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I 向上，向上，向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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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您又怎麼會住到這兒來？”我問，“我是說，那麼多年過去以後。
” “呵，這個嗎，”瑪雅道，“說來話長了。
” 瑪雅剛滿十一歲時，第一次聽同班的女孩說起了那不勒斯莊園。
那是三千公頃的一大片領地，是巴勃羅·埃斯科瓦爾在七十年代末買下，用來建造他的私人天堂的。
一個天堂，同時也是一個帝國：一座矗立在酷熱之地的世外桃源，動物代替了雕塑，全副武裝的打手代替了“不得擅闖”的标語牌。
莊園的土地橫跨兩個省份，一條河流從它的一頭貫穿到另一頭。
當然了，以上這些并不是瑪雅的同學告訴她的，畢竟在1982年，巴勃羅·埃斯科瓦爾的名聲尚且傳不到十一歲孩子的口裡，而十一歲的孩子也不會知道那片巨大的領地究竟是怎麼回事，不會知道那些特制的車庫不久便會停滿被收藏的古董車，不會知道一條條商業線路的存在（飛機的起飛和降落，就像裡卡多·拉韋德曾經做過的事），更不會看過《公民凱恩》。
不，十一歲的孩子們并不曉得那些。
可他們知道動物園：數月以來，動物園已經變成了舉國上下皆知的一個傳奇，瑪雅的同學在1982年的那一天裡與她說起的正是這個。
她給她講了長頸鹿，講了大象，講了犀牛，講了五彩斑斓的大鳥，還講到了一隻用爪子抓着足球不放的大袋鼠。
這件事對瑪雅來說實在太過新奇了，她随即将去那裡當成一個無比重要的願望，慎之又慎地等到聖誕節，才提出自己想要的聖誕禮物是去一次那不勒斯莊園。
然而母親的回答斬釘截鐵： “那地方你做夢都别想去。
” “可全班同學都已經去過了呀。
”瑪雅說。
“你不行，”埃萊娜·弗裡茨道，“這事連提都不要再提。
” “所以我背着她偷偷地去，”瑪雅告訴我，“還有别的辦法嗎？一個朋友邀請了我，我答應了。
我讓媽媽相信我們是要去萊瓦鎮度周末的。
” “這不可能，”我說，“您也是偷偷去的那不勒斯莊園？我們幹過多少一樣的事啊！” “哈，這麼說……” “對，我也是，”我說，“大人們也阻止我去，所以我也撒了個謊，去看了他們不讓我看的東西。
一處禁忌的地方，那不勒斯莊園。
” “您是什麼時候去的？” 我回憶了一番，在腦中算了算日子，得出的結論在脊背上激起了一陣喜悅的戰栗。
“十二歲。
我大您一歲。
因此我們是同時去的，瑪雅。
” “您也是12月？” “對。
” “1982年的12月？” “沒錯。
” “我們是同時去的，”她重複着，“不可思議，難道不是不可思議嗎？” “是啊，沒錯，可我也不能肯定……” “我們是同一天去的，安東尼奧，”瑪雅說，“我能肯定。
” “任何一天都有可能啊。
” “不，沒什麼好争的。
是聖誕節以前，對吧？” “是。
不過……” “已經放假了，對吧？” “對，這倒是。
” “好了，而且得是個周末才行，不然大人們沒法接送，他們是要上班的。
聖誕節之前能有幾個周末啊？就算三個好了。
那麼又是哪一天呢？星期六還是星期天？星期六才對，因為波哥大人總是選擇星期六去那個動物園，大人們不願意第二天都要去辦公室了，之前還跑這麼一趟。
” “再怎麼說也有三天，”我說，“那三個星期六都有可能。
沒什麼能夠保證我們選擇的就是同一天。
” “但我知道就是。
” “為什麼？” “因為就是。
别再煩了。
還想聽我接着講嗎？”不待我回答，她已經自顧自說了下去，“好了，就這樣我去了動物園，然後又回到了家，進門的第一件事就是向母親詢問我們在拉多拉達的房子确切的位置究竟是哪兒。
