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三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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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是難忘的一周，在那周的第一天就發生了一段趣味橫生的插曲（誠然，過去遇到烤肉工人時那種粗暴的特點并沒有在這個插曲中重現）。
我在這個插曲中既是目擊者，又是半個主角。
小赫納羅一心緻力于節目革新。
一天，他作出決定，為了使新聞節目輕松愉快，叫我們插進一些訪問實錄，要我馬上和巴斯庫亞爾動手幹起來。
從那時起，我們每天都在泛美電台的晚間節目裡播出以當前某個事件為題材的采訪，這意味着新聞部增加了工作量（但是沒有增加工資）。
不過我并沒有怨言，因為這項工作很有趣。
在貝倫大街的工作室裡或站在錄音機前向酒吧間的藝術家、國會議員、足球運動員或神童們提問題時，我都毫無例外地為創作小說搜集題材。
在那個動人的插曲之前，我采訪過的最有趣的人是一個委内瑞拉鬥牛士。
那段時間，阿喬鬥牛場取得了空前成功。
這個鬥牛士第一個下午得到了幾隻牛耳朵的獎賞；第二個下午經過一番神奇的周旋，又得到了一隻牛蹄子的獎賞，人們把它架在肩上從裡市場擡到聖馬丁廣場他下榻的飯店；第三個下午，也就是最後一個下午，鬥牛入場券因他的人氣被轉手高價炒賣，他卻未獲成功。
下場後，他吓得像頭鹿似的，整個下午都逃開鬥牛，連一次出色的俯沖都沒表演出來。
他一次次地失敗，總也不能擊中牛的要害。
第二次下場時，竟然受到四次鳴笛警告。
鬥牛場前幾排看台上的人大聲哄叫，恨不得把阿喬鬥牛場燒掉，私刑拷打委内瑞拉鬥牛士。
鬥牛士迎着一片噓聲和雨點般飛來的坐墊，被憲兵一路護送回飯店。
第二天上午，他上飛機前幾小時，我在玻利瓦爾飯店的一間小客廳裡會見了他。
我發現他還不如他所鬥的牛聰明、幾乎像牛一樣不能把話講清楚，真大惑不解。
他不能組一個連貫的句子，不能正确運用動詞時态。
他的思想方式使人想到一個個的腫瘤，想到失語症，想到類人猿。
他的外表和本質一樣“非凡”，說話的語調像倒黴鬼，總是用些指小詞，吃掉詞尾。
當他時不時地停下來，想不出要說什麼話時，便像動物似的發出哼哼聲。
相反，在那個值得懷念的一周的第一天，我所采訪的墨西哥人卻是一個頭腦機敏、談鋒甚健的人。
他在一家雜志當主編，寫過關于墨西哥革命的書，眼下正率領一個經濟學家代表團住在玻利瓦爾飯店。
他答應到電台來，我親自去請他。
這位先生高高的個子，身闆筆直，衣着考究，頭發已經全白，看上去有六十歲光景。
他的夫人陪着他。
那女人長着一雙活潑的小眼睛，戴着一頂編花小帽子。
在從飯店去電台的路上，我們做了采訪的準備。
訪問的内容錄了十五分鐘，這使小赫納羅驚訝不已，因為那位經濟學家兼曆史學家回答每一個問題時都毫不留情地鞭撻了軍事獨裁（在秘魯，我們遭受了以奧德裡亞為首的軍事獨裁）。
事情發生在我陪這對夫婦回玻利瓦爾飯店的路上。
時值中午，貝倫大街和聖馬丁廣場上擠得水洩不通。
