擁擠不堪的奴隸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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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世紀二十年代，他在倫敦度過了漫長的幾年，一開始是讀書，後來當了醫生；他一回到毛裡求斯，就開始從事工會工作，然後踏進政界：這是一段漫長而艱苦的跋涉，跟幾乎就是“裁判員”的反對派對抗，取得了相當令人矚目的成就。
在過去的十二年裡，他在毛裡求斯建起了一個福利國家的雛形。
社會服務的覆蓋範圍很廣；這裡有一套針對失業者的“救濟”體系（每周有四天可以領取四個盧比，相當于三十便士）；一個家庭裡如果有三個不足十四歲的孩子，每月就可以領取十個盧比的補貼，大約是七十五便士。
這個初具形态的福利國家讓整個社會免于崩潰，受益者是年輕人。
他們比他們的父母享受到了更好的教育，吃得也更好。
出色的電視節目讓他們思想敏銳，見多識廣。
他們的期望變高了，再也不是以前農奴社會中那群從無怨言的人。
整個體系的缺陷在于，在仍然以蔗糖為王的停滞的殖民地經濟中，這個福利國家的建立也許是以犧牲發展為代價的。
在毛裡求斯工作并不需要很高的技能。
然而出國去工作，隻有那些具有真正的優秀品格、真正熱愛護理工作的人才需要去申請。
“他們總是責怪政府。
他們手上一旦握有資格證書，就指望政府給安排一份工作，其他的一概不想。
農業領域有一些合作社，但這群人一心隻想着坐在辦公桌後面，整天在紙上塗塗寫寫。
”“政府把毛裡求斯人變成了乞丐。
我們在這裡都有很多親戚，都有自己的大家庭，本來可以充分利用這一點，但政府的救濟弱化了親族間的紐帶。
”“我們的人沒有冒險精神。
”“大家對事故變得敏感起來，人們開始裝病。
我的診所總是被裝病的人騷擾，他們希望政府為他們的‘事故’支付補償金。
” 中産階級對毛裡求斯的福利制度也有些看法，他們的觀點甚至得到了白皮書的支持。
白皮書上說，太多人生活在“救濟”水平線上；太多人在做着“沒有産出”的以工代赈工作（有些以工代赈人員被派去清掃海灘）；結果，“當那些有工作的人看到少幹活或者不幹活也可以過日子的時候，他們的工作意願就受到了影響。
” 這裡的狀況很容易讓遊客感到惱怒。
每到下午，那些身強力壯、衣着得體的年輕人就會在擁擠的鄉間小巷裡閑逛：他們的體格鍛煉得太好，太樂得袖手旁觀，成排地坐在俱樂部裡面，動不動就抱怨。
“如果你想要一份工作，他們就會派出鎮壓騷亂小分隊來對付你，這種事情每個月會發生三次。
”“你每天都可以看到有人去敲議員的門，想找一份工作，因為每個人都相信，‘議員會給我兒子安排一份工作，議員會給我女兒安排一份工作’。
”“要想見到部長，你隻能行賄。
我們隻在照片上見過部長。
” 于是他們坐在那兒，抱怨着，威脅着。
“改換政府，讓社會主義政黨取而代之。
現在的政府容忍資本主義。
”社會主義政黨是年輕人的政黨。
而這個黨會做些什麼？它又怎樣取代資本主義？大家都沒有明确的看法。
但政府必須遭到懲罰。
政府就是政府，如果它真的想幹什麼，就一定能幹成。
“政府的失敗并不是因為執政者的愚蠢或惡劣，而是因為他們的自私。
