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傑梅爾的選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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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票給誰？懸挂在新德裡街頭的英文海報這樣問道。
二月中旬，我南下來到拉賈斯坦的阿傑梅爾，此時離國會選舉投票日隻剩兩周，然而在這裡，來自城市、鄉村和沙漠的五十萬選民似乎遇上了麻煩。
國大黨為印度赢得了自由，二十多年來，國大黨在四次選舉中連連獲勝，一直是執政黨。
而現在國大黨分裂了，分裂引發了這次中期選舉。
分裂的雙方都在沿用國大黨的名字。
Kangracekowotedo，雙方的海報上都寫着：投票給國大黨。
針鋒相對的吉普宣傳車上都飄揚着同樣的藏紅花白綠旗：吉普是競選團最愛用的交通工具，它們駛過阿傑梅爾塵土飛揚的街道，穿梭在兩輪馬車、破舊的巴士、成百上千的自行車、手推車和牛車之間，營造出一種權威而緊張的氣氛。
雙方本來都想采用為老國大黨赢得選舉的徽标：兩頭套着轭的牛。
但法庭已經做出裁決：決不允許使用。
于是雙方都為自己設計了複雜的自然主義徽标。
一頭母牛舔舐着吃奶的牛犢：這是以總理甘地夫人為首的國大黨的徽标。
一個乳房豐滿的女人坐在紡車旁（豐滿的乳房總是很引人注目，即便是在蠟版油印的宣傳單上）：這是走向對立面的老國大黨（或組織派國大黨）的徽标。
在印度，這兩個徽标的分量不相上下。
紡車象征着甘地主義，母牛則意味着神聖。
雙方的徽标都在向世人宣告，自己這方繼承了國大黨正統。
如此說來，這次選舉在某些方面就像是一家人在吵架。
事有湊巧，争奪阿傑梅爾議席的兩個國大黨候選人恰好是親戚。
候選人共有五位，其中三位是獨立候選人，不會引起太大反響。
“他們參選隻是出于業餘愛好，”選舉司的一名工作人員說，“他們會交上五百盧比的保證金，得到幾千張選票，然後賠掉保證金，安安靜靜地坐在那兒，僅此而已。
這隻是他們的業餘愛好。
” 兩位重要的候選人是穆庫特·巴瓦佳先生和畢希西瓦·巴瓦佳先生。
穆庫特先生代表的是老國大黨及其所有在野同盟，他是畢希西瓦先生的叔叔，而後者正在為英迪拉[1]派國大黨争取議席。
于是，阿傑梅爾人最關心的問題出現了（這也是這場關于合法性的舉國之争在當地的縮影）：誰在道德方面有問題？是跟侄子作對的叔叔，還是跟叔叔作對的侄子？ 穆庫特先生，也就是那位叔叔，今年六十八歲，是一位雙目失明的律師。
他那非凡的記憶力和處理土地事務的娴熟技巧讓他在拉賈斯坦享有盛名。
據說，他的收費标準高達每天一千盧比，大約合五十英鎊；他的年收入估計有二十萬盧比，約合一萬英鎊。
他也因為替農民無償服務而聲名遠播，至今仍有農民到阿傑梅爾來尋訪這位“沒有眼睛的律師”。
穆庫特先生是老國大黨員，自由戰士，曾于一九四二年入獄。
印度獨立以來，他的政治生涯并不輝煌，但一直四平八穩，沒有瑕疵：他最廣為人知的政績，也許是普及了将黃油和花生做的黃油替代品輕松地區分開來的方法。
他在一九五二、一九五七和一九六二年三次為國大黨赢得了阿傑梅爾的議席。
一九六七年，六十四歲的他已經退休了，便把阿傑梅爾的議席交給了侄子和門生——三十六歲的畢希西瓦·巴瓦佳先生。
但現在國大黨分裂了，穆庫特先生想要回他的席位，為了奪回它，他跟自己所有的政治宿敵結成了同盟。
穆庫特先生這樣做對嗎？畢希西瓦先生拒不交還席位，他錯了嗎？ 壓倒性的回答是：畢希西瓦先生錯了。
他應該退出競選，不應該跟叔叔作對，叔叔對他恩重如山。
