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二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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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聞刊物把積攢起來的材料大肆宣傳、贊揚，并且作為證據抛出來：頭腦清醒的人能相信一個人會老老實實地挨十四也許十五刀嗎？按常理，塞巴斯蒂安·貝瓜先生如果痛得大聲喊叫，頭腦清醒的人會相信他的妻子、女兒、法官、神父和女護士全然沒聽見嗎？其實“殖民公寓”的隔牆隻是一層抹了黃泥的蘆葦，連蒼蠅嗡嗡叫、蠍子爬都能聽得到。
瓦努科的房客，那些護士學校的高才生，竟然沒想到為受傷者做急救處置，而是看着紳士大出血卻無動于衷，守等救護車，怎麼可能呢？六個大活人看到救護車遲遲不來，就沒有一個人想到——即使先天智力發育不全的人也會想到——要叫一輛出租車，而且出租汽車站就在“殖民公寓”那個街角上，這又怎麼可能？所有這一切不都是非常奇怪、非常複雜且很說明問題嗎？ 卡哈坦沃的神父到首都隻是為了用四天的時間給他鎮上的教堂籌買一座新的耶稣蒙難像，因為原來的那認被一幫沒教養的家夥用彈弓射掉了腦袋。
他在利馬被扣留了三個月，想到有可能被判謀殺罪，要在監牢裡度過餘生，吓得坐卧不甯，終因心髒病發作而猝死。
他的死激發了公衆輿論，對辯護起了破壞作用。
如今，報界不再為那位外國律師說話了，而罵他是詭辯家、戲子、殖民主義者、來曆不明的人，說善良神父的死正是由于他詭秘地反對基督教。
法官們像牆頭草似的随着新聞界的風搖擺，以外國身份為由，剝奪了他的特權和他在法庭上的辯護權，在報界以民族主義者的聲音大肆稱贊的宣判之後，那位法學家敗興地返回了意大利。
卡哈坦沃神父的死救了母親，救了女兒，也救了房客們，他們本來有可能被判同謀殺人和窩藏罪。
随着報界和公衆輿論的調子，檢察官也轉而同情貝瓜一家，接受了案發時對事件的解釋。
埃塞基耶爾·德爾芬的新律師，一個當地的法學家，徹底改變了策略。
他承認他為之辯護的人犯了罪，但他論證說罪犯完全沒有責任，因為那是由于他心靈上的創傷和佝偻病發展成了精神分裂和其他精神病理學範疇的反複無常症，這是被優秀的精神病專家們充分證明了的。
作為埃塞基耶爾·德爾芬精神失常的最重要證據，新律師還争辯說，“殖民公寓”裡有四個女人，被告卻選了年歲最大的、唯一的跛足女人。
在檢察官最後的證詞中，出現了使演員神化、使觀衆不寒而栗的戲劇高潮：始終一言不發、兩眼挂滿眼屎、靜靜地坐在椅子上的塞巴斯蒂安先生直到那時還以為審判與己無關，這時慢慢舉起了手，由于吃力、憤怒或遭受淩辱而雙眼通紅，死死地指着埃塞基耶爾·德爾芬足足有一分鐘——那是被精密計算儀器證實了的（《我的話說完了》的記者作出）。
他的神情如此非凡莊嚴，宛如西蒙·玻利瓦爾騎在戰馬上的塑像真的要馳騁疆場似的……法庭接受了檢察官的全部論證，埃塞基耶爾·德爾芬被關進了瘋人院。
貝瓜一家從此一蹶不振，精神上和物質上都開始崩潰。
醫院和訟棍們使他們破了産，他們不得不放棄鋼琴課（因此也就放棄了把羅莎培養成世界著名藝術家的希望），并且降低了生活水平，甚至不得不節食，養成不講衛生的壞習慣。
那所老房子變得更加破損，到處蓋着一層厚厚的塵土，挂滿蜘蛛網，蛀洞比比皆是。
房客少了，變成了下等公寓，甚至連女仆和搬運夫都接待。