” 在鄉村的巷子裡遊手好閑，玩多米諾骨牌，在俱樂部裡沒完沒了地讨論政治，他們的生活真的就隻有這些嗎？難道沒有其他活動，其他樂趣，其他節目嗎？“沒有錢就沒有樂趣，先生。
”一小口朗姆酒要五十五毛裡求斯分币，還不到四便士，但對他們來說已經非常昂貴，堪稱玉液瓊漿。
他們隻喝得起當地人用香蕉釀的一種酒，兩個半便士就可以買上一品脫。
看電影也很貴，三等座要一個盧比（七個半便士），一等座要兩盧比二十五分。
“我有十年沒去電影院了。
”“我有三年沒去了。
”“即便是排燈節（印度的花燈節），我們也沒有樂趣可言。
我們沒錢給孩子買禮物，也沒法給他們置辦新衣服。
” 但那個靠“救濟”過活的、咧着嘴的胖小夥卻是一副快活的樣子，他剛剛結了婚，而且顯然是這群人中的小醜。
那個相貌英俊、穿着入時的男孩來自一夫多妻的穆斯林家庭，是家中十七個孩子中的一個。
而那個挺着肚腩、面色陰郁的男人今年三十五歲，他在領救濟金的六年間添了六個孩子。
但遊客的惱怒對毛裡求斯人并不公平。
甘蔗地，榨糖工人和家屬居住的擁擠不堪的村莊，小小的集鎮：訪客目之所及就是毛裡求斯擁有的一切了。
這裡幾乎沒有多少冒險的空間，除了上層階級：法國人（他們總是擁有龐大的家族）、中國人和富裕的印度人。
而底層的生活一直都很嚴酷，視野也愈加狹窄，整個社群隻有一種無助感和對自己的厭惡感。
那個以工代赈的工人——六個孩子的父親——知道自己的工作毫無意義，他不去上班，隻去簽字和領錢。
甘蔗地裡的除草工知道自己是除草劑的替代品，一種更低效、更昂貴的替代品。
每個人都一門心思地認為，隻要政府是好的，一切都會好轉；而現在，因為某些原因——政府和反對派都說是政治原因——局面每況愈下。
報紙上充斥着當地的政治話題，根本沒有版面來發國外新聞。
所以人們整天在鄉村俱樂部裡談論政治，政治吸收了他們心中所有的狂暴。
言論自由，選舉也自由；實實在在的權力卻遙不可及；政治是人民的鴉片。
一個多雨的星期天下午，天空雖然烏雲密布，卻閃着片片電光，傾盆大雨的間隙，空氣潮濕而黏膩。
在這座新“城[6]”用礫石鋪成的後街上，有一片手工藝人的居住區：一座座混凝土牆、瓦楞鐵皮屋頂的小房子就建在居爾皮普鎮外，一次選舉集會正在這裡預熱。
這隻是一次市政遞補選舉，但在毛裡求斯，選舉就是選舉，而且這次選舉已經被營造成了對幾方力量的一次考驗：外交部長加埃唐·杜瓦爾的政黨、黑權運動和毛裡求斯民主聯盟黨（UDM，theMauritiusDemocraticUnion）。
杜瓦爾說UDM是黑白混血聯盟黨（UniondesMulatres）的縮寫，這是他用來打擊對方的口号。
也許還有其他論題，但我這個外來人讀遍了所有的報紙，也沒能找到。
這是UDM召開的集會。
聽衆還沒到，房間裡隻有幾個黑人男孩，也可能是黑白混血，有些孩子穿着不合身的外套，那是他們爸爸或哥哥的衣服。
房間裡還有些沒帶武器的警察，他們戴着尖尖的的帽子，穿着暗灰藍色的雨衣，三五成群地聚在一起，警察裡面有很多是印度人。
卡車上的擴音器在播放着一曲塞卡，那是毛裡求斯的卡裡普索[7]，是用當地種植園的土語演唱的。
吸煙的女人我不喜歡 她讓發黴的煙草淌入你的口中 跑進跑出的小男孩越來越多。
一個穿着哥哥外套的十三歲男孩（他有三個兄弟，七個姐妹，爸爸沒工作，媽媽是廚娘）反對UDM，而另一個混血男孩（他有四個兄弟，四個姐妹，沒有爸爸，也沒有媽媽）喜歡UDM，“因為他們在匡扶國家”[8]。