我感到自己隐約認出了路線，認出了那兒的景緻，認出了一座山，認出了公路的轉折，或者認出了那條通往埃萊娜别墅主幹道的公路，因為去那不勒斯莊園的時候車子恰好就行駛在它的對面。
我大概真的記起了什麼，所以一見到母親便問個不停。
那是我們離開以後第一次談起這些，所以媽媽的印象很深。
接下來的年月裡我還是不停地問，我說我想回去，我們什麼時候才能回去啊。
于我而言，拉多拉達的家已經變作了一片應許之地，您明白嗎？我開始一點點地為了回去做着準備。
這一切的緣起就是那一次去那不勒斯莊園看動物。
而您現在告訴我，也許我們從前曾經見過，就在動物園裡。
我不知道是您，您不知道是我，我們都不曉得在往後的日子還會重逢。
” 一瞬間，她目光中有什麼東西閃爍起來，綠色的眼睛微微張開，纖細的眉毛彎成弓形，仿佛重新描畫過似的。
她的嘴巴，她那豔紅色的唇邊現出了一抹表情，那表情讓我無力描摹，對此的任何評語都未免流于愚蠢和唐突，可我的心中的确若有所感：這是個小女孩的表情。
這樣的你就是一個小女孩。
此時她的話音傳來： “您從當年走出來了嗎？我沒有，一直沒有。
那裡如今已是破敗不堪了，據我所知。
不過總歸還是可以去看看的，看看還有些什麼，看看我們還能記起些什麼。
這主意您看如何？” 很快我們便踏上了去往麥德林的旅途。
正是一天當中最熱的時辰，我們驅車行駛在柏油馬路上，一如二十九年前的裡卡多·拉韋德與埃萊娜·弗裡茨，甚至連尼桑都還是那輛象牙色的尼桑。
在這個随處可見七十年代車型的國度，一輛雷諾4，一輛老舊的菲亞特，甚至比我們的車子還要老上十五年的雪佛蘭卡車都不罕見，這樣一輛吉普的幸存算不得什麼奇迹，也沒有任何特異之處，大街上随時随地都跑着幾百輛。
可誰都知道這并不是一輛普普通通的尼桑牌吉普車，它是裡卡多·拉韋德送給自己妻子的第一份大禮，用的是開飛機的錢，大麻的錢。
時光倒流二十九年，他們兩人仿佛我們而今這般穿過馬格達萊納河谷，在這張座椅上親吻，在這車廂中說起想要生個孩子。
而此時此刻，他們的女兒同我坐在與當年的他們相同的位置，或許還感受着相同的悶熱，感受着車子加速之後氣流稍稍驅散悶熱。
為此我們不得不高聲講話——在高聲講話與關着車窗熱死之間，我們選擇了前者。
“這輛吉普還在，”我費力地說，好像一個演員在特大的劇場裡念着台詞。
“驚訝吧。
”瑪雅道。
然後她揚手指指天空：“瞧，軍用飛機。
” 飛機從我們頭頂掠過，我的耳畔傳來聲響，可探身張望時，卻隻剩下一群秃鹫在天邊盤旋。
“看着它們我努力不去想我爸爸，”瑪雅說，“可我做不到。
”此時另一組編隊飛來了，這一次我看得真切：它們穿梭在天際時留下的灰影，前進的途中激起的氣浪。
“他想要繼承這些，”瑪雅說，“他是英雄的孫子。
”此時一群小青年忽然将道路擠得滿滿當當。
他們身着制服，挂在胸口的步槍仿似睡着的小動物。
馬格達萊納河上架着一座橋，我們在上橋之前便将速度減得很慢，同軍人們幾乎是擦身而過，吉普車的後視鏡差點跟槍管蹭上。
這是一群小孩子，汗水淋漓、戰戰兢兢的小孩子，他們的任務是守衛軍事基地，可誰都看得出這樣的任務對他們來說實在太大了，就如同他們的鋼盔和制服，還有那硬邦邦的、在嚴酷的熱帶天氣裡捂得太緊的皮靴子，都實在是太大了。
我們沿着環繞基地的栅欄行駛，那裡用綠色的網子罩了起來，上面亂糟糟地纏着帶刺的金屬絲。
我看見一幅綠底白字的标語“禁止拍照”，另有一個是白底黑字的“保護人權，人人有責”。
從栅欄的另一邊望得到一條公路，上面是來來往往的軍用卡車，更遠處有架軍刀戰鬥機，它仿佛博物館中陳列的遺骸，正在基座上找着平衡。
