擁擠不堪的奴隸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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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位木匠即将離開印度洋上的島國毛裡求斯，前往南非的斯威士蘭工作一年，這則消息刊登在毛裡求斯第一大報《快報》的頭版。
可以少養活六張嘴了，六個家庭得救了，至少一年内不用擔心了。
二十五名護士被選中，有男有女，他們要去英格蘭的醫院工作了。
英格蘭将吞噬他們，但此時此刻，他們是家鄉島嶼上的名人，他們的名字出現在了《毛裡求斯時報》的頭版頭條。
也許有一萬個人在申請這二十五個職位，大家都這樣認為，這是公認的比例。
“陛下，”毛裡求斯的一個年輕人給一家蘇格蘭醫院的護士長寫信，“您能幫我找個職位嗎？”把這個笑話傳回毛裡求斯的記者也是毛裡求斯人，他是那些遠走高飛的幸運兒中的一個。
他說，這位年輕人的阿谀奉承起不到任何作用。
但他并非沒有同情心。
他說他知道毛裡求斯的年輕人是多麼癡迷于逃離島國這個想法，“無時無刻不感到心力交瘁”；但隻有“掌握了最新知識，（真正）擁有優秀品格，并且熱愛護理工作的人”才能勝出。
但符合條件的人太多了。
在海外，唯一接受毛裡求斯人的職業是護理，所以每個毛裡求斯人都熱愛護理工作。
這是一個護士之國。
在首都路易港，人們徘徊在部長門前，等待着部長召喚他們去服務。
在毛裡求斯，部長們很有權勢；不通過部長，什麼事情都做不了。
但部長們又能做什麼？有一次，嗎哪[1]從天而降——外交部長這麼說——德國請毛裡求斯輸送五百名護士。
但不會每天都有嗎哪從天上掉下來；法國每年需要五千個護士小組也仍然隻是人們心中的希望。
有一位部長專門負責對外移民事務，他是黑白混血，身體圓胖，喜歡輕輕地笑，以前當過汽修工。
但他無法告訴我這個國家的海外移民數字，他說他沒有把這些數字統統裝在自己腦袋裡，而且他現在正忙于當地的選舉。
“我們的全部精力都集中在居爾皮普[2]的這次遞補選舉上。
我們認為要解決毛裡求斯的問題，必須先有一個良好的政治氛圍。
” 部長給不出數據，也是因為根本沒有多少數據。
于是年輕人在外面遊蕩，等待着職業生涯的開始，有時候一晃就是幾年。
他們湊在狹小的俱樂部裡，除了聊天，沒有其他事情可做。
這些俱樂部有些有水泥牆，有些是用瓦楞鐵皮搭起來的，牆上裝飾着英國信息服務部的海報，還有一些從外國雜志上剪下來的圖片。
有些年輕人得了陣發性眩暈症，隻好待在家裡。
很多人患了頭疼症，這種可怕的毛裡求斯頭疼症會讓失業的勞工發瘋；讓公務員的職業生涯中止；讓受過教育的年輕人變得神志不清。
毛裡求斯曾經是渡渡鳥忘記了怎樣飛翔的地方，因為它們在這裡沒有敵人：這片七百二十平方英裡的島嶼曾經荒無人煙。
而現在這裡已經人滿為患，平均每平方英裡就有一千多名居民。
十七世紀，荷蘭人想征服毛裡求斯。
他們砍伐了烏檀木森林，引入了甘蔗。
荷蘭人走後——據說是被老鼠趕走的——法國人來了。
這些法國人主要是來自布列塔尼[3]的農民，他們在島上待了下來，十九世紀早期毛裡求斯被英國人征服後，他們仍然繁榮昌盛。
