剛果新王：蒙博托與非洲虛無主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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剛果，曾經的比利時殖民地，如今是一個叫“紮伊爾”[1]的非洲王國。
有些紮伊爾人會告訴你，這個聽起來毫無意義的單詞來自十六世紀，是當地語言中“河流”一詞的葡萄牙語變體。
這就好比這種情形：台灣人為了強調自己的中國身份，重新啟用當年的葡萄牙名字“福莫薩”。
剛果河現在改叫“紮伊爾河”，紮伊爾也是當地貨币的名字，這種貨币幾乎一文不值。
這片土地上現在有三個紮伊爾：國家、河流和貨币。
在這裡稱王的那人以前叫約瑟夫·蒙博托，他的父親是個廚子。
但約瑟夫·蒙博托受過教育，在比利時殖民統治時期，他還做過一段時間的記者。
這個國家一九六〇年獨立的時候，三十歲的蒙博托在當地共和軍擔任中士。
共和軍後來變成了剛果國民軍，蒙博托當上了上校和指揮官，經曆了獨立後那幾年的嘩變、叛亂和分裂之後，一支傘兵旅始終對他忠心耿耿。
一九六五年，身為将軍的蒙博托掌握了政權，随着他在軍隊和國家中逐步建立起秩序，他的舉止風格也發生了改變，變得越來越非洲化。
他抛棄了“約瑟夫”這個名字，改叫“蒙博托·塞塞·塞科·庫庫·恩關杜·瓦·紮·邦加”。
當将軍的時候，蒙博托喜歡穿軍服拍照。
今天的蒙博托·塞塞·塞科則喜歡穿他自創的衣服。
通過他的表率作用，這種服裝已經成了紮伊爾的宮廷服裝。
他的服裝是标準兩件套的精緻版。
上衣有高高立起的寬闊翻領，紐扣從上面一直扣到下面，袖子可長可短。
領帶基本被禁止，被圖案誇張的領巾所取代，胸部的口袋裡還要放一條跟領巾匹配的手絹。
在非正式場合——置身于人民中間的時候——蒙博托喜歡穿印着花朵圖案的襯衫。
在公開場合，他總是頭戴一頂豹皮帽，手執一根精心雕刻的手杖。
帽子和手杖象征着他的非洲酋長地位。
隻有酋長可以殺死豹子，手杖上則刻着富有象征意義的圖案：兩隻鳥、一隻蛇形動物和一個肚皮鼓脹的人。
我遇到的紮伊爾人沒有一個能說清這些象征的含義，一位老師幹脆假裝不知道手杖上刻着什麼。
他說：“我們都喜歡那樣的手杖。
”但在當地的一些紋飾中，人像的肚子之所以脹鼓鼓，是因為其中包含着物神崇拜。
紮伊爾人都承認，蒙博托的手杖就是酋長的權杖。
當酋長讓手杖離地時，他身邊的人可以發言；當酋長把手杖放在地上時，大家都應該安靜下來，由酋長宣布他的決定。
官方新發行的手冊《紮伊爾指要》售價不等，街上的書販開價四紮伊爾（八美元），最低兩紮伊爾能買下來。
手冊在解釋憲法和總統那幾乎不受制約的權力時，引用了孟德斯鸠關于政權功能的論述。
官方日報《埃利馬報》則表達了關于政府的另一種觀點，一種非洲觀點。
“在紮伊爾，我們從祖先那裡繼承了對他人的自由的深深尊重。
這就是為什麼我們的祖先非常重視調節，人們習慣于磋商，也就是習慣于讨論，讨論是人人擁有的權利。
” 就這樣，孟德斯鸠和祖先被調節到了一起。
而且祖先的做法其實很先進，問題隻在于找到正确的措辭。
“磋商”說到底是一種“對話”，酋長奉行的法則就是通過對話來實行統治。
然而當酋長開口，當酋長讓他的雕花手杖落地時，現代的對話便停止了，祖先的非洲便開始接管一切。
酋長的話無可置疑，《埃利馬報》不時地用各種方式提醒“反革命”分子記住這一點。