在我記憶當中，這架拉韋德極度喜愛的飛機的形象是同瑪雅的問題聯結在一塊兒的：“拉臘·博尼利亞被殺的時候，您在哪裡？” 我們這代人會做這樣的事：我們總愛詢問，當那些事件發生的時候，我們自己的生活又是怎樣，畢竟因為有那些幾乎全部發生在八十年代的事件，我們自己的生活才被下了定義，甚至在不知不覺中偏離了原本的軌迹。
我一直認為，我們正是通過如此這般的詢問，才證實了原來自己并不孤單，才撫平了成長于那個特定年代的種種創傷，才消解了那一份如影随形的脆弱。
而諸如此類的對話往往從拉臘·博尼利亞開始，那位司法部長，以及那場他所遭遇的暗殺。
他是公開與販毒活動為敵的第一人，同時也是司法界的權威。
殺手騎着摩托車行刺，一名少年接近了受害者的汽車，射光了一把迷你烏茲沖鋒槍的子彈，整個過程甚至沒有減速。
“我在自己的房間，正寫着化學作業。
”我說，“您呢？” “我病了，”瑪雅說，“闌尾炎，想想看吧，才剛剛做完手術。
” “這種手術也給小孩子做嗎？” “很殘忍，但的确是的。
我還記得診所裡一陣騷動，護士們進進出出的，就好像在拍戰争片。
人人都知道拉臘·博尼利亞是被殺害的，兇手是誰大家也都清楚，可沒人想過它會真的發生。
” “前所未有，”我說，“我還記得我爸坐在餐廳。
手捧着頭，手肘撐在桌上。
什麼也沒吃。
什麼也不說。
前所未有。
” “是啊，一夜之間全變了，”瑪雅道，“這個國家不一樣了，不是嗎？至少我印象中就是這樣，媽媽在害怕，我看着她，然後從她身上看到了恐懼。
這是當然的，她清楚太多我不知道的東西。
”說完她沉默了一會兒，“加蘭那次呢？” “那次是晚上。
一年中間的一個星期五。
我……嗯，跟一個女性朋友一起。
” “哈，真美啊，”瑪雅揚起嘴角笑着說道，“國家天崩地裂，你卻逍遙快活。
是在波哥大嗎？” “對。
” “是你的女朋友？” “不。
嗯……就快是了。
或許隻是我一廂情願。
” “喔，一場落空的愛戀。
”瑪雅笑了起來。
“無論如何，我們一起過了一夜。
雖然隻是迫不得已。
” “《宵禁情人》，”瑪雅說，“這題目不錯吧，你覺得呢？” 我喜歡見她如此，喜歡她忽而開心的樣子，喜歡她微笑時那不易察覺的蕩漾的眼波。
一輛運送牛奶罐的卡車迎面而來，巨大的金屬柱體像是尚未引爆的炸彈，三個少年打着赤膊騎在上面。
他們同瑪雅打招呼，揮手向她飛吻，于是她挂上二擋，将車子偏轉方向，把他們讓了過去，同時自己也飛出了一個吻。
那是一個玩笑式的、坦蕩的動作，可她那仿佛演戲般噘起的雙唇間（那電影明星式的舉手投足中），意外地充滿了性感的味道——至少在我看來是如此。
我身側的公路邊上，一片沼澤掩映在草木叢中，兩隻水牛在泥水裡洗澡，毛貼在臉上，浸濕的表皮在太陽底下閃着亮光。
“哥倫比亞航空出事的那次？”我随後問。
“呵，那架著名的航班，”瑪雅道，“那次開始，一切全亂了套了。
” 總統候選人加蘭身亡，他打出的政治旗号——其中就包括打擊販毒活動，随之變得岌岌可危。
其後，一個年紀輕輕的地方從政者，塞薩爾·加維裡亞(1)繼承了他的施政綱領。
巴勃羅·埃斯科瓦爾随即便對塞薩爾施以威懾，命人在一架波哥大飛往卡利的國内航班上藏入了一枚炸彈。
然而塞薩爾根本沒有上飛機。
飛機起飛不久便爆炸，碎裂的殘骸——當中包括三名乘客，其死因似乎并非爆炸，而是受到撞擊——墜落在了索阿查，而那正是總統候選人加蘭站在演講台上遭遇連續槍擊後倒下的地方。
當然我并不認為以上的巧合具有某種特殊的含義。
“那以後我們終于明白，”瑪雅說，“這場戰争同樣也在針對我們大家。
換言之，至少這一點得到了我們的确認。
毫無疑問。
更多的炸彈出現在了公衆場所，可不會有人還當它是什麼意外了，不知您是否也有相似的經曆。
好吧，意外這個詞，我其實并不能肯定它的準确性。
在運氣不好的人身上發生的事情。
但無論如何，飛機終歸是與衆不同的。