穆庫特先生的兒子這樣說，他是穆庫特先生的競選執行官；畢希西瓦先生的競選執行官也這樣說。
穆庫特先生本人談起這場競争時，也總是流露出受傷的情緒。
“當權派國大黨選擇了最卑鄙的武器，”他說，“讓我的親侄子來對抗我。
他們知道我看重家庭感情，他們希望我能退選。
”烏代浦的大公支持穆庫特先生，他在一次競選集會上說：“英迪拉派國大黨正在分裂我們的國家，他們不僅在意識形态上搞分裂，還弄得我們的家庭四分五裂。
”拉其普特村的村長忠于自己的大公，贊同大公的看法：“一個侄子如果不愛自己的家人，怎麼可能愛公衆？” 叔叔想把侄子拉下馬，難道就沒有錯嗎？“我不想讓父親參加這次競選，”穆庫特先生的兒子說，“我說，‘父親，你現在年紀大了，而且還有殘疾。
’然而他的回答征服了我，讓我的眼淚奪眶而出。
他說，‘犧牲的時候到了。
’” 犧牲：畢希西瓦先生無法高揚這樣的旗幟，而且在競選過程中，大多數時候他都顯得心煩意亂，沒有底氣，有時候還被人窮追猛打。
他不像他叔叔，穆庫特先生總是談吐自如，甚至還妙語連珠，而他卻寡言少語，他的氣質也讓人提不起談話的興緻。
他的目光穿過鏡片，茫然地盯着外面，仿佛時刻都在警惕着，生怕自己說了什麼給别人落下口實。
有一次，他說：“我不明白叔叔怎麼能違背那些原則，那些還是他灌輸給我的。
”這是我從他嘴裡聽到的唯一一次對他叔叔的評論，他說得很快，就像是事先準備好了的。
畢希西瓦先生不怎麼受歡迎。
跟他叔叔比起來，他在各個方面都處于劣勢。
穆庫特先生瘦小精幹，皮膚黝黑，是苦行僧式的老派政治家，而且有過一段牢獄經曆。
畢希西瓦先生卻身材高大，體型圓胖，像個電影明星。
他是印度獨立後成長起來的政客，是隸屬于體制的人。
跟他同屬一個黨派的人談起他時會這樣說：“政治是他的職業。
”“如果不讓他從政，他一天連兩頓飽飯也吃不上。
”“他叔叔為他幹掉了好幾百名黨内工作者。
”但這話不是在指責他叔叔，而是在指責畢希西瓦先生。
“我在這裡工作不是為了畢希西瓦先生”，他的助選隊員說，“我是為了英迪拉。
”甚至到了投票當日，當他們在自己黨派那五彩缤紛的帳篷裡等着選民前來投票時，他們仍然在說：“這些選票不是投給畢希西瓦的，是投給英迪拉的。
” 正如大家所說，英迪拉才是這次選舉的核心：英迪拉，甘地夫人，新德裡那位令人生畏的女人成了國會中的戴高樂，她接管了國會，廢止了國會舊有的政治共識。
她向特權宣戰，尋求窮人、賤民和少數派的支持。
她将銀行國有化，不再承認大公們的身份；為了切斷他們的私人财源，她還打算修改憲法。
沒規矩，跟老穆庫特先生立場一緻的人這樣說，他們為那些堕落的老黨員感到悲哀。
IndiraHatao，反對派的海報上寫着：趕走英迪拉。
另一派的海報上則寫着：GaribiHatao，趕走貧困。
富人，窮人：令人驚奇的是，在印度，這種基本劃分用了那麼久才形成了相應的政治格局。
社會主義者和共産主義者都沒有做到這一點，他們隻提供了理論。
參選的各黨派都發表了各自的宣言，這在阿傑梅爾的選舉史上還是第一次。
富有與貧困。
但阿傑梅爾有着地域上的複雜性。
拉賈斯坦是一片君主之地，但位于拉賈斯坦中央的阿傑梅爾卻不是一個君主邦，那裡沒有大公。
然而阿傑梅爾選區幅員遼闊，從阿傑梅爾到查爾集市之間的兩百英裡土地上，主要是沙漠、岩石和起伏的褐色山丘，開吉普都要走上六個多小時。
它的兩個行政區在過去屬于原來的烏代浦邦，烏代浦的大公在上次選舉中支持了畢希西瓦先生，但這一次，他宣布支持穆庫特先生。
政府“不再承認”拉賈斯坦的大公，他們的私人财源受到了威脅，于是他們各顯神通，想盡辦法激烈地反對政府。
他們也可以把這件事情提交給人民審議，舉行一次聽證會，因為他們是大公。
但對于穆庫特先生其他的支持者來說，事情并不那麼容易。