有一天，真是墜落到了極點，一個乞丐跑來嗵嗵地敲着門，盛氣淩人地問道：“這是‘睡覺’的地方嗎？” 就這樣，時光一天天流逝，一個月一個月地過去了，整整過去了三十年。
貝瓜一家似乎已經适應了平庸的生活，這時突然發生了一件事。
一天清晨，原子彈夷平了日本城市，這使貝瓜家裡立刻沸騰起來，家裡的收音機已經多年不用，因為沒有錢，報紙也多年不訂了。
世界上的新聞傳不到貝瓜家裡，隻是偶爾從沒教養的房客的評論和閑聊中聽到一點。
但是，那天下午，真是太湊巧了，一個卡斯特羅維雷伊納的卡車司機吐了一口黏痰後粗野地哈哈大笑起來，喃喃自語道：“這個神經病患者要抽彩票了！”接着把一張剛剛讀過的《最後一點鐘》扔到大廳裡滿是刀痕的小桌子上。
那位從前的女鋼琴家拿起來翻閱，突然，她的臉色變得煞白，似乎被吸血蝙蝠吻了，一邊喊叫着媽媽，一邊往房裡跑去。
母女倆一起把那條揪動人心的消息讀了一遍又一遍，随後又扯着嗓子輪流讀給塞巴斯蒂安先生聽。
毫無疑問，他明白馬上就要大難臨頭，他将唉聲歎氣，出大汗，痛哭，着魔似的在地上打滾。
是什麼樣的消息使得這個敗落的家庭如此驚恐萬狀？ 前一天的黎明，在馬格達萊娜·德爾馬爾區滿是病人的維克多·拉爾科·埃雷拉瘋人院裡，一個病愈的住院者用手術刀殺死了一名男看護，勒死了睡在他旁邊床上的瘋傻老人，然後像體操運動員似的跳過醫院的圍牆逃到市内。
他的行為令人驚訝，因為他一向十分平和，從未發過脾氣，也不高聲說話。
三十年來，他唯一幹的事情就是為林皮亞斯的耶稣舉行假想的彌撒和為實際并不存在的受聖餐者分發不可見的聖餅。
逃出醫院前，埃塞基耶爾·德爾芬——他剛剛到年富力強之年的五十歲——寫了一封有禮貌的絕命書：“我感到很遺憾，但是我不能不離開這兒。
利馬一所舊房子裡的大火在等着我。
那裡，一個跛足女人正像火炬般地燃燒着，她和她全家極其嚴重地冒犯了上帝。
我是受委托前去滅火的。
” 他将這樣做嗎？他會把火熄滅嗎？這個多年之後又重新活了的人會再次把貝瓜一家置于恐怖之中嗎？吓得膽戰心驚的貝瓜一家将會落得怎樣的下場？
新聞刊物把積攢起來的材料大肆宣傳、贊揚，并且作為證據抛出來：頭腦清醒的人能相信一個人會老老實實地挨十四也許十五刀嗎？按常理，塞巴斯蒂安·貝瓜先生如果痛得大聲喊叫，頭腦清醒的人會相信他的妻子、女兒、法官、神父和女護士全然沒聽見嗎？其實“殖民公寓”的隔牆隻是一層抹了黃泥的蘆葦，連蒼蠅嗡嗡叫、蠍子爬都能聽得到。
瓦努科的房客，那些護士學校的高才生，竟然沒想到為受傷者做急救處置，而是看着紳士大出血卻無動于衷，守等救護車，怎麼可能呢？六個大活人看到救護車遲遲不來，就沒有一個人想到——即使先天智力發育不全的人也會想到——要叫一輛出租車，而且出租汽車站就在“殖民公寓”那個街角上，這又怎麼可能？所有這一切不都是非常奇怪、非常複雜且很說明問題嗎？ 卡哈坦沃的神父到首都隻是為了用四天的時間給他鎮上的教堂籌買一座新的耶稣蒙難像，因為原來的那認被一幫沒教養的家夥用彈弓射掉了腦袋。
他在利馬被扣留了三個月，想到有可能被判謀殺罪，要在監牢裡度過餘生，吓得坐卧不甯，終因心髒病發作而猝死。
他的死激發了公衆輿論，對辯護起了破壞作用。
如今，報界不再為那位外國律師說話了，而罵他是詭辯家、戲子、殖民主義者、來曆不明的人，說善良神父的死正是由于他詭秘地反對基督教。
法官們像牆頭草似的随着新聞界的風搖擺，以外國身份為由，剝奪了他的特權和他在法庭上的辯護權，在報界以民族主義者的聲音大肆稱贊的宣判之後，那位法學家敗興地返回了意大利。
卡哈坦沃神父的死救了母親，救了女兒，也救了房客們，他們本來有可能被判同謀殺人和窩藏罪。
随着報界和公衆輿論的調子，檢察官也轉而同情貝瓜一家，接受了案發時對事件的解釋。