他們種植甘蔗，一開始依靠從馬達加斯加和非洲大陸販運來的奴隸，奴隸制被廢除後，就開始依靠來自印度的契約勞工。
整個十九世紀，島上的勞動力都處于短缺狀态。
印度移民不斷地到來，一直持續到一九一七年，所以現在印度人占了人口總數的三分之二。
當時盡管有移民湧入，人口數量卻一直比較平穩。
一九三一年的人口總數還不到四十萬，跟一九〇一年相差無幾。
然後，災難爆發了。
一九四九年，瘧疾終于全面絕迹，人口數量激增。
現在島上大約有八十二萬人，每五個人裡面就有三個不滿二十一歲。
沒有誰知道到底有多少人失業或閑居在家——統計數字從五萬到八萬不等——而且全島人口還在以每年一萬兩千人的速度增長。
毛裡求斯的經濟和社會結構仍然停留在農業殖民地的狀态，仍然是帝國的一個極小組成部分：島國獨立才剛剛三年。
規模龐大的不動産、大型代理機構和蔗糖加工廠都屬于白人（盡管這裡也有很多印度地主，也存在着一個類似于印度貴族的階層）；鄉村勞工都是印度人；黑白混血是公務員；黑人是工匠、碼頭搬運工和漁夫；中國人做生意。
甘蔗仍然是最主要的作物，基本上是唯一的出口商品。
甘蔗幾乎覆蓋了半個海島。
因此，從高空俯瞰這座災難纏身的海島，隻會看到一片空曠和蔥翠，石頭堆成的梯形金字塔點綴其間，仿佛一種消失了的文明的遺迹。
這些石頭是從甘蔗地裡揀出來的：“清理石頭”是一項曠日持久的工作，而且那些鵝卵石都碩大無比。
這項工作以前靠的是人力，現在改用推土機了。
榨糖向來都是一種高效率的産業，它的高效在毛裡求斯展露無遺。
雜花生樹的繁盛景象不見了，秩序來到了這片熱帶的土地。
沿着主幹道遊覽的遊客看到的海島是一片保養得整整齊齊的草坪，隻有一些起起伏伏的小火山，仿佛縮微版的馬特洪峰[4]，點綴着單調的風景。
一個近乎橢圓的七百二十平方英裡的小島，孤懸于印度洋上，變成了殖民地，隻為蔗糖而存在。
它和世界另一端的西印度群島一樣，是近代帝國龐大的人類工程的一部分：把失去了首領的被征服民族運到這裡，運到那裡。
在那些瞄準了毛裡求斯的遊記作家眼中，毛裡求斯就是“失落的天堂”，正在“成為一個田園牧歌般的地方”，是遊客帶着“一顆安甯的心”離去的海島。
但對于走不掉的毛裡求斯人來說，這裡就是地獄，甘蔗林連綿不絕，一直延伸到海邊，生病的椰子樹在獨角仙的蠶食中枯萎。
去年有兩萬名遊客來到毛裡求斯。
“失落的天堂”已經有了賭場，賭博公司順應低緯度地區的度假趣味，讓島上一流的酒店也裝上了老虎機。
遊客們偏愛老虎機。
在居爾皮普的花園酒店裡，肥胖的女人和她們更加肥胖的女兒吃過早餐就開始玩老虎機。
将近傍晚，當電視機也開始咂咂作響的時候，在這座仿十八世紀的建築裡，休息廳裡的聊天已經無法進行下去了。
賭場的主顧主要是當地的中國人，在暗紅色的大廳裡，他們面無表情地坐在亮閃閃的桌子前面，就像是坐在村子裡的店鋪櫃台後面，隻是把卡其布的短褲和襯衣換成了西裝。
在毛裡求斯，中國人遊離于其他族群之外，令人費解。
毛裡求斯流傳的故事說，中國人的錢是靠着鐵杵磨成針的耐心，通過一點一滴的欺詐掙來的。
據說，中國店主每天都會花上一點時間，從每個火柴盒裡抽出一兩根火柴，把二十盒火柴變成二十一盒，靠這種方法多抽走四分之一便士的純利潤。
但他們居然會拿這麼辛苦掙來的錢在賭場上揮霍，讓人不由得對這個族群産生了一絲敬畏。