老議員考爾先生跟穆庫特先生年齡相仿，現在是印度國會上院議員。
他一天隻吃一頓飯，他說，這是他一九三二年坐牢時養成的習慣。
而現在，他已經脫離了監獄的污穢，獨立後的權力、榮耀和政治活動讓他變得溫和起來。
考爾先生認為應該禁止個人的拉票行為。
“我們已經公布了自己的宣言，為什麼還要親自走到民衆中間？拉票會變成賄選的通途。
我們的人民很窮，他們不理解我們在為什麼而奮鬥。
他們的無知被利用了。
英迪拉派國大黨用了幾千萬盧比去籠絡他們，籠絡農民、村民、沒受過教育的人和勞工階層，給他們口号，各種各樣的口号。
這就是我們的國民性。
” 我問他，印度的國民性是什麼。
“我們的人民不會首先想到國家。
” “他們會想到什麼？” “什麼也不想。
”他笑了，“你沒注意到嗎？他們對什麼都無動于衷。
” 到了阿傑梅爾的第一個投票日，選舉卻顯得離大家很遙遠。
雙輪馬車載着阿波羅馬戲團的廣告在鎮子上到處走；大街小巷的牆上刷滿了用印地語寫的計劃生育口号。
那天是星期二，是哈努曼神廟每周做聖事的日子，廟裡的猴子竄到附近的圓屋山上，在樹上跳來跳去。
登上山頂，會看到一片明澈的湖水，俯瞰山下，依湖而建的就是阿傑梅爾。
穿過塵土飛揚的街道，明澈的湖水帶給人一陣驚喜。
湖邊的黑色岩石上，幾十個洗衣工正在使勁敲打窮人的棉布衣服，他們劃着圈兒掄起擰緊的一捆捆濕衣服，每掄一下，嘴裡就不甘示弱地咕噜一聲。
太陽升得更高了，褐色的霧霭升騰起來，越過了褐色的山頂。
洗衣工把那些白色的、彩色的棉布衣服攤開後走開了。
鷹在湖面上空盤旋；湖邊，蚊蟲聚集而成的雲團就像風中的香煙煙霧，時而彙成螺旋，時而變得稀薄，然後又重新成形。
此時，山下平頂房密布的赭白相間的鎮子裡傳來了高音喇叭的聲音：電影院在招徕顧客。
下午晚些時候，鎮子上還聽得到音樂：來自一場婚禮的儀仗隊伍。
阿傑梅爾的日程排得滿滿的。
梅奧學院的第八十九屆頒獎典禮将在星期六舉行。
梅奧學院是印度一所舉足輕重的英式公學，先前是為了教育大公的兒子而設立的。
再過三天就是印度的濕婆神節和阿傑梅爾花展開幕的日子。
于是，在混亂的主幹道後面，在混雜的交通、母牛、瓦礫、塵土、沒有遮擋的食品攤後面，阿傑梅爾很快顯露出它過度有序的一面。
這是一個鐵路重鎮，有巨大的火車頭車間，還有嚴格地按照等級劃分的住宅。
這裡有中世紀修建的鎮子，狹窄的街道簇擁着一座著名的穆斯林神殿，那是穆斯林的朝聖之地。
這裡也有比較新的居住區，有集市（它是混亂的主幹道的延伸），還有占地幾英畝的井然有序的梅奧學院——在那裡，隻有在傭人區才會有人談論印度。
褐色山丘的另一邊，是更小的城鎮和上千個村莊，它們一起構成了整個選區。
每個村莊都像阿傑梅爾那樣，既四分五裂又井然有序：每個人都安守着自己的種姓、社群和家族：人們聚居的區域不是嚴格地按照種族或社群來劃分的：這裡的情況更像英國的村莊，人們看上去比較相像，說着同樣的語言，信仰同樣的宗教，但每個人都清楚地記得自己是戴恩人、薩克森人或朱特人，都跟自己的同宗保持着緊密的交往。
奶牛和牛犢，紡車：窮人和富人，左和右：這些劃分如何應用于現實？ 晚上，我去了蜜露咖啡館，阿傑梅爾這座擁有三十萬人口的城市勉強支撐起三家還算像樣的咖啡館，蜜露是其中一家。
咖啡館裡開着空調，光線幽暗，服務生穿着白衣服。
我遇到一個年輕人，他告訴我，蜜露是阿傑梅爾的年輕人和“摩登人士”常來的地方。
他說“摩登人士”的時候帶着挖苦的口吻，但他也想讓我知道，他本人就是摩登人士。
“我父親是個半文盲，他一九二〇年開始在鐵路上工作，幹了三十七年退休，然後就去世了。
他臨終的時候，一個月拿三百盧比。
在他看來，這一切都是他的運氣，都是他的果報，他上輩子種下的東西，這輩子來收。