夫人走在人行道上，丈夫走在大街中央，我跟在他們旁邊。
剛剛穿過中央電台門前，為了找點話說，我再次對那個重要人物說這次采訪非常成功。
這時，那位墨西哥貴婦的細嗓子突然打斷了我： “耶稣，耶稣，我感到不舒服……” 我看了她一眼，發現她形容憔悴，眼睛忽而睜大忽而緊閉，嘴巴奇特地翕動着。
但是，令人驚訝的是那位經濟學家兼曆史學家的反應，他聽到妻子的提醒，飛快地向她掃了一眼，又迅速地掃了我一眼，神情十分慌張，當即看看前方，非但沒有停下來，反而加快了腳步。
墨西哥夫人停在我身旁，面容難看，眼看要跌倒，我伸手攙住她。
幸好，由于她那樣瘦弱，我還能扶得住。
那個重要人物大步流星地逃走了，我不得不擔負起拖着他的女人前進的艱巨任務。
人們給我們讓路，停下來看我們。
就這樣，當我們到達哥倫布電影院時，瘦弱的墨西哥夫人不僅露出怪相，而且開始流口水、淌鼻涕、流眼淚。
我聽到一個賣香煙的小販說：“她還在撒尿呐！”果真，經濟學家兼曆史學家（他已經穿過科爾梅納大街，消失在玻利瓦爾酒吧間門口擁擠的人群中）的妻子在我們身後留下了一道黃色的水痕。
到了街角，我不得不把她扛起來走完剩下的五十米路程。
那情景真是既風流又壯觀。
汽車司機們頻頻對我們按喇叭，警察吹哨子，行人指着我們議論紛紛。
瘦弱的墨西哥夫人在我雙臂之中不停地翻騰，面容依然難看。
我的手和鼻子感覺到那女人除了小便，身上還流出更肮髒的東西。
她的嗓子裡不停地發出一種微弱的聲響。
一進入玻利瓦爾飯店，就聽有人嚴厲地命令我說：“送到301号房間。
”這是那個重要人物，他的半邊身子隐藏在帷幕後。
剛發完命令，他就又逃走了，邁着輕快的步子奔向電梯。
我們乘電梯上樓時，他既不看我，也不看他的配偶，仿佛想顯示出并非無禮的樣子。
開電梯的人幫我把夫人送到房間。
但是我們剛把她安置在床上，那個重要人物就毫不客氣地一下子把我們推出房門，沒有道謝，也沒說再見，“咣啷”一聲把門關上，把我們趕了出來。
這時，他臉上的那副表情簡直難以描述。
“他不是一個壞丈夫，”後來彼得羅·卡瑪喬對我解釋，“而是一個敏感、非常自矜的人。
” 那天下午，我要給胡利娅姨媽和哈維爾讀一篇剛剛寫完的短篇小說《埃麗娅娜姨媽》。
《商報》一直沒有刊登那篇關于飛人的故事，于是我便寫了另一篇故事借以排解。
這篇故事以發生在我家裡的一件事為素材。
我小時候，埃麗娅娜是到我家來的許多姨媽中的一個。
在那些姨媽中，我最喜歡她，因為她帶給我巧克力，有時還帶我去克雷姆·裡卡咖啡館喝茶。
她喜歡甜食，這件事在全家人聚會時常常受到嘲笑，大家說她把做女秘書的全部工資都拿去買牛奶餅、酥羊角面包、松糕和布蘭卡小店的濃巧克力了。
她胖乎乎的，待人親切，是一個愛說愛笑的姑娘。
當家裡人在背後議論她一輩子也難以出閣時，我總是站出來為她辯護。
有一天，埃麗娅娜姨媽沒到我家來，從那以後再也沒有見到過她，十分神秘。
家裡人也不再提起她。
那時我大概六七歲，向家裡人問起埃麗娅娜姨媽時，他們回答說：去旅行了，生病了，過些日子說不定哪一天會來的。
對這些回答，我是持懷疑态度的。
五年後，全家人突然戴起孝來。
那天晚上，我在外祖父家裡知道他們參加了埃麗娅娜姨媽的葬禮，她剛剛死于癌症。
這樣，那件神秘之事便真相大白了。
