邁克爾 X與特立尼達黑權運動謀殺案：安甯與權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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角锉是一種三面锉刀，斷面呈三角形，特立尼達人用它來磨短刀。
一九七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史蒂夫·葉芝在距離西班牙港大約十八英裡的阿裡瑪鎮買了一把這樣的锉刀，長六英寸。
葉芝是個黑人，三十三歲，他是前英國皇家空軍士兵，也是邁克爾·德·弗雷塔斯的保镖和同伴。
邁克爾也叫邁克爾·X、邁克爾·阿蔔杜爾·馬利克。
锉刀是在庫布拉五金店買的，花了一個特立尼達元，相當于二十便士，記在“阿裡瑪的阿蔔杜爾·馬利克先生”名下，葉芝在賬單上的簽名是“穆罕默德·阿克巴”，這是他的“穆斯林”名字。
在阿裡瑪的馬利克營地——他們的“公社”、“組織”——葉芝是伊斯蘭果實組織的最高統帥，馬利克麾下的黑人解放軍中校，或許也是這支軍隊唯一的成員。
馬利克的“公社”是一棟住宅，位于城郊住宅區克裡斯蒂娜花園。
他從英國回來後一直住在那兒，已經租了十一個月。
房子坐落在一塊一英畝半大小的土地上，有一片成熟的花園和果樹，馬利克和他的社員就在這塊土地上“務農”。
或者說，這是馬利克告訴他遠在英國和其他地區的舊盟友的版本：他們在務農。
馬利克在英國生活了十四年。
一九五七年，二十四歲的他來到英國，那時他還是邁克爾·德·弗雷塔斯，來自特立尼達的海員。
他在諾丁山安頓下來，當上了皮條客、毒販和賭場荷官，還給沃奇曼當過打手。
沃奇曼是個房産詐騙犯，專門經營貧民窟的房産，把房子高價租給西印度群島來的人。
後來，邁克爾·德·弗雷塔斯經曆了一次宗教和政治的“皈依”，給自己取名“邁克爾·X”，他立刻在媒體和地下群體中間大獲成功，搖身一變，成了黑權運動的“領袖”、地下黑人“詩人”和“作家”。
一九六七年，正當他在報紙上的聲望達到頂峰時，他在雷丁發表的反白人言論觸犯了《種族關系法案》，被判入獄一年。
一九六九年，馬利克在一位富有的白人贊助下建立了自己的第一個公社“黑人之家”：一個位于伊斯靈頓的“城市村莊”。
公社以失敗告終，他也惹上了更多的官司。
一九七一年一月，邁克爾·X——現在有了一個黑人穆斯林名字“邁克爾·阿蔔杜爾·馬利克”——逃到了特立尼達。
克裡斯蒂娜花園的農業公社并不是馬利克在特立尼達僅有的“項目”。
他同時還在開辦“人民商店”。
商店的信紙已經印好，宣傳冊的文稿也已準備就緒：“空蕩蕩的貨架昭示出有産者對無産者是多麼缺乏慷凱〔原文如此〕……榮譽牆上寫着我們的英雄和贊助者的名字……所有的贊美歸于安拉，所有的過失歸于我們。
”唯一沒有到位的是商店；但馬利克在計劃書上記了一條：“公共關系是制勝的法寶。
”馬利克在英國學到了一些東西，尤其是練就了一身遣詞造句的本領。
在特立尼達，他并不是一個單純在逃避英國犯罪指控的人，而是一個來自“巴比倫”的黑人穆斯林避難者，反抗“工業化複合體”的鬥士。
而特立尼達又是如此偏遠，所以馬利克可以在這裡的鎮上，在一棟租來的郊區房子的成熟花園裡，向世界宣告他正在帶領着他的新公社務農。
一九七二年一月一日那天，公社的兩位訪客也可以算作公社成員，他們住在馬路對面租來的房子裡。
其中一位是來自波士頓的黑人，他年近四十，戴着一隻金耳環，給自己取了個穆斯林名字：哈齊姆·賈馬爾。
另一位是蓋爾·安·本森，一個二十七歲的、離了婚的英國中産階級女人，她跟賈馬爾在一起差不多一年了。
賈馬爾是美國黑權運動成員。
幾個月前，蓋爾·本森帶着他在倫敦走動時，他向《衛報》這樣形容自己：“英俊到無可救藥，有着誘人的古銅色皮膚，極度能言善辯。
”這就是他的風格。
他在特立尼達寫信給一個白人盟友時說：“錢是白人在乎的，是他們想保住的東西，也是他們不得不承受的最沉重的負擔。
”于是賈馬爾急于為白人減輕負擔：他滿腦子都是需要用白人的錢來實現的黑人援助計劃，其中的一個計劃讓他來到了西印度群島。
他在某些方面跟馬利克很像。
但馬利克緻力于黑人農業和黑人公社，賈馬爾緻力于黑人學校和黑人出版；兩者并不沖突。
馬利克宣稱自己是世界上最著名的黑人，賈馬爾似乎贊同這一點。
賈馬爾向世人傳達的消息是：他自己是神。
蓋爾·本森比他們兩個都厲害：她相信賈馬爾是神。
這就是本森在公社中的獨特之處：她獨自一人信奉賈馬爾教。
她的獨特之處不在于她是白人；公社也有其他白人出入，因為對于馬利克這樣的人來說，如果沒有白人偶爾來見證一下他的憤怒，他的黑人身份和他的憤怒就沒有意義了。
本森穿着非洲風格的衣服，她給自己取名“哈爾·齊姆蓋”。
這既不是穆斯林名字，也不是非洲名字，而是“蓋爾”（Gale）和“哈齊姆”（Hakim）的字母組合，這個名字暴露了她：她的瘋狂中始終包含着中産階級的遊戲元素。
幾周後，馬利克的妻子對特立尼達《晚報》記者說，本森是“一個非常神秘的人”。
她一定是在說反話，因為她接着說：“她有幾分像冒牌貨……她會取一個虛假的名字，守着一個虛假的位置。
”一個三十歲的中學黑人女教師這樣評價本森：“她長相漂亮，與衆不同，風格簡單。
她的衣服散發着金錢的味道。
”一個生活安逸的白人，卻以她的中産階級方式比所有的人都更像黑人：本森不可能對自己制造出來的效果毫無感覺。
荒謬的崇拜，荒謬的名字，荒謬的衣着——人們在特立尼達記住的關于本森的一切，無不顯示出這個離經叛道的中産階級女人身上未經教化的巨大虛榮。
然而，作為一群冒牌貨中的冒牌貨，在公社的戲劇化氛圍中，本森的處境是危險的。
她與衆不同，不可捉摸。
有人覺得她是間諜，有傳言說，英國情報機關已經成立了一個特别秘密的部門，叫“M10”。
一九七二年一月二日，她的處決來得迅速而突然。
有人勒住了她的脖子，捅了她一刀又一刀。
在那一刻，所有的癫狂和遊戲都從她身上退去，她明白了自己是誰，她想活下去。
謀殺的全部動機也許隻是想獲得這種出其不意的效果：讓一個安全的生命終結于一個延長了的恐怖瞬間。
她奮力反擊；手上和胳膊上的傷口表明她的反擊是何等頑強。
她不得不挨了九刀，脖根處那一道特别深的傷口讓她再也不能動了；然後，她穿着那身非洲風格的衣服被埋掉了。
她當時還沒有徹底斷氣，但墓穴中的泥土會進入她的内髒，結束她的生命。
當時，年輕的印度算命先生拉爾辛·哈裡本斯正在憑着他詭異而大膽的公開預言在特立尼達引起轟動。
頗為暢銷的當地周刊《炸彈》刊登了一篇關于他的文章；曾為《炸彈》寫過稿子的馬利克從編輯那裡打聽到了他的住處。
哈裡本斯住在海島南部的油田鎮法紮巴德，從西班牙港開車過去，要沿着蜿蜒的公路開上兩個小時。
馬利克帶着幾個社員分兩輛車動身了，這是他在特立尼達的出行風格（他的“慣例”）：租用美國大轎車，配有司機。
跟他們一起去的還有羅爾·馬克西敏，他是馬利克經常光顧的那家租車行的合夥人，也是馬利克兒時的朋友。
他們抵達時已經是晚上，卻被告知，哈裡本斯在家，但不見任何人。
拒不見客是先知的特權，于是他們決定等着。
羅爾·馬克西敏說，他們坐在車裡，一直等到了早晨。