據說，蒙博托的非洲名字的後五個詞指的是非洲酋長必須具備的勇猛的男性生殖力：他是一隻不會放過任何母雞的公雞。
但這些詞也許隻具有象征意義。
因為身為酋長的蒙博托已經跟他的人民“結了婚”——《塞塞（蒙博托）的婚姻》是一首革命歌曲——而且就像祖先經曆過的美好時代一樣，酋長總是心系子民。
酋長和人民的婚姻也可以有另外一種更具法律意義的解釋：酋長跟他的人民有一紙“契約”。
他通過現代的國家機關來履行契約，但部長和委員隻是酋長的“協作者”，是“連接權力和人民的臍帶”。
酋長、與人民締結婚姻的領主、掌權者，蒙博托的角色越來越多。
他還是“純正紮伊爾革命”的領導人、國父，以及全國唯一政黨——人民革命運動黨——的創始人和主席。
因此他的自我命名就像他自創的服裝一樣，把古老的非洲跟進步的、新鮮的元素結合在一起。
就像多美男裝（在金沙薩的商店裡賣一百六十紮伊爾，合三百二十美元）搭上一條領巾和配套的手絹就可以變成純正的紮伊爾國服，蒙博托的非洲酋長地位也可以用一堆舶來的花哨理念進行包裝。
他是公民、酋長、國王、革命家；他是非洲的自由鬥士；他受到祖先魂靈的庇佑；他還像某位偉人一樣，就自己的思想出版了一本書（蒙博托的書是綠皮的）。
他占據了意識形态的各個位置，其王權基礎不容置疑。
他統治着國民，榮耀無比，他就像中世紀的國王，讓人既愛又怕。
他控制着他一手建立起來的軍隊。
在金沙薩，他仍然睡在軍用帳篷裡。
剛果自由邦時期[2]，比利時國王利奧波德二世擁有整個剛果，剛果自由邦的很多專制法規經由比利時的殖民行政體系傳遞給了現政權——一八八八年規定礦藏全部歸領主所有，一八九〇年規定所有的空地歸領主所有，一八九一年規定地上産出的所有果實歸領主所有——這些法規如今都被當成古非洲的社會主義傳統繼承了下來。
因此，今天的蒙博托就像當年的利奧波德二世一樣，擁有整個紮伊爾。
去年十一月，穆罕默德·阿裡在金沙薩對陣喬治·福爾曼，阿裡赢了。
但在紮伊爾，這場比賽的勝利者是蒙博托。
現在，體育場外面仍然挂着巨幅的廣告牌，法語下面的英語寫着：“兩個黑人在黑人的國家、黑人自己組織的賽事中搏擊，全（世界）都在觀看，這是蒙博托主義的勝利。
”這場盛事及其聲勢無論在當時是多麼令人歡欣鼓舞，等到一月中旬我抵達紮伊爾時，都已經煙消雲散了。
我到的不是時候。
酋長做派的蒙博托又抛出了驚人之舉。
兩周前，蒙博托跟他的協作者磋商了兩天後，決定發動一場“激烈的革命”。
每個人都緊張起來。
一九七三年十一月，蒙博托把外國人（主要是希臘人、葡萄牙人和印度人）擁有的企業和工廠全部收歸國有，然後把它們交給紮伊爾人民。
一年過去了，很多企業已經被洗劫一空，瀕臨破産，現在蒙博托決定把所有企業再收回來，托管給國家。
然而什麼是國家？誰是國家？沒有人說得清楚。
而“新人民、更忠誠的人民”指的又是什麼？蒙博托操持着純粹的革命語言，似乎在向每個人發出威脅。
他說，以前統治剛果的三百個比利時家族，如今已經被三百個紮伊爾家族取代；全國進口的奔馳車比拖拉機還要多；整個國家三分之一的外彙收入被用來進口國内可以出産的食物。
面對新興的紮伊爾資産階級——酋長本人一手制造出來的資産階級——酋長向他們正式宣戰：“我給他們的選擇一清二楚：凡是熱愛人民的，都應該把每一樣東西上交國家，都應該來追随我。
”在這種新情緒中，酋長威脅着要采取更多措施。
他威脅說要關閉電影院和八家夜總會，他還威脅說要禁止任何人晚上六點之前在公共場所飲酒。