我和他想的不一樣。
我每個月隻掙四百盧比，但我喜歡讓大家看到我西裝革履地坐在蜜露咖啡館裡消磨時間，讓大家以為我有錢。
” 一杯蜜露咖啡大約三便士。
你可以向服務生要一支香煙，他會把一包開了封的香煙放在你的桌子上，你抽幾支，就付幾支的錢。
奢侈在印度是很少見的，一些小小的姿态就足以構成不敬之舉。
前所未有的窮困時期，你打着領帶，在蜜露喝咖啡：這種舉動已經不僅僅是鋪張浪費，而是在否認果報，在從根本上挑釁父輩的信仰。
那天晚上，德賽先生在納雅集市上的演講主題就是“不敬”。
德賽先生以前在甘地夫人的内閣擔任副總理，現在他是反對派的一員，支持穆庫特先生。
在納雅集市的通道兩側，一家家狹窄的店鋪搭在平台上，挂着閃爍的燈泡吸引顧客。
在集市的開闊地帶，越過攢動的人頭，越過街道上空懸挂的彩旗、彩帶和海報，在兩排小熒光柱的盡頭，矗立着另一座平台，台上格外潔淨，格外明亮——穆庫特先生、考爾先生和其他人顯然是跪坐的那裡——德賽先生看上去完全不像七十四歲，正在台上談論着“英迪拉的精神紊亂”、國有化和憲法面臨的危險。
乍聽上去，用印度人的話來說，他的演講“很老到”。
然而作為一場競選演說，在那樣一條街上，面對着那樣的人群，整篇講話對近在眼前的痛苦居然沒有一點分析，對未來也沒有絲毫的允諾！一場競選演說，一場關于經濟和法律的演說，居然是從個人訴苦的角度出發的！談到國有化時，他關注的不再是經濟問題，而是一種不敬行為，它威脅到秩序和戒律，它亵渎、動搖着這個世界。
為了反對不敬，他讓大家以他為榜樣：他的甘地帽，家紡長衫，樸素的棕色背心；他的聞名遐迩的禁欲主義；還有他的甘地式愛好——紡線：他的個人美德都是經由長年累月的服役塑造出來的。
宗教、戒律和印度的“正道”在這裡被賦予了一種政治性表達，聽衆覺得他的演講聲聲入耳。
他們畢恭畢敬地聽着，甚至報以輕輕的掌聲。
GaribiHatao，趕走貧困，現在我們能夠理解，這麼簡單的政治口号，為什麼在甘地夫人之前從來沒有人提出過。
也能理解為什麼有人說，在阿傑梅爾，“趕走貧困；趕走英迪拉”這樣的競選論題太抽象、太遙遠了。
人們說，如果是邦議會選舉，大家會更感興趣，因為那時，政客們會讨論更直接的種姓和社群問題，會給出一些看得見、摸得着的允諾：有關柏油馬路、水箱和通電，等等。
然而那天晚上，就在離納雅集市不到二十英裡的齋浦爾公路上，四十六歲的吉申格爾大公——反對派的支持者，邦議會議員——被刺殺了。
吉申格爾隸屬于阿傑梅爾旁邊的選區。
拉賈斯坦的面積有六百五十平方英裡，跟一九四七年的狀況一樣。
在大公林立的拉賈斯坦，吉申格爾是一個不太顯赫的姓氏，但這位死去的大公是一些顯赫家族的血親，他在阿傑梅爾知名度很高：他在那裡的俱樂部打羽毛球，在梅奧學院的球場打網球。
那天晚上，他原本要和王妃一起去參加一場婚禮，正要離開時，電話鈴響了，吉申格爾本人接了電話。
然後他對王妃說，他出去一下，十分鐘後就回來。
他自己開着一輛印度産的菲亞特離開了王宮，身上帶着左輪手槍和很多子彈，還有大約一千五百盧比。
在距離王宮幾英裡的地方，在齋浦爾－阿傑梅爾公路一截筆直的路段上，車子停了下來，也可能是被攔住了，子彈從吉申格爾的右耳射了進去。
他的左輪手槍被拿走了，錢卻分文未動。
這是第二天早晨的爆炸性新聞。
十一點鐘，在沙漠的強光裡，印楝和仙人掌側立路邊，周圍褐色的低窪地上零零星星地分布着荊棘樹，眼前這輛小小的“香槟綠”菲亞特顯得有些怪異，它既沒有君王之氣，也沒有悲劇色彩，車身沒有一點凹痕，車窗玻璃一塊也沒有碎，隻有駕駛座旁邊的車門上留着一抹血痕，車子停在了沙子漫過的路肩上，前面的保險杠撞進了一叢高高的灌木，這種灌木叫“柯”，開紅色的花，人們可以根據花的情況預言季風強度。