雖然本質上并沒什麼分别，可總有某種原因讓我覺得它與衆不同，讓我們很多人覺得它與衆不同，就好像遊戲規則發生了變化似的。
那一年我進了大學，農藝學。
我要學的是農藝學。
拉多拉達的那個家是如何修複的，說到這兒或許您已經明白了。
事實就是，我開始在大學讀書，然後花了一整年的工夫才意識到了一件事。
” “什麼事？” “恐懼。
确切地說，在我胃裡翻騰的那樣東西，那隔三岔五的暈眩，經常發作的激憤，原來并不是什麼初産嬰兒的典型症狀，而隻是因為恐懼。
我的媽媽也被恐懼折磨着，或許還要更甚于我。
那以後接二連三地，更多的罪行發生了，更多的炸彈被引爆了。
DAS有數百名死難者。
某個商業中心死了十五個。
另一個商業中心不記得死了多少個。
非比尋常的年代，對嗎？人們不曉得幾時就要輪到自己。
一旦有誰該來的時候沒來，大家便會擔驚受怕。
最近的一部公用電話在哪兒谙熟于心，需要時好為自己報個平安。
清楚地知道就算找不到公用電話，随便去到一戶人家，他們都會把自己的電話借你，因為你僅僅隻是想打電話回家。
于是活着就變成了這副樣子，随時為自己或許會被旁人殺死而提心吊膽，随時要去安慰親朋别相信死難者名單中有你的名字。
我們待在私人的房子裡，還記得嗎？我們對公共場所避之不及。
朋友的家，朋友的朋友的家，沾親帶故的任何人的家，隻要是個私人住宅都會強于公共場所。
唉，我說的這些也不知您是否明白。
反正在我家裡，生活完全變了副樣子。
我們是兩個女人，還能怎麼辦呢。
您的情況或許不一樣。
” “完完全全是一樣的。
”我說。
她偏過頭來望着我。
“真的？” “真的。
” “那麼您就理解我的話了。
”瑪雅說。
我口中的詞句界限未明：“我很理解您。
” 周遭的景緻一成不變，綠色的原野，目光盡處灰蒙蒙的群山，就像阿裡紮(2)的一幅畫般。
我将手臂搭在椅背上，舒展着，這種車型的座椅是彼此相連的，因此給人一種正和情侶一道出行的錯覺。
風向時有變換，尼桑偶爾颠簸，瑪雅的頭發便拂過我的手，擦着我手上的皮膚掠過。
這樣的接觸令我感到喜悅，一路之上不停地期待着。
我們沿着幾處畜牧莊園徑直向前，沿途見到帶頂棚的飲水槽，見到大群的奶牛倚靠在合歡樹旁。
我們經過了尼格利陀河，那是一道漆黑的水流，大堆的浮垢在肮髒的河岸邊閃着亮光，其餘的污染物被人堆積在一處，這些人一面向河水中傾倒廢物，一面繼續在這裡清洗衣物。
到達收費站時，尼桑停了下來，氣流驟然消失升高了車廂的溫度，我感覺自己的腋窩，甚至鼻子和眼睛底下都開始出汗了。
而後我們重新出發，行駛到馬格達萊納河上另一座橋梁的近旁，正是在那時候，瑪雅同我說起了她的母親，說起了1989年的年底她母親身上發生的事。
我的目光越過黃色的橋欄，注視着遠處的河流，注視着河流當中那每到雨季便會被褐色的河水淹沒的礁石。
瑪雅則講到某天下午她從系裡回來，發現埃萊娜·弗裡茨在浴室當中醉得不省人事，正緊緊抱着抽水馬桶不放，仿佛它随時會跑開似的。
“我的女兒，”她對瑪雅說，“我的女兒回來了。
我的女兒長大了。
我的女兒已經是個大孩子了。
”瑪雅将她扶了起來，攙着她上床，并且留在床邊陪她。
她看着她入睡，不時替她試着額頭的溫度；到了淩晨兩點，服侍她喝了一杯花草茶；她還将一瓶水放在床頭櫃上，并且遞給她兩片止痛藥，好讓她的頭痛得以緩解。
那晚的最後，她聽見她說自己不行了，說她嘗試過，但真的受不住了，她說瑪雅已經成年，已經可以為自己做決定了，就好比當年的她為自己做出了那樣的決定。
于是過了六天她登上一架飛機，回到了自己在美國佛羅裡達州傑克遜維爾的家，她在二十年前離開的那個家，當時她腦子裡隻有一個念頭：做一名和平隊在哥倫比亞的志願者，擁有更加豐富的人生經曆，留下自己的足印，成為一粒沙，諸如此類的一切。
“她的國家變得不一樣了，”瑪雅道，“她回到當初的地方，然而二十年過去，那裡已是面目全非。