金沙薩有一個比利時人規劃出來的原住民城區，那裡的街道很寬，沒鋪柏油，路面坑坑窪窪，街上隆起的垃圾堆有時比那些塗着地中海顔色的小房子還要高，在奔放豔麗的芒果和雞蛋花的綠蔭中，到處可以看到學校裡的孩子在遊行，支持他們的酋長。
《埃利馬報》每天都會報道其他地方的聲援遊行。
還沒離開的外國人提心吊膽，國家搶走了他們的企業，有人仍然懷着一線希望，希望能得到一點補償，還有人在等着拿加拿大的簽證。
那些發了财、身穿國服的紮伊爾人也提心吊膽，他們表情嚴峻，面對訪客非常緊張，動不動就冒火，一心隻想證明自己的忠誠，證明自己身上“純正的非洲性”不輸給任何人。
然而，作為大權在握的酋長，他就應該讓人捉摸不定。
酋長聲色俱厲，人民便誠惶誠恐；酋長發發慈悲，人民便稱贊他寬宏大量。
幾天過去了，人們在白天繼續喝酒，甚至早晨也喝；很多非洲人仍然在兩眼發紅、頭腦空白的狀态中度過整個白天（這種狀态往往令初來乍到的訪客迷惑不解）。
夜總會和電影院也沒有關門。
妓女們仍然在默林酒店周圍忙着做生意。
看來在公共道德問題上，酋長總算發慈悲，放過了普通人。
但繃緊神經仍然有必要。
沒過幾天，斧子就落到了酋長的很多“協作者”身上。
酋長洗了一次牌，圍繞着他的權力圈子縮小了。
掌管金沙薩的幾個紮伊爾人突然被解職，被打發到偏遠的叢林地區去傳播革命真理。
《埃利馬報》催促着他們離開的腳步。
政治委員會委員再也不會像體制改革之前那樣了。
就是說，再也不會是一個高高在上的公民，脫離人民的日常生活，開着奔馳車在金沙薩走街串巷，對叢林裡農民的生活一無所知。
新的政治委員将生活在人民群衆中間。
他們将深入實地，他們的身份不再是主宰，而是農民。
他們會跟工人一起工作，跟他們同甘共苦。
隻有這樣他們才能更好地理解人民的心聲，才能再次成為人民真正的孩子。
這是讓人心驚肉跳的語言。
因為對于很多人來說，這是最令他們提心吊膽的事情，他們有的靠官方的掠奪一夜暴富，有的是這個新國家的新人，以“非洲化、非洲尊嚴”的名義占據着他們不能勝任的崗位，而且經常是什麼工作也不做，幹領着一份薪水。
無論他們怎樣喋喋不休地念叨自己純正的非洲性，念叨祖先的舊制，他們無不心懷恐懼：害怕自己被趕回去，從金沙薩甜蜜的朽爛回到過去的叢林的朽爛，回到非洲。
然而叢林近在咫尺，城市外面就是叢林，無窮無盡的叢林。
從金沙薩到基桑加尼[3]的飛機要飛越八百多英裡的森林，那些森林看上去仍然像是處女地。
想一想赤道省的分區專員最近在博蒙戈[4]定居點的考察吧。
博蒙戈位于吉裡河畔，向南一百英裡就是重鎮姆班達卡，姆班達卡以前叫“科基拉城”，是原來的“赤道站”，幾乎剛好建在赤道線上，位于剛果河（或者說紮伊爾河）從金沙薩到斯坦利瀑布河段的中點。
專員一行從姆班達卡出發，乘汽船沿主河道上行來到魯本哥。
他們在那裡改乘獨木舟，駛過二十英裡長的魯本哥“運河”，進入吉裡河。
但那條運河的大部分河段隻有六英尺寬，兩岸枝杈攔路，河道在有些地方隻有十二英寸深，他們隻好把獨木船外側的發動機收起來，改用手劃槳。
河上還有很多蚊子。
一到運河入口（《埃利馬報》的官方文章寫道），就有成千上萬隻蚊子把你從頭到腳團團裹住，逼得你不停地活動……我們在魯本哥運河（毋甯說是魯本哥“水溝”）度過了一個不眠之夜，我們經常下船進到水裡，以超人的力量幫助槳手把獨木舟從淤泥或樹杈裡拖出來。
