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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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爸爸。
我從來沒有強迫您。
” “哦不，你有，悅子。
你說你不會住在一所門口沒有杜鵑花的房子裡。
”他離開窗戶，再次在我對面坐下。
“沒錯，悅子，”他說，“當成雇來的花匠。
” 我們倆都笑了，我開始倒茶。
“您瞧，杜鵑花一直是我最喜歡的花，”我說。
“是，你說過。
” 我倒完茶，我們靜靜地坐着，看着蒸汽從茶杯裡冒出來。
過了一會兒我說：“那時我對二郎的計劃一無所知。
” “是啊。
” 我伸出手去把一碟小蛋糕放在他的茶杯旁。
緒方先生微笑地看着它們。
最後，他說道： “杜鵑花長得很漂亮。
可是那時，當然了，你們已經搬走了。
但這也不是什麼壞事，年輕夫婦自己住。
看看紀久子和她丈夫。
他們想搬出來自己住，可是老渡邊讓他們想都别想。
他真是個老軍閥。
” “現在想想，”我說，“上周門口是有杜鵑花。
新住戶一定同意我的看法。
房子門口一定要有杜鵑花。
” “我很高興它們還在。
”緒方先生呷了一口茶。
然後他歎了口氣，笑了一聲，說：“那個渡邊真是個老軍閥。
” 早飯後不久，緒方先生建議我們應該去長崎逛逛——用他的話說“像遊客那樣”。
我立刻同意，我們坐電車進城。
我記得我們先在一個美術館裡待了一會兒，然後，快中午前，我們去參觀離市中心不遠的一個大型開放公園裡的和平紀念雕像。
這個公園一般被叫做“和平公園”——我一直不知道這是不是它的正式名稱——而确實，盡管有孩子和鳥兒的叫聲，這一大片綠地上卻籠罩着一種肅穆的氣氛。
公園裡常見的裝飾，諸如灌木和噴泉，少之又少，而且都很樸素；平坦的草地、廣闊的夏日天空以及雕像本身——一尊巨大的白色雕像，紀念原子彈的遇難者——占據了公園的主要部分。
雕像貌似一位希臘男神，伸開雙臂坐着。
他的右手指向天空，炸彈掉下來的地方；另一隻手向左側伸展開去，意喻擋住邪惡勢力。
他雙眼緊閉，在祈禱。
我一直覺得那尊雕像長得很醜，而且我無法将它和炸彈掉下來那天發生的事以及随後的可怕的日子聯系起來。
遠遠看近乎可笑，像個警察在指揮交通。
我一直覺得它就隻是一尊雕像，雖然大多數長崎人似乎把它當作一種象征，但我懷疑大家的感覺和我一樣。
如今我要是偶爾回憶起長崎的那尊大白色雕像，我總是首先想起我和緒方先生去參觀和平公園的那個早晨，以及他的明信片的事。
“照片上看起來不怎麼樣，”我記得緒方先生舉起他剛買的雕像的明信片說。
我們站在離雕像五十碼開外的地方。
“我一直想寄張明信片，”他接着說，“雖然現在我随時都會回福岡去，但我想還是值得寄的。
悅子，你有筆嗎？也許我應該馬上就寄，不然一定會忘記。
” 我在手提包裡找到一支筆，我們在附近的長椅上坐下。
我發現他一直盯着卡片空白的那面，筆拿在手上，卻沒有寫。
我感到奇怪。
有一兩次，我看見他擡頭看看雕像，像是在尋找靈感。
最後我問他： “您是要寄給福岡的朋友嗎？” “哦，隻是一個熟人。
” “爸爸看上去做賊心虛，”我說，“我在想他會是在寫給誰呢。
” 緒方先生驚訝地朝上一看，然後大笑起來。
“心虛？真的嗎？” “真的，很心虛。
我在想要是沒有人看着爸爸，他會幹什麼呢。
” 緒方先生大笑個不停，笑得我覺得椅子在晃。
等他笑得不那麼厲害時，他說：“很好，悅子。
你抓住我了。
你抓住我在給我的女朋友寫信”——“女朋友”這個詞他用的是英語。
“當場抓住。
”說着又笑了起來。
“我一直猜想爸爸在福岡的生活很精彩。
” “是，悅子”——他仍輕輕地笑着——“很精彩的生活。
”接着他深吸了一口氣，再次低頭看明信片。
“你知道，我真的不曉得該寫什麼。
也許我可以什麼都不寫，就這樣寄出去。
畢竟我隻是想讓她看看雕像長什麼樣。
但話說回來，這樣可能太随便了。
” “啊，我不能給您建議，爸爸，除非您告訴我這位神秘的女士是誰。
” “這位神秘的女士，悅子，在福岡開一家小飯館。
離我的房子很近，所以我經常去那裡吃晚飯。
有時我和她聊聊，她人不錯，我答應要寄給她一張和平紀念雕像的明信片。
恐怕事情就是這樣。
” “我知道了，爸爸。
可我還是不相信。
” “人很不錯的一位老太太，但過一會兒就讓人覺得煩了。
如果隻有我一個客人，她就整頓飯的工夫站着，講個不停。
不幸的是附近沒有多少合适的吃飯的地方。
你瞧，悅子，你要是像你答應過的那樣教我做飯，我就不必忍受她那種人了。
” “可這是白費力氣，”我笑着說，“爸爸不可能學會的。
