諾曼 梅勒登台的紐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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諾曼·梅勒競選時總是穿一身标準的深藍色西裝。
競選接近尾聲時，他把頭發剪短了。
離選舉日還有一個多星期的時候，梅勒助選團的人都剪掉了一些須發。
年僅三十歲、體格健壯的競選執行官剃光了小絡腮胡，其他人的連鬓胡也剪短了。
憤怒的年輕的脖子[1]光鮮而整潔，樸素的黑領帶收攏了敞開的襯衣領口。
讓執行官剃掉絡腮胡子的第一道指示來自梅勒本人。
這道指示自上而下地貫徹完畢，在競選的最後一周，有三四天的時間，候選人和他的團隊的關系變得有些疏遠。
“這裡一直存在着一定程度的角色混淆。
”一個剃了胡子的年輕人說。
他們仍然忠于指揮部，但他們說，他們效忠的對象是這次競選運動，是他們的事業和理念。
他們不像以前那樣總是說“諾曼”，而是改說“候選人”，他們說起“投票日”就像說起“自我犧牲日”。
以前釘着标語“準備迎接諾曼征服！”的地方，有人用紅粉筆寫了一句辱罵梅勒的髒話，不過寫得有些羞羞答答，沒有直接用梅勒的名字，隻用了縮寫。
競選指揮部（去年這裡是參議員尤金·麥卡錫的競選指揮部）在一間積滿了灰塵的大屋子裡，這間屋子在哥倫布廣場一座破舊建築的三樓，樓下有兩三家咖啡廳和一個桑拿浴房。
電梯時好時壞，還是繞過牆角走樓梯比較安全，樓層的過道上有時候扔着一袋袋的垃圾；紐約有些地方就像加爾各答，隻是比加爾各答有錢。
指揮部的大屋子用又薄又矮的隔闆分成一間間辦公室，随着競選的進行，出于各種各樣的原因，隔闆一個接一個地塌掉了。
這裡的家具很少，隻有木闆桌、舊折疊椅和複印機；牆上、地上、桌子上，到處都是打印過的紙張。
來助選的人都是三五成群地活動。
有時候你會看到一些年輕姑娘，她們背着鋁合金架撐起來的嬰兒背兜，裡面放着自己的孩子。
這種時候，你會覺得這裡就像個嬉皮士營地，帶着嬉皮士大家庭的私密感和自我滿足的獻身感。
在梅勒與大家疏遠的那幾天裡，這種私密感消失了；助選人員就像一群業餘演員在一部低成本的電影裡面刻意表演沮喪情緒一樣，聚集在僅剩的一道隔闆後面，擠在一張桌子周圍，在幾個啤酒罐的幫助下，努力讓記者覺得他們在酗酒。
他們以前對記者不屑一顧，但現在開始歡迎他們了。
這次競選始終讓人覺得模棱兩可，在專業與業餘、政治化與反政治之間搖擺不定。
“其餘的家夥都是笑話。
”梅勒的一枚競選徽章上印着這句話。
但現在你會覺得，這種疏遠也許隻是為了掩飾心中的疑惑，抑或是恐慌。
兩周前，紐約的一位作家（絕對算不上梅勒的朋友）告訴我，梅勒的競選會像戈德華特[2]一九六四年的競選一樣自取其敗。
梅勒像戈德華特一樣，有自己的特殊身份，媒體會為他們喝彩，但那隻是沖着他們的特殊身份。
用不了多久，梅勒就會痛苦地發現，沒有誰真的拿他的競選當回事兒。
随着競選的進行，情況會越來越糟；最後，無論梅勒的理念有多好，都不會令人信服，梅勒自己隻能落荒而逃。
事情的發展并不像這位作家預言的那樣。
但梅勒此舉的确是在他聲譽正隆時進行的一場賭博。
梅勒總是抱怨媒體對他的報道很不充分，但其實關于他的報道很多，而且也越來越嚴肅。
選舉那天，四萬一千名在冊民主黨人把選票投給了他。
四萬一千，對任何一位作家而言都是很好的銷量；對于隻當了七個星期政客的梅勒來說，則稱得上一次凱旋。
藍西裝、巡遊、握手，梅勒的直覺是對的：展現旺盛的精力、遵循競選的正統做法——政治家小小的自嘲——有助于梅勒樹立起嚴肅的競選形象。
同時，梅勒的競選始終都帶給人智識上的愉悅。
穿過所有的重複與簡化，梅勒的話總是透着真實。
他從未喪失妙語連珠的天賦，他的很多評論聽起來都像警句。
“匿名令人生厭。
”“隻要犯罪仍然是最有趣的行為，犯罪率就會持續上升。