我們頭天夜裡九點半進入運河，第二天早晨九點才駛出運河，最後終于在十二點半到達博蒙戈，我們當時的慘相，最鐵石心腸的人看了也會心軟。
我們在這裡不厭其詳地描寫魯本哥運河，并不是想讓人們打消取道運河前往博蒙戈的念頭，而是為了強調博蒙戈長期與外界隔絕、很少有人到訪的一個重要原因。
專員不辭勞苦，立即開
有些紮伊爾人會告訴你，這個聽起來毫無意義的單詞來自十六世紀，是當地語言中“河流”一詞的葡萄牙語變體。
這就好比這種情形：台灣人為了強調自己的中國身份，重新啟用當年的葡萄牙名字“福莫薩”。
剛果河現在改叫“紮伊爾河”，紮伊爾也是當地貨币的名字，這種貨币幾乎一文不值。
這片土地上現在有三個紮伊爾：國家、河流和貨币。
在這裡稱王的那人以前叫約瑟夫·蒙博托，他的父親是個廚子。
但約瑟夫·蒙博托受過教育，在比利時殖民統治時期，他還做過一段時間的記者。
這個國家一九六〇年獨立的時候，三十歲的蒙博托在當地共和軍擔任中士。
共和軍後來變成了剛果國民軍，蒙博托當上了上校和指揮官，經曆了獨立後那幾年的嘩變、叛亂和分裂之後，一支傘兵旅始終對他忠心耿耿。
一九六五年，身為将軍的蒙博托掌握了政權，随着他在軍隊和國家中逐步建立起秩序，他的舉止風格也發生了改變，變得越來越非洲化。
他抛棄了“約瑟夫”這個名字，改叫“蒙博托·塞塞·塞科·庫庫·恩關杜·瓦·紮·邦加”。
當将軍的時候，蒙博托喜歡穿軍服拍照。
今天的蒙博托·塞塞·塞科則喜歡穿他自創的衣服。
通過他的表率作用，這種服裝已經成了紮伊爾的宮廷服裝。
他的服裝是标準兩件套的精緻版。
上衣有高高立起的寬闊翻領，紐扣從上面一直扣到下面，袖子可長可短。
領帶基本被禁止，被圖案誇張的領巾所取代，胸部的口袋裡還要放一條跟領巾匹配的手絹。
在非正式場合——置身于人民中間的時候——蒙博托喜歡穿印着花朵圖案的襯衫。
在公開場合，他總是頭戴一頂豹皮帽，手執一根精心雕刻的手杖。
帽子和手杖象征着他的非洲酋長地位。
隻有酋長可以殺死豹子，手杖上則刻着富有象征意義的圖案：兩隻鳥、一隻蛇形動物和一個肚皮鼓脹的人。
我遇到的紮伊爾人沒有一個能說清這些象征的含義，一位老師幹脆假裝不知道手杖上刻着什麼。
他說：“我們都喜歡那樣的手杖。
”但在當地的一些紋飾中，人像的肚子之所以脹鼓鼓，是因為其中包含着物神崇拜。
紮伊爾人都承認，蒙博托的手杖就是酋長的權杖。
當酋長讓手杖離地時，他身邊的人可以發言；當酋長把手杖放在地上時，大家都應該安靜下來，由酋長宣布他的決定。
官方新發行的手冊《紮伊爾指要》售價不等，街上的書販開價四紮伊爾（八美元），最低兩紮伊爾能買下來。
手冊在解釋憲法和總統那幾乎不受制約的權力時，引用了孟德斯鸠關于政權功能的論述。
官方日報《埃利馬報》則表達了關于政府的另一種觀點，一種非洲觀點。
“在紮伊爾，我們從祖先那裡繼承了對他人的自由的深深尊重。
這就是為什麼我們的祖先非常重視調節，人們習慣于磋商，也就是習慣于讨論，讨論是人人擁有的權利。
” 就這樣，孟德斯鸠和祖先被調節到了一起。
而且祖先的做法其實很先進，問題隻在于找到正确的措辭。
“磋商”說到底是一種“對話”，酋長奉行的法則就是通過對話來實行統治。
然而當酋長開口，當酋長讓他的雕花手杖落地時，現代的對話便停止了，祖先的非洲便開始接管一切。
酋長的話無可置疑，《埃利馬報》不時地用各種方式提醒“反革命”分子記住這一點。