“正當我開始嘀咕‘他們難道真的連咖啡也不給我們拿一杯？’時，哈裡本斯派了一個女人出來，給我們端來了咖啡。
邁克爾終于見到了哈裡本斯。
哈裡本斯對他說：‘你不會留在特立尼達，你要去牙買加。
然後你會成為美國黑人的統治者。
’臨走，他又對邁克爾說：‘我想再次見到你。
’然而邁克爾再也沒有見過哈裡本斯。
” 事實上，哈裡本斯很快就加入了人才外流的隊伍，去了美國。
一個美國女人跟他結了婚；特立尼達有傳言說，他在一所美國大學協助超感知方面的研究。
關于馬利克拜訪哈裡本斯，《炸彈》的編輯帕特裡克·喬可林哥補充了一個細節。
“馬利克向哈裡本斯直截了當地問到了絞刑，這是哈裡本斯的表弟告訴我的。
馬利克不惜一切代價想知道自己會不會被絞死。
哈裡本斯的回答是：他不會被絞死。
” 一起事件發生之後，往往會有很多故事冒出來。
但我們也許可以說，這次預言——他将免于處罰，并在未來取得輝煌成就——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解釋後面發生的事情。
一九七二年二月十三日，特立尼達《衛報》内頁的版面上登了一條簡短而怪異的報道：打撈員沒找到屍體。
史蒂夫·葉芝——穆罕默德·阿克巴，伊斯蘭果實組織的最高統帥，馬利克的黑人解放軍中校，馬利克公社的工頭，馬利克的保镖和親信——淹死了。
他是三天前在無憂灣淹死的。
去海灘玩的特立尼達人都知道，在巉岩林立的東北海岸線上，無憂灣是最危險的海灣之一。
那裡有一塊小小的中央暗礁，它上方的水面相對平靜，但四周的激流圍繞着它，在海床上旋出了一個又一個深坑。
隻要離開岸邊幾英尺遠，人在剛到腰際的水中都站不穩；每一個迸濺的浪頭打來，都會把遊泳的人卷起來，抛向西邊，抛向亂石，抛向長長的暗礁和翻騰的巨浪。
在無憂灣很難打撈屍體。
當地漁夫說，人一旦被卷過暗礁，就會被巨大的石斑魚吃掉。
無憂灣前面有更安全的海灣：巴蘭卓和米申。
但馬利克一行十一人偏偏在無憂灣停下去遊泳。
兩個姑娘很快就遇上了麻煩。
葉芝救起了一個，當他去救另一個時，自己卻消失在浪濤中。
後來一隻漁船開出去，救起了另一個姑娘，卻沒找到葉芝的屍體。
《衛報》那則報道的怪異之處在于它采用的是馬利克在事發兩天後的陳述。
《炸彈》的編輯帕特裡克·喬可林哥不喜歡這則報道。
“我認為這很滑稽——這種報道方式——因為在我看來，任何跟馬利克有牽連的人都是新聞，這起溺水事件應該引起更多的重視。
我給一些人打了電話，也給警察局打了電話。
确實有一位警察向我提起，他們懷疑是馬利克讓葉芝淹死的——但他很像是随口說說。
所以你可以想象，當馬利克第二天到我辦公室讓我為史蒂夫·葉芝寫一篇報道時，我有多驚訝。
他要我把葉芝寫成英雄：搭救印度姑娘的英雄。
這又是馬利克的典型作風，任何事情都要擠出一點種族題材。
我脫口而出：‘可是馬利克，警察說是你殺了他。
’他說：‘我不在乎警察怎麼說。
’” 那天是二月十五日，星期二。
星期六晚上十一點二十五，阿裡瑪消防局聽說馬利克在阿裡瑪的房子着火了。
那棟房子隻有一層，地面和牆壁都是混凝土的，屋頂是瓦楞鐵皮，因此火勢之猛烈讓人意外。
但房子的附屬建築卻毫發無損，它建在房子後面，一個水泥天井把它跟主屋隔開，裡面存放的每一樣東西都完好無損：馬利克從英國帶回來的一件非洲藝術品，馬利克說它價值六萬英鎊，還有一架價值四百英鎊的鋼琴，據說是約翰·列侬送的禮物。
這是一場神秘的大火：公社成員都不在場，馬利克一家在那天早些時候飛到圭亞那去了。
那是一次有點派頭的旅行。
陪伴馬利克一家的是一個叫麥克戴維森的圭亞那黑人，他身體肥胖，皮膚光滑，衣着十分考究，是被那個地區的新政治突然推上高位的一群平庸的野心家中的一個。
麥克戴維森的妻子在特立尼達政府中擔任副部長，侄子在圭亞那政府的青年事務部擔任次長。
麥克戴維森的機票錢是馬利克付的；麥克戴維森已經跟圭亞那政府的首相辦公室通了電話；馬利克一行抵達圭亞那後受到了青年事務部次長的歡迎，乘着兩輛轎車離開了機場。
這樣的接待無疑引發了相關報道：受圭亞那政府之邀，馬利克已經前往圭亞那，參加“合作共和國”成立兩周年慶典；星期六晚上，他跟圭亞那首相伯納姆先生的其他客人一道參加了晚宴。
但這些報道很快遭到了否認。
真實情況是：星期天，馬利克向青年社會主義運動的部分成員發表了講話，這一組織是以伯納姆先生為首的政黨的“年輕力量”。
在阿裡瑪，通往那棟被燒毀的房子的道路用輕質鋁杆攔了起來，黑人警察和印度警察帶着自動步槍在巡邏（在特立尼達，自動步槍是新鮮玩意，因為槍筒上打着孔，所以被稱作“透明槍”）。
消防委員會懷疑是有人縱火，警察則擔心房子裡藏匿着武器。
星期二下午三點，特立尼達警察在翻檢馬利克及其社員務農的土地時，在一片剛剛種好的莴筍下面發現了一個六英尺深的墓穴，墓穴挖在一棵鳳凰木的婆娑樹蔭下，旁邊是木槿圍成的籬笆，木槿開着粉紅色的花。
墓穴大約是七到十天之前挖的。
死者身上套着藍色的牛仔褲和綠色的毛線衫，四肢攤開躺在墓穴底部，屍體腐爛得十分嚴重，無論是警察還是專門請來的職業掘墓者都不能一眼判斷出死者性别，死者的臉已經變形，皮肉沿着裸露的牙齒化掉了一半，牙齒裡面有一顆鑲了金的假牙。
褪下牛仔褲，露出白色的内褲。
不是女人，是男人，是黑人或黑人混血，身高五英尺九英寸，頭差不多從身子上割了下來。
這不是史蒂夫·葉芝的屍體，馬利克一周前剛剛告訴媒體，葉芝在海裡淹死了。
葉芝的假牙沒有鑲金，他父親跟警察一起來到西班牙港的停屍間時告訴警察的。
葉芝的頭發也不一樣，所以他父親根本用不着在屍體背上尋找那塊很大的傷疤，那是史蒂夫在英國跟人打架時留下的。
這不是史蒂夫·葉芝。
第二天，一個不肯透露姓名的女人打電話告訴《炸彈》周刊：死者是“組織”裡的另一個“兄弟”。
“這人是上個星期一晚上死的，整件事是個意外。
他們本來不打算殺他，隻想打他一頓……他不遵守組織的規矩，死得很不值。
” 這個女人說的情況跟實情相去不遠。
又過了一天，死者被确認為約瑟夫·斯凱裡特，一個二十五歲的西班牙港人，犯過強奸罪（跟史蒂夫·葉芝一樣），其他方面都沒有特别之處：是個還算體面的中下層家庭的落魄者，這座城市中成千上萬受了半吊子教育的年輕人中的一個，沒有工作，沒有用場，在遊手好閑中虛擲二字頭的光陰，在街頭閑逛，打量着街上亂塗亂畫的空洞口号：黑是時尚，黑是根本。
人們最後一次看到喬·斯凱裡特是在兩周前，那天是二月七日，馬利克帶着随從來到西班牙港，造訪了斯凱裡特家，然後把喬帶到了阿裡瑪。
馬利克的房子是位于小路西側的獨棟房子。
房子北邊，越過幼嫩的椰子樹和高高的鐵絲網形成的邊界，有一片延伸出大約兩百英尺的荒地，荒地盡頭是一條窄窄的水溝，溝很淺，水流緩慢，在樹蔭的遮蔽下散發着不新鮮的氣味。
就在喬·斯凱裡特的屍體被發現兩天後，人們在這條水溝的南岸發現了第二個墓穴。
這個墓穴要淺一些，大約四英尺，剛挖了一會兒就氣味沖天。
藍色的印花裙子，紅色的内褲，扭曲的腐屍：是蓋爾·本森。
她是一月二日被捅死的，已經在這條水溝邊上躺了七個多星期，沒有誰想起她，就連兩個當時正在探訪公社的英國人也沒有。
但他們心裡肯定裝着别的事情，其中一個人是西蒙茲，她是個營養充足的女人，兩顆門牙之間有一道寬寬的裂縫，她告訴《炸彈》周刊，她在公社逗留了六個星期，在這段時間裡，她和史蒂夫·葉芝“情投意合”。