車牌是紅底白字的大公專用車牌，上面印着：吉申格爾No.11。
幾塊石頭擺成一條線，标記出了車子駛離公路的軌迹。
公路的另一邊停着幾輛行政區警署的吉普車，還有一群纏着腰布、裹着頭巾的農民。
當地的一些政客也來到了現場，其中有默格拉
二月中旬，我南下來到拉賈斯坦的阿傑梅爾，此時離國會選舉投票日隻剩兩周，然而在這裡，來自城市、鄉村和沙漠的五十萬選民似乎遇上了麻煩。
國大黨為印度赢得了自由，二十多年來，國大黨在四次選舉中連連獲勝，一直是執政黨。
而現在國大黨分裂了，分裂引發了這次中期選舉。
分裂的雙方都在沿用國大黨的名字。
Kangracekowotedo，雙方的海報上都寫着：投票給國大黨。
針鋒相對的吉普宣傳車上都飄揚着同樣的藏紅花白綠旗：吉普是競選團最愛用的交通工具，它們駛過阿傑梅爾塵土飛揚的街道，穿梭在兩輪馬車、破舊的巴士、成百上千的自行車、手推車和牛車之間，營造出一種權威而緊張的氣氛。
雙方本來都想采用為老國大黨赢得選舉的徽标：兩頭套着轭的牛。
但法庭已經做出裁決：決不允許使用。
于是雙方都為自己設計了複雜的自然主義徽标。
一頭母牛舔舐着吃奶的牛犢：這是以總理甘地夫人為首的國大黨的徽标。
一個乳房豐滿的女人坐在紡車旁（豐滿的乳房總是很引人注目，即便是在蠟版油印的宣傳單上）：這是走向對立面的老國大黨（或組織派國大黨）的徽标。
在印度，這兩個徽标的分量不相上下。
紡車象征着甘地主義，母牛則意味着神聖。
雙方的徽标都在向世人宣告，自己這方繼承了國大黨正統。
如此說來，這次選舉在某些方面就像是一家人在吵架。
事有湊巧，争奪阿傑梅爾議席的兩個國大黨候選人恰好是親戚。
候選人共有五位，其中三位是獨立候選人，不會引起太大反響。
“他們參選隻是出于業餘愛好，”選舉司的一名工作人員說，“他們會交上五百盧比的保證金，得到幾千張選票，然後賠掉保證金，安安靜靜地坐在那兒，僅此而已。
這隻是他們的業餘愛好。
” 兩位重要的候選人是穆庫特·巴瓦佳先生和畢希西瓦·巴瓦佳先生。
穆庫特先生代表的是老國大黨及其所有在野同盟，他是畢希西瓦先生的叔叔，而後者正在為英迪拉
于是，阿傑梅爾人最關心的問題出現了（這也是這場關于合法性的舉國之争在當地的縮影）：誰在道德方面有問題？是跟侄子作對的叔叔，還是跟叔叔作對的侄子？ 穆庫特先生，也就是那位叔叔，今年六十八歲，是一位雙目失明的律師。
他那非凡的記憶力和處理土地事務的娴熟技巧讓他在拉賈斯坦享有盛名。
據說，他的收費标準高達每天一千盧比，大約合五十英鎊；他的年收入估計有二十萬盧比，約合一萬英鎊。
他也因為替農民無償服務而聲名遠播，至今仍有農民到阿傑梅爾來尋訪這位“沒有眼睛的律師”。
穆庫特先生是老國大黨員，自由戰士，曾于一九四二年入獄。
印度獨立以來，他的政治生涯并不輝煌，但一直四平八穩，沒有瑕疵：他最廣為人知的政績，也許是普及了将黃油和花生做的黃油替代品輕松地區分開來的方法。
他在一九五二、一九五七和一九六二年三次為國大黨赢得了阿傑梅爾的議席。
一九六七年，六十四歲的他已經退休了，便把阿傑梅爾的議席交給了侄子和門生——三十六歲的畢希西瓦·巴瓦佳先生。
但現在國大黨分裂了，穆庫特先生想要回他的席位，為了奪回它，他跟自己所有的政治宿敵結成了同盟。
穆庫特先生這樣做對嗎？畢希西瓦先生拒不交還席位，他錯了嗎？ 壓倒性的回答是：畢希西瓦先生錯了。
他應該退出競選，不應該跟叔叔作對，叔叔對他恩重如山。
穆庫特先生的兒子這樣說，他是穆庫特先生的競選執行官；畢希西瓦先生的競選執行官也這樣說。
穆庫特先生本人談起這場競争時，也總是流露出受傷的情緒。
“當權派國大黨選擇了最卑鄙的武器，”他說，“讓我的親侄子來對抗我。
他們知道我看重家庭感情，他們希望我能退選。
