雅克 蘇斯戴爾與西方的衰落
關燈
小
中
大
貨機裡買了他的第一包香煙，是Players牌的，從那以後他就一直抽這個牌子。
他的姿态就像一位大學講師，他知道自己的聲譽，不會讓談話偏離自己的領域。
“如果你對他沒什麼可說的，”他的律師說，“他對你也沒什麼可說的。
”蘇斯戴爾對空頭理念不感興趣，他談話時總顯得像是有備而來，這種特點絕不僅僅是因為流亡而産生的。
他讓人覺得，他在很早以前就完全接受了自己——也許發生在他早熟的青春期——他感興趣的領域是由他的經曆決定的：他的學者身份、墨西哥時期、二戰、阿爾及利亞。
到了今天，他似乎仍然能夠懷着好奇心去探究他過去的經驗，他在不斷地處理着、提煉着自己的經驗，讓它們在既有的界限之内不斷擴展。
這種方法既不是學者的，也不是政治家的，而是兩者的結合；它接近于小說家的方法：把自我中心主義變成一種藝術，從遠遠望去毫無關聯的碎片當中，創造出一個隻屬于他自己的、外人無法參透的整體。
比方說Players香煙。
蘇斯戴爾意識到它們聯系着自己的青春期，聯系着他早年優異的學習成績，聯系着他到倫敦的第一次旅行，還有埃爾金大理石雕[5]。
在那兩個星期裡面，他把很多時間花在大英博物館，在那些石雕中間徜徉。
它們令他向往雅典，然而直到去年春天，在流亡的甯靜歲月中，他才得以成行。
他被征服了，希臘遺迹的規模比他想象得要宏偉得多。
它們還帶給了他另外一種驚喜。
他一直喜歡羅馬遺址，但現在他發現自己更喜歡雅典遺址：羅馬建築太粗魯。
那次旅行幫助他進一步澄清了關于美國以及歐洲的“外省化”的幾個觀點。
這些觀點直接來自他作為學者和政治家的經驗。
歐洲已經“外省化”了，因為她撤出了非洲的“廣闊空間”。
文明不僅有空間上的邊界，也有時間上的邊界；這次撤出就像羅馬撤出達契亞和不列颠，是“老年的第一個征兆，老年的第一條皺紋”。
羅馬同化了高盧；法國本來也應該同化非洲。
然而法國卻屈服于去殖民化的“偶像”，屈服于資本主義的重商壓力，任憑黑非洲的低等文化演變為可鄙的獨裁力量治下的亂象。
“他們會用盡法國人留下的最後一台拖拉機，最後一顆螺絲釘，最後一把小茶匙。
然後，就像在的黎波裡塔尼亞[6]發生的事情一樣，他們會讓山羊在以前種麥子的地方吃草。
” 真正的去殖民化應該是同化的完成：所有的人都享受同等的權利，同等的發展水平。
但這種可能性被拒絕了，它太難以實現了。
法國失敗了，她從地中海的彼岸退回來，退回自己“六角形”的領土上。
但法國的退卻不是因為戰敗——軍事上，法國在阿爾及利亞打赢了——而是因為衰落，因為布爾喬亞的自私，因為周末，因為夏日和冬日的假期，因為種族主義：法國人不願意接受這樣的願景：生活在阿爾及利亞的非洲人、阿拉伯人、柏柏爾人、馬爾他人、西班牙殖民者和希臘殖民者有一天也可以變成法國人。
所有的文明都消亡了，有一天，它們的遺迹也會消失得無影無蹤；這一切沒有模式，也沒有目的。
但黑格爾的那套鬼話卻告訴我們：世界的曆史就是世界的正義，堅韌不拔的人必須不停地鬥争。
不訴諸行動的理念都是幻夢一場，而沒有“意識形态導向”的行動隻是虛無主義者的投機行為。
所以，在進入流亡的甯靜階段、壓迫有所緩解之前，“學者－政治家”蘇斯戴爾一直被禁锢在他的雙重身份的牢獄中。
政治家隻是蘇斯戴爾的一部分，如果把他的政治觀點跟他的經曆拆分開來，他的觀點就會被那些想從中尋求安慰的人簡化和利用。
就像一九五八年的戴高樂，蘇斯戴爾也可以在任何人的心目中意味着任何東西。
所有姓蘇斯戴爾的人應該都可以追溯到蘇斯戴爾一帶，那是塞文山區[7]的一個小村莊，現在大約住着一百個人，很多人姓蘇斯戴爾。
雅克·蘇斯戴爾出生在蒙彼利埃[8]，在裡昂的郊區長大，那裡近乎農村。
他從未見過自己的生父，他十歲時，母親改嫁了，繼父是個汽車修理工，是個“大好人”，前不久才退休。
這是個新教家庭。
雅克·蘇斯戴爾是家裡唯一的孩子，這個家庭一度有一位祖父和三位姑媽，其中一位姑媽負責持家。
一戰期間，他母親在郵局工作，後來有了一份坐辦公室的工作。
“我們不是流氓無産者，但我們是無産者。
” 當年是他的班主任——“一個大好人”——告訴蘇斯戴爾太太，她兒子不應該滿足于初中文憑，而應該去上高中。
從此，在他和後來幾位老師（蘇斯戴爾記得每一位老師，他們都是大好人）的一路幫助、指引和安排下，蘇斯戴爾在十七歲那年參加了獎學金考試，踏上了通往巴黎和巴黎高等師範的道路，三年後，他通過了高級教師資格考試，并且獲得了民族學文憑。