史蒂夫·葉芝，也就是穆罕默德·阿克巴，伊斯蘭果實組織的最高統帥，他在十二月三十一日那天（一月一日公衆假期的前一天）去庫布拉五金店買了一把六英寸長的角挫。
而賈馬爾，本森的主宰，哈齊姆·賈馬爾又做了些什麼呢？西蒙茲回憶說，一月的某個早上，賈馬爾告訴大家，他和本森吵了一架，本森走了，事情就是如此。
西蒙茲還記得，頭天傍晚本森還跟大家在一起吃飯。
十八天後，賈馬爾離開了馬利克公社，回美國了。
他并不是一個人走的，跟他一起回去的是他的“同事”，這個人是去年十二月中旬賈馬爾從美國召來的。
這個人仍然隐沒在背景中，大家都不太記得他，他是個美國黑人，公社裡的人隻知道他叫“基德豪果”或“基多果”，聽上去像非洲名字。
此時，特立尼達已經開始風傳公社裡的各種新發現，有一種傳言說，那裡發現了一個罐頭盒，裡面亂塞着好幾個陰莖。
但土地已經供出了它埋藏的所有死者。
六個人因為兩起謀殺案被起訴：五個特立尼達人，一個美國人。
但那個美國人不是賈馬爾，是他的同事基多果。
五個人被控謀殺了本森，基多果是其中之一，他在美國躲了起來。
賈馬爾接受了采訪，現在他變得像大家一樣頭腦清醒，急于脫身。
他談到公社中的“暴力氛圍”；他說自己能活到現在已經很幸運；他說，他希望見到馬利克，親口問問他本森的事。
于是，在清醒和自我開脫的氛圍中，馬利克的公社解散了。
土地已經翻遍，房屋已經燒毀。
隻剩下馬利克的兩條迷惑不解的狗，它們從不吠叫，從不嗚咽，隻是不安地在土地裡、在馬路上奔走蹦跳，為每一輛停下的車興奮不已。
但再也沒有哪輛車能把它們期待的人帶回來。
馬利克在圭亞那逃亡。
麥克戴維森——就是陪馬利克一家從特立尼達來到圭亞那、并以青年事務部次長叔叔的身份安排了接待工作的麥克戴維森——剃掉了馬利克為黑權運動刻意蓄起來的絡腮胡，還幫他修剪了頭發。
有人為他拿來了幾套新衣服和一雙新鞋。
馬利克穿着這身新行頭，化名——也許是“T.湯普森先生”——住進了另外一家賓館。
邁克爾·德·弗雷塔斯、邁克爾·X、邁克爾·阿蔔杜爾·馬利克，還有現在的湯普森先生、林賽先生、約瑟夫·喬治……這麼多名字，這麼多人格，這麼多呈現自己的方式：這是他傑出的天賦，即便這樣，此時的他也已經到了窮途末路，快崩潰了。
他在賓館待了三天，一直拉着窗簾。
他告訴打掃房間的印度女傭，他得了瘧疾，怕見陽光。
他從不在賓館的餐吧或廚房點餐，總是讓女傭到街上幫他買三明治和軟飲料，還有紙和圓珠筆。
他有些重要的消息要傳遞給不同的人。
他隻是個“中間人”，他曾這樣告訴過麥克戴維森；那個真正重要的人很快就會帶着他的“宏偉計劃”從美國來圭亞那跟他會合。
賓館女傭按照他的要求給他送來冰水時，瞥見他正在“寫信”。
但他不喜歡用圓珠筆，他更想要一個錄音機。
在光線昏暗的酒店房間裡，需要錄音機這個想法糾纏着他，他差點給妻子打電話，讓她帶一個過來。
“當時我想，”他後來說，“我要把發生在我身上的事情全部錄在磁帶上。
我想把它們錄下來。
”語言對他來說很重要，他靠語言過活。
語言可以為事件賦予形态，對他來說，語言在此時此刻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重要。
在英國的時候，有人告訴他，他是個作家，甚至還是個詩人；經常，在大麻的煙霧中（“我很嗨，我喜歡”），他嘗試着當一名作家。
他寫下一兩頁迷醉的狀态，然後就停下。
在這些文字中，事實與虛構常常流淌在一起。
通過文字，他重新構造了自己的過去；語言也為他勾畫了未來的模式。
非常奇特的是，他以前寫過的一段冒險故事跟他此時在圭亞那的曆險非常相似。
叙述者（也許就是馬利克自己）在逃亡。
他口袋裡隻有二十英鎊，一個名叫弗蘭克的人接納了他，并且說，他可以在這裡待六個月。
那天晚上，叙述者睡着了，沒有做噩夢。
然後門開了。
“我的朋友、我的救星弗蘭克端着〔字迹模糊〕早餐和一份報紙，笑容滿面地站在門口。
你今天上報紙了，他說。
我又恐慌起來，他們發現我了。
我想得更〔字迹模糊〕了。
讓我看看！我說。
我在這兒，不算太壞，有一張照片和一段簡短的報道。
特立尼達最著名的兒子之一回到了故鄉，來完成他的長篇小說。
在一次獨家專訪中——報道如此這般地往下寫，我笑了，感到一陣輕松，這裡的記者有着跟别處的記者一樣的想象力……”片段到這裡就結束了。
然而在圭亞那，噩夢并沒有結束。
他每天都在賓館裡讀圭亞那的報紙，報道越來越糟。
蓋爾·本森的屍體被發現的兩天後，他離開賓館，乘出租車南下，來到鋁土礦鎮麥肯齊（現在已經改叫“林登”，是用圭亞那首相伯納姆先生的名字命名的）。
然後，他穿着新置辦的藍色長袖襯衫和紅格子短褲，拎着飛機上發的袋子，裡面裝着他在賓館裡寫的部分手稿（有些手稿留在房間裡了）、一些十元面額的圭亞那鈔票、餅幹、牛奶、沙丁魚、其他罐頭食品和一把短刀，沿着由南向西的鐵路朝腹地走去。
兩百英裡之外，越過森林和布滿巨大蟻丘的光秃秃的褐色平原就是巴西邊境。
他好像是奔着邊境去的，但後來他說：“我認識一個住在腹地的人，一個善良而睿智的人，我可以去請教他。
我以為我能找到他……我總是喜歡向預言家請教。
你們特立尼達就有一個這樣的人，叫哈裡本斯，我去過他那兒。
我喜歡這些人。
我以為我可以找到那個人，向他請教，弄清楚正在發生什麼，因為現在發生的事我已經無法理解了。
” 他沿着鐵軌走了三天，已經開始打赤腳了。
在首都買來的新鞋不合腳，把腳磨得很疼。
第三天下午四五點，他看到兩輛路虎，政府部門的路虎：一個勘察隊在這裡搭了個營地。
他等了兩三個小時。
大約七點半時，他朝營地的人走過去。
他說：“晚上好，先生們。
”他說自己是記者。
他們給了他一杯咖啡。
他說——他說得很含混——他想“沿着鐵軌往前走”；半小時後，他跟兩個人一起坐着路虎離開了營地，其中一個人叫凱撒。
馬利克向凱撒打聽去巴西的路，還問起他的宗教信仰。
凱撒相貌英俊，身材魁梧，膚色黝黑，他說自己隸屬于當地的一個非洲民族主義小組，類似于黑權運動小組。
馬利克——現在他又是X了——說，全世界的警察都在追捕他。
然後，他一定察覺到了會被出賣的征兆，他的頭腦飛快地轉動着。
他說，他想讓凱撒把兩條消息帶回首都喬治敦。
一條消息給馬利克太太：凱撒要告訴她，馬利克安然無恙。
另一條消息給凱撒的黑權運動小組領導人：凱撒要告訴他，小組内有警察的眼線。
路虎駛出五六英裡後，已經坐卧不安的馬利克被安頓在一個叫“畢肖普營地”的地方。
畢肖普是個上了年紀、身材矮小的黑人，一個人住在他的灌木“農場”裡；他的“營地”是兩個茅草棚，有一個沒有牆。
他給馬利克端來一些炖菜和米飯，還有“甜金雀花”泡的香草茶。
成千上萬的警察在追捕他，馬利克說；畢肖普說（在出人意料的森林場景中，真實生活的冒險呼應着馬利克逃亡小說的片斷），馬利克可以在他的營地一直待到年底。
馬利克已經疲憊不堪，在他最後一個自由之夜，他開始語無倫次。
他不停地打聽巴西的情況，打聽他在這裡是否安全；他說他不信任凱撒。
他回憶起特立尼達的公社，幻想中的“務農”變成了事實。
他說要教畢肖普“如何種植綠色蔬菜”。