有封信一直很吸引我，它寫于1969年底，屬于最早期那一批。
我媽媽在信中說，波哥大是一座無聊的城市。
說她不曉得自己能不能在一個什麼事情都不會發生的地方待上那麼久。
” “什麼事情都不會發生的地方。
” “是，”瑪雅說，“
” “呵，這個嗎，”瑪雅道，“說來話長了。
” 瑪雅剛滿十一歲時，第一次聽同班的女孩說起了那不勒斯莊園。
那是三千公頃的一大片領地，是巴勃羅·埃斯科瓦爾在七十年代末買下，用來建造他的私人天堂的。
一個天堂，同時也是一個帝國：一座矗立在酷熱之地的世外桃源，動物代替了雕塑，全副武裝的打手代替了“不得擅闖”的标語牌。
莊園的土地橫跨兩個省份，一條河流從它的一頭貫穿到另一頭。
當然了，以上這些并不是瑪雅的同學告訴她的，畢竟在1982年，巴勃羅·埃斯科瓦爾的名聲尚且傳不到十一歲孩子的口裡，而十一歲的孩子也不會知道那片巨大的領地究竟是怎麼回事，不會知道那些特制的車庫不久便會停滿被收藏的古董車，不會知道一條條商業線路的存在（飛機的起飛和降落，就像裡卡多·拉韋德曾經做過的事），更不會看過《公民凱恩》。
不，十一歲的孩子們并不曉得那些。
可他們知道動物園：數月以來，動物園已經變成了舉國上下皆知的一個傳奇，瑪雅的同學在1982年的那一天裡與她說起的正是這個。
她給她講了長頸鹿，講了大象，講了犀牛，講了五彩斑斓的大鳥，還講到了一隻用爪子抓着足球不放的大袋鼠。
這件事對瑪雅來說實在太過新奇了，她随即将去那裡當成一個無比重要的願望，慎之又慎地等到聖誕節，才提出自己想要的聖誕禮物是去一次那不勒斯莊園。
然而母親的回答斬釘截鐵： “那地方你做夢都别想去。
” “可全班同學都已經去過了呀。
”瑪雅說。
“你不行，”埃萊娜·弗裡茨道，“這事連提都不要再提。
” “所以我背着她偷偷地去，”瑪雅告訴我，“還有别的辦法嗎？一個朋友邀請了我，我答應了。
我讓媽媽相信我們是要去萊瓦鎮度周末的。
” “這不可能，”我說，“您也是偷偷去的那不勒斯莊園？我們幹過多少一樣的事啊！” “哈，這麼說……” “對，我也是，”我說，“大人們也阻止我去，所以我也撒了個謊，去看了他們不讓我看的東西。
一處禁忌的地方，那不勒斯莊園。
” “您是什麼時候去的？” 我回憶了一番，在腦中算了算日子，得出的結論在脊背上激起了一陣喜悅的戰栗。
“十二歲。
我大您一歲。
因此我們是同時去的，瑪雅。
” “您也是12月？” “對。
” “1982年的12月？” “沒錯。
” “我們是同時去的，”她重複着，“不可思議，難道不是不可思議嗎？” “是啊，沒錯，可我也不能肯定……” “我們是同一天去的，安東尼奧，”瑪雅說，“我能肯定。
” “任何一天都有可能啊。
” “不，沒什麼好争的。
是聖誕節以前，對吧？” “是。
不過……” “已經放假了，對吧？” “對，這倒是。
” “好了，而且得是個周末才行，不然大人們沒法接送，他們是要上班的。
聖誕節之前能有幾個周末啊？就算三個好了。
那麼又是哪一天呢？星期六還是星期天？星期六才對，因為波哥大人總是選擇星期六去那個動物園，大人們不願意第二天都要去辦公室了，之前還跑這麼一趟。
” “再怎麼說也有三天，”我說，“那三個星期六都有可能。
沒什麼能夠保證我們選擇的就是同一天。
” “但我知道就是。
” “為什麼？” “因為就是。
别再煩了。
還想聽我接着講嗎？”不待我回答，她已經自顧自說了下去，“好了，就這樣我去了動物園，然後又回到了家，進門的第一件事就是向母親詢問我們在拉多拉達的房子确切的位置究竟是哪兒。
我感到自己隐約認出了路線，認出了那兒的景緻，認出了一座山，認出了公路的轉折，或者認出了那條通往埃萊娜别墅主幹道的公路，因為去那不勒斯莊園的時候車子恰好就行駛在它的對面。
我大概真的記起了什麼，所以一見到母親便問個不停。