當埃麗娅娜姨媽看起來注定要做老處女的時候，她突然不合适地結了婚，對方是耶稣·瑪利亞大街一家酒店的老闆。
全家人，從她的父母開始，都為這件醜事大為震驚，在她活着的時候就宣布她已經死了，從來不去看她，也不許她進家門。
但是當她死了的時
我在這個插曲中既是目擊者，又是半個主角。
小赫納羅一心緻力于節目革新。
一天，他作出決定，為了使新聞節目輕松愉快，叫我們插進一些訪問實錄，要我馬上和巴斯庫亞爾動手幹起來。
從那時起，我們每天都在泛美電台的晚間節目裡播出以當前某個事件為題材的采訪，這意味着新聞部增加了工作量（但是沒有增加工資）。
不過我并沒有怨言，因為這項工作很有趣。
在貝倫大街的工作室裡或站在錄音機前向酒吧間的藝術家、國會議員、足球運動員或神童們提問題時，我都毫無例外地為創作小說搜集題材。
在那個動人的插曲之前，我采訪過的最有趣的人是一個委内瑞拉鬥牛士。
那段時間，阿喬鬥牛場取得了空前成功。
這個鬥牛士第一個下午得到了幾隻牛耳朵的獎賞；第二個下午經過一番神奇的周旋，又得到了一隻牛蹄子的獎賞，人們把它架在肩上從裡市場擡到聖馬丁廣場他下榻的飯店；第三個下午，也就是最後一個下午，鬥牛入場券因他的人氣被轉手高價炒賣，他卻未獲成功。
下場後，他吓得像頭鹿似的，整個下午都逃開鬥牛，連一次出色的俯沖都沒表演出來。
他一次次地失敗，總也不能擊中牛的要害。
第二次下場時，竟然受到四次鳴笛警告。
鬥牛場前幾排看台上的人大聲哄叫，恨不得把阿喬鬥牛場燒掉，私刑拷打委内瑞拉鬥牛士。
鬥牛士迎着一片噓聲和雨點般飛來的坐墊，被憲兵一路護送回飯店。
第二天上午，他上飛機前幾小時，我在玻利瓦爾飯店的一間小客廳裡會見了他。
我發現他還不如他所鬥的牛聰明、幾乎像牛一樣不能把話講清楚，真大惑不解。
他不能組一個連貫的句子，不能正确運用動詞時态。
他的思想方式使人想到一個個的腫瘤，想到失語症，想到類人猿。
他的外表和本質一樣“非凡”，說話的語調像倒黴鬼，總是用些指小詞，吃掉詞尾。
當他時不時地停下來，想不出要說什麼話時，便像動物似的發出哼哼聲。
相反，在那個值得懷念的一周的第一天，我所采訪的墨西哥人卻是一個頭腦機敏、談鋒甚健的人。
他在一家雜志當主編，寫過關于墨西哥革命的書，眼下正率領一個經濟學家代表團住在玻利瓦爾飯店。
他答應到電台來，我親自去請他。
這位先生高高的個子，身闆筆直，衣着考究，頭發已經全白，看上去有六十歲光景。
他的夫人陪着他。
那女人長着一雙活潑的小眼睛，戴着一頂編花小帽子。
在從飯店去電台的路上，我們做了采訪的準備。
訪問的内容錄了十五分鐘，這使小赫納羅驚訝不已，因為那位經濟學家兼曆史學家回答每一個問題時都毫不留情地鞭撻了軍事獨裁（在秘魯，我們遭受了以奧德裡亞為首的軍事獨裁）。
事情發生在我陪這對夫婦回玻利瓦爾飯店的路上。
時值中午，貝倫大街和聖馬丁廣場上擠得水洩不通。
夫人走在人行道上，丈夫走在大街中央，我跟在他們旁邊。
剛剛穿過中央電台門前，為了找點話說，我再次對那個重要人物說這次采訪非常成功。
這時，那位墨西哥貴婦的細嗓子突然打斷了我： “耶稣，耶稣，我感到不舒服……” 我看了她一眼，發現她形容憔悴，眼睛忽而睜大忽而緊閉，嘴巴奇特地翕動着。