”烏代浦的大公支持穆庫特先生，他在一次競選集會上說：“英迪拉派國大黨正在分裂我們的國家，他們不僅在意識形态上搞分裂，還弄得我們的家庭四分五裂。
”拉其普特村的村長忠于自己的大公，贊同大公的看法：“一個侄子如果不愛自己的家人，怎麼可能愛公衆？” 叔叔想把侄子拉下馬，難道就沒有錯嗎？“我不想讓父親參加這次競選，”穆庫特先生的兒子說，“我說，‘父親，你現在年紀大了，而且還有殘疾。
’然而他的回答征服了我，讓我的眼淚奪眶而出。
他說，‘犧牲的時候到了。
’” 犧牲：畢希西瓦先生無法高揚這樣的旗幟，而且在競選過程中，大多數時候他都顯得心煩意亂，沒有底氣，有時候還被人窮追猛打。
他不像他叔叔，穆庫特先生總是談吐自如，甚至還妙語連珠，而他卻寡言少語，他的氣質也讓人提不起談話的興緻。
他的目光穿過鏡片，茫然地盯着外面，仿佛時刻都在警惕着，生怕自己說了什麼給别人落下口實。
有一次，他說：“我不明白叔叔怎麼能違背那些原則，那些還是他灌輸給我的。
”這是我從他嘴裡聽到的唯一一次對他叔叔的評論，他說得很快，就像是事先準備好了的。
畢希西瓦先生不怎麼受歡迎。
跟他叔叔比起來，他在各個方面都處于劣勢。
穆庫特先生瘦小精幹，皮膚黝黑，是苦行僧式的老派政治家，而且有過一段牢獄經曆。
畢希西瓦先生卻身材高大，體型圓胖，像個電影明星。
他是印度獨立後成長起來的政客，是隸屬于體制的人。
跟他同屬一個黨派的人談起他時會這樣說：“政治是他的職業。
”“如果不讓他從政，他一天連兩頓飽飯也吃不上。
”“他叔叔為他幹掉了好幾百名黨内工作者。
”但這話不是在指責他叔叔，而是在指責畢希西瓦先生。
“我在這裡工作不是為了畢希西瓦先生”，他的助選隊員說，“我是為了英迪拉。
”甚至到了投票當日，當他們在自己黨派那五彩缤紛的帳篷裡等着選民前來投票時，他們仍然在說：“這些選票不是投給畢希西瓦的，是投給英迪拉的。
” 正如大家所說，英迪拉才是這次選舉的核心：英迪拉，甘地夫人，新德裡那位令人生畏的女人成了國會中的戴高樂，她接管了國會，廢止了國會舊有的政治共識。
她向特權宣戰，尋求窮人、賤民和少數派的支持。
她将銀行國有化，不再承認大公們的身份；為了切斷他們的私人财源，她還打算修改憲法。
沒規矩，跟老穆庫特先生立場一緻的人這樣說，他們為那些堕落的老黨員感到悲哀。
IndiraHatao，反對派的海報上寫着：趕走英迪拉。
另一派的海報上則寫着：GaribiHatao，趕走貧困。
富人，窮人：令人驚奇的是，在印度，這種基本劃分用了那麼久才形成了相應的政治格局。
社會主義者和共産主義者都沒有做到這一點，他們隻提供了理論。
參選的各黨派都發表了各自的宣言，這在阿傑梅爾的選舉史上還是第一次。
富有與貧困。
但阿傑梅爾有着地域上的複雜性。
拉賈斯坦是一片君主之地，但位于拉賈斯坦中央的阿傑梅爾卻不是一個君主邦，那裡沒有大公。
然而阿傑梅爾選區幅員遼闊，從阿傑梅爾到查爾集市之間的兩百英裡土地上，主要是沙漠、岩石和起伏的褐色山丘，開吉普都要走上六個多小時。
它的兩個行政區在過去屬于原來的烏代浦邦，烏代浦的大公在上次選舉中支持了畢希西瓦先生，但這一次，他宣布支持穆庫特先生。
政府“不再承認”拉賈斯坦的大公，他們的私人财源受到了威脅，于是他們各顯神通，想盡辦法激烈地反對政府。
他們也可以把這件事情提交給人民審議，舉行一次聽證會，因為他們是大公。
但對于穆庫特先生其他的支持者來說，事情并不那麼容易。
老議員考爾先生跟穆庫特先生年齡相仿，現在是印度國會上院議員。
他一天隻吃一頓飯，他說，這是他一九三二年坐牢時養成的習慣。
而現在，他已經脫離了監獄的污穢，獨立後的權力、榮耀和政治活動讓他變得溫和起來。
考爾先生認為應該禁止個人的拉票行為。
“我們已經公布了自己的宣言，為什麼還要親自走到民衆中間？拉票會變成賄選的通途。
