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五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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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一會兒又說：“你肯定要結婚？”
“我有生以來沒有比對這件事更肯定的了。
”我宣誓似的說。
當時确實如此。
前一天晚上，我向胡利娅姨媽提出要她同我結婚時還像沒完全考慮成熟，隻是一句空話、一句玩笑；但是現在，和南希談過之後，我更加堅定了自己的想法，好像我正在告訴他一個不可動搖、經過了深思熟慮的決定。
“你的瘋狂舉動最終要把我送進大牢房。
”在汽車上，哈維爾這樣評論說，顯出無可奈何的神情。
等汽車開過幾個街區，到了哈維爾·布拉多大街時，他又說：“時間很緊迫。
如果你的舅父母、姨父母都要胡利娅姨媽離開，她就不能和他們再待在一起。
事情必須在老家夥到來前辦妥。
你爸爸一到，事情就難辦了。
” 我們沉默了一會兒。
這時公共汽車在阿雷基帕大街的拐彎處停下，上下乘客。
開過拉伊蒙第學校時，哈維爾又開了腔，他一心在思考我的問題： “你将需要錢，上那兒去籌措呢？” “向電台預支一些。
把我的舊東西都賣掉，衣服呀、書呀，把打字機、手表典當出去，所有能典當的都典當出去。
然後再找其他的工作，拼上命，幹一幹。
” “我也可以典當一些東西，收音機、自動鉛筆，還有我的金手表，”哈維爾說，眯着眼睛用指頭計算着，“我看可以借給你幾千索爾。
” 我們在聖馬丁廣場分手，約定中午在泛美電台的頂樓再見。
和哈維爾交談對我很有益處。
我非常樂觀、情緒飽滿地來到辦公室。
我看了報紙，摘錄了新聞。
巴斯庫亞爾和大巴布羅再次來時，我已準備好了第一批新聞稿。
糟糕的是，胡利娅姨媽給我打電話時，他們兩個還沒走，打亂了我們的談話。
我不敢在他們面前告訴胡利娅姨媽我已和南希、哈維爾談過了。
“今天我必須見到你，哪怕是幾分鐘，”我這樣要求她說，“一切都在進行。
” “我突然感到像洩了氣的皮球，”胡利娅姨媽對我說，“我一向善于對付不利形勢，現在卻毫無辦法。
” 她有一個很好的理由到利馬市中心來而又不引起别人懷疑：到玻利維亞洛德航空公司辦事處訂購飛往拉巴斯的機票。
她三點左右經過電台。
我倆都沒有提起結婚的事，她談起機票的事很使我不安。
一挂上電話，我就到利馬市政府去打聽結婚要辦理哪些手續。
我有個朋友在那裡工作，他為我詢問了一下，還以為是我的一位親戚要同一個離婚的外國女人結婚。
手續令人震驚：胡利娅姨媽要出示她的出生證和玻利維亞及秘魯兩國外交部都認可的離婚判決書；我要出示出生證明。
可是，我還不到結婚的年齡，需要有父母同意我結婚的許可證書，或者他們在專管青少年結婚的法官面前親自宣布“解脫”我（到了法定年齡）。
這兩種可能性都是不存在的。
我離開市政府，心裡盤算着：即使胡利娅姨媽的證書全在利馬，單是得到批準就需要幾個星期；如果不在利馬，還要向玻利維亞的有關市政府和法院索取，那就需要幾個月；還有我的出生證明怎麼辦？我生在阿雷基帕，寫信叫那裡的親戚叫給我寄來也要費時間（這樣做還要冒風險）。
困難一個個接踵而來，好像向我挑戰似的。
但是，這些困難沒有壓倒我，反而使我的決心更堅定（我從小就非常固執）。
去電台的路上，走到《新聞報》社時，我突然靈機一動，轉身向大學城跑去。
到那裡時，已渾身是汗。
在法律系辦公室，負責公布我們考分的裡奧弗利歐夫人像往常那樣用母親般的溫情接待我，慈祥地聽我講述那件複雜的事情，即急需辦理法律手續以不錯過找到工作的唯一機會，這工作能使我支付學習費用。