那是我們離開以後第一次談起這些，所以媽媽的印象很深。
接下來的年月裡我還是不停地問，我說我想回去，我們什麼時候才能回去啊。
于我而言，拉多拉達的家已經變作了一片應許之地，您明白嗎？我開始一點點地為了回去做着準備。
這一切的緣起就是那一次去那不勒斯莊園看動物。
而您現在告訴我，也許我們從前曾經見過，就在動物園裡。
我不知道是您，您不知道是我，我們都不曉得在往後的日子還會重逢。
” 一瞬間，她目光中有什麼東西閃爍起來，綠色的眼睛微微張開，纖細的眉毛彎成弓形，仿佛重新描畫過似的。
她的嘴巴，她那豔紅色的唇邊現出了一抹表情，那表情讓我無力描摹，對此的任何評語都未免流于愚蠢和唐突，可我的心中的确若有所感：這是個小女孩的表情。
這樣的你就是一個小女孩。
此時她的話音傳來： “您從當年走出來了嗎？我沒有，一直沒有。
那裡如今已是破敗不堪了，據我所知。
不過總歸還是可以去看看的，看看還有些什麼，看看我們還能記起些什麼。
這主意您看如何？” 很快我們便踏上了去往麥德林的旅途。
正是一天當中最熱的時辰，我們驅車行駛在柏油馬路上，一如二十九年前的裡卡多·拉韋德與埃萊娜·弗裡茨，甚至連尼桑都還是那輛象牙色的尼桑。
在這個随處可見七十年代車型的國度，一輛雷諾4，一輛老舊的菲亞特，甚至比我們的車子還要老上十五年的雪佛蘭卡車都不罕見，這樣一輛吉普的幸存算不得什麼奇迹，也沒有任何特異之處，大街上随時随地都跑着幾百輛。
可誰都知道這并不是一輛普普通通的尼桑牌吉普車，它是裡卡多·拉韋德送給自己妻子的第一份大禮，用的是開飛機的錢，大麻的錢。
時光倒流二十九年，他們兩人仿佛我們而今這般穿過馬格達萊納河谷，在這張座椅上親吻，在這車廂中說起想要生個孩子。
而此時此刻，他們的女兒同我坐在與當年的他們相同的位置，或許還感受着相同的悶熱，感受着車子加速之後氣流稍稍驅散悶熱。
為此我們不得不高聲講話——在高聲講話與關着車窗熱死之間，我們選擇了前者。
“這輛吉普還在，”我費力地說，好像一個演員在特大的劇場裡念着台詞。
“驚訝吧。
”瑪雅道。
然後她揚手指指天空：“瞧，軍用飛機。
” 飛機從我們頭頂掠過，我的耳畔傳來聲響，可探身張望時，卻隻剩下一群秃鹫在天邊盤旋。
“看着它們我努力不去想我爸爸，”瑪雅說，“可我做不到。
”此時另一組編隊飛來了，這一次我看得真切：它們穿梭在天際時留下的灰影，前進的途中激起的氣浪。
“他想要繼承這些，”瑪雅說，“他是英雄的孫子。
”此時一群小青年忽然将道路擠得滿滿當當。
他們身着制服，挂在胸口的步槍仿似睡着的小動物。
馬格達萊納河上架着一座橋，我們在上橋之前便将速度減得很慢，同軍人們幾乎是擦身而過，吉普車的後視鏡差點跟槍管蹭上。
這是一群小孩子，汗水淋漓、戰戰兢兢的小孩子，他們的任務是守衛軍事基地，可誰都看得出這樣的任務對他們來說實在太大了，就如同他們的鋼盔和制服，還有那硬邦邦的、在嚴酷的熱帶天氣裡捂得太緊的皮靴子，都實在是太大了。
我們沿着環繞基地的栅欄行駛，那裡用綠色的網子罩了起來，上面亂糟糟地纏着帶刺的金屬絲。
我看見一幅綠底白字的标語“禁止拍照”，另有一個是白底黑字的“保護人權，人人有責”。
從栅欄的另一邊望得到一條公路，上面是來來往往的軍用卡車，更遠處有架軍刀戰鬥機，它仿佛博物館中陳列的遺骸，正在基座上找着平衡。
在我記憶當中，這架拉韋德極度喜愛的飛機的形象是同瑪雅的問題聯結在一塊兒的：“拉臘·博尼利亞被殺的時候，您在哪裡？” 我們這代人會做這樣的事：我們總愛詢問，當那些事件發生的時候，我們自己的生活又是怎樣，畢竟因為有那些幾乎全部發生在八十年代的事件，我們自己的生活才被下了定義，甚至在不知不覺中偏離了原本的軌迹。
