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賈姆希德到吉米

“你現在來加爾各答不是時候，”出版商說，“這座可愛的古老城市恐怕正在滑入布爾喬亞的安逸生活方式之中，幾乎沒有抵抗。

    ” “他們前幾天不是還燒了一輛有軌電車嗎？”我問道。

     “沒錯。

    但那是五年來燒的第一輛電車。

    ” 的确，我本來希望在加爾各答看到更多的東西。

    這裡有尼赫魯先生的“噩夢經驗”，是一位近乎歇斯底裡的美國作家最近所寫的“疫獸”；這座城市的設計規模是容納兩百萬人，而今天在它的人行道和地下室裡，就容納了超過六百萬人，這些人的處境讓世界銀行一九六〇項目的人手嚴重不足，并促使其寫下了“令人驚駭的人類檔案”（孟買《經濟周刊》語）。

     和每一個愛讀報的人一樣，我所知道的加爾各答是電車縱火者的城市，是經常與警察發生“沖突”的學生的城市。

    一九五四年《泰晤士報》刊登的一則短訊，提到這裡的勞工問題，讓人難以忘記：一些心懷怨恨的工人把他們的經理扔進了熔爐。

    我在印度逗留期間，一直在關注國大黨控股公司的作為，這家機構在二十年代是進步民族主義者的大本營，現在卻腐化變質了，在一些印度事務研究者看來，它已經是印度大批腐敗的公共機構中，腐敗最為露骨的一家：公司擁有的五百五十輛車，有一半已經壞掉，許多可售賣的零部件已被拆走，維修工遭到攔阻，連續四年負債，邦政府、新德裡和絕望的福特基金會的“幹預”一再遭遇阻礙。

     我發現，加爾各答在各個方面都享有美妙的名聲。

    孟加拉人的傲慢讓人無法忍受（如果你不說孟加拉語，賣鍋的人就不會正眼看你）；孟加拉人很懶；人行道被槟榔汁染紅了，中央公園散落着用過的衛生巾（“很不講衛生的人”，這是南印度小說家的評語）；即使在孟買，這個流行腸胃炎的地方，人們也會帶着驚恐的神情談到，加爾各答的自來水既不幹淨、又很匮乏（百分之五十九的公共自來水供應處的管井是壞的）。

     我因而在心理上做足了準備，而豪拉火車站也的确讓我看到了希望。

    鐵路員工比平常更加漫不經心、昏昏欲睡；賣煙的人看也不看我；在車站餐廳，一個服務員笑着讓我看一隻掉了一些毛發的老鼠在地闆磚上無精打采地遊蕩。

    但我怎麼也沒有想到，如果忽略人群、畜欄、人力車夫和蹲下小便的人，河[1]對岸那座紅磚砌成的城市看上去不像是熱帶或東方的城市，更像是伯明翰的中心城區。

    我同樣也沒有想到，黃昏時分的麥丹廣場綠樹點綴，沉浸在一片薄霧之中，讓人想起了海德公園，而喬林基大街[2]就像是更為明亮的牛津街。

    我也沒有想到，我會在麥丹廣場看到卡裡阿帕将軍[3]身着黑色西裝，像英國人一樣挺立，面對着一小群閑适的人發表演講，用帶有桑赫斯特口音的印度斯坦語讨論中印争議；而那些有軌電車像戰艦一樣發灰，頭部呈楔形，總是以每小時八英裡的速度穿行在街道上——這遠近馳名的加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