這裡的情景恰好是UDM口号的現實版：這裡的選舉就像其他地方的聖誕節，少了孩子就不成其為選舉。
馬路上到處晃動着小小的、骨瘦如柴的腿，就像課間休息時的操場。
（“現在我随便走到哪裡，”杜瓦爾後來告訴我，“就像格利弗走進小人國。
小孩子們想把我擡起來。
”）UDM仍然在播放塞卡。
路邊一塊濕透了的窪地上，一場足球賽開始了。
一輛轎車在輔道上搖搖晃晃地開過來，停在了卡車旁邊。
石塊飛了過來。
刹那間，滿腔怒火的混血兒和黑人圍着轎車和卡車扭打起來，叫嚷和謾罵響成一片。
足球比賽中斷了，孩子們四散着跑開，寬大的夾克在火柴棍兒似的腿上方搖晃了一陣子，然後停下來，駐足觀望。
擴音器裡的塞卡還在繼續。
溫和的警察上前溫和地幹預，把憤怒的人往不同的方向疏散，被拉開的人一邊走，一邊回頭叫嚷。
雨水，灌木，簡陋的房子，破舊的衣服，種族混居和撐着傘跑出來圍觀的人群：這歇斯底裡的一幕看上去如此熟悉。
大人在小孩面前大打出手，擁擠不堪的奴隸營渾濁污穢：這就是無權者的政治。
騷亂平息後，轎車開走了，塞卡也停了下來。
卡車上的男人對着擴音器咳嗽，集會開始了。
“M.DuvallezourliBlackPower,lesoirliblanc.”（“杜瓦爾先生白天代表黑權運動，到了晚上就變白了。
”） “黑權運動？”一個身穿粉色上衣的黑人姑娘說，“在我看來是個笑話。
” “M.Duvalnapascontentcréolepetitchevé.杜瓦爾先生不喜歡克裡奧爾人的小腦袋。
‘Quandmo'allec?tez'aut'donne-moimanzemacaronietboirerhumblanc.Moicontentmanzeunpéc'estquibon.’聽聽他的話：‘當我走訪其他人時，我讓他們用通心粉和白朗姆酒來款待我。
我喜歡吃一點點美食。
’” 在這個黑人姑娘看來，UDM也是個笑話。
“我不在乎這些政客。
我來這裡是為了打發時間，很多人跟我一樣。
這裡有百分之七十五的姑娘和小夥子不上班。
獨立之後，大家變得更窮了，‘工作得更少了’[9]。
” 她今年二十一歲，身材瘦小，窄窄的肩膀有棱有角，眼窩深陷。
一九六〇年，她以第五級的水平離開了學校。
“一九六〇年以後，我什麼也沒幹。
我有打字資格證書，但一直沒有工作。
”但她和毛裡求斯的每一個年輕人一樣，也有一個與工作失之交臂的故事。
“廣告上說有個加油站要招一名員工。
我和一個穆斯林姑娘一起去了，那個穆斯林姑娘被錄用了。
為什麼？我不好說。
我比她先打的電話。
”她現在已經心平氣和了，不再埋怨任何人；但她當時非常生氣。
“我回到家，對我母親說，‘看看，這是什麼事兒啊，我沒得到那份工作。
’我已經登記五年了，那個穆斯林姑娘才登記了五個月。
我猜加油站的那個男人是穆斯林，但實際情況我也不知道。
我不知道。
”這段記憶仍然清晰如昨，但那已經是三年前的事了，她當時十八歲。
生氣也徒勞無益；她不再生氣，也不再指責任何人。
她父親是個漆工，母親沒有工作。
她有四個姐妹和三個兄弟。
“我年齡最大。
我以前想做老師，我去見了加埃唐·杜瓦爾好多次，但他隻是一味地承諾又承諾。
”她父親有活幹的時候，一周能掙二十到三十盧比，合一點五到二點二五英鎊。