他說他想找份工作，他懂得“種植”。
畢肖普應該把芥菜和芹菜種在盒子裡，三周後再把它們種到外面的土地裡，每棵菜苗相隔十八英寸。
他問畢肖普，這裡離河遠不遠。
畢肖普說，不遠；但馬利克說，他要教畢肖普“如何不用去河邊就能用上河水”。
他回憶起英格蘭，尤其是沃奇曼，那個貧民窟的地主，他剛到倫敦時為他工作過。
但他的叙述讓畢肖普摸不着頭腦，畢肖普覺得馬利克好像在說：他在倫敦有一座很大的、提供膳食的公寓，有一個大花園，養着一條大狗，還有一把左輪手槍，租客付不起房租時，他就把他們趕出去，但他對圭亞那人一直很好。
畢肖普在那個沒有牆的茅草棚裡給馬利克搭了個地鋪。
馬利克躺下來，似乎在呻吟。
他說腳冷；畢肖普給了他一片麻袋蓋在腳上。
馬利克很快就睡着了，但畢肖普沒睡，他害怕馬利克的“那把短刀”。
他整晚都在盯着馬利克。
大約五點半，天還沒亮，營地裡的狗開始吠叫，畢肖普看到了警察，凱撒跟他們在一起。
他們包圍了棚子，守在那裡。
天很快就亮了，“一個躺在地鋪或西式鋪上的淺膚色男人的身形”在警長的眼中變得清晰。
六點差五分，他們開始收縮包圍圈。
畢肖普仍然保持着警惕，向他們指了指馬利克的航空公司袋子和短刀。
六點，破曉時分，警長拍了拍馬利克，叫醒了他。
馬利克後來說，看到警察時，他松了口氣。
他的腳很疼，不知道還能不能走路。
他被帶到喬治敦；第二天，他被圭亞那宣布為不受歡迎的入境者，被送回了特立尼達。
雖然蓋爾·本森的屍體被發現是轟動一時的聳人聽聞事件，但調查是從約瑟夫·斯凱裡特的謀殺案開始的，他的屍體被埋在一片莴苣菜畦下面。
四個月後，馬利克和其他三個公社社員因為斯凱裡特謀殺案而接受了審訊。
當墓穴剛剛被發現，死者的身份尚未确定時，就有一個匿名女子打電話告訴《炸彈》周刊，死者是一個“不遵守組織規則的兄弟”。
調查結果表明，斯凱裡特被殺确實帶有處決性質。
馬利克沒受過教育，但他在英國遇到的人告訴他，他是個作家，于是他就竭盡全力去寫作。
也有人告訴他——這個皮條客、騙子——他是個領袖（盡管隻能領導黑人），于是他就去讀有關領導力的書，甚至還就這個主題寫了一篇論文，借用了大量讀來的東西。
“我不需要玩弄滿足自我的遊戲，”他寫道，開始解釋自己的地位，“因為我是整個〔‘西方白人世界’被删掉了〕國家最著名的黑人。
”領袖是工作者、行動者，也是能找到工具的人（“無論是錢、錘子，還是鋸子”）：“大衆”離開自己的軌道向這樣的領袖走來。
然而，當領袖并不總是令人愉快。
“領袖讓人懼怕，哪怕是他最親密的人……其他人則會忌妒他……在這裡，他需要鐵腕，因為他可能會忍不住，想用禮物來安撫那些懷疑他的權威的人，而懷疑者真正需要的禮物是沉默。
”毋庸置疑，這些幾乎都是借來的話語，但馬利克正是由話語塑造的。
而約瑟夫·斯凱裡特正是一個懷疑者。
一年前，當斯凱裡特因為強奸罪而被起訴時，他向馬利克求助。
馬利克說服了那個姑娘不再追究。
但從那以後，斯凱裡特覺得跟馬利克在一起很不自在，便開始躲着他；就連斯凱裡特太太都覺得自己的兒子不懂得知恩圖報。
最後，二月七日那天，馬利克帶着公社裡的幾個人到西班牙港的斯凱裡特家，把喬帶走了，帶去阿裡瑪“住幾天”。
那天，斯凱裡特先是在花園裡懶懶散散地幹了些零活兒，晚上，他跟三個社員一起坐上了一輛租來的車出去兜風。
當汽車在阿裡瑪－西班牙港高速公路上行駛時，開車的艾博特說，他們要去偷襲警察局，搶些武器。
斯凱裡特說他一點兒也不想摻和這種事情；艾博特立即調轉車頭，把車開回了克裡斯蒂娜花園。
馬利克說：“喬，孩子，你說你已經準備好，可以工作了，現在我派你出去幹活，你卻不肯？”他看着斯凱裡特，搖了搖頭，讓人帶斯凱裡特去他睡覺的地方，還囑咐那個人找本《聖經》什麼的讓喬讀一讀。
殺死斯凱裡特像是一個突然的決定，但根據審判獲得的證據，接下來的事情都是計劃好的。
早晨，史蒂夫·葉芝開車把馬利克太太和她的孩子送到西班牙港，這算不上異常舉動。
馬利克宣布，今天公社要建一個“滲漏坑”，這個決定也不出人意料。
院子很容易積水，滲漏坑有助于排澇，馬利克已經就挖坑問題請教過一個有經驗的人。
坑必須挖到土質開始起變化的地方；然後要在底層鋪一層石頭，表層鋪一層土。
整個上午，有幾個男人在挖坑，另外兩個人用吉普車往回拉石頭，“書房”裡的馬利克不時中斷他的“寫作”，出來指揮。
喬·斯凱裡特穿着他的“舊衣服”——牛仔褲和綠色毛線衫——推着獨輪車在幫忙，把吉普車上卸下來的石頭運到花園遠處的西北角。
大約一點，坑差不多夠深了。
馬利克讓吉普車上的兩個人到大家都知道的一個農場去“涼快一下”，然後拉一車肥料回來。
他們離開後，花園裡隻剩下馬利克、三個男社員和喬·斯凱裡特。
三個社員中有一個從坑邊走開了。
馬利克的肩槍套裡别着一把左輪手槍，他手裡拿着一把短刀跳進坑裡，對艾博特說：“我準備好了，帶他過來。
”艾博特用胳膊勒住斯凱裡特的脖子，跟他一起跳進坑裡。
馬利克左手抓住斯凱裡特的非洲式長發，舉刀砍向他的脖子，然後還是用左手，把他往旁邊一甩。
那種“輕蔑”的姿态讓艾博特不寒而栗。
斯凱裡特大喊着“噢，上帝！噢，上帝！”拼命地往坑外爬。
馬利克此時已經站在坑外，雙手舉起一塊填坑用的大石頭往斯凱裡特的腦袋砸去，垂死的斯凱裡特像個孩子似的哭喊：“我要去告發！我要去告發！”馬利克用力朝着斯凱裡特又砸下三四塊石頭，斯凱裡特安靜了。
然後，四個人——第四個人這時候被叫過來幫忙——開始填坑，石頭墊在下面，土蓋在上面。
當另外兩個男人從農場運回一吉普車的肥料時，他們發現石頭已經不見了。
滲漏坑填了一半，他們幫忙把坑填滿。
沒多久，馬利克的家人從西班牙港回來了，公社又恢複了原樣。
至于斯凱裡特，那個頭一天來的“奇怪的年輕人”，剛剛走掉了。
那個傻孩子去了加拿大或美國，但他會發現“外面的”日子不好過：這是斯凱裡特太太聽到的版本。
這也是馬利克在審判席上講的故事：喬·斯凱裡特就這樣消失了。
艾博特，那個跟斯凱裡特一起跳進坑裡的人，被判了二十年有期徒刑。
馬利克被判了絞刑。
有些人仍然站在馬利克這邊，其中一個是羅爾·馬克西敏，馬利克兒時的夥伴，現在是一家汽車修理站的老闆，馬利克經常去他那裡租車。
馬克西敏去西班牙港的皇家監獄探望過馬利克。
幾個月後的一天，馬利克正在等待他的上訴裁決，他對馬克西敏說：“我去見哈裡本斯那天，你跟我在一起的。
你還記得他說了什麼嗎？”“他并沒有忘記，”馬克西敏說，“他隻是想從我嘴裡再聽一遍。
于是我對他說：‘哈裡本斯告訴你，你将離開特立尼達去牙買加，然後你會成為美國黑人的統治者。
’他說：‘不錯，不錯。
’然後開始在小牢房裡走來走去。
” 成為黑人的統治者：因此，對于馬利克和他的海外祝福者（主要是白人，他們一直在給他寄錢）來說，黑人的存在歸根結底隻是為了馬利克有朝一日能夠領導他們。
馬利克認為自己一直在崛起：最初隻是西班牙港千千萬萬受過半吊子教育的遊蕩者中的一個，然後成了海員，成了諾丁山的皮條客和黑幫成員，然後是倫敦的X，三十七歲時，成了“整個白人世界最著名的黑人”。
一九七一年一月回到特立尼達時，他的身份是倫敦的成功人士。
“我來這裡不是為了出人頭地，”他對特立尼達《快報》的記者說，“我已經出人頭地了。