“按規定是不能這樣做的，”她一邊抱怨一邊從滿是蛀洞的寫字台上擡起巨大柔軟的身軀，把我帶在身邊，向文件櫃走去，“由于我心腸好，你們就總來找我。
幫你們辦這種事情，說不定哪天我會丢掉飯碗，到時誰也不會為我說話的。
” 她翻找學生檔案，塵土四起，嗆得我和她都直打噴嚏。
那時我對她說，如果哪天她丢掉飯碗，系裡就宣布罷課。
她終于找到了我的檔案，果然那裡面有我的出生證明。
她提醒說隻借給我用半小時。
我隻用了十五分鐘就在阿桑加羅大街的一家書店裡影印了兩份，把其中一份還給了裡奧弗利歐夫人。
我欣喜若狂地來到電台，感到自己有能力戰勝迎面飛來的所有巨龍。
編完另外兩份新聞稿，為泛美電台采訪卡烏喬·蓋萊羅（一個加入秘魯籍的阿根廷小店老闆，他的一生就是在打破自己的紀錄中度過，圍着一個廣場晝夜不停地跑步，能邊跑邊吃飯、邊刮臉、寫字和睡覺）之後，我坐在寫字台上閱讀那份官僚主義的文件，猜譯有關我出生的一些詳細記載——我出生在帕拉大街，爺爺和叔父阿萊杭特羅去鎮政府報告我出生。
這時，巴斯庫亞爾和大巴布羅走進我的頂樓，岔開了我的注意力。
他們進來時在談論着一場大火災，受害者都被燒焦了。
他們描繪着痛苦的呻吟聲，笑得要死。
我想繼續閱讀那份深奧的證明，可是我的那兩位編輯評論起卡亞俄警察局的民警來，這又打斷了我的思路。
警察局被一個瘋癫的縱火狂澆了汽油點着，所有警察都被燒死了，從警長到最下級的警察，乃至被珍愛的警犬都無一逃脫。
“所有的報紙我都看過了，沒有注意有這條消息。
你們在哪兒看到的？”我問他們。
又對巴斯庫亞爾說：“小心，不要把今天的新聞稿都集中在這場火災上。
”然後對着他們兩個說：“真是一對虐待狂。
” “不是新聞，而是十一點鐘的廣播劇，”大巴布羅為我解釋，“講的是警長利圖馬的故事，卡亞俄下層社會的恐怖。
” “利圖馬警長也被燒得黑炭一樣，”巴斯庫亞爾接着說，“本來他可以逃掉，他正要出去巡邏，可是他跑回去救他的上尉。
善心使他倒了黴。
” “不是去救上尉，而是去救警犬喬格利托。
”大巴布羅糾正說。
“這一點沒說清楚，”巴斯庫亞爾說，“監牢的鐵欄杆有一根砸在他的頭上。
他被燒烤的時候，如果看到了彼得羅·卡瑪喬就好了。
演技真高！
”我宣誓似的說。
當時确實如此。
前一天晚上，我向胡利娅姨媽提出要她同我結婚時還像沒完全考慮成熟，隻是一句空話、一句玩笑；但是現在，和南希談過之後，我更加堅定了自己的想法，好像我正在告訴他一個不可動搖、經過了深思熟慮的決定。
“你的瘋狂舉動最終要把我送進大牢房。
”在汽車上，哈維爾這樣評論說，顯出無可奈何的神情。
等汽車開過幾個街區，到了哈維爾·布拉多大街時，他又說：“時間很緊迫。
如果你的舅父母、姨父母都要胡利娅姨媽離開，她就不能和他們再待在一起。
事情必須在老家夥到來前辦妥。
你爸爸一到，事情就難辦了。
” 我們沉默了一會兒。
這時公共汽車在阿雷基帕大街的拐彎處停下，上下乘客。
開過拉伊蒙第學校時，哈維爾又開了腔，他一心在思考我的問題： “你将需要錢，上那兒去籌措呢？” “向電台預支一些。
把我的舊東西都賣掉，衣服呀、書呀，把打字機、手表典當出去，所有能典當的都典當出去。
然後再找其他的工作，拼上命，幹一幹。
” “我也可以典當一些東西，收音機、自動鉛筆，還有我的金手表，”哈維爾說，眯着眼睛用指頭計算着，“我看可以借給你幾千索爾。
” 我們在聖馬丁廣場分手，約定中午在泛美電台的頂樓再見。
和哈維爾交談對我很有益處。
我非常樂觀、情緒飽滿地來到辦公室。
我看了報紙，摘錄了新聞。
巴斯庫亞爾和大巴布羅再次來時，我已準備好了第一批新聞稿。
糟糕的是，胡利娅姨媽給我打電話時，他們兩個還沒走，打亂了我們的談話。
我不敢在他們面前告訴胡利娅姨媽我已和南希、哈維爾談過了。
“今天我必須見到你，哪怕是幾分鐘，”我這樣要求她說，“一切都在進行。
” “我突然感到像洩了氣的皮球，”胡利娅姨媽對我說，“我一向善于對付不利形勢，現在卻毫無辦法。