他們在城裡的房租是每月二十五點五盧比，電費再花掉九個盧比。
“我們把米飯跟咖喱和鹹魚做在一起吃。
有時候也把米飯跟油和炸洋蔥做在一起。
現在鹹魚很貴了，一小塊就要五分錢（大約三分之一便士）。
這種生活對八個孩子來說實在太艱苦了。
我可以不吃東西，但那些小一點的孩子們不行。
” 娛樂活動？電影院？“我已經五年沒去過電影院了。
‘無人問津，無人問津。
我已心灰意冷’[10]。
”她待在家裡讀詩歌；她有一本《長詩選集》，是教科書。
“在毛裡求斯，沒有男朋友這一說。
”她指的是男女不可以随意相會。
她必須在監護下，才能參加有男有女的聚會。
如果要跟小夥子外出，那個小夥子必須給她父母寫信，獲得他們的允許。
但不會有小夥子出現的，因為她家太窮了，不可能邀請任何人到家裡來。
“我有個有錢的朋友，學生時代認識的。
她父親是警察。
她邀請我去參加派對，但我不能去，因為我母親不肯讓我一個人去。
将來有一天我也許會結婚，這要看運氣。
” 這條街上不遠處住着另一個姑娘，她的前景要光明一些。
她有一份工作，在小學當老師。
她是混血兒——毛裡求斯“常見人口”的一分子，這個稱謂有些怪異——長得極其漂亮，她有輪廓優美的誘人嘴唇，頭發幾乎是直的，唯一美中不足是長了一點點粉刺。
一件綠色的套頭衫緊緊地裹着她小小的胸脯，配着一條方格裙，外面套着一件淺棕色的短風衣，風衣恰到好處地縫着襯裡（之所以有襯裡，是因為毛裡求斯剛好位于溫帶之外，是一個有冬天的海島）。
這個生氣勃勃的姑娘靠着每月五十盧比（将近四英鎊）的工資支撐着她全套的時尚裝扮。
當然，她去參加派對；當然，某個小夥子已經向她父母發起了“書面請求”，而且遭到了拒絕。
陽光沖破雲層，競選演說還在繼續。
每戶人家都集體出動，站在自家小房子外面的馬路上，有點像是在趕集。
有一群人在吃花生（當地産的花生：一種新興的、有利可圖的作物，種在大種植園的一排排甘蔗之間，也是“多樣化”的一種嘗試），他們有十個人，一邊剝着花生，一邊嘲笑着演講，随手把花生殼扔在濕漉漉的路邊。
這十個人住在那
在過去的十二年裡，他在毛裡求斯建起了一個福利國家的雛形。
社會服務的覆蓋範圍很廣；這裡有一套針對失業者的“救濟”體系（每周有四天可以領取四個盧比，相當于三十便士）；一個家庭裡如果有三個不足十四歲的孩子，每月就可以領取十個盧比的補貼，大約是七十五便士。
這個初具形态的福利國家讓整個社會免于崩潰，受益者是年輕人。
他們比他們的父母享受到了更好的教育，吃得也更好。
出色的電視節目讓他們思想敏銳，見多識廣。
他們的期望變高了，再也不是以前農奴社會中那群從無怨言的人。
整個體系的缺陷在于，在仍然以蔗糖為王的停滞的殖民地經濟中，這個福利國家的建立也許是以犧牲發展為代價的。
在毛裡求斯工作并不需要很高的技能。
然而出國去工作，隻有那些具有真正的優秀品格、真正熱愛護理工作的人才需要去申請。
“他們總是責怪政府。
他們手上一旦握有資格證書，就指望政府給安排一份工作，其他的一概不想。
農業領域有一些合作社，但這群人一心隻想着坐在辦公桌後面，整天在紙上塗塗寫寫。
”“政府把毛裡求斯人變成了乞丐。
我們在這裡都有很多親戚，都有自己的大家庭，本來可以充分利用這一點，但政府的救濟弱化了親族間的紐帶。
”“我們的人沒有冒險精神。
”“大家對事故變得敏感起來，人們開始裝病。