”但他相信他可以“幫一幫”這裡。
“我對競選之類的事情不感興趣。
我唯一理解的政治是革命的政治——改變的政治，創造一個全
一九七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史蒂夫·葉芝在距離西班牙港大約十八英裡的阿裡瑪鎮買了一把這樣的锉刀，長六英寸。
葉芝是個黑人，三十三歲，他是前英國皇家空軍士兵，也是邁克爾·德·弗雷塔斯的保镖和同伴。
邁克爾也叫邁克爾·X、邁克爾·阿蔔杜爾·馬利克。
锉刀是在庫布拉五金店買的，花了一個特立尼達元，相當于二十便士，記在“阿裡瑪的阿蔔杜爾·馬利克先生”名下，葉芝在賬單上的簽名是“穆罕默德·阿克巴”，這是他的“穆斯林”名字。
在阿裡瑪的馬利克營地——他們的“公社”、“組織”——葉芝是伊斯蘭果實組織的最高統帥，馬利克麾下的黑人解放軍中校，或許也是這支軍隊唯一的成員。
馬利克的“公社”是一棟住宅，位于城郊住宅區克裡斯蒂娜花園。
他從英國回來後一直住在那兒，已經租了十一個月。
房子坐落在一塊一英畝半大小的土地上，有一片成熟的花園和果樹，馬利克和他的社員就在這塊土地上“務農”。
或者說，這是馬利克告訴他遠在英國和其他地區的舊盟友的版本：他們在務農。
馬利克在英國生活了十四年。
一九五七年，二十四歲的他來到英國，那時他還是邁克爾·德·弗雷塔斯，來自特立尼達的海員。
他在諾丁山安頓下來，當上了皮條客、毒販和賭場荷官，還給沃奇曼當過打手。
沃奇曼是個房産詐騙犯，專門經營貧民窟的房産，把房子高價租給西印度群島來的人。
後來，邁克爾·德·弗雷塔斯經曆了一次宗教和政治的“皈依”，給自己取名“邁克爾·X”，他立刻在媒體和地下群體中間大獲成功，搖身一變，成了黑權運動的“領袖”、地下黑人“詩人”和“作家”。
一九六七年，正當他在報紙上的聲望達到頂峰時，他在雷丁發表的反白人言論觸犯了《種族關系法案》，被判入獄一年。
一九六九年，馬利克在一位富有的白人贊助下建立了自己的第一個公社“黑人之家”：一個位于伊斯靈頓的“城市村莊”。
公社以失敗告終，他也惹上了更多的官司。
一九七一年一月，邁克爾·X——現在有了一個黑人穆斯林名字“邁克爾·阿蔔杜爾·馬利克”——逃到了特立尼達。
克裡斯蒂娜花園的農業公社并不是馬利克在特立尼達僅有的“項目”。
他同時還在開辦“人民商店”。
商店的信紙已經印好，宣傳冊的文稿也已準備就緒：“空蕩蕩的貨架昭示出有産者對無産者是多麼缺乏慷凱〔原文如此〕……榮譽牆上寫着我們的英雄和贊助者的名字……所有的贊美歸于安拉，所有的過失歸于我們。
”唯一沒有到位的是商店；但馬利克在計劃書上記了一條：“公共關系是制勝的法寶。
”馬利克在英國學到了一些東西，尤其是練就了一身遣詞造句的本領。
在特立尼達，他并不是一個單純在逃避英國犯罪指控的人，而是一個來自“巴比倫”的黑人穆斯林避難者，反抗“工業化複合體”的鬥士。
而特立尼達又是如此偏遠，所以馬利克可以在這裡的鎮上，在一棟租來的郊區房子的成熟花園裡，向世界宣告他正在帶領着他的新公社務農。
一九七二年一月一日那天，公社的兩位訪客也可以算作公社成員，他們住在馬路對面租來的房子裡。
其中一位是來自波士頓的黑人，他年近四十，戴着一隻金耳環，給自己取了個穆斯林名字：哈齊姆·賈馬爾。
另一位是蓋爾·安·本森，一個二十七歲的、離了婚的英國中産階級女人，她跟賈馬爾在一起差不多一年了。
賈馬爾是美國黑權運動成員。
幾個月前，蓋爾·本森帶着他在倫敦走動時，他向《衛報》這樣形容自己：“英俊到無可救藥，有着誘人的古銅色皮膚，極度能言善辯。
”這就是他的風格。
他在特立尼達寫信給一個白人盟友時說：“錢是白人在乎的，是他們想保住的東西，也是他們不得不承受的最沉重的負擔。
”于是賈馬爾急于為白人減輕負擔：他滿腦子都是需要用白人的錢來實現的黑人援助計劃，其中的一個計劃讓他來到了西印度群島。
他在某些方面跟馬利克很像。
但馬利克緻力于黑人農業和黑人公社，賈馬爾緻力于黑人學校和黑人出版；兩者并不沖突。
馬利克宣稱自己是世界上最著名的黑人，賈馬爾似乎贊同這一點。
賈馬爾向世人傳達的消息是：他自己是神。
蓋爾·本森比他們兩個都厲害：她相信賈馬爾是神。
這就是本森在公社中的獨特之處：她獨自一人信奉賈馬爾教。
她的獨特之處不在于她是白人；公社也有其他白人出入，因為對于馬利克這樣的人來說，如果沒有白人偶爾來見證一下他的憤怒，他的黑人身份和他的憤怒就沒有意義了。
本森穿着非洲風格的衣服，她給自己取名“哈爾·齊姆蓋”。
這既不是穆斯林名字，也不是非洲名字，而是“蓋爾”（Gale）和“哈齊姆”（Hakim）的字母組合，這個名字暴露了她：她的瘋狂中始終包含着中産階級的遊戲元素。
幾周後，馬利克的妻子對特立尼達《晚報》記者說，本森是“一個非常神秘的人”。
她一定是在說反話，因為她接着說：“她有幾分像冒牌貨……她會取一個虛假的名字，守着一個虛假的位置。
”一個三十歲的中學黑人女教師這樣評價本森：“她長相漂亮，與衆不同，風格簡單。
她的衣服散發着金錢的味道。
”一個生活安逸的白人，卻以她的中産階級方式比所有的人都更像黑人：本森不可能對自己制造出來的效果毫無感覺。
荒謬的崇拜，荒謬的名字，荒謬的衣着——人們在特立尼達記住的關于本森的一切，無不顯示出這個離經叛道的中産階級女人身上未經教化的巨大虛榮。
然而，作為一群冒牌貨中的冒牌貨，在公社的戲劇化氛圍中，本森的處境是危險的。
她與衆不同，不可捉摸。
有人覺得她是間諜，有傳言說，英國情報機關已經成立了一個特别秘密的部門，叫“M10”。
一九七二年一月二日，她的處決來得迅速而突然。
有人勒住了她的脖子，捅了她一刀又一刀。
在那一刻，所有的癫狂和遊戲都從她身上退去，她明白了自己是誰，她想活下去。
謀殺的全部動機也許隻是想獲得這種出其不意的效果：讓一個安全的生命終結于一個延長了的恐怖瞬間。
她奮力反擊；手上和胳膊上的傷口表明她的反擊是何等頑強。
她不得不挨了九刀，脖根處那一道特别深的傷口讓她再也不能動了；然後，她穿着那身非洲風格的衣服被埋掉了。
她當時還沒有徹底斷氣，但墓穴中的泥土會進入她的内髒，結束她的生命。
當時，年輕的印度算命先生拉爾辛·哈裡本斯正在憑着他詭異而大膽的公開預言在特立尼達引起轟動。
頗為暢銷的當地周刊《炸彈》刊登了一篇關于他的文章；曾為《炸彈》寫過稿子的馬利克從編輯那裡打聽到了他的住處。
哈裡本斯住在海島南部的油田鎮法紮巴德，從西班牙港開車過去，要沿着蜿蜒的公路開上兩個小時。
馬利克帶着幾個社員分兩輛車動身了，這是他在特立尼達的出行風格（他的“慣例”）：租用美國大轎車，配有司機。
跟他們一起去的還有羅爾·馬克西敏，他是馬利克經常光顧的那家租車行的合夥人，也是馬利克兒時的朋友。
他們抵達時已經是晚上，卻被告知，哈裡本斯在家，但不見任何人。
拒不見客是先知的特權，于是他們決定等着。
羅爾·馬克西敏說，他們坐在車裡，一直等到了早晨。
“正當我開始嘀咕‘他們難道真的連咖啡也不給我們拿一杯？’時，哈裡本斯派了一個女人出來，給我們端來了咖啡。
邁克爾終于見到了哈裡本斯。
哈裡本斯對他說：‘你不會留在特立尼達，你要去牙買加。
然後你會成為美國黑人的統治者。