我們的人民很窮，他們不理解我們在為什麼而奮鬥。
他們的無知被利用了。
英迪拉派國大黨用了幾千萬盧比去籠絡他們，籠絡農民、村民、沒受過教育的人和勞工階層，給他們口号，各種各樣的口号。
這就是我們的國民性。
” 我問他，印度的國民性是什麼。
“我們的人民不會首先想到國家。
” “他們會想到什麼？” “什麼也不想。
”他笑了，“你沒注意到嗎？他們對什麼都無動于衷。
” 到了阿傑梅爾的第一個投票日，選舉卻顯得離大家很遙遠。
雙輪馬車載着阿波羅馬戲團的廣告在鎮子上到處走；大街小巷的牆上刷滿了用印地語寫的計劃生育口号。
那天是星期二，是哈努曼神廟每周做聖事的日子，廟裡的猴子竄到附近的圓屋山上，在樹上跳來跳去。
登上山頂，會看到一片明澈的湖水，俯瞰山下，依湖而建的就是阿傑梅爾。
穿過塵土飛揚的街道，明澈的湖水帶給人一陣驚喜。
湖邊的黑色岩石上，幾十個洗衣工正在使勁敲打窮人的棉布衣服，他們劃着圈兒掄起擰緊的一捆捆濕衣服，每掄一下，嘴裡就不甘示弱地咕噜一聲。
太陽升得更高了，褐色的霧霭升騰起來，越過了褐色的山頂。
洗衣工把那些白色的、彩色的棉布衣服攤開後走開了。
鷹在湖面上空盤旋；湖邊，蚊蟲聚集而成的雲團就像風中的香煙煙霧，時而彙成螺旋，時而變得稀薄，然後又重新成形。
此時，山下平頂房密布的赭白相間的鎮子裡傳來了高音喇叭的聲音：電影院在招徕顧客。
下午晚些時候，鎮子上還聽得到音樂：來自一場婚禮的儀仗隊伍。
阿傑梅爾的日程排得滿滿的。
梅奧學院的第八十九屆頒獎典禮将在星期六舉行。
梅奧學院是印度一所舉足輕重的英式公學，先前是為了教育大公的兒子而設立的。
再過三天就是印度的濕婆神節和阿傑梅爾花展開幕的日子。
于是，在混亂的主幹道後面，在混雜的交通、母牛、瓦礫、塵土、沒有遮擋的食品攤後面，阿傑梅爾很快顯露出它過度有序的一面。
這是一個鐵路重鎮，有巨大的火車頭車間，還有嚴格地按照等級劃分的住宅。
這裡有中世紀修建的鎮子，狹窄的街道簇擁着一座著名的穆斯林神殿，那是穆斯林的朝聖之地。
這裡也有比較新的居住區，有集市（它是混亂的主幹道的延伸），還有占地幾英畝的井然有序的梅奧學院——在那裡，隻有在傭人區才會有人談論印度。
褐色山丘的另一邊，是更小的城鎮和上千個村莊，它們一起構成了整個選區。
每個村莊都像阿傑梅爾那樣，既四分五裂又井然有序：每個人都安守着自己的種姓、社群和家族：人們聚居的區域不是嚴格地按照種族或社群來劃分的：這裡的情況更像英國的村莊，人們看上去比較相像，說着同樣的語言，信仰同樣的宗教，但每個人都清楚地記得自己是戴恩人、薩克森人或朱特人，都跟自己的同宗保持着緊密的交往。
奶牛和牛犢，紡車：窮人和富人，左和右：這些劃分如何應用于現實？ 晚上，我去了蜜露咖啡館，阿傑梅爾這座擁有三十萬人口的城市勉強支撐起三家還算像樣的咖啡館，蜜露是其中一家。
咖啡館裡開着空調，光線幽暗，服務生穿着白衣服。
我遇到一個年輕人，他告訴我，蜜露是阿傑梅爾的年輕人和“摩登人士”常來的地方。
他說“摩登人士”的時候帶着挖苦的口吻，但他也想讓我知道，他本人就是摩登人士。
“我父親是個半文盲，他一九二〇年開始在鐵路上工作，幹了三十七年退休，然後就去世了。
他臨終的時候，一個月拿三百盧比。
在他看來，這一切都是他的運氣，都是他的果報，他上輩子種下的東西，這輩子來收。
我和他想的不一樣。
我每個月隻掙四百盧比，但我喜歡讓大家看到我西裝革履地坐在蜜露咖啡館裡消磨時間，讓大家以為我有錢。
” 一杯蜜露咖啡大約三便士。
你可以向服務生要一支香煙，他會把一包開了封的香煙放在你的桌子上，你抽幾支，就付幾支的錢。
奢侈在印度是很少見的，一些小小的姿态就足以構成不敬之舉。