” “胡說。
你隻是怕我超過你。
你太自私了，悅子。
好了我想想”——他再次看看明信片
我從來沒有強迫您。
” “哦不，你有，悅子。
你說你不會住在一所門口沒有杜鵑花的房子裡。
”他離開窗戶，再次在我對面坐下。
“沒錯，悅子，”他說，“當成雇來的花匠。
” 我們倆都笑了，我開始倒茶。
“您瞧，杜鵑花一直是我最喜歡的花，”我說。
“是，你說過。
” 我倒完茶，我們靜靜地坐着，看着蒸汽從茶杯裡冒出來。
過了一會兒我說：“那時我對二郎的計劃一無所知。
” “是啊。
” 我伸出手去把一碟小蛋糕放在他的茶杯旁。
緒方先生微笑地看着它們。
最後，他說道： “杜鵑花長得很漂亮。
可是那時，當然了，你們已經搬走了。
但這也不是什麼壞事，年輕夫婦自己住。
看看紀久子和她丈夫。
他們想搬出來自己住，可是老渡邊讓他們想都别想。
他真是個老軍閥。
” “現在想想，”我說，“上周門口是有杜鵑花。
新住戶一定同意我的看法。
房子門口一定要有杜鵑花。
” “我很高興它們還在。
”緒方先生呷了一口茶。
然後他歎了口氣，笑了一聲，說：“那個渡邊真是個老軍閥。
” 早飯後不久，緒方先生建議我們應該去長崎逛逛——用他的話說“像遊客那樣”。
我立刻同意，我們坐電車進城。
我記得我們先在一個美術館裡待了一會兒，然後，快中午前，我們去參觀離市中心不遠的一個大型開放公園裡的和平紀念雕像。
這個公園一般被叫做“和平公園”——我一直不知道這是不是它的正式名稱——而确實，盡管有孩子和鳥兒的叫聲，這一大片綠地上卻籠罩着一種肅穆的氣氛。
公園裡常見的裝飾，諸如灌木和噴泉，少之又少，而且都很樸素；平坦的草地、廣闊的夏日天空以及雕像本身——一尊巨大的白色雕像，紀念原子彈的遇難者——占據了公園的主要部分。
雕像貌似一位希臘男神，伸開雙臂坐着。
他的右手指向天空，炸彈掉下來的地方；另一隻手向左側伸展開去，意喻擋住邪惡勢力。
他雙眼緊閉，在祈禱。
我一直覺得那尊雕像長得很醜，而且我無法将它和炸彈掉下來那天發生的事以及随後的可怕的日子聯系起來。
遠遠看近乎可笑，像個警察在指揮交通。
我一直覺得它就隻是一尊雕像，雖然大多數長崎人似乎把它當作一種象征，但我懷疑大家的感覺和我一樣。
如今我要是偶爾回憶起長崎的那尊大白色雕像，我總是首先想起我和緒方先生去參觀和平公園的那個早晨，以及他的明信片的事。
“照片上看起來不怎麼樣，”我記得緒方先生舉起他剛買的雕像的明信片說。
我們站在離雕像五十碼開外的地方。
“我一直想寄張明信片，”他接着說，“雖然現在我随時都會回福岡去，但我想還是值得寄的。
悅子，你有筆嗎？也許我應該馬上就寄，不然一定會忘記。
” 我在手提包裡找到一支筆，我們在附近的長椅上坐下。
我發現他一直盯着卡片空白的那面，筆拿在手上，卻沒有寫。
我感到奇怪。
有一兩次，我看見他擡頭看看雕像，像是在尋找靈感。
最後我問他： “您是要寄給福岡的朋友嗎？” “哦，隻是一個熟人。
” “爸爸看上去做賊心虛，”我說，“我在想他會是在寫給誰呢。
” 緒方先生驚訝地朝上一看，然後大笑起來。
“心虛？真的嗎？” “真的，很心虛。
我在想要是沒有人看着爸爸，他會幹什麼呢。
” 緒方先生大笑個不停，笑得我覺得椅子在晃。
等他笑得不那麼厲害時，他說：“很好，悅子。
你抓住我了。
你抓住我在給我的女朋友寫信”——“女朋友”這個詞他用的是英語。
“當場抓住。
”說着又笑了起來。
“我一直猜想爸爸在福岡的生活很精彩。
” “是，悅子”——他仍輕輕地笑着——“很精彩的生活。
”接着他深吸了一口氣，再次低頭看明信片。
“你知道，我真的不曉得該寫什麼。
也許我可以什麼都不寫，就這樣寄出去。
畢竟我隻是想讓她看看雕像長什麼樣。
但話說回來，這樣可能太随便了。
” “啊，我不能給您建議，爸爸，除非您告訴我這位神秘的女士是誰。
” “這位神秘的女士，悅子，在福岡開一家小飯館。
離我的房子很近，所以我經常去那裡吃晚飯。
有時我和她聊聊，她人不錯，我答應要寄給她一張和平紀念雕像的明信片。
恐怕事情就是這樣。
” “我知道了，爸爸。
可我還是不相信。
” “人很不錯的一位老太太，但過一會兒就讓人覺得煩了。
如果隻有我一個客人，她就整頓飯的工夫站着，講個不停。
不幸的是附近沒有多少合适的吃飯的地方。
你瞧，悅子，你要是像你答應過的那樣教我做飯，我就不必忍受她那種人了。
” “可這是白費力氣，”我笑着說，“爸爸不可能學會的。
” “胡說。
你隻是怕我超過你。
你太自私了，悅子。
好了我想想”——他再次看看明信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