’臨走，他又對邁克爾說：‘我想再次見到你。
’然而邁克爾再也沒有見過哈裡本斯。
” 事實上，哈裡本斯很快就加入了人才外流的隊伍，去了美國。
一個美國女人跟他結了婚；特立尼達有傳言說，他在一所美國大學協助超感知方面的研究。
關于馬利克拜訪哈裡本斯，《炸彈》的編輯帕特裡克·喬可林哥補充了一個細節。
“馬利克向哈裡本斯直截了當地問到了絞刑，這是哈裡本斯的表弟告訴我的。
馬利克不惜一切代價想知道自己會不會被絞死。
哈裡本斯的回答是：他不會被絞死。
” 一起事件發生之後，往往會有很多故事冒出來。
但我們也許可以說，這次預言——他将免于處罰，并在未來取得輝煌成就——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解釋後面發生的事情。
一九七二年二月十三日，特立尼達《衛報》内頁的版面上登了一條簡短而怪異的報道：打撈員沒找到屍體。
史蒂夫·葉芝——穆罕默德·阿克巴，伊斯蘭果實組織的最高統帥，馬利克的黑人解放軍中校，馬利克公社的工頭，馬利克的保镖和親信——淹死了。
他是三天前在無憂灣淹死的。
去海灘玩的特立尼達人都知道，在巉岩林立的東北海岸線上，無憂灣是最危險的海灣之一。
那裡有一塊小小的中央暗礁，它上方的水面相對平靜，但四周的激流圍繞着它，在海床上旋出了一個又一個深坑。
隻要離開岸邊幾英尺遠，人在剛到腰際的水中都站不穩；每一個迸濺的浪頭打來，都會把遊泳的人卷起來，抛向西邊，抛向亂石，抛向長長的暗礁和翻騰的巨浪。
在無憂灣很難打撈屍體。
當地漁夫說，人一旦被卷過暗礁，就會被巨大的石斑魚吃掉。
無憂灣前面有更安全的海灣：巴蘭卓和米申。
但馬利克一行十一人偏偏在無憂灣停下去遊泳。
兩個姑娘很快就遇上了麻煩。
葉芝救起了一個，當他去救另一個時，自己卻消失在浪濤中。
後來一隻漁船開出去，救起了另一個姑娘，卻沒找到葉芝的屍體。
《衛報》那則報道的怪異之處在于它采用的是馬利克在事發兩天後的陳述。
《炸彈》的編輯帕特裡克·喬可林哥不喜歡這則報道。
“我認為這很滑稽——這種報道方式——因為在我看來，任何跟馬利克有牽連的人都是新聞，這起溺水事件應該引起更多的重視。
我給一些人打了電話，也給警察局打了電話。
确實有一位警察向我提起，他們懷疑是馬利克讓葉芝淹死的——但他很像是随口說說。
所以你可以想象，當馬利克第二天到我辦公室讓我為史蒂夫·葉芝寫一篇報道時，我有多驚訝。
他要我把葉芝寫成英雄：搭救印度姑娘的英雄。
這又是馬利克的典型作風，任何事情都要擠出一點種族題材。
我脫口而出：‘可是馬利克，警察說是你殺了他。
’他說：‘我不在乎警察怎麼說。
’” 那天是二月十五日，星期二。
星期六晚上十一點二十五，阿裡瑪消防局聽說馬利克在阿裡瑪的房子着火了。
那棟房子隻有一層，地面和牆壁都是混凝土的，屋頂是瓦楞鐵皮，因此火勢之猛烈讓人意外。
但房子的附屬建築卻毫發無損，它建在房子後面，一個水泥天井把它跟主屋隔開，裡面存放的每一樣東西都完好無損：馬利克從英國帶回來的一件非洲藝術品，馬利克說它價值六萬英鎊，還有一架價值四百英鎊的鋼琴，據說是約翰·列侬送的禮物。
這是一場神秘的大火：公社成員都不在場，馬利克一家在那天早些時候飛到圭亞那去了。
那是一次有點派頭的旅行。
陪伴馬利克一家的是一個叫麥克戴維森的圭亞那黑人，他身體肥胖，皮膚光滑，衣着十分考究，是被那個地區的新政治突然推上高位的一群平庸的野心家中的一個。
麥克戴維森的妻子在特立尼達政府中擔任副部長，侄子在圭亞那政府的青年事務部擔任次長。
麥克戴維森的機票錢是馬利克付的；麥克戴維森已經跟圭亞那政府的首相辦公室通了電話；馬利克一行抵達圭亞那後受到了青年事務部次長的歡迎，乘着兩輛轎車離開了機場。
這樣的接待無疑引發了相關報道：受圭亞那政府之邀，馬利克已經前往圭亞那，參加“合作共和國”成立兩周年慶典；星期六晚上，他跟圭亞那首相伯納姆先生的其他客人一道參加了晚宴。
但這些報道很快遭到了否認。
真實情況是：星期天，馬利克向青年社會主義運動的部分成員發表了講話，這一組織是以伯納姆先生為首的政黨的“年輕力量”。
在阿裡瑪，通往那棟被燒毀的房子的道路用輕質鋁杆攔了起來，黑人警察和印度警察帶着自動步槍在巡邏（在特立尼達，自動步槍是新鮮玩意，因為槍筒上打着孔，所以被稱作“透明槍”）。
消防委員會懷疑是有人縱火，警察則擔心房子裡藏匿着武器。
星期二下午三點，特立尼達警察在翻檢馬利克及其社員務農的土地時，在一片剛剛種好的莴筍下面發現了一個六英尺深的墓穴，墓穴挖在一棵鳳凰木的婆娑樹蔭下，旁邊是木槿圍成的籬笆，木槿開着粉紅色的花。
墓穴大約是七到十天之前挖的。
死者身上套着藍色的牛仔褲和綠色的毛線衫，四肢攤開躺在墓穴底部，屍體腐爛得十分嚴重，無論是警察還是專門請來的職業掘墓者都不能一眼判斷出死者性别，死者的臉已經變形，皮肉沿着裸露的牙齒化掉了一半，牙齒裡面有一顆鑲了金的假牙。
褪下牛仔褲，露出白色的内褲。
不是女人，是男人，是黑人或黑人混血，身高五英尺九英寸，頭差不多從身子上割了下來。
這不是史蒂夫·葉芝的屍體，馬利克一周前剛剛告訴媒體，葉芝在海裡淹死了。
葉芝的假牙沒有鑲金，他父親跟警察一起來到西班牙港的停屍間時告訴警察的。
葉芝的頭發也不一樣，所以他父親根本用不着在屍體背上尋找那塊很大的傷疤，那是史蒂夫在英國跟人打架時留下的。
這不是史蒂夫·葉芝。
第二天，一個不肯透露姓名的女人打電話告訴《炸彈》周刊：死者是“組織”裡的另一個“兄弟”。
“這人是上個星期一晚上死的，整件事是個意外。
他們本來不打算殺他，隻想打他一頓……他不遵守組織的規矩，死得很不值。
” 這個女人說的情況跟實情相去不遠。
又過了一天，死者被确認為約瑟夫·斯凱裡特，一個二十五歲的西班牙港人，犯過強奸罪（跟史蒂夫·葉芝一樣），其他方面都沒有特别之處：是個還算體面的中下層家庭的落魄者，這座城市中成千上萬受了半吊子教育的年輕人中的一個，沒有工作，沒有用場，在遊手好閑中虛擲二字頭的光陰，在街頭閑逛，打量着街上亂塗亂畫的空洞口号：黑是時尚，黑是根本。
人們最後一次看到喬·斯凱裡特是在兩周前，那天是二月七日，馬利克帶着随從來到西班牙港，造訪了斯凱裡特家，然後把喬帶到了阿裡瑪。
馬利克的房子是位于小路西側的獨棟房子。
房子北邊，越過幼嫩的椰子樹和高高的鐵絲網形成的邊界，有一片延伸出大約兩百英尺的荒地，荒地盡頭是一條窄窄的水溝，溝很淺，水流緩慢，在樹蔭的遮蔽下散發着不新鮮的氣味。
就在喬·斯凱裡特的屍體被發現兩天後，人們在這條水溝的南岸發現了第二個墓穴。
這個墓穴要淺一些，大約四英尺，剛挖了一會兒就氣味沖天。
藍色的印花裙子，紅色的内褲，扭曲的腐屍：是蓋爾·本森。
她是一月二日被捅死的，已經在這條水溝邊上躺了七個多星期，沒有誰想起她，就連兩個當時正在探訪公社的英國人也沒有。
但他們心裡肯定裝着别的事情，其中一個人是西蒙茲，她是個營養充足的女人，兩顆門牙之間有一道寬寬的裂縫，她告訴《炸彈》周刊，她在公社逗留了六個星期，在這段時間裡，她和史蒂夫·葉芝“情投意合”。
史蒂夫·葉芝，也就是穆罕默德·阿克巴，伊斯蘭果實組織的最高統帥，他在十二月三十一日那天（一月一日公衆假期的前一天）去庫布拉五金店買了一把六英寸長的角挫。