前所未有的窮困時期，你打着領帶，在蜜露喝咖啡：這種舉動已經不僅僅是鋪張浪費，而是在否認果報，在從根本上挑釁父輩的信仰。
那天晚上，德賽先生在納雅集市上的演講主題就是“不敬”。
德賽先生以前在甘地夫人的内閣擔任副總理，現在他是反對派的一員，支持穆庫特先生。
在納雅集市的通道兩側，一家家狹窄的店鋪搭在平台上，挂着閃爍的燈泡吸引顧客。
在集市的開闊地帶，越過攢動的人頭，越過街道上空懸挂的彩旗、彩帶和海報，在兩排小熒光柱的盡頭，矗立着另一座平台，台上格外潔淨，格外明亮——穆庫特先生、考爾先生和其他人顯然是跪坐的那裡——德賽先生看上去完全不像七十四歲，正在台上談論着“英迪拉的精神紊亂”、國有化和憲法面臨的危險。
乍聽上去，用印度人的話來說，他的演講“很老到”。
然而作為一場競選演說，在那樣一條街上，面對着那樣的人群，整篇講話對近在眼前的痛苦居然沒有一點分析，對未來也沒有絲毫的允諾！一場競選演說，一場關于經濟和法律的演說，居然是從個人訴苦的角度出發的！談到國有化時，他關注的不再是經濟問題，而是一種不敬行為，它威脅到秩序和戒律，它亵渎、動搖着這個世界。
為了反對不敬，他讓大家以他為榜樣：他的甘地帽，家紡長衫，樸素的棕色背心；他的聞名遐迩的禁欲主義；還有他的甘地式愛好——紡線：他的個人美德都是經由長年累月的服役塑造出來的。
宗教、戒律和印度的“正道”在這裡被賦予了一種政治性表達，聽衆覺得他的演講聲聲入耳。
他們畢恭畢敬地聽着，甚至報以輕輕的掌聲。
GaribiHatao，趕走貧困，現在我們能夠理解，這麼簡單的政治口号，為什麼在甘地夫人之前從來沒有人提出過。
也能理解為什麼有人說，在阿傑梅爾，“趕走貧困；趕走英迪拉”這樣的競選論題太抽象、太遙遠了。
人們說，如果是邦議會選舉，大家會更感興趣，因為那時，政客們會讨論更直接的種姓和社群問題，會給出一些看得見、摸得着的允諾：有關柏油馬路、水箱和通電，等等。
然而那天晚上，就在離納雅集市不到二十英裡的齋浦爾公路上，四十六歲的吉申格爾大公——反對派的支持者，邦議會議員——被刺殺了。
吉申格爾隸屬于阿傑梅爾旁邊的選區。
拉賈斯坦的面積有六百五十平方英裡，跟一九四七年的狀況一樣。
在大公林立的拉賈斯坦，吉申格爾是一個不太顯赫的姓氏，但這位死去的大公是一些顯赫家族的血親，他在阿傑梅爾知名度很高：他在那裡的俱樂部打羽毛球，在梅奧學院的球場打網球。
那天晚上，他原本要和王妃一起去參加一場婚禮，正要離開時，電話鈴響了，吉申格爾本人接了電話。
然後他對王妃說，他出去一下，十分鐘後就回來。
他自己開着一輛印度産的菲亞特離開了王宮，身上帶着左輪手槍和很多子彈，還有大約一千五百盧比。
在距離王宮幾英裡的地方，在齋浦爾－阿傑梅爾公路一截筆直的路段上，車子停了下來，也可能是被攔住了，子彈從吉申格爾的右耳射了進去。
他的左輪手槍被拿走了，錢卻分文未動。
這是第二天早晨的爆炸性新聞。
十一點鐘，在沙漠的強光裡，印楝和仙人掌側立路邊，周圍褐色的低窪地上零零星星地分布着荊棘樹，眼前這輛小小的“香槟綠”菲亞特顯得有些怪異，它既沒有君王之氣，也沒有悲劇色彩，車身沒有一點凹痕，車窗玻璃一塊也沒有碎，隻有駕駛座旁邊的車門上留着一抹血痕，車子停在了沙子漫過的路肩上，前面的保險杠撞進了一叢高高的灌木，這種灌木叫“柯”，開紅色的花，人們可以根據花的情況預言季風強度。
車牌是紅底白字的大公專用車牌，上面印着：吉申格爾No.11。
幾塊石頭擺成一條線，标記出了車子駛離公路的軌迹。
公路的另一邊停着幾輛行政區警署的吉普車，還有一群纏着腰布、裹着頭巾的農民。
當地的一些政客也來到了現場，其中有默格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