”“為了讓越來越多的壞政府待在台上，你們需要越來越多的警察。
”結果，他在直接采訪中表現極佳。
他回答問題時，總像是先用舌頭碰一下上牙，仿佛那裡藏着一塊口香糖，然後出人意表地抛出回答，他總是思維敏捷，一語中的。
這位作家的想象力、不停地處理和組織經驗的能力（“你始終都在撰寫那部關于自己的小說”，他事後告訴我），每時每刻都經得起檢驗。
“如果你能獲得民主黨的提名，你希望你的共和黨對手是誰？” “馬奇。
他說他是保守主義者，我稱自己為‘左翼保守主義者’。
我們會就‘保守主義的原則是什麼’進行一場精彩的讨論。
很多人自稱是‘保守主義者’，而實際上是右翼反動派，跟保守主義者完全不是一回事。
”下一個問題。
這是梅勒在最後一次新聞發布會上的應答，那時他已經厭倦了辭令。
在後來的非辯論形式的電視競選聯播中，梅勒的表現最為乏力，競選聯播中，每個候選人輪流演講一分鐘。
在這個環節，政治家們大獲全勝。
雖然他們也在運用語言，但他們似乎并不在乎語言，他們甚至不在乎自己的語言；他們毫不掩飾地讓觀衆知道，他們确實想得到權力，而且他們知道權力是什麼。
而梅勒的語言是梅勒的一部分。
作家與政治家的雙重身份讓他背上了雙重負擔，他這場賭博極具個人性，又極具公衆性，但其荒謬之處在于，對任何一個角色不負責任都會給他帶來災難，而很多人已經在預言他的災難的到來。
他的理念很宏大——紐約市奄奄一息，它的主要問題是異化，徹底的政治重組是唯一的希望：紐約市應該成為美國的第五十一個州，更直接地控制自己的财政，具有不同程度自治權的行政區可以發展出自己的生活方式。
他的構想中有一些迷人的幻想元素：曼哈頓不再有汽車（輕軌環繞着整個城市州），提供免費的公共自行車，每月有一次安息日假期——甜蜜的星期日，所有交通工具都停止運行，“除了鳥兒，天空中沒有任何東西在飛。
” 梅勒的競選綱領就像一份痛苦的知識分子宣言，他一開始采用的宣傳手段也是作家式的：《紐約時報》發表了一段冗長沉悶、雙關語連篇的編者按以示支持；羅列了《邁阿密與芝加哥之圍》、《夜幕下的大軍》[3]獲得的獎項；宣布了一項百萬美元的著書合同——一本關于阿波羅登月的新書。
第一次競選會議在格林威治村舉行，知識分子與社會人士混雜在一起，整個活動亂成一團。
媒體獲得的印象是，梅勒似乎想要重寫《大軍》。
一個錯誤的開局——梅勒後來承認了這一點——但這是一個作家的錯誤開局：一本新書的開頭往往像是上一本書的重複。
緊接着，競選的風格變了。
它找到了它所缺少的東西：一個政治議題。
從那一刻起，梅勒的競選成為了真正的政治活動，獲得了實質性的内容。
一直遭受種族問題困擾的CCNY（紐約市立學院）制定了一項二元錄取政策：将一半的錄取名額留給來自弱勢社群的學生。
政策一出，引來了軒然大波。
弱勢社群意味着黑人和波多黎各人；猶太學生會因此而受損；錄取标準會降低。
所有的市長候選人，無論是民主黨還是共和黨，都站出來反對，隻有梅勒和他的“競選夥伴”支持這項計劃。
一開始帶有娛樂色彩的競選，現在讓有些人覺得危險了。
“這裡的猶太人認為梅勒是罪人”，這是梅勒在布朗克斯區的助選人帶給我們的消息。
民意測驗表明，二元錄取政策的反對與支持比是八比一；在接下來的幾天裡，梅勒每天都要花很大力氣向人們解釋五六次，為什麼看似不負責任的事情其實是合乎邏輯的，并且有其社會必要性。
一周後，CCNY做出了讓步：隻為弱勢社群保留四百個名額，而不是一千五百個。
這起事件慢慢平息了。
而梅勒的競選證明了自己的嚴肅性。
早些時候，梅勒會這樣評價他的競争對手：“如果我不曾發誓決不使用髒話的話，我就會說，瓦格納整個就是一口袋賣不出去的東西。
”這是來自格林威治村的梅勒。
後來，他這樣說瓦格納：“他是樹林裡的一根領隊的竹馬。
”這樣講更有趣，也更有政治内涵。
競選之夜，梅勒雖敗猶榮，歡呼的人群簇擁着他從競選指揮部出來，穿過第八大道，上了車。