據說，蒙博托的非洲名字的後五個詞指的是非洲酋長必須具備的勇猛的男性生殖力：他是一隻不會放過任何母雞的公雞。
但這些詞也許隻具有象征意義。
因為身為酋長的蒙博托已經跟他的人民“結了婚”——《塞塞（蒙博托）的婚姻》是一首革命歌曲——而且就像祖先經曆過的美好時代一樣，酋長總是心系子民。
酋長和人民的婚姻也可以有另外一種更具法律意義的解釋：酋長跟他的人民有一紙“契約”。
他通過現代的國家機關來履行契約，但部長和委員隻是酋長的“協作者”，是“連接權力和人民的臍帶”。
酋長、與人民締結婚姻的領主、掌權者，蒙博托的角色越來越多。
他還是“純正紮伊爾革命”的領導人、國父，以及全國唯一政黨——人民革命運動黨——的創始人和主席。
因此他的自我命名就像他自創的服裝一樣，把古老的非洲跟進步的、新鮮的元素結合在一起。
就像多美男裝（在金沙薩的商店裡賣一百六十紮伊爾，合三百二十美元）搭上一條領巾和配套的手絹就可以變成純正的紮伊爾國服，蒙博托的非洲酋長地位也可以用一堆舶來的花哨理念進行包裝。
他是公民、酋長、國王、革命家；他是非洲的自由鬥士；他受到祖先魂靈的庇佑；他還像某位偉人一樣，就自己的思想出版了一本書（蒙博托的書是綠皮的）。
他占據了意識形态的各個位置，其王權基礎不容置疑。
他統治着國民，榮耀無比，他就像中世紀的國王，讓人既愛又怕。
他控制着他一手建立起來的軍隊。
在金沙薩，他仍然睡在軍用帳篷裡。
剛果自由邦時期
因此，今天的蒙博托就像當年的利奧波德二世一樣，擁有整個紮伊爾。
去年十一月，穆罕默德·阿裡在金沙薩對陣喬治·福爾曼，阿裡赢了。
但在紮伊爾，這場比賽的勝利者是蒙博托。
現在，體育場外面仍然挂着巨幅的廣告牌，法語下面的英語寫着：“兩個黑人在黑人的國家、黑人自己組織的賽事中搏擊，全（世界）都在觀看，這是蒙博托主義的勝利。
”這場盛事及其聲勢無論在當時是多麼令人歡欣鼓舞，等到一月中旬我抵達紮伊爾時，都已經煙消雲散了。
我到的不是時候。
酋長做派的蒙博托又抛出了驚人之舉。
兩周前，蒙博托跟他的協作者磋商了兩天後，決定發動一場“激烈的革命”。
每個人都緊張起來。
一九七三年十一月，蒙博托把外國人（主要是希臘人、葡萄牙人和印度人）擁有的企業和工廠全部收歸國有，然後把它們交給紮伊爾人民。
一年過去了，很多企業已經被洗劫一空，瀕臨破産，現在蒙博托決定把所有企業再收回來，托管給國家。
然而什麼是國家？誰是國家？沒有人說得清楚。
而“新人民、更忠誠的人民”指的又是什麼？蒙博托操持着純粹的革命語言，似乎在向每個人發出威脅。
他說，以前統治剛果的三百個比利時家族，如今已經被三百個紮伊爾家族取代；全國進口的奔馳車比拖拉機還要多；整個國家三分之一的外彙收入被用來進口國内可以出産的食物。
面對新興的紮伊爾資産階級——酋長本人一手制造出來的資産階級——酋長向他們正式宣戰：“我給他們的選擇一清二楚：凡是熱愛人民的，都應該把每一樣東西上交國家，都應該來追随我。
”在這種新情緒中，酋長威脅着要采取更多措施。
他威脅說要關閉電影院和八家夜總會，他還威脅說要禁止任何人晚上六點之前在公共場所飲酒。
金沙薩有一個比利時人規劃出來的原住民城區，那裡的街道很寬，沒鋪柏油，路面坑坑窪窪，街上隆起的垃圾堆有時比那些塗着地中海顔色的小房子還要高，在奔放豔麗的芒果和雞蛋花的綠蔭中，到處可以看到學校裡的孩子在遊行，支持他們的酋長。
《埃利馬報》每天都會報道其他地方的聲援遊行。