賭場抽走的可不止四分之一便士，但賭場的成功和現代氣息讓很多毛裡求斯人感到心情舒暢。
我看不出賭場的投資對這裡的财政和旅遊業有什麼促進作用，但對此刨根問底隻會戳破當地人的某種天真。
然而每個人都知道，賭場解決了部分就業問題。
賭場荷官都是白人姑娘和混血姑娘，她們穿着閃亮的緞子做的傳統晚裝，名字的首字母别在衣服上，在賭桌上主持牌局。
幾個月前她們還失業在家，無所事事，然而一轉眼，就掌握了這種高難度的現代技能：這種“适應能力”——毛裡求斯人念念不忘的詞——讓人們看到了未來的希望。
在毛裡求斯，一切最終都要歸結到一點：工作，就業，派得上用場，有點事做。
毛裡求斯的遊客來自附近的法屬留尼旺島（其實是法國的一個行政區）、馬達加斯加、英格蘭、印度和南非。
毛裡求斯跟南非的關系很密切。
南非出高價收購毛裡求斯出産的每一斤淡而無味的茶葉；如果你想知道南非語[5]的“南非制造”怎麼寫，隻要在自己的酒店房間裡把煙灰缸翻過來看看就知道了。
反種族隔離人士在毛裡求斯沒有立足之地。
很多法裔毛裡求斯人在南非有親戚，或者跟南非有生意上的往來。
毛裡求斯準備獨立時，島上的法國人“反應過度”（“我們這裡的人總喜歡反應過度”）——他們把忠于自己的黑人集結了起來（反種族隔離人士真的應該對毛裡求斯敬而遠之），而且有傳言說南非的法國人突擊隊要來接管毛裡求斯——那段時期，很多法國人移居去了南非。
來自南非的遊客很受歡迎，但他們并不全是白人。
“南非黑人無須抱怨”，這是《毛裡求斯時報》頭版頭條的标題，内容是記者對一位印度裔南非遊客的問答式訪談，這位遊客是阿哈姆德·卡傑·罕先生。
問：罕先生，印度人在南非的情況怎麼樣？ 答：在經濟上跟當局整合得相當好……有些印度人有數百萬身家。
問：這種強勢地位是怎麼來的？ 答：這個由來已久…… 問：你會不會認為，我們聽到的關于南非的很多負面說法是不正确的？ 答：……我在毛裡求斯聽到有人說，南非天路航空公司的飛機上有黑人專用的廁所，我很吃驚。
沒有這回事兒…… 問：但肯定有一些不容商量的場合吧？ 答：每個國家都有自己的内部問題。
問：罕先生，有一種思想學派認為，南非的政治鬥争一敗塗地。
你同意這種看法嗎？ 答：一點也不…… 問：南非當局的統治令你滿意，我感到不解。
我是不是可以認為，這是因為你沒有感覺到黑人的切膚之痛？ 答：不！沒有人有切膚之痛。
每個人都有工作……當然，我們要考慮到那些總愛發牢騷的人。
今年年初，黑權運動的口号出現在衆多村鎮的大街小巷，是用法語和本地的法語方言寫的：以黑為榮，以黑為美，黑人權力在握。
這是外交部長加埃唐·杜瓦爾的主意。
杜瓦爾自己并不是黑人。
他四十多歲，棕色皮膚，梳着一頭直發，像流行歌星一樣英俊，也有着流行歌星的着裝品位。
他是黑權運動的一分子，他穿着黑色的皮革衣服，戴着各種佩飾，騎着一匹名叫“黑美人”的黑馬在公共場合亮相。
有很多年，杜瓦爾被視為島上黑人的領袖。
但兩年前，他漸漸淡忘了獨立之前的紛争，帶着他的黨派進入了一個多黨聯合政府；從那之後，随着政府支持率的不斷下降，杜瓦爾的威望也大不如前了。
黑權運動是杜瓦爾的反攻。
照我的理解，這項運動的目的是為了吓跑那些想來挖選票的政客，而不是讓普通的白人擔驚受怕。
杜瓦爾很支持毛裡求斯跟南非的貿易往來，他希望看到更多的南非遊客，還希望看到南非人在旅遊特區購買房産。
