧不巧的是，當他們來到北京才發現“文字改革委員會”和“人民教育出版社”是在同一個院子。
舊地重回，那些受過的委屈也一起回來了。
她吵着要走但是沒走成，沒想到這次“塞翁失馬”,卻讓她結識了一生中最後一位老師,也是她最尊重的恩師——俞平伯。
也算是因緣際會，1956年，張允和與俞平伯共同創辦了北京昆曲研習社。
從此，她潛心研究昆曲藝術，記昆曲日記，編昆曲燈謎，還不時登台表演。
自幼熱愛的昆曲藝術成了她一生的事業。
日子就這樣流水般淌過，不快也不慢，無風也無浪。
1959年國慶節，他們的孫女出生，取名周和慶，既有“舉國同慶”之意，又是對失去的女兒小禾的暗自紀念。
1993年，他們的重孫出生，取名周安迪，小名安安。
四代人，四個名字：周曉平、周安迪、周有光、周和慶，連在一起正是“平安有慶”，所以張允和寫家書的信末常常會落上“祝平安有慶”。
這四個字寄托了她心中對家人的祝福和希望。
“人得多情人不老 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