他們也向梅勒的妻子和母親歡呼，她們兩個都參與了助選。
一位重視家庭的政治家：到了這一步，這場競選已經變得非常正統。
三周前，梅勒對一位電視記者說，
競選接近尾聲時，他把頭發剪短了。
離選舉日還有一個多星期的時候，梅勒助選團的人都剪掉了一些須發。
年僅三十歲、體格健壯的競選執行官剃光了小絡腮胡，其他人的連鬓胡也剪短了。
憤怒的年輕的脖子
讓執行官剃掉絡腮胡子的第一道指示來自梅勒本人。
這道指示自上而下地貫徹完畢，在競選的最後一周，有三四天的時間，候選人和他的團隊的關系變得有些疏遠。
“這裡一直存在着一定程度的角色混淆。
”一個剃了胡子的年輕人說。
他們仍然忠于指揮部，但他們說，他們效忠的對象是這次競選運動，是他們的事業和理念。
他們不像以前那樣總是說“諾曼”，而是改說“候選人”，他們說起“投票日”就像說起“自我犧牲日”。
以前釘着标語“準備迎接諾曼征服！”的地方，有人用紅粉筆寫了一句辱罵梅勒的髒話，不過寫得有些羞羞答答，沒有直接用梅勒的名字，隻用了縮寫。
競選指揮部（去年這裡是參議員尤金·麥卡錫的競選指揮部）在一間積滿了灰塵的大屋子裡，這間屋子在哥倫布廣場一座破舊建築的三樓，樓下有兩三家咖啡廳和一個桑拿浴房。
電梯時好時壞，還是繞過牆角走樓梯比較安全，樓層的過道上有時候扔着一袋袋的垃圾；紐約有些地方就像加爾各答，隻是比加爾各答有錢。
指揮部的大屋子用又薄又矮的隔闆分成一間間辦公室，随着競選的進行，出于各種各樣的原因，隔闆一個接一個地塌掉了。
這裡的家具很少，隻有木闆桌、舊折疊椅和複印機；牆上、地上、桌子上，到處都是打印過的紙張。
來助選的人都是三五成群地活動。
有時候你會看到一些年輕姑娘，她們背着鋁合金架撐起來的嬰兒背兜，裡面放着自己的孩子。
這種時候，你會覺得這裡就像個嬉皮士營地，帶着嬉皮士大家庭的私密感和自我滿足的獻身感。
在梅勒與大家疏遠的那幾天裡，這種私密感消失了；助選人員就像一群業餘演員在一部低成本的電影裡面刻意表演沮喪情緒一樣，聚集在僅剩的一道隔闆後面，擠在一張桌子周圍，在幾個啤酒罐的幫助下，努力讓記者覺得他們在酗酒。
他們以前對記者不屑一顧，但現在開始歡迎他們了。
這次競選始終讓人覺得模棱兩可，在專業與業餘、政治化與反政治之間搖擺不定。
“其餘的家夥都是笑話。
”梅勒的一枚競選徽章上印着這句話。
但現在你會覺得，這種疏遠也許隻是為了掩飾心中的疑惑，抑或是恐慌。
兩周前，紐約的一位作家（絕對算不上梅勒的朋友）告訴我，梅勒的競選會像戈德華特
梅勒像戈德華特一樣，有自己的特殊身份，媒體會為他們喝彩，但那隻是沖着他們的特殊身份。
用不了多久，梅勒就會痛苦地發現，沒有誰真的拿他的競選當回事兒。
随着競選的進行，情況會越來越糟；最後，無論梅勒的理念有多好，都不會令人信服，梅勒自己隻能落荒而逃。
事情的發展并不像這位作家預言的那樣。
但梅勒此舉的确是在他聲譽正隆時進行的一場賭博。
梅勒總是抱怨媒體對他的報道很不充分，但其實關于他的報道很多，而且也越來越嚴肅。
選舉那天，四萬一千名在冊民主黨人把選票投給了他。
四萬一千，對任何一位作家而言都是很好的銷量；對于隻當了七個星期政客的梅勒來說，則稱得上一次凱旋。
藍西裝、巡遊、握手，梅勒的直覺是對的：展現旺盛的精力、遵循競選的正統做法——政治家小小的自嘲——有助于梅勒樹立起嚴肅的競選形象。
同時，梅勒的競選始終都帶給人智識上的愉悅。
穿過所有的重複與簡化，梅勒的話總是透着真實。
他從未喪失妙語連珠的天賦，他的很多評論聽起來都像警句。
“匿名令人生厭。
”“隻要犯罪仍然是最有趣的行為，犯罪率就會持續上升。
”“為了讓越來越多的壞政府待在台上，你們需要越來越多的警察。
”結果，他在直接采訪中表現極佳。
他回答問題時，總像是先用舌頭碰一下上牙，仿佛那裡藏着一塊口香糖，然後出人意表地抛出回答，他總是思維敏捷，一語中的。