一天，他在跟我一起吃午飯的時候告訴我，統計數據顯示，一個旅館房間隻能提供兩個仆人的就業崗位。
而一座房子所能提供的就業崗位是四個。
政府已經意識到了失業問題。
一份白皮書說，一九八〇年之前，整個社會必須創造出十三萬個新的工作崗位。
但政府沒有意識到人口過剩問題，還在阻撓對人口過剩效應的調查。
政府批評電視裡那些“殘忍的”計劃生育節目。
毛裡求斯是一個至今仍然盛行丈夫打妻子的保守社會，政府不想得罪任何人。
這種态度背後也有充分的政治理由。
我到毛裡求斯的第二天，在一個關于失業問題的研讨會上，工黨（執政聯盟的主要黨派）發言人說：“我們斷然拒絕了關于失業問題的那些膚淺而簡單的解釋，即失業是因為人口過剩、缺乏資本與投資機會造成的。
……事實上，失業的根源顯然在于把持着經濟命脈的人，他們要麼因為擔心自己的利益得不到充分的保障，要麼和以前一樣，出于一種深思熟慮的政治戰略考慮，堅決不肯參與到必要的政治程序中來……于是，毛裡求斯的局勢呈現出這樣一幅景象：掌握着政治權力的人跟把持着經濟命脈的人之間，隔着一條寬闊得幾乎無法逾越的鴻溝。
” 就這樣，政府通過強調失業問題、淡化人口過剩問題，來捍衛自己的地位，希望自己仍然像殖民時代那樣，充當抗議的工具。
他們去抗議富人——往往都是白人——但富人的才智和資本現在仍然為社會所需要；他們去抗議甘蔗——奴隸時代的作物，然而它雖然讓人憎惡，卻又不可或缺。
政府不受民衆歡迎。
如果明天舉行一場大選，政府就會被推翻。
但推翻它的不是它昔日的敵人——這些人大部分已經被政府以各種方式吸納了——而是年輕人，人口爆炸那些年裡長大的年輕人。
在這個印度人占大多數的島國，首相是個印度人，已經七十歲了。
那個突然赢得了民衆支持、動搖着政府地位的政黨是年輕人的政黨，創立于一九六八年，創始人是毛裡求斯的一名法裔學生，他當時隻有二十三歲，帶着巴黎學生運動的新鮮氣息。
首相來自農村的印度人族群，出身貧寒。
他通過正規教育和自學，獲得了去英國的機會；
可以少養活六張嘴了，六個家庭得救了，至少一年内不用擔心了。
二十五名護士被選中，有男有女，他們要去英格蘭的醫院工作了。
英格蘭将吞噬他們，但此時此刻，他們是家鄉島嶼上的名人，他們的名字出現在了《毛裡求斯時報》的頭版頭條。
也許有一萬個人在申請這二十五個職位，大家都這樣認為，這是公認的比例。
“陛下，”毛裡求斯的一個年輕人給一家蘇格蘭醫院的護士長寫信，“您能幫我找個職位嗎？”把這個笑話傳回毛裡求斯的記者也是毛裡求斯人，他是那些遠走高飛的幸運兒中的一個。
他說，這位年輕人的阿谀奉承起不到任何作用。
但他并非沒有同情心。
他說他知道毛裡求斯的年輕人是多麼癡迷于逃離島國這個想法，“無時無刻不感到心力交瘁”；但隻有“掌握了最新知識，（真正）擁有優秀品格，并且熱愛護理工作的人”才能勝出。
但符合條件的人太多了。
在海外，唯一接受毛裡求斯人的職業是護理，所以每個毛裡求斯人都熱愛護理工作。
這是一個護士之國。
在首都路易港，人們徘徊在部長門前，等待着部長召喚他們去服務。
在毛裡求斯，部長們很有權勢；不通過部長，什麼事情都做不了。
但部長們又能做什麼？有一次，嗎哪
但不會每天都有嗎哪從天上掉下來；法國每年需要五千個護士小組也仍然隻是人們心中的希望。