我一直認為，我們正是通過如此這般的詢問，才證實了原來自己并不孤單，才撫平了成長于那個特定年代的種種創傷，才消解了那一份如影随形的脆弱。
而諸如此類的對話往往從拉臘·博尼利亞開始，那位司法部長，以及那場他所遭遇的暗殺。
他是公開與販毒活動為敵的第一人，同時也是司法界的權威。
殺手騎着摩托車行刺，一名少年接近了受害者的汽車，射光了一把迷你烏茲沖鋒槍的子彈，整個過程甚至沒有減速。
“我在自己的房間，正寫着化學作業。
”我說，“您呢？” “我病了，”瑪雅說，“闌尾炎，想想看吧，才剛剛做完手術。
” “這種手術也給小孩子做嗎？” “很殘忍，但的确是的。
我還記得診所裡一陣騷動，護士們進進出出的，就好像在拍戰争片。
人人都知道拉臘·博尼利亞是被殺害的，兇手是誰大家也都清楚，可沒人想過它會真的發生。
” “前所未有，”我說，“我還記得我爸坐在餐廳。
手捧着頭，手肘撐在桌上。
什麼也沒吃。
什麼也不說。
前所未有。
” “是啊，一夜之間全變了，”瑪雅道，“這個國家不一樣了，不是嗎？至少我印象中就是這樣，媽媽在害怕，我看着她，然後從她身上看到了恐懼。
這是當然的，她清楚太多我不知道的東西。
”說完她沉默了一會兒，“加蘭那次呢？” “那次是晚上。
一年中間的一個星期五。
我……嗯，跟一個女性朋友一起。
” “哈，真美啊，”瑪雅揚起嘴角笑着說道，“國家天崩地裂，你卻逍遙快活。
是在波哥大嗎？” “對。
” “是你的女朋友？” “不。
嗯……就快是了。
或許隻是我一廂情願。
” “喔，一場落空的愛戀。
”瑪雅笑了起來。
“無論如何，我們一起過了一夜。
雖然隻是迫不得已。
” “《宵禁情人》，”瑪雅說，“這題目不錯吧，你覺得呢？” 我喜歡見她如此，喜歡她忽而開心的樣子，喜歡她微笑時那不易察覺的蕩漾的眼波。
一輛運送牛奶罐的卡車迎面而來，巨大的金屬柱體像是尚未引爆的炸彈，三個少年打着赤膊騎在上面。
他們同瑪雅打招呼，揮手向她飛吻，于是她挂上二擋，将車子偏轉方向，把他們讓了過去，同時自己也飛出了一個吻。
那是一個玩笑式的、坦蕩的動作，可她那仿佛演戲般噘起的雙唇間（那電影明星式的舉手投足中），意外地充滿了性感的味道——至少在我看來是如此。
我身側的公路邊上，一片沼澤掩映在草木叢中，兩隻水牛在泥水裡洗澡，毛貼在臉上，浸濕的表皮在太陽底下閃着亮光。
“哥倫比亞航空出事的那次？”我随後問。
“呵，那架著名的航班，”瑪雅道，“那次開始，一切全亂了套了。
” 總統候選人加蘭身亡，他打出的政治旗号——其中就包括打擊販毒活動，随之變得岌岌可危。
其後，一個年紀輕輕的地方從政者，塞薩爾·加維裡亞
巴勃羅·埃斯科瓦爾随即便對塞薩爾施以威懾，命人在一架波哥大飛往卡利的國内航班上藏入了一枚炸彈。
然而塞薩爾根本沒有上飛機。
飛機起飛不久便爆炸，碎裂的殘骸——當中包括三名乘客，其死因似乎并非爆炸，而是受到撞擊——墜落在了索阿查，而那正是總統候選人加蘭站在演講台上遭遇連續槍擊後倒下的地方。
當然我并不認為以上的巧合具有某種特殊的含義。
“那以後我們終于明白，”瑪雅說，“這場戰争同樣也在針對我們大家。
換言之，至少這一點得到了我們的确認。
毫無疑問。
更多的炸彈出現在了公衆場所，可不會有人還當它是什麼意外了，不知您是否也有相似的經曆。
好吧，意外這個詞，我其實并不能肯定它的準确性。
在運氣不好的人身上發生的事情。
但無論如何，飛機終歸是與衆不同的。
雖然本質上并沒什麼分别，可總有某種原因讓我覺得它與衆不同，讓我們很多人覺得它與衆不同，就好像遊戲規則發生了變化似的。
那一年我進了大學，農藝學。
我要學的是農藝學。
拉多拉達的那個家是如何修複的，說到這兒或許您已經明白了。
事實就是，我開始在大學讀書，然後花了一整年的工夫才意識到了一件事。
” “什麼事？” “恐懼。