我的診所總是被裝病的人騷擾，他們希望政府為他們的‘事故’支付補償金。
” 中産階級對毛裡求斯的福利制度也有些看法，他們的觀點甚至得到了白皮書的支持。
白皮書上說，太多人生活在“救濟”水平線上；太多人在做着“沒有産出”的以工代赈工作（有些以工代赈人員被派去清掃海灘）；結果，“當那些有工作的人看到少幹活或者不幹活也可以過日子的時候，他們的工作意願就受到了影響。
” 這裡的狀況很容易讓遊客感到惱怒。
每到下午，那些身強力壯、衣着得體的年輕人就會在擁擠的鄉間小巷裡閑逛：他們的體格鍛煉得太好，太樂得袖手旁觀，成排地坐在俱樂部裡面，動不動就抱怨。
“如果你想要一份工作，他們就會派出鎮壓騷亂小分隊來對付你，這種事情每個月會發生三次。
”“你每天都可以看到有人去敲議員的門，想找一份工作，因為每個人都相信，‘議員會給我兒子安排一份工作，議員會給我女兒安排一份工作’。
”“要想見到部長，你隻能行賄。
我們隻在照片上見過部長。
” 于是他們坐在那兒，抱怨着，威脅着。
“改換政府，讓社會主義政黨取而代之。
現在的政府容忍資本主義。
”社會主義政黨是年輕人的政黨。
而這個黨會做些什麼？它又怎樣取代資本主義？大家都沒有明确的看法。
但政府必須遭到懲罰。
政府就是政府，如果它真的想幹什麼，就一定能幹成。
“政府的失敗并不是因為執政者的愚蠢或惡劣，而是因為他們的自私。
” 在鄉村的巷子裡遊手好閑，玩多米諾骨牌，在俱樂部裡沒完沒了地讨論政治，他們的生活真的就隻有這些嗎？難道沒有其他活動，其他樂趣，其他節目嗎？“沒有錢就沒有樂趣，先生。
”一小口朗姆酒要五十五毛裡求斯分币，還不到四便士，但對他們來說已經非常昂貴，堪稱玉液瓊漿。
他們隻喝得起當地人用香蕉釀的一種酒，兩個半便士就可以買上一品脫。
看電影也很貴，三等座要一個盧比（七個半便士），一等座要兩盧比二十五分。
“我有十年沒去電影院了。
”“我有三年沒去了。
”“即便是排燈節（印度的花燈節），我們也沒有樂趣可言。
我們沒錢給孩子買禮物，也沒法給他們置辦新衣服。
” 但那個靠“救濟”過活的、咧着嘴的胖小夥卻是一副快活的樣子，他剛剛結了婚，而且顯然是這群人中的小醜。
那個相貌英俊、穿着入時的男孩來自一夫多妻的穆斯林家庭，是家中十七個孩子中的一個。
而那個挺着肚腩、面色陰郁的男人今年三十五歲，他在領救濟金的六年間添了六個孩子。
但遊客的惱怒對毛裡求斯人并不公平。
甘蔗地，榨糖工人和家屬居住的擁擠不堪的村莊，小小的集鎮：訪客目之所及就是毛裡求斯擁有的一切了。
這裡幾乎沒有多少冒險的空間，除了上層階級：法國人（他們總是擁有龐大的家族）、中國人和富裕的印度人。
而底層的生活一直都很嚴酷，視野也愈加狹窄，整個社群隻有一種無助感和對自己的厭惡感。
那個以工代赈的工人——六個孩子的父親——知道自己的工作毫無意義，他不去上班，隻去簽字和領錢。
甘蔗地裡的除草工知道自己是除草劑的替代品，一種更低效、更昂貴的替代品。
每個人都一門心思地認為，隻要政府是好的，一切都會好轉；而現在，因為某些原因——政府和反對派都說是政治原因——局面每況愈下。
報紙上充斥着當地的政治話題，根本沒有版面來發國外新聞。
所以人們整天在鄉村俱樂部裡談論政治，政治吸收了他們心中所有的狂暴。
言論自由，選舉也自由；實實在在的權力卻遙不可及；政治是人民的鴉片。