有一位部長專門負責對外移民事務，他是黑白混血，身體圓胖，喜歡輕輕地笑，以前當過汽修工。
但他無法告訴我這個國家的海外移民數字，他說他沒有把這些數字統統裝在自己腦袋裡，而且他現在正忙于當地的選舉。
“我們的全部精力都集中在居爾皮普
我們認為要解決毛裡求斯的問題，必須先有一個良好的政治氛圍。
” 部長給不出數據，也是因為根本沒有多少數據。
于是年輕人在外面遊蕩，等待着職業生涯的開始，有時候一晃就是幾年。
他們湊在狹小的俱樂部裡，除了聊天，沒有其他事情可做。
這些俱樂部有些有水泥牆，有些是用瓦楞鐵皮搭起來的，牆上裝飾着英國信息服務部的海報，還有一些從外國雜志上剪下來的圖片。
有些年輕人得了陣發性眩暈症，隻好待在家裡。
很多人患了頭疼症，這種可怕的毛裡求斯頭疼症會讓失業的勞工發瘋；讓公務員的職業生涯中止；讓受過教育的年輕人變得神志不清。
毛裡求斯曾經是渡渡鳥忘記了怎樣飛翔的地方，因為它們在這裡沒有敵人：這片七百二十平方英裡的島嶼曾經荒無人煙。
而現在這裡已經人滿為患，平均每平方英裡就有一千多名居民。
十七世紀，荷蘭人想征服毛裡求斯。
他們砍伐了烏檀木森林，引入了甘蔗。
荷蘭人走後——據說是被老鼠趕走的——法國人來了。
這些法國人主要是來自布列塔尼
他們種植甘蔗，一開始依靠從馬達加斯加和非洲大陸販運來的奴隸，奴隸制被廢除後，就開始依靠來自印度的契約勞工。
整個十九世紀，島上的勞動力都處于短缺狀态。
印度移民不斷地到來，一直持續到一九一七年，所以現在印度人占了人口總數的三分之二。
當時盡管有移民湧入，人口數量卻一直比較平穩。
一九三一年的人口總數還不到四十萬，跟一九〇一年相差無幾。
然後，災難爆發了。
一九四九年，瘧疾終于全面絕迹，人口數量激增。
現在島上大約有八十二萬人，每五個人裡面就有三個不滿二十一歲。
沒有誰知道到底有多少人失業或閑居在家——統計數字從五萬到八萬不等——而且全島人口還在以每年一萬兩千人的速度增長。
毛裡求斯的經濟和社會結構仍然停留在農業殖民地的狀态，仍然是帝國的一個極小組成部分：島國獨立才剛剛三年。
規模龐大的不動産、大型代理機構和蔗糖加工廠都屬于白人（盡管這裡也有很多印度地主，也存在着一個類似于印度貴族的階層）；鄉村勞工都是印度人；黑白混血是公務員；黑人是工匠、碼頭搬運工和漁夫；中國人做生意。
甘蔗仍然是最主要的作物，基本上是唯一的出口商品。
甘蔗幾乎覆蓋了半個海島。
因此，從高空俯瞰這座災難纏身的海島，隻會看到一片空曠和蔥翠，石頭堆成的梯形金字塔點綴其間，仿佛一種消失了的文明的遺迹。
這些石頭是從甘蔗地裡揀出來的：“清理石頭”是一項曠日持久的工作，而且那些鵝卵石都碩大無比。
這項工作以前靠的是人力，現在改用推土機了。
榨糖向來都是一種高效率的産業，它的高效在毛裡求斯展露無遺。
雜花生樹的繁盛景象不見了，秩序來到了這片熱帶的土地。
沿着主幹道遊覽的遊客看到的海島是一片保養得整整齊齊的草坪，隻有一些起起伏伏的小火山，仿佛縮微版的馬特洪峰
一個近乎橢圓的七百二十平方英裡的小島，孤懸于印度洋上，變成了殖民地，隻為蔗糖而存在。
它和世界另一端的西印度群島一樣，是近代帝國龐大的人類工程的一部分：把失去了首領的被征服民族運到這裡，運到那裡。
