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總理把《柳文指要》送給了美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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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場的中國大陸飛機。

    事先外交部等單位同港英當局進行了細緻的洽商安排。

    一架中國政府所派,載着前和談代表章行嚴一家人的中國大陸專機前來香港“探親”,本身就成了一個向台灣發出的強大和談信号,轟動了香港,特别是當時“文化大革命”尚未結束,雖然中美關系已經解凍,但總的來說中國還處于與外界接觸不多的狀況。

    在那些年月裡,人們隻聽到鬥争和暴力,和平統一祖國的口号已很陌生了。

    我們到達的頭幾天,香港的中、英文報紙都以極大的篇幅報道了父親到港的消息,并且作了種種猜測,絕大部分都評論說章行嚴此行必帶有同台灣和談使命。

     我到達香港後的心情卻是複雜的。

    父親來港的報界輿論宣傳的确證實毛主席和父親對此次赴港影響的預測是正确的。

    在中斷了八年之後,大陸與台灣之間又将架設起新的和平橋梁。

    然而我對父親的健康卻憂心忡忡。

    香港五六月份的氣候十分悶熱,父親的住所在鬧市區一幢樓房的底層,并不太寬敞,也沒有花園可以透點新鮮空氣。

    特别是那室内的冷氣空調,我真怕老人受不了。

     父親到達香港的情緒并不熱烈和興奮。

    我覺得他出奇地冷靜,甚至很嚴肅,話語都不多。

    他似乎意識到他是在履行他在人世間的最後一次偉大使命,他是在一場最後的拼搏中使盡自己的最後一點餘力。

    到香港的第二天,他就急匆匆安排會見各方面的舊友。

    殷夫人和我都勸他休息些日子,然而父親卻急不可待。

     一周後,我帶妞妞離港回京。

    臨行前,父親單獨與我談了一會兒。

    他要我轉告毛主席和周總理,他很好,正在聯系各方關系。

    此時他在台灣的一些老友和于右任老先生等都已經去世,他說他正在接觸其他一些朋友。

    他要我告訴總理他在香港最多停留三個月就要回北京。

    他深情地對我說:“告訴周總理我很想北京,事情辦好我就回去,叫周總理不要忘記派飛機來接我。

    ”人也許真有一種第六感覺,會對未來發生的事情有種預感。

    在我同父親三十年的相處中,我很少見到他動感情。

    他是個感情極深邃的人。

    他的詩作洋溢着強烈的激情而在生活中卻極少動情。

    我在香港寓所辭别父親時,不知怎麼我産生了一種悲哀,對老父親依依不舍。

    父親也是這樣,他特别舍不得妞妞,臨别前再三撫摸她的手和臉,要她“三個月後來接爺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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