但是，令人驚訝的是那位經濟學家兼曆史學家的反應，他聽到妻子的提醒，飛快地向她掃了一眼，又迅速地掃了我一眼，神情十分慌張，當即看看前方，非但沒有停下來，反而加快了腳步。
墨西哥夫人停在我身旁，面容難看，眼看要跌倒，我伸手攙住她。
幸好，由于她那樣瘦弱，我還能扶得住。
那個重要人物大步流星地逃走了，我不得不擔負起拖着他的女人前進的艱巨任務。
人們給我們讓路，停下來看我們。
就這樣，當我們到達哥倫布電影院時，瘦弱的墨西哥夫人不僅露出怪相，而且開始流口水、淌鼻涕、流眼淚。
我聽到一個賣香煙的小販說：“她還在撒尿呐！”果真，經濟學家兼曆史學家（他已經穿過科爾梅納大街，消失在玻利瓦爾酒吧間門口擁擠的人群中）的妻子在我們身後留下了一道黃色的水痕。
到了街角，我不得不把她扛起來走完剩下的五十米路程。
那情景真是既風流又壯觀。
汽車司機們頻頻對我們按喇叭，警察吹哨子，行人指着我們議論紛紛。
瘦弱的墨西哥夫人在我雙臂之中不停地翻騰，面容依然難看。
我的手和鼻子感覺到那女人除了小便，身上還流出更肮髒的東西。
她的嗓子裡不停地發出一種微弱的聲響。
一進入玻利瓦爾飯店，就聽有人嚴厲地命令我說：“送到301号房間。
”這是那個重要人物，他的半邊身子隐藏在帷幕後。
剛發完命令，他就又逃走了，邁着輕快的步子奔向電梯。
我們乘電梯上樓時，他既不看我，也不看他的配偶，仿佛想顯示出并非無禮的樣子。
開電梯的人幫我把夫人送到房間。
但是我們剛把她安置在床上，那個重要人物就毫不客氣地一下子把我們推出房門，沒有道謝，也沒說再見，“咣啷”一聲把門關上，把我們趕了出來。
這時，他臉上的那副表情簡直難以描述。
“他不是一個壞丈夫，”後來彼得羅·卡瑪喬對我解釋，“而是一個敏感、非常自矜的人。
” 那天下午，我要給胡利娅姨媽和哈維爾讀一篇剛剛寫完的短篇小說《埃麗娅娜姨媽》。
《商報》一直沒有刊登那篇關于飛人的故事，于是我便寫了另一篇故事借以排解。
這篇故事以發生在我家裡的一件事為素材。
我小時候，埃麗娅娜是到我家來的許多姨媽中的一個。
在那些姨媽中，我最喜歡她，因為她帶給我巧克力，有時還帶我去克雷姆·裡卡咖啡館喝茶。
她喜歡甜食，這件事在全家人聚會時常常受到嘲笑，大家說她把做女秘書的全部工資都拿去買牛奶餅、酥羊角面包、松糕和布蘭卡小店的濃巧克力了。
她胖乎乎的，待人親切，是一個愛說愛笑的姑娘。
當家裡人在背後議論她一輩子也難以出閣時，我總是站出來為她辯護。
有一天，埃麗娅娜姨媽沒到我家來，從那以後再也沒有見到過她，十分神秘。
家裡人也不再提起她。
那時我大概六七歲，向家裡人問起埃麗娅娜姨媽時，他們回答說：去旅行了，生病了，過些日子說不定哪一天會來的。
對這些回答，我是持懷疑态度的。
五年後，全家人突然戴起孝來。
那天晚上，我在外祖父家裡知道他們參加了埃麗娅娜姨媽的葬禮，她剛剛死于癌症。
這樣，那件神秘之事便真相大白了。
當埃麗娅娜姨媽看起來注定要做老處女的時候，她突然不合适地結了婚，對方是耶稣·瑪利亞大街一家酒店的老闆。
全家人，從她的父母開始，都為這件醜事大為震驚，在她活着的時候就宣布她已經死了，從來不去看她，也不許她進家門。
但是當她死了的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