一個多雨的星期天下午，天空雖然烏雲密布，卻閃着片片電光，傾盆大雨的間隙，空氣潮濕而黏膩。
在這座新“城
這隻是一次市政遞補選舉，但在毛裡求斯，選舉就是選舉，而且這次選舉已經被營造成了對幾方力量的一次考驗：外交部長加埃唐·杜瓦爾的政黨、黑權運動和毛裡求斯民主聯盟黨（UDM，theMauritiusDemocraticUnion）。
杜瓦爾說UDM是黑白混血聯盟黨（UniondesMulatres）的縮寫，這是他用來打擊對方的口号。
也許還有其他論題，但我這個外來人讀遍了所有的報紙，也沒能找到。
這是UDM召開的集會。
聽衆還沒到，房間裡隻有幾個黑人男孩，也可能是黑白混血，有些孩子穿着不合身的外套，那是他們爸爸或哥哥的衣服。
房間裡還有些沒帶武器的警察，他們戴着尖尖的的帽子，穿着暗灰藍色的雨衣，三五成群地聚在一起，警察裡面有很多是印度人。
卡車上的擴音器在播放着一曲塞卡，那是毛裡求斯的卡裡普索
吸煙的女人我不喜歡 她讓發黴的煙草淌入你的口中 跑進跑出的小男孩越來越多。
一個穿着哥哥外套的十三歲男孩（他有三個兄弟，七個姐妹，爸爸沒工作，媽媽是廚娘）反對UDM，而另一個混血男孩（他有四個兄弟，四個姐妹，沒有爸爸，也沒有媽媽）喜歡UDM，“因為他們在匡扶國家”
這裡的情景恰好是UDM口号的現實版：這裡的選舉就像其他地方的聖誕節，少了孩子就不成其為選舉。
馬路上到處晃動着小小的、骨瘦如柴的腿，就像課間休息時的操場。
（“現在我随便走到哪裡，”杜瓦爾後來告訴我，“就像格利弗走進小人國。
小孩子們想把我擡起來。
”）UDM仍然在播放塞卡。
路邊一塊濕透了的窪地上，一場足球賽開始了。
一輛轎車在輔道上搖搖晃晃地開過來，停在了卡車旁邊。
石塊飛了過來。
刹那間，滿腔怒火的混血兒和黑人圍着轎車和卡車扭打起來，叫嚷和謾罵響成一片。
足球比賽中斷了，孩子們四散着跑開，寬大的夾克在火柴棍兒似的腿上方搖晃了一陣子，然後停下來，駐足觀望。
擴音器裡的塞卡還在繼續。
溫和的警察上前溫和地幹預，把憤怒的人往不同的方向疏散，被拉開的人一邊走，一邊回頭叫嚷。
雨水，灌木，簡陋的房子，破舊的衣服，種族混居和撐着傘跑出來圍觀的人群：這歇斯底裡的一幕看上去如此熟悉。
大人在小孩面前大打出手，擁擠不堪的奴隸營渾濁污穢：這就是無權者的政治。
騷亂平息後，轎車開走了，塞卡也停了下來。
卡車上的男人對着擴音器咳嗽，集會開始了。
“M.DuvallezourliBlackPower,lesoirliblanc.”（“杜瓦爾先生白天代表黑權運動，到了晚上就變白了。
”） “黑權運動？”一個身穿粉色上衣的黑人姑娘說，“在我看來是個笑話。
” “M.Duvalnapascontentcréolepetitchevé.杜瓦爾先生不喜歡克裡奧爾人的小腦袋。
‘Quandmo'allec?tez'aut'donne-moimanzemacaronietboirerhumblanc.Moicontentmanzeunpéc'estquibon.’聽聽他的話：‘當我走訪其他人時，我讓他們用通心粉和白朗姆酒來款待我。
我喜歡吃一點點美食。
’” 在這個黑人姑娘看來，UDM也是個笑話。
“我不在乎這些政客。
我來這裡是為了打發時間，很多人跟我一樣。
這裡有百分之七十五的姑娘和小夥子不上班。
獨立之後，大家變得更窮了，‘工作得更少了’