“當我二
他的姿态就像一位大學講師，他知道自己的聲譽，不會讓談話偏離自己的領域。
“如果你對他沒什麼可說的，”他的律師說，“他對你也沒什麼可說的。
”蘇斯戴爾對空頭理念不感興趣，他談話時總顯得像是有備而來，這種特點絕不僅僅是因為流亡而産生的。
他讓人覺得，他在很早以前就完全接受了自己——也許發生在他早熟的青春期——他感興趣的領域是由他的經曆決定的：他的學者身份、墨西哥時期、二戰、阿爾及利亞。
到了今天，他似乎仍然能夠懷着好奇心去探究他過去的經驗，他在不斷地處理着、提煉着自己的經驗，讓它們在既有的界限之内不斷擴展。
這種方法既不是學者的，也不是政治家的，而是兩者的結合；它接近于小說家的方法：把自我中心主義變成一種藝術，從遠遠望去毫無關聯的碎片當中，創造出一個隻屬于他自己的、外人無法參透的整體。
比方說Players香煙。
蘇斯戴爾意識到它們聯系着自己的青春期，聯系着他早年優異的學習成績，聯系着他到倫敦的第一次旅行，還有埃爾金大理石雕
在那兩個星期裡面，他把很多時間花在大英博物館，在那些石雕中間徜徉。
它們令他向往雅典，然而直到去年春天，在流亡的甯靜歲月中，他才得以成行。
他被征服了，希臘遺迹的規模比他想象得要宏偉得多。
它們還帶給了他另外一種驚喜。
他一直喜歡羅馬遺址，但現在他發現自己更喜歡雅典遺址：羅馬建築太粗魯。
那次旅行幫助他進一步澄清了關于美國以及歐洲的“外省化”的幾個觀點。
這些觀點直接來自他作為學者和政治家的經驗。
歐洲已經“外省化”了，因為她撤出了非洲的“廣闊空間”。
文明不僅有空間上的邊界，也有時間上的邊界；這次撤出就像羅馬撤出達契亞和不列颠，是“老年的第一個征兆，老年的第一條皺紋”。
羅馬同化了高盧；法國本來也應該同化非洲。
然而法國卻屈服于去殖民化的“偶像”，屈服于資本主義的重商壓力，任憑黑非洲的低等文化演變為可鄙的獨裁力量治下的亂象。
“他們會用盡法國人留下的最後一台拖拉機，最後一顆螺絲釘，最後一把小茶匙。
然後，就像在的黎波裡塔尼亞
” 真正的去殖民化應該是同化的完成：所有的人都享受同等的權利，同等的發展水平。
但這種可能性被拒絕了，它太難以實現了。
法國失敗了，她從地中海的彼岸退回來，退回自己“六角形”的領土上。
但法國的退卻不是因為戰敗——軍事上，法國在阿爾及利亞打赢了——而是因為衰落，因為布爾喬亞的自私，因為周末，因為夏日和冬日的假期，因為種族主義：法國人不願意接受這樣的願景：生活在阿爾及利亞的非洲人、阿拉伯人、柏柏爾人、馬爾他人、西班牙殖民者和希臘殖民者有一天也可以變成法國人。
所有的文明都消亡了，有一天，它們的遺迹也會消失得無影無蹤；這一切沒有模式，也沒有目的。
但黑格爾的那套鬼話卻告訴我們：世界的曆史就是世界的正義，堅韌不拔的人必須不停地鬥争。
不訴諸行動的理念都是幻夢一場，而沒有“意識形态導向”的行動隻是虛無主義者的投機行為。
所以，在進入流亡的甯靜階段、壓迫有所緩解之前，“學者－政治家”蘇斯戴爾一直被禁锢在他的雙重身份的牢獄中。
政治家隻是蘇斯戴爾的一部分，如果把他的政治觀點跟他的經曆拆分開來，他的觀點就會被那些想從中尋求安慰的人簡化和利用。
就像一九五八年的戴高樂，蘇斯戴爾也可以在任何人的心目中意味着任何東西。
所有姓蘇斯戴爾的人應該都可以追溯到蘇斯戴爾一帶，那是塞文山區
雅克·蘇斯戴爾出生在蒙彼利埃
他從未見過自己的生父，他十歲時，母親改嫁了，繼父是個汽車修理工，是個“大好人”，前不久才退休。
這是個新教家庭。
雅克·蘇斯戴爾是家裡唯一的孩子，這個家庭一度有一位祖父和三位姑媽，其中一位姑媽負責持家。
一戰期間，他母親在郵局工作，後來有了一份坐辦公室的工作。
“我們不是流氓無産者，但我們是無産者。
” 當年是他的班主任——“一個大好人”——告訴蘇斯戴爾太太，她兒子不應該滿足于初中文憑，而應該去上高中。
從此，在他和後來幾位老師（蘇斯戴爾記得每一位老師，他們都是大好人）的一路幫助、指引和安排下，蘇斯戴爾在十七歲那年參加了獎學金考試，踏上了通往巴黎和巴黎高等師範的道路，三年後，他通過了高級教師資格考試，并且獲得了民族學文憑。
“當我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