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後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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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本來沒打算為這部作品寫後記或自序的，因為我想，作品被作者「生」出來後，文本有其生命，讀者從它身上看到什麼、領略到什麼，是讀者的自由，是獨一無二的個人經曆。
與其由作者說一堆有的沒的，不如讓讀者自行體會。
不過，我将作品交給出版社時附上了作品的簡介和創作緣由，洋洋灑灑地寫了數千字，編輯後來便對我說：「寫一篇後記吧！讀者會有興趣的！」 那我從頭說起吧。
二○一一年秋天，我幸運地獲得島田莊司推理小說獎後，便開始構思下一部作品的題材。
當時沒有什麼想法，而台灣推理作家協會正舉辦内部短篇小說交流比賽，題目是「安樂椅偵探」，即是偵探角色隻憑複述的證言，毋須親自到現場也能推理出真相的模式的故事。
我想二位隻能說「是」和「非」的安樂椅偵探」應該是個有趣的極端，于是寫了（黑與白之間的真實）的初稿。
微妙的是我在字數控制上失敗了，恰好超過了規定上限，結果改變主意，打算将這篇短篇留下寫成連作，再寫了另一部科幻推理短篇參與交流。
之後，我開始思考如何擴展關振铎和駱小明的故事。
最初的想法很單純，就是再寫兩個短篇，每篇約三萬字《黑）的初稿約三萬三千字），便能出版。
反向年代記（ReverseChronology）的想法是一早決定好的，隻是當時仍然純粹以推理小說的角度去考慮，以「事件」為主軸。
然而，随着我撰寫大綱、建構謎團時，我的内心愈來愈忐忑。
我在一九七○年代出生，成長于八○代，在那段歲月裡，不少香港小孩的心目中「員警」是一個跟「美國漫畫中的超級英雄」無異的概念。
堅強、無私、正義、勇敢、忠誠地為市民服務。
即使年紀漸長，明白到世事的複雜性，員警的形象依然是正面多于負面。
可是在二○○一年的時候，看到香港社會的種種現象，眼見跟員警相關的種種新聞，那想法便不斷動搖。
我愈來愈懷疑，撰寫以警官作為偵探的推理故事，會像宣傳（Propaganda）多于小說（Fiction）。
連作者自己也質疑的故事，怎可能教讀者信服呢？ 于是，這部作品的方向出現一百八十度的變化，我不想再單單藉着故事描寫「案件」，我想描述的，是一個角色、一個城市、一個時代的故事。
然後篇幅便超乎我想像的急速膨脹了。
如果你熟悉推理小說（尤其是日系推理小說），大抵知道「本格推理」與「社會推理」的流派分野，前者以謎團、詭
與其由作者說一堆有的沒的，不如讓讀者自行體會。
不過，我将作品交給出版社時附上了作品的簡介和創作緣由，洋洋灑灑地寫了數千字，編輯後來便對我說：「寫一篇後記吧！讀者會有興趣的！」 那我從頭說起吧。
二○一一年秋天，我幸運地獲得島田莊司推理小說獎後，便開始構思下一部作品的題材。
當時沒有什麼想法，而台灣推理作家協會正舉辦内部短篇小說交流比賽，題目是「安樂椅偵探」，即是偵探角色隻憑複述的證言，毋須親自到現場也能推理出真相的模式的故事。
我想二位隻能說「是」和「非」的安樂椅偵探」應該是個有趣的極端，于是寫了（黑與白之間的真實）的初稿。
微妙的是我在字數控制上失敗了，恰好超過了規定上限，結果改變主意，打算将這篇短篇留下寫成連作，再寫了另一部科幻推理短篇參與交流。
之後，我開始思考如何擴展關振铎和駱小明的故事。
最初的想法很單純，就是再寫兩個短篇，每篇約三萬字《黑）的初稿約三萬三千字），便能出版。
反向年代記（ReverseChronology）的想法是一早決定好的，隻是當時仍然純粹以推理小說的角度去考慮，以「事件」為主軸。
然而，随着我撰寫大綱、建構謎團時，我的内心愈來愈忐忑。
我在一九七○年代出生，成長于八○代，在那段歲月裡，不少香港小孩的心目中「員警」是一個跟「美國漫畫中的超級英雄」無異的概念。
堅強、無私、正義、勇敢、忠誠地為市民服務。
即使年紀漸長，明白到世事的複雜性，員警的形象依然是正面多于負面。
可是在二○○一年的時候，看到香港社會的種種現象，眼見跟員警相關的種種新聞，那想法便不斷動搖。
我愈來愈懷疑，撰寫以警官作為偵探的推理故事，會像宣傳（Propaganda）多于小說（Fiction）。
連作者自己也質疑的故事，怎可能教讀者信服呢？ 于是，這部作品的方向出現一百八十度的變化，我不想再單單藉着故事描寫「案件」，我想描述的，是一個角色、一個城市、一個時代的故事。
然後篇幅便超乎我想像的急速膨脹了。
如果你熟悉推理小說（尤其是日系推理小說），大抵知道「本格推理」與「社會推理」的流派分野，前者以謎團、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