确切地說，在我胃裡翻騰的那樣東西，那隔三岔五的暈眩，經常發作的激憤，原來并不是什麼初産嬰兒的典型症狀，而隻是因為恐懼。
我的媽媽也被恐懼折磨着，或許還要更甚于我。
那以後接二連三地，更多的罪行發生了，更多的炸彈被引爆了。
DAS有數百名死難者。
某個商業中心死了十五個。
另一個商業中心不記得死了多少個。
非比尋常的年代，對嗎？人們不曉得幾時就要輪到自己。
一旦有誰該來的時候沒來，大家便會擔驚受怕。
最近的一部公用電話在哪兒谙熟于心，需要時好為自己報個平安。
清楚地知道就算找不到公用電話，随便去到一戶人家，他們都會把自己的電話借你，因為你僅僅隻是想打電話回家。
于是活着就變成了這副樣子，随時為自己或許會被旁人殺死而提心吊膽，随時要去安慰親朋别相信死難者名單中有你的名字。
我們待在私人的房子裡，還記得嗎？我們對公共場所避之不及。
朋友的家，朋友的朋友的家，沾親帶故的任何人的家，隻要是個私人住宅都會強于公共場所。
唉，我說的這些也不知您是否明白。
反正在我家裡，生活完全變了副樣子。
我們是兩個女人，還能怎麼辦呢。
您的情況或許不一樣。
” “完完全全是一樣的。
”我說。
她偏過頭來望着我。
“真的？” “真的。
” “那麼您就理解我的話了。
”瑪雅說。
我口中的詞句界限未明：“我很理解您。
” 周遭的景緻一成不變，綠色的原野，目光盡處灰蒙蒙的群山，就像阿裡紮
我将手臂搭在椅背上，舒展着，這種車型的座椅是彼此相連的，因此給人一種正和情侶一道出行的錯覺。
風向時有變換，尼桑偶爾颠簸，瑪雅的頭發便拂過我的手，擦着我手上的皮膚掠過。
這樣的接觸令我感到喜悅，一路之上不停地期待着。
我們沿着幾處畜牧莊園徑直向前，沿途見到帶頂棚的飲水槽，見到大群的奶牛倚靠在合歡樹旁。
我們經過了尼格利陀河，那是一道漆黑的水流，大堆的浮垢在肮髒的河岸邊閃着亮光，其餘的污染物被人堆積在一處，這些人一面向河水中傾倒廢物，一面繼續在這裡清洗衣物。
到達收費站時，尼桑停了下來，氣流驟然消失升高了車廂的溫度，我感覺自己的腋窩，甚至鼻子和眼睛底下都開始出汗了。
而後我們重新出發，行駛到馬格達萊納河上另一座橋梁的近旁，正是在那時候，瑪雅同我說起了她的母親，說起了1989年的年底她母親身上發生的事。
我的目光越過黃色的橋欄，注視着遠處的河流，注視着河流當中那每到雨季便會被褐色的河水淹沒的礁石。
瑪雅則講到某天下午她從系裡回來，發現埃萊娜·弗裡茨在浴室當中醉得不省人事，正緊緊抱着抽水馬桶不放，仿佛它随時會跑開似的。
“我的女兒，”她對瑪雅說，“我的女兒回來了。
我的女兒長大了。
我的女兒已經是個大孩子了。
”瑪雅将她扶了起來，攙着她上床，并且留在床邊陪她。
她看着她入睡，不時替她試着額頭的溫度；到了淩晨兩點，服侍她喝了一杯花草茶；她還将一瓶水放在床頭櫃上，并且遞給她兩片止痛藥，好讓她的頭痛得以緩解。
那晚的最後，她聽見她說自己不行了，說她嘗試過，但真的受不住了，她說瑪雅已經成年，已經可以為自己做決定了，就好比當年的她為自己做出了那樣的決定。
于是過了六天她登上一架飛機，回到了自己在美國佛羅裡達州傑克遜維爾的家，她在二十年前離開的那個家，當時她腦子裡隻有一個念頭：做一名和平隊在哥倫比亞的志願者，擁有更加豐富的人生經曆，留下自己的足印，成為一粒沙，諸如此類的一切。
“她的國家變得不一樣了，”瑪雅道，“她回到當初的地方，然而二十年過去，那裡已是面目全非。
有封信一直很吸引我，它寫于1969年底，屬于最早期那一批。
我媽媽在信中說，波哥大是一座無聊的城市。
說她不曉得自己能不能在一個什麼事情都不會發生的地方待上那麼久。
” “什麼事情都不會發生的地方。
” “是，”瑪雅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