還沒離開的外國人提心吊膽，國家搶走了他們的企業，有人仍然懷着一線希望，希望能得到一點補償，還有人在等着拿加拿大的簽證。
那些發了财、身穿國服的紮伊爾人也提心吊膽，他們表情嚴峻，面對訪客非常緊張，動不動就冒火，一心隻想證明自己的忠誠，證明自己身上“純正的非洲性”不輸給任何人。
然而，作為大權在握的酋長，他就應該讓人捉摸不定。
酋長聲色俱厲，人民便誠惶誠恐；酋長發發慈悲，人民便稱贊他寬宏大量。
幾天過去了，人們在白天繼續喝酒，甚至早晨也喝；很多非洲人仍然在兩眼發紅、頭腦空白的狀态中度過整個白天（這種狀态往往令初來乍到的訪客迷惑不解）。
夜總會和電影院也沒有關門。
妓女們仍然在默林酒店周圍忙着做生意。
看來在公共道德問題上，酋長總算發慈悲，放過了普通人。
但繃緊神經仍然有必要。
沒過幾天，斧子就落到了酋長的很多“協作者”身上。
酋長洗了一次牌，圍繞着他的權力圈子縮小了。
掌管金沙薩的幾個紮伊爾人突然被解職，被打發到偏遠的叢林地區去傳播革命真理。
《埃利馬報》催促着他們離開的腳步。
政治委員會委員再也不會像體制改革之前那樣了。
就是說，再也不會是一個高高在上的公民，脫離人民的日常生活，開着奔馳車在金沙薩走街串巷，對叢林裡農民的生活一無所知。
新的政治委員将生活在人民群衆中間。
他們将深入實地，他們的身份不再是主宰，而是農民。
他們會跟工人一起工作，跟他們同甘共苦。
隻有這樣他們才能更好地理解人民的心聲，才能再次成為人民真正的孩子。
這是讓人心驚肉跳的語言。
因為對于很多人來說，這是最令他們提心吊膽的事情，他們有的靠官方的掠奪一夜暴富，有的是這個新國家的新人，以“非洲化、非洲尊嚴”的名義占據着他們不能勝任的崗位，而且經常是什麼工作也不做，幹領着一份薪水。
無論他們怎樣喋喋不休地念叨自己純正的非洲性，念叨祖先的舊制，他們無不心懷恐懼：害怕自己被趕回去，從金沙薩甜蜜的朽爛回到過去的叢林的朽爛，回到非洲。
然而叢林近在咫尺，城市外面就是叢林，無窮無盡的叢林。
從金沙薩到基桑加尼
想一想赤道省的分區專員最近在博蒙戈
博蒙戈位于吉裡河畔，向南一百英裡就是重鎮姆班達卡，姆班達卡以前叫“科基拉城”，是原來的“赤道站”，幾乎剛好建在赤道線上，位于剛果河（或者說紮伊爾河）從金沙薩到斯坦利瀑布河段的中點。
專員一行從姆班達卡出發，乘汽船沿主河道上行來到魯本哥。
他們在那裡改乘獨木舟，駛過二十英裡長的魯本哥“運河”，進入吉裡河。
但那條運河的大部分河段隻有六英尺寬，兩岸枝杈攔路，河道在有些地方隻有十二英寸深，他們隻好把獨木船外側的發動機收起來，改用手劃槳。
河上還有很多蚊子。
一到運河入口（《埃利馬報》的官方文章寫道），就有成千上萬隻蚊子把你從頭到腳團團裹住，逼得你不停地活動……我們在魯本哥運河（毋甯說是魯本哥“水溝”）度過了一個不眠之夜，我們經常下船進到水裡，以超人的力量幫助槳手把獨木舟從淤泥或樹杈裡拖出來。
我們頭天夜裡九點半進入運河，第二天早晨九點才駛出運河，最後終于在十二點半到達博蒙戈，我們當時的慘相，最鐵石心腸的人看了也會心軟。
我們在這裡不厭其詳地描寫魯本哥運河，并不是想讓人們打消取道運河前往博蒙戈的念頭，而是為了強調博蒙戈長期與外界隔絕、很少有人到訪的一個重要原因。
專員不辭勞苦，立即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