” 她有一個很好的理由到利馬市中心來而又不引起别人懷疑：到玻利維亞洛德航空公司辦事處訂購飛往拉巴斯的機票。
她三點左右經過電台。
我倆都沒有提起結婚的事，她談起機票的事很使我不安。
一挂上電話，我就到利馬市政府去打聽結婚要辦理哪些手續。
我有個朋友在那裡工作，他為我詢問了一下，還以為是我的一位親戚要同一個離婚的外國女人結婚。
手續令人震驚：胡利娅姨媽要出示她的出生證和玻利維亞及秘魯兩國外交部都認可的離婚判決書；我要出示出生證明。
可是，我還不到結婚的年齡，需要有父母同意我結婚的許可證書，或者他們在專管青少年結婚的法官面前親自宣布“解脫”我（到了法定年齡）。
這兩種可能性都是不存在的。
我離開市政府，心裡盤算着：即使胡利娅姨媽的證書全在利馬，單是得到批準就需要幾個星期；如果不在利馬，還要向玻利維亞的有關市政府和法院索取，那就需要幾個月；還有我的出生證明怎麼辦？我生在阿雷基帕，寫信叫那裡的親戚叫給我寄來也要費時間（這樣做還要冒風險）。
困難一個個接踵而來，好像向我挑戰似的。
但是，這些困難沒有壓倒我，反而使我的決心更堅定（我從小就非常固執）。
去電台的路上，走到《新聞報》社時，我突然靈機一動，轉身向大學城跑去。
到那裡時，已渾身是汗。
在法律系辦公室，負責公布我們考分的裡奧弗利歐夫人像往常那樣用母親般的溫情接待我，慈祥地聽我講述那件複雜的事情，即急需辦理法律手續以不錯過找到工作的唯一機會，這工作能使我支付學習費用。
“按規定是不能這樣做的，”她一邊抱怨一邊從滿是蛀洞的寫字台上擡起巨大柔軟的身軀，把我帶在身邊，向文件櫃走去，“由于我心腸好，你們就總來找我。
幫你們辦這種事情，說不定哪天我會丢掉飯碗，到時誰也不會為我說話的。
” 她翻找學生檔案，塵土四起，嗆得我和她都直打噴嚏。
那時我對她說，如果哪天她丢掉飯碗，系裡就宣布罷課。
她終于找到了我的檔案，果然那裡面有我的出生證明。
她提醒說隻借給我用半小時。
我隻用了十五分鐘就在阿桑加羅大街的一家書店裡影印了兩份，把其中一份還給了裡奧弗利歐夫人。
我欣喜若狂地來到電台，感到自己有能力戰勝迎面飛來的所有巨龍。
編完另外兩份新聞稿，為泛美電台采訪卡烏喬·蓋萊羅（一個加入秘魯籍的阿根廷小店老闆，他的一生就是在打破自己的紀錄中度過，圍着一個廣場晝夜不停地跑步，能邊跑邊吃飯、邊刮臉、寫字和睡覺）之後，我坐在寫字台上閱讀那份官僚主義的文件，猜譯有關我出生的一些詳細記載——我出生在帕拉大街，爺爺和叔父阿萊杭特羅去鎮政府報告我出生。
這時，巴斯庫亞爾和大巴布羅走進我的頂樓，岔開了我的注意力。
他們進來時在談論着一場大火災，受害者都被燒焦了。
他們描繪着痛苦的呻吟聲，笑得要死。
我想繼續閱讀那份深奧的證明，可是我的那兩位編輯評論起卡亞俄警察局的民警來，這又打斷了我的思路。
警察局被一個瘋癫的縱火狂澆了汽油點着，所有警察都被燒死了，從警長到最下級的警察，乃至被珍愛的警犬都無一逃脫。
“所有的報紙我都看過了，沒有注意有這條消息。
你們在哪兒看到的？”我問他們。
又對巴斯庫亞爾說：“小心，不要把今天的新聞稿都集中在這場火災上。
”然後對着他們兩個說：“真是一對虐待狂。
” “不是新聞，而是十一點鐘的廣播劇，”大巴布羅為我解釋，“講的是警長利圖馬的故事，卡亞俄下層社會的恐怖。
” “利圖馬警長也被燒得黑炭一樣，”巴斯庫亞爾接着說，“本來他可以逃掉，他正要出去巡邏，可是他跑回去救他的上尉。
善心使他倒了黴。
” “不是去救上尉，而是去救警犬喬格利托。
”大巴布羅糾正說。
“這一點沒說清楚，”巴斯庫亞爾說，“監牢的鐵欄杆有一根砸在他的頭上。
他被燒烤的時候，如果看到了彼得羅·卡瑪喬就好了。
演技真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