而賈馬爾，本森的主宰，哈齊姆·賈馬爾又做了些什麼呢？西蒙茲回憶說，一月的某個早上，賈馬爾告訴大家，他和本森吵了一架，本森走了，事情就是如此。
西蒙茲還記得，頭天傍晚本森還跟大家在一起吃飯。
十八天後，賈馬爾離開了馬利克公社，回美國了。
他并不是一個人走的，跟他一起回去的是他的“同事”，這個人是去年十二月中旬賈馬爾從美國召來的。
這個人仍然隐沒在背景中，大家都不太記得他，他是個美國黑人，公社裡的人隻知道他叫“基德豪果”或“基多果”，聽上去像非洲名字。
此時，特立尼達已經開始風傳公社裡的各種新發現，有一種傳言說，那裡發現了一個罐頭盒，裡面亂塞着好幾個陰莖。
但土地已經供出了它埋藏的所有死者。
六個人因為兩起謀殺案被起訴：五個特立尼達人，一個美國人。
但那個美國人不是賈馬爾，是他的同事基多果。
五個人被控謀殺了本森，基多果是其中之一，他在美國躲了起來。
賈馬爾接受了采訪，現在他變得像大家一樣頭腦清醒，急于脫身。
他談到公社中的“暴力氛圍”；他說自己能活到現在已經很幸運；他說，他希望見到馬利克，親口問問他本森的事。
于是，在清醒和自我開脫的氛圍中，馬利克的公社解散了。
土地已經翻遍，房屋已經燒毀。
隻剩下馬利克的兩條迷惑不解的狗，它們從不吠叫，從不嗚咽，隻是不安地在土地裡、在馬路上奔走蹦跳，為每一輛停下的車興奮不已。
但再也沒有哪輛車能把它們期待的人帶回來。
馬利克在圭亞那逃亡。
麥克戴維森——就是陪馬利克一家從特立尼達來到圭亞那、并以青年事務部次長叔叔的身份安排了接待工作的麥克戴維森——剃掉了馬利克為黑權運動刻意蓄起來的絡腮胡，還幫他修剪了頭發。
有人為他拿來了幾套新衣服和一雙新鞋。
馬利克穿着這身新行頭，化名——也許是“T.湯普森先生”——住進了另外一家賓館。
邁克爾·德·弗雷塔斯、邁克爾·X、邁克爾·阿蔔杜爾·馬利克，還有現在的湯普森先生、林賽先生、約瑟夫·喬治……這麼多名字，這麼多人格，這麼多呈現自己的方式：這是他傑出的天賦，即便這樣，此時的他也已經到了窮途末路，快崩潰了。
他在賓館待了三天，一直拉着窗簾。
他告訴打掃房間的印度女傭，他得了瘧疾，怕見陽光。
他從不在賓館的餐吧或廚房點餐，總是讓女傭到街上幫他買三明治和軟飲料，還有紙和圓珠筆。
他有些重要的消息要傳遞給不同的人。
他隻是個“中間人”，他曾這樣告訴過麥克戴維森；那個真正重要的人很快就會帶着他的“宏偉計劃”從美國來圭亞那跟他會合。
賓館女傭按照他的要求給他送來冰水時，瞥見他正在“寫信”。
但他不喜歡用圓珠筆，他更想要一個錄音機。
在光線昏暗的酒店房間裡，需要錄音機這個想法糾纏着他，他差點給妻子打電話，讓她帶一個過來。
“當時我想，”他後來說，“我要把發生在我身上的事情全部錄在磁帶上。
我想把它們錄下來。
”語言對他來說很重要，他靠語言過活。
語言可以為事件賦予形态，對他來說，語言在此時此刻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重要。
在英國的時候，有人告訴他，他是個作家，甚至還是個詩人；經常，在大麻的煙霧中（“我很嗨，我喜歡”），他嘗試着當一名作家。
他寫下一兩頁迷醉的狀态，然後就停下。
在這些文字中，事實與虛構常常流淌在一起。
通過文字，他重新構造了自己的過去；語言也為他勾畫了未來的模式。
非常奇特的是，他以前寫過的一段冒險故事跟他此時在圭亞那的曆險非常相似。
叙述者（也許就是馬利克自己）在逃亡。
他口袋裡隻有二十英鎊，一個名叫弗蘭克的人接納了他，并且說，他可以在這裡待六個月。
那天晚上，叙述者睡着了，沒有做噩夢。
然後門開了。
“我的朋友、我的救星弗蘭克端着〔字迹模糊〕早餐和一份報紙，笑容滿面地站在門口。
你今天上報紙了，他說。
我又恐慌起來，他們發現我了。
我想得更〔字迹模糊〕了。
讓我看看！我說。
我在這兒，不算太壞，有一張照片和一段簡短的報道。
特立尼達最著名的兒子之一回到了故鄉，來完成他的長篇小說。
在一次獨家專訪中——報道如此這般地往下寫，我笑了，感到一陣輕松，這裡的記者有着跟别處的記者一樣的想象力……”片段到這裡就結束了。
然而在圭亞那，噩夢并沒有結束。
他每天都在賓館裡讀圭亞那的報紙，報道越來越糟。
蓋爾·本森的屍體被發現的兩天後，他離開賓館，乘出租車南下，來到鋁土礦鎮麥肯齊（現在已經改叫“林登”，是用圭亞那首相伯納姆先生的名字命名的）。
然後，他穿着新置辦的藍色長袖襯衫和紅格子短褲，拎着飛機上發的袋子，裡面裝着他在賓館裡寫的部分手稿（有些手稿留在房間裡了）、一些十元面額的圭亞那鈔票、餅幹、牛奶、沙丁魚、其他罐頭食品和一把短刀，沿着由南向西的鐵路朝腹地走去。
兩百英裡之外，越過森林和布滿巨大蟻丘的光秃秃的褐色平原就是巴西邊境。
他好像是奔着邊境去的，但後來他說：“我認識一個住在腹地的人，一個善良而睿智的人，我可以去請教他。
我以為我能找到他……我總是喜歡向預言家請教。
你們特立尼達就有一個這樣的人，叫哈裡本斯，我去過他那兒。
我喜歡這些人。
我以為我可以找到那個人，向他請教，弄清楚正在發生什麼，因為現在發生的事我已經無法理解了。
” 他沿着鐵軌走了三天，已經開始打赤腳了。
在首都買來的新鞋不合腳，把腳磨得很疼。
第三天下午四五點，他看到兩輛路虎，政府部門的路虎：一個勘察隊在這裡搭了個營地。
他等了兩三個小時。
大約七點半時，他朝營地的人走過去。
他說：“晚上好，先生們。
”他說自己是記者。
他們給了他一杯咖啡。
他說——他說得很含混——他想“沿着鐵軌往前走”；半小時後，他跟兩個人一起坐着路虎離開了營地，其中一個人叫凱撒。
馬利克向凱撒打聽去巴西的路，還問起他的宗教信仰。
凱撒相貌英俊，身材魁梧，膚色黝黑，他說自己隸屬于當地的一個非洲民族主義小組，類似于黑權運動小組。
馬利克——現在他又是X了——說，全世界的警察都在追捕他。
然後，他一定察覺到了會被出賣的征兆，他的頭腦飛快地轉動着。
他說，他想讓凱撒把兩條消息帶回首都喬治敦。
一條消息給馬利克太太：凱撒要告訴她，馬利克安然無恙。
另一條消息給凱撒的黑權運動小組領導人：凱撒要告訴他，小組内有警察的眼線。
路虎駛出五六英裡後，已經坐卧不安的馬利克被安頓在一個叫“畢肖普營地”的地方。
畢肖普是個上了年紀、身材矮小的黑人，一個人住在他的灌木“農場”裡；他的“營地”是兩個茅草棚，有一個沒有牆。
他給馬利克端來一些炖菜和米飯，還有“甜金雀花”泡的香草茶。
成千上萬的警察在追捕他，馬利克說；畢肖普說（在出人意料的森林場景中，真實生活的冒險呼應着馬利克逃亡小說的片斷），馬利克可以在他的營地一直待到年底。
馬利克已經疲憊不堪，在他最後一個自由之夜，他開始語無倫次。
他不停地打聽巴西的情況，打聽他在這裡是否安全；他說他不信任凱撒。
他回憶起特立尼達的公社，幻想中的“務農”變成了事實。
他說要教畢肖普“如何種植綠色蔬菜”。
他說他想找份工作，他懂得“種植”。
畢肖普應該把芥菜和芹菜種在盒子裡，三周後再把它們種到外面的土地裡，每棵菜苗相隔十八英寸。
他問畢肖普，這裡離河遠不遠。
畢肖普說，不遠；但馬利克說，他要教畢肖普“如何不用去河邊就能用上河水”。