在那些瞄準了毛裡求斯的遊記作家眼中，毛裡求斯就是“失落的天堂”，正在“成為一個田園牧歌般的地方”，是遊客帶着“一顆安甯的心”離去的海島。
但對于走不掉的毛裡求斯人來說，這裡就是地獄，甘蔗林連綿不絕，一直延伸到海邊，生病的椰子樹在獨角仙的蠶食中枯萎。
去年有兩萬名遊客來到毛裡求斯。
“失落的天堂”已經有了賭場，賭博公司順應低緯度地區的度假趣味，讓島上一流的酒店也裝上了老虎機。
遊客們偏愛老虎機。
在居爾皮普的花園酒店裡，肥胖的女人和她們更加肥胖的女兒吃過早餐就開始玩老虎機。
将近傍晚，當電視機也開始咂咂作響的時候，在這座仿十八世紀的建築裡，休息廳裡的聊天已經無法進行下去了。
賭場的主顧主要是當地的中國人，在暗紅色的大廳裡，他們面無表情地坐在亮閃閃的桌子前面，就像是坐在村子裡的店鋪櫃台後面，隻是把卡其布的短褲和襯衣換成了西裝。
在毛裡求斯，中國人遊離于其他族群之外，令人費解。
毛裡求斯流傳的故事說，中國人的錢是靠着鐵杵磨成針的耐心，通過一點一滴的欺詐掙來的。
據說，中國店主每天都會花上一點時間，從每個火柴盒裡抽出一兩根火柴，把二十盒火柴變成二十一盒，靠這種方法多抽走四分之一便士的純利潤。
但他們居然會拿這麼辛苦掙來的錢在賭場上揮霍，讓人不由得對這個族群産生了一絲敬畏。
賭場抽走的可不止四分之一便士，但賭場的成功和現代氣息讓很多毛裡求斯人感到心情舒暢。
我看不出賭場的投資對這裡的财政和旅遊業有什麼促進作用，但對此刨根問底隻會戳破當地人的某種天真。
然而每個人都知道，賭場解決了部分就業問題。
賭場荷官都是白人姑娘和混血姑娘，她們穿着閃亮的緞子做的傳統晚裝，名字的首字母别在衣服上，在賭桌上主持牌局。
幾個月前她們還失業在家，無所事事，然而一轉眼，就掌握了這種高難度的現代技能：這種“适應能力”——毛裡求斯人念念不忘的詞——讓人們看到了未來的希望。
在毛裡求斯，一切最終都要歸結到一點：工作，就業，派得上用場，有點事做。
毛裡求斯的遊客來自附近的法屬留尼旺島（其實是法國的一個行政區）、馬達加斯加、英格蘭、印度和南非。
毛裡求斯跟南非的關系很密切。
南非出高價收購毛裡求斯出産的每一斤淡而無味的茶葉；如果你想知道南非語
反種族隔離人士在毛裡求斯沒有立足之地。
很多法裔毛裡求斯人在南非有親戚，或者跟南非有生意上的往來。
毛裡求斯準備獨立時，島上的法國人“反應過度”（“我們這裡的人總喜歡反應過度”）——他們把忠于自己的黑人集結了起來（反種族隔離人士真的應該對毛裡求斯敬而遠之），而且有傳言說南非的法國人突擊隊要來接管毛裡求斯——那段時期，很多法國人移居去了南非。
來自南非的遊客很受歡迎，但他們并不全是白人。
“南非黑人無須抱怨”，這是《毛裡求斯時報》頭版頭條的标題，内容是記者對一位印度裔南非遊客的問答式訪談，這位遊客是阿哈姆德·卡傑·罕先生。
問：罕先生，印度人在南非的情況怎麼樣？ 答：在經濟上跟當局整合得相當好……有些印度人有數百萬身家。
問：這種強勢地位是怎麼來的？ 答：這個由來已久…… 問：你會不會認為，我們聽到的關于南非的很多負面說法是不正确的？ 答：……我在毛裡求斯聽到有人說，南非天路航空公司的飛機上有黑人專用的廁所，我很吃驚。
沒有這回事兒…… 問：但肯定有一些不容商量的場合吧？ 答：每個國家都有自己的内部問題。
問：罕先生，有一種思想學派認為，南非的政治鬥争一敗塗地。