埃塞基耶爾·德爾芬的新律師，一個當地的法學家，徹底改變了策略。
他承認他為之辯護的人犯了罪，但他論證說罪犯完全沒有責任，因為那是由于他心靈上的創傷和佝偻病發展成了精神分裂和其他精神病理學範疇的反複無常症，這是被優秀的精神病專家們充分證明了的。
作為埃塞基耶爾·德爾芬精神失常的最重要證據，新律師還争辯說，“殖民公寓”裡有四個女人，被告卻選了年歲最大的、唯一的跛足女人。
在檢察官最後的證詞中，出現了使演員神化、使觀衆不寒而栗的戲劇高潮：始終一言不發、兩眼挂滿眼屎、靜靜地坐在椅子上的塞巴斯蒂安先生直到那時還以為審判與己無關，這時慢慢舉起了手，由于吃力、憤怒或遭受淩辱而雙眼通紅，死死地指着埃塞基耶爾·德爾芬足足有一分鐘——那是被精密計算儀器證實了的（《我的話說完了》的記者作出）。
他的神情如此非凡莊嚴，宛如西蒙·玻利瓦爾騎在戰馬上的塑像真的要馳騁疆場似的……法庭接受了檢察官的全部論證，埃塞基耶爾·德爾芬被關進了瘋人院。
貝瓜一家從此一蹶不振，精神上和物質上都開始崩潰。
醫院和訟棍們使他們破了産，他們不得不放棄鋼琴課（因此也就放棄了把羅莎培養成世界著名藝術家的希望），并且降低了生活水平，甚至不得不節食，養成不講衛生的壞習慣。
那所老房子變得更加破損，到處蓋着一層厚厚的塵土，挂滿蜘蛛網，蛀洞比比皆是。
房客少了，變成了下等公寓，甚至連女仆和搬運夫都接待。
有一天，真是墜落到了極點，一個乞丐跑來嗵嗵地敲着門，盛氣淩人地問道：“這是‘睡覺’的地方嗎？” 就這樣，時光一天天流逝，一個月一個月地過去了，整整過去了三十年。
貝瓜一家似乎已經适應了平庸的生活，這時突然發生了一件事。
一天清晨，原子彈夷平了日本城市，這使貝瓜家裡立刻沸騰起來，家裡的收音機已經多年不用，因為沒有錢，報紙也多年不訂了。
世界上的新聞傳不到貝瓜家裡，隻是偶爾從沒教養的房客的評論和閑聊中聽到一點。
但是，那天下午，真是太湊巧了，一個卡斯特羅維雷伊納的卡車司機吐了一口黏痰後粗野地哈哈大笑起來，喃喃自語道：“這個神經病患者要抽彩票了！”接着把一張剛剛讀過的《最後一點鐘》扔到大廳裡滿是刀痕的小桌子上。
那位從前的女鋼琴家拿起來翻閱，突然，她的臉色變得煞白，似乎被吸血蝙蝠吻了，一邊喊叫着媽媽，一邊往房裡跑去。
母女倆一起把那條揪動人心的消息讀了一遍又一遍，随後又扯着嗓子輪流讀給塞巴斯蒂安先生聽。
毫無疑問，他明白馬上就要大難臨頭，他将唉聲歎氣，出大汗，痛哭，着魔似的在地上打滾。
是什麼樣的消息使得這個敗落的家庭如此驚恐萬狀？ 前一天的黎明，在馬格達萊娜·德爾馬爾區滿是病人的維克多·拉爾科·埃雷拉瘋人院裡，一個病愈的住院者用手術刀殺死了一名男看護，勒死了睡在他旁邊床上的瘋傻老人，然後像體操運動員似的跳過醫院的圍牆逃到市内。
他的行為令人驚訝，因為他一向十分平和，從未發過脾氣，也不高聲說話。
三十年來，他唯一幹的事情就是為林皮亞斯的耶稣舉行假想的彌撒和為實際并不存在的受聖餐者分發不可見的聖餅。
逃出醫院前，埃塞基耶爾·德爾芬——他剛剛到年富力強之年的五十歲——寫了一封有禮貌的絕命書：“我感到很遺憾，但是我不能不離開這兒。
利馬一所舊房子裡的大火在等着我。
那裡，一個跛足女人正像火炬般地燃燒着，她和她全家極其嚴重地冒犯了上帝。
我是受委托前去滅火的。
” 他将這樣做嗎？他會把火熄滅嗎？這個多年之後又重新活了的人會再次把貝瓜一家置于恐怖之中嗎？吓得膽戰心驚的貝瓜一家将會落得怎樣的下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