這位作家的想象力、不停地處理和組織經驗的能力（“你始終都在撰寫那部關于自己的小說”，他事後告訴我），每時每刻都經得起檢驗。
“如果你能獲得民主黨的提名，你希望你的共和黨對手是誰？” “馬奇。
他說他是保守主義者，我稱自己為‘左翼保守主義者’。
我們會就‘保守主義的原則是什麼’進行一場精彩的讨論。
很多人自稱是‘保守主義者’，而實際上是右翼反動派，跟保守主義者完全不是一回事。
”下一個問題。
這是梅勒在最後一次新聞發布會上的應答，那時他已經厭倦了辭令。
在後來的非辯論形式的電視競選聯播中，梅勒的表現最為乏力，競選聯播中，每個候選人輪流演講一分鐘。
在這個環節，政治家們大獲全勝。
雖然他們也在運用語言，但他們似乎并不在乎語言，他們甚至不在乎自己的語言；他們毫不掩飾地讓觀衆知道，他們确實想得到權力，而且他們知道權力是什麼。
而梅勒的語言是梅勒的一部分。
作家與政治家的雙重身份讓他背上了雙重負擔，他這場賭博極具個人性，又極具公衆性，但其荒謬之處在于，對任何一個角色不負責任都會給他帶來災難，而很多人已經在預言他的災難的到來。
他的理念很宏大——紐約市奄奄一息，它的主要問題是異化，徹底的政治重組是唯一的希望：紐約市應該成為美國的第五十一個州，更直接地控制自己的财政，具有不同程度自治權的行政區可以發展出自己的生活方式。
他的構想中有一些迷人的幻想元素：曼哈頓不再有汽車（輕軌環繞着整個城市州），提供免費的公共自行車，每月有一次安息日假期——甜蜜的星期日，所有交通工具都停止運行，“除了鳥兒，天空中沒有任何東西在飛。
” 梅勒的競選綱領就像一份痛苦的知識分子宣言，他一開始采用的宣傳手段也是作家式的：《紐約時報》發表了一段冗長沉悶、雙關語連篇的編者按以示支持；羅列了《邁阿密與芝加哥之圍》、《夜幕下的大軍》
第一次競選會議在格林威治村舉行，知識分子與社會人士混雜在一起，整個活動亂成一團。
媒體獲得的印象是，梅勒似乎想要重寫《大軍》。
一個錯誤的開局——梅勒後來承認了這一點——但這是一個作家的錯誤開局：一本新書的開頭往往像是上一本書的重複。
緊接着，競選的風格變了。
它找到了它所缺少的東西：一個政治議題。
從那一刻起，梅勒的競選成為了真正的政治活動，獲得了實質性的内容。
一直遭受種族問題困擾的CCNY（紐約市立學院）制定了一項二元錄取政策：将一半的錄取名額留給來自弱勢社群的學生。
政策一出，引來了軒然大波。
弱勢社群意味着黑人和波多黎各人；猶太學生會因此而受損；錄取标準會降低。
所有的市長候選人，無論是民主黨還是共和黨，都站出來反對，隻有梅勒和他的“競選夥伴”支持這項計劃。
一開始帶有娛樂色彩的競選，現在讓有些人覺得危險了。
“這裡的猶太人認為梅勒是罪人”，這是梅勒在布朗克斯區的助選人帶給我們的消息。
民意測驗表明，二元錄取政策的反對與支持比是八比一；在接下來的幾天裡，梅勒每天都要花很大力氣向人們解釋五六次，為什麼看似不負責任的事情其實是合乎邏輯的，并且有其社會必要性。
一周後，CCNY做出了讓步：隻為弱勢社群保留四百個名額，而不是一千五百個。
這起事件慢慢平息了。
而梅勒的競選證明了自己的嚴肅性。
早些時候，梅勒會這樣評價他的競争對手：“如果我不曾發誓決不使用髒話的話，我就會說，瓦格納整個就是一口袋賣不出去的東西。
”這是來自格林威治村的梅勒。
後來，他這樣說瓦格納：“他是樹林裡的一根領隊的竹馬。
”這樣講更有趣，也更有政治内涵。
競選之夜，梅勒雖敗猶榮，歡呼的人群簇擁着他從競選指揮部出來，穿過第八大道，上了車。
他們也向梅勒的妻子和母親歡呼，她們兩個都參與了助選。
一位重視家庭的政治家：到了這一步，這場競選已經變得非常正統。
三周前，梅勒對一位電視記者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