住在泰戈爾曾下榻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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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戈爾的随行翻譯,就是曾留學英國劍橋大學、以一首《再别康橋》名揚中外的才子詩人徐志摩。

    在人間四月天,泰戈爾一行在徐志摩等人的陪同下前往杭州。

    被無數文人騷客吟詠的人間天堂杭州,被蘇東坡贊誦“濃妝淡抹總相宜”的西子湖,那潋滟的波光,那如美人臨水而立的桃花,那斷橋凄美的傳說,叫這位詩人詩興大發,柔情滿懷。

    還有徐志摩、林徽因這對才子佳人的陪伴,泰戈爾更是興味盎然。

    面對美麗的杭州,他情不自禁地說:“美麗的西湖,美麗的杭州!……要不是時間關系,我真想在湖邊買個小屋住上幾天……” 泰戈爾到杭州靈隐寺演講,他握着西泠印社藝術家贈送的、刻有他名字的印章,非常感動。

    他說,在印度,小孩出生後有兩件事最重要:第一要給他起個名字,第二要給他少許飯吃。

    這樣,這個孩子就和社會産生不可磨滅的關系。

    我的名字譯成中文叫“泰戈爾”,我覺得我的生命是非與中國人的生命拼在一起不可了。

     他想擁有一個中國名字,向梁啟超表述自己的心願。

    梁啟超不辜負泰戈爾期望,給他起個中國名,叫“竺震旦”。

    “天竺”是古印度的稱呼,“震旦”是印度以前對中國的稱呼。

    梁啟超巧妙地把兩個國名聯結起來,贈給這位大詩人。

    泰戈爾非常喜歡這個聯結着中印兩國情誼的名字“竺震旦”。

    1941年的早春二月,泰戈爾深情地寫了一首詩《我有一個中國名字》。

     在杭州期間,泰戈爾就住在群英飯店,一個離西湖不遠的“小屋”。

    泰戈爾的到來,使這座“小屋”蓬筚生輝,光彩照人,給群英飯店增加了不同凡響的人文曆史。

     在學生時代,我就開始讀泰戈爾的《飛鳥集》。

    他那些優美、清新、充滿哲理的作品,伴随我度過青春歲月。

    我至今仍念念不忘,在文章中多次引用他的文字。

    比如,“有些事情是不能等待的。

    假如你必須戰鬥或者在市場上取得最有利的地位,你就不能不沖鋒、奔跑和大步行進”“讓生命有如夏花之絢爛,死亡有如秋葉之靜美”。

     一個偶然的機會,讓我住在自己景仰的大詩人住過的地方,這讓我感到萬分的激動。

     我走出房間,拉住一個美得賽西施的服務員問:“你知道泰戈爾當年住在哪個房間嗎?”她朱唇輕啟,發出莺歌般好聽的聲音:“對不起,這裡好像沒有姓泰的客人。

    就是有,也不能随便透露客人的秘密哦。

    ” 我啞然失笑。

     我問她讀過《世界上最遠的距離》這首詩嗎? “世界上最遠的距離/不是生與死的距離/而是我站在你面前/你不知道我愛你” “賽西施”馬上歡喜地說知道這首詩,而且還會背,很喜歡呢。

    男朋友曾念過給她聽。

     我說,《世界上最遠的距離》就是泰戈爾寫的。

    泰戈爾是一個偉人的印度詩人,他在上個世紀的二十年代訪問過中國,來過杭州,就住群英飯店。

    你聽說過嗎?她不好意思地說不知道。

     我後來一連問了幾個服務員,他們跟“賽西施”一樣都搖頭說不知道泰戈爾住在哪個房間,甚至不知道泰戈爾是誰,更别說知道他住哪個房間了。

     我不再問誰了,自己去尋找。

    從一樓到二樓,每個房外面牆壁上都挂着一幅名人的畫像,畫像下面還有這個名人的介紹,每幅畫像旁邊都挂着“群英荟萃”的木牌子。

     泰戈爾的畫像挂在二樓。

    畫像用大大的相框裝裱着。

    這是泰戈爾的半身像,鶴發銀髯、仙風道骨的老詩人戴着眼鏡,手拿一支筆,專心緻志地奮筆疾書。

    寫的什麼,我不知道。

    也許寫的是他對中國的思念,也許寫的是他對曾住過的群英飯店的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