” 她今年二十一歲，身材瘦小，窄窄的肩膀有棱有角，眼窩深陷。
一九六〇年，她以第五級的水平離開了學校。
“一九六〇年以後，我什麼也沒幹。
我有打字資格證書，但一直沒有工作。
”但她和毛裡求斯的每一個年輕人一樣，也有一個與工作失之交臂的故事。
“廣告上說有個加油站要招一名員工。
我和一個穆斯林姑娘一起去了，那個穆斯林姑娘被錄用了。
為什麼？我不好說。
我比她先打的電話。
”她現在已經心平氣和了，不再埋怨任何人；但她當時非常生氣。
“我回到家，對我母親說，‘看看，這是什麼事兒啊，我沒得到那份工作。
’我已經登記五年了，那個穆斯林姑娘才登記了五個月。
我猜加油站的那個男人是穆斯林，但實際情況我也不知道。
我不知道。
”這段記憶仍然清晰如昨，但那已經是三年前的事了，她當時十八歲。
生氣也徒勞無益；她不再生氣，也不再指責任何人。
她父親是個漆工，母親沒有工作。
她有四個姐妹和三個兄弟。
“我年齡最大。
我以前想做老師，我去見了加埃唐·杜瓦爾好多次，但他隻是一味地承諾又承諾。
”她父親有活幹的時候，一周能掙二十到三十盧比，合一點五到二點二五英鎊。
他們在城裡的房租是每月二十五點五盧比，電費再花掉九個盧比。
“我們把米飯跟咖喱和鹹魚做在一起吃。
有時候也把米飯跟油和炸洋蔥做在一起。
現在鹹魚很貴了，一小塊就要五分錢（大約三分之一便士）。
這種生活對八個孩子來說實在太艱苦了。
我可以不吃東西，但那些小一點的孩子們不行。
” 娛樂活動？電影院？“我已經五年沒去過電影院了。
‘無人問津，無人問津。
我已心灰意冷’
”她待在家裡讀詩歌；她有一本《長詩選集》，是教科書。
“在毛裡求斯，沒有男朋友這一說。
”她指的是男女不可以随意相會。
她必須在監護下，才能參加有男有女的聚會。
如果要跟小夥子外出，那個小夥子必須給她父母寫信，獲得他們的允許。
但不會有小夥子出現的，因為她家太窮了，不可能邀請任何人到家裡來。
“我有個有錢的朋友，學生時代認識的。
她父親是警察。
她邀請我去參加派對，但我不能去，因為我母親不肯讓我一個人去。
将來有一天我也許會結婚，這要看運氣。
” 這條街上不遠處住着另一個姑娘，她的前景要光明一些。
她有一份工作，在小學當老師。
她是混血兒——毛裡求斯“常見人口”的一分子，這個稱謂有些怪異——長得極其漂亮，她有輪廓優美的誘人嘴唇，頭發幾乎是直的，唯一美中不足是長了一點點粉刺。
一件綠色的套頭衫緊緊地裹着她小小的胸脯，配着一條方格裙，外面套着一件淺棕色的短風衣，風衣恰到好處地縫着襯裡（之所以有襯裡，是因為毛裡求斯剛好位于溫帶之外，是一個有冬天的海島）。
這個生氣勃勃的姑娘靠着每月五十盧比（将近四英鎊）的工資支撐着她全套的時尚裝扮。
當然，她去參加派對；當然，某個小夥子已經向她父母發起了“書面請求”，而且遭到了拒絕。
陽光沖破雲層，競選演說還在繼續。
每戶人家都集體出動，站在自家小房子外面的馬路上，有點像是在趕集。
有一群人在吃花生（當地産的花生：一種新興的、有利可圖的作物，種在大種植園的一排排甘蔗之間，也是“多樣化”的一種嘗試），他們有十個人，一邊剝着花生，一邊嘲笑着演講，随手把花生殼扔在濕漉漉的路邊。
這十個人住在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