你同意這種看法嗎？ 答：一點也不…… 問：南非當局的統治令你滿意，我感到不解。
我是不是可以認為，這是因為你沒有感覺到黑人的切膚之痛？ 答：不！沒有人有切膚之痛。
每個人都有工作……當然，我們要考慮到那些總愛發牢騷的人。
今年年初，黑權運動的口号出現在衆多村鎮的大街小巷，是用法語和本地的法語方言寫的：以黑為榮，以黑為美，黑人權力在握。
這是外交部長加埃唐·杜瓦爾的主意。
杜瓦爾自己并不是黑人。
他四十多歲，棕色皮膚，梳着一頭直發，像流行歌星一樣英俊，也有着流行歌星的着裝品位。
他是黑權運動的一分子，他穿着黑色的皮革衣服，戴着各種佩飾，騎着一匹名叫“黑美人”的黑馬在公共場合亮相。
有很多年，杜瓦爾被視為島上黑人的領袖。
但兩年前，他漸漸淡忘了獨立之前的紛争，帶着他的黨派進入了一個多黨聯合政府；從那之後，随着政府支持率的不斷下降，杜瓦爾的威望也大不如前了。
黑權運動是杜瓦爾的反攻。
照我的理解，這項運動的目的是為了吓跑那些想來挖選票的政客，而不是讓普通的白人擔驚受怕。
杜瓦爾很支持毛裡求斯跟南非的貿易往來，他希望看到更多的南非遊客，還希望看到南非人在旅遊特區購買房産。
一天，他在跟我一起吃午飯的時候告訴我，統計數據顯示，一個旅館房間隻能提供兩個仆人的就業崗位。
而一座房子所能提供的就業崗位是四個。
政府已經意識到了失業問題。
一份白皮書說，一九八〇年之前，整個社會必須創造出十三萬個新的工作崗位。
但政府沒有意識到人口過剩問題，還在阻撓對人口過剩效應的調查。
政府批評電視裡那些“殘忍的”計劃生育節目。
毛裡求斯是一個至今仍然盛行丈夫打妻子的保守社會，政府不想得罪任何人。
這種态度背後也有充分的政治理由。
我到毛裡求斯的第二天，在一個關于失業問題的研讨會上，工黨（執政聯盟的主要黨派）發言人說：“我們斷然拒絕了關于失業問題的那些膚淺而簡單的解釋，即失業是因為人口過剩、缺乏資本與投資機會造成的。
……事實上，失業的根源顯然在于把持着經濟命脈的人，他們要麼因為擔心自己的利益得不到充分的保障，要麼和以前一樣，出于一種深思熟慮的政治戰略考慮，堅決不肯參與到必要的政治程序中來……于是，毛裡求斯的局勢呈現出這樣一幅景象：掌握着政治權力的人跟把持着經濟命脈的人之間，隔着一條寬闊得幾乎無法逾越的鴻溝。
” 就這樣，政府通過強調失業問題、淡化人口過剩問題，來捍衛自己的地位，希望自己仍然像殖民時代那樣，充當抗議的工具。
他們去抗議富人——往往都是白人——但富人的才智和資本現在仍然為社會所需要；他們去抗議甘蔗——奴隸時代的作物，然而它雖然讓人憎惡，卻又不可或缺。
政府不受民衆歡迎。
如果明天舉行一場大選，政府就會被推翻。
但推翻它的不是它昔日的敵人——這些人大部分已經被政府以各種方式吸納了——而是年輕人，人口爆炸那些年裡長大的年輕人。
在這個印度人占大多數的島國，首相是個印度人，已經七十歲了。
那個突然赢得了民衆支持、動搖着政府地位的政黨是年輕人的政黨，創立于一九六八年，創始人是毛裡求斯的一名法裔學生，他當時隻有二十三歲，帶着巴黎學生運動的新鮮氣息。
首相來自農村的印度人族群，出身貧寒。
他通過正規教育和自學，獲得了去英國的機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