他回憶起英格蘭，尤其是沃奇曼，那個貧民窟的地主，他剛到倫敦時為他工作過。
但他的叙述讓畢肖普摸不着頭腦，畢肖普覺得馬利克好像在說：他在倫敦有一座很大的、提供膳食的公寓，有一個大花園，養着一條大狗，還有一把左輪手槍，租客付不起房租時，他就把他們趕出去，但他對圭亞那人一直很好。
畢肖普在那個沒有牆的茅草棚裡給馬利克搭了個地鋪。
馬利克躺下來，似乎在呻吟。
他說腳冷；畢肖普給了他一片麻袋蓋在腳上。
馬利克很快就睡着了，但畢肖普沒睡，他害怕馬利克的“那把短刀”。
他整晚都在盯着馬利克。
大約五點半，天還沒亮，營地裡的狗開始吠叫，畢肖普看到了警察，凱撒跟他們在一起。
他們包圍了棚子，守在那裡。
天很快就亮了，“一個躺在地鋪或西式鋪上的淺膚色男人的身形”在警長的眼中變得清晰。
六點差五分，他們開始收縮包圍圈。
畢肖普仍然保持着警惕，向他們指了指馬利克的航空公司袋子和短刀。
六點，破曉時分，警長拍了拍馬利克，叫醒了他。
馬利克後來說，看到警察時，他松了口氣。
他的腳很疼，不知道還能不能走路。
他被帶到喬治敦；第二天，他被圭亞那宣布為不受歡迎的入境者，被送回了特立尼達。
雖然蓋爾·本森的屍體被發現是轟動一時的聳人聽聞事件，但調查是從約瑟夫·斯凱裡特的謀殺案開始的，他的屍體被埋在一片莴苣菜畦下面。
四個月後，馬利克和其他三個公社社員因為斯凱裡特謀殺案而接受了審訊。
當墓穴剛剛被發現，死者的身份尚未确定時，就有一個匿名女子打電話告訴《炸彈》周刊，死者是一個“不遵守組織規則的兄弟”。
調查結果表明，斯凱裡特被殺确實帶有處決性質。
馬利克沒受過教育，但他在英國遇到的人告訴他，他是個作家，于是他就竭盡全力去寫作。
也有人告訴他——這個皮條客、騙子——他是個領袖（盡管隻能領導黑人），于是他就去讀有關領導力的書，甚至還就這個主題寫了一篇論文，借用了大量讀來的東西。
“我不需要玩弄滿足自我的遊戲，”他寫道，開始解釋自己的地位，“因為我是整個〔‘西方白人世界’被删掉了〕國家最著名的黑人。
”領袖是工作者、行動者，也是能找到工具的人（“無論是錢、錘子，還是鋸子”）：“大衆”離開自己的軌道向這樣的領袖走來。
然而，當領袖并不總是令人愉快。
“領袖讓人懼怕，哪怕是他最親密的人……其他人則會忌妒他……在這裡，他需要鐵腕，因為他可能會忍不住，想用禮物來安撫那些懷疑他的權威的人，而懷疑者真正需要的禮物是沉默。
”毋庸置疑，這些幾乎都是借來的話語，但馬利克正是由話語塑造的。
而約瑟夫·斯凱裡特正是一個懷疑者。
一年前，當斯凱裡特因為強奸罪而被起訴時，他向馬利克求助。
馬利克說服了那個姑娘不再追究。
但從那以後，斯凱裡特覺得跟馬利克在一起很不自在，便開始躲着他；就連斯凱裡特太太都覺得自己的兒子不懂得知恩圖報。
最後，二月七日那天，馬利克帶着公社裡的幾個人到西班牙港的斯凱裡特家，把喬帶走了，帶去阿裡瑪“住幾天”。
那天，斯凱裡特先是在花園裡懶懶散散地幹了些零活兒，晚上，他跟三個社員一起坐上了一輛租來的車出去兜風。
當汽車在阿裡瑪－西班牙港高速公路上行駛時，開車的艾博特說，他們要去偷襲警察局，搶些武器。
斯凱裡特說他一點兒也不想摻和這種事情；艾博特立即調轉車頭，把車開回了克裡斯蒂娜花園。
馬利克說：“喬，孩子，你說你已經準備好，可以工作了，現在我派你出去幹活，你卻不肯？”他看着斯凱裡特，搖了搖頭，讓人帶斯凱裡特去他睡覺的地方，還囑咐那個人找本《聖經》什麼的讓喬讀一讀。
殺死斯凱裡特像是一個突然的決定，但根據審判獲得的證據，接下來的事情都是計劃好的。
早晨，史蒂夫·葉芝開車把馬利克太太和她的孩子送到西班牙港，這算不上異常舉動。
馬利克宣布，今天公社要建一個“滲漏坑”，這個決定也不出人意料。
院子很容易積水，滲漏坑有助于排澇，馬利克已經就挖坑問題請教過一個有經驗的人。
坑必須挖到土質開始起變化的地方；然後要在底層鋪一層石頭，表層鋪一層土。
整個上午，有幾個男人在挖坑，另外兩個人用吉普車往回拉石頭，“書房”裡的馬利克不時中斷他的“寫作”，出來指揮。
喬·斯凱裡特穿着他的“舊衣服”——牛仔褲和綠色毛線衫——推着獨輪車在幫忙，把吉普車上卸下來的石頭運到花園遠處的西北角。
大約一點，坑差不多夠深了。
馬利克讓吉普車上的兩個人到大家都知道的一個農場去“涼快一下”，然後拉一車肥料回來。
他們離開後，花園裡隻剩下馬利克、三個男社員和喬·斯凱裡特。
三個社員中有一個從坑邊走開了。
馬利克的肩槍套裡别着一把左輪手槍，他手裡拿着一把短刀跳進坑裡，對艾博特說：“我準備好了，帶他過來。
”艾博特用胳膊勒住斯凱裡特的脖子，跟他一起跳進坑裡。
馬利克左手抓住斯凱裡特的非洲式長發，舉刀砍向他的脖子，然後還是用左手，把他往旁邊一甩。
那種“輕蔑”的姿态讓艾博特不寒而栗。
斯凱裡特大喊着“噢，上帝！噢，上帝！”拼命地往坑外爬。
馬利克此時已經站在坑外，雙手舉起一塊填坑用的大石頭往斯凱裡特的腦袋砸去，垂死的斯凱裡特像個孩子似的哭喊：“我要去告發！我要去告發！”馬利克用力朝着斯凱裡特又砸下三四塊石頭，斯凱裡特安靜了。
然後，四個人——第四個人這時候被叫過來幫忙——開始填坑，石頭墊在下面，土蓋在上面。
當另外兩個男人從農場運回一吉普車的肥料時，他們發現石頭已經不見了。
滲漏坑填了一半，他們幫忙把坑填滿。
沒多久，馬利克的家人從西班牙港回來了，公社又恢複了原樣。
至于斯凱裡特，那個頭一天來的“奇怪的年輕人”，剛剛走掉了。
那個傻孩子去了加拿大或美國，但他會發現“外面的”日子不好過：這是斯凱裡特太太聽到的版本。
這也是馬利克在審判席上講的故事：喬·斯凱裡特就這樣消失了。
艾博特，那個跟斯凱裡特一起跳進坑裡的人，被判了二十年有期徒刑。
馬利克被判了絞刑。
有些人仍然站在馬利克這邊，其中一個是羅爾·馬克西敏，馬利克兒時的夥伴，現在是一家汽車修理站的老闆，馬利克經常去他那裡租車。
馬克西敏去西班牙港的皇家監獄探望過馬利克。
幾個月後的一天，馬利克正在等待他的上訴裁決，他對馬克西敏說：“我去見哈裡本斯那天，你跟我在一起的。
你還記得他說了什麼嗎？”“他并沒有忘記，”馬克西敏說，“他隻是想從我嘴裡再聽一遍。
于是我對他說：‘哈裡本斯告訴你，你将離開特立尼達去牙買加，然後你會成為美國黑人的統治者。
’他說：‘不錯，不錯。
’然後開始在小牢房裡走來走去。
” 成為黑人的統治者：因此，對于馬利克和他的海外祝福者（主要是白人，他們一直在給他寄錢）來說，黑人的存在歸根結底隻是為了馬利克有朝一日能夠領導他們。
馬利克認為自己一直在崛起：最初隻是西班牙港千千萬萬受過半吊子教育的遊蕩者中的一個，然後成了海員，成了諾丁山的皮條客和黑幫成員，然後是倫敦的X，三十七歲時，成了“整個白人世界最著名的黑人”。
一九七一年一月回到特立尼達時，他的身份是倫敦的成功人士。
“我來這裡不是為了出人頭地，”他對特立尼達《快報》的記者說，“我已經出人頭地了。
”但他相信他可以“幫一幫”這裡。
“我對競選之類的事情不感興趣。
我唯一理解的政治是革命的政治——改變的政治，創造一個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