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總理把《柳文指要》送給了美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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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2年春天尼克松訪華時，周總理又出其不意地向尼克松介紹了父親的《柳文指要》并贈同來的美國國務院官員弗裡曼（後曾任美國駐華公使）一套。
那是在簽署中美《上海公報》之後的送别尼克松晚宴上。
宴會在上海錦江賓館舉行。
由于雙方終于完成了改變世界格局和曆史進程的使命，簽署了有深遠影響的《上海公報》，宴會氣氛十分活躍。
席間總理問弗裡曼先生哪裡學的中文，這麼好的水平。
弗裡曼說是在台灣和香港學的。
談話間，總理發現弗裡曼先生的古漢語造詣很深，讀過司馬遷的《史記》，讀過二十四史。
總理深為贊賞，接着總理提到父親，說他是個了不起的大學問家，九十高齡出版了百萬字的《柳文指要》。
弗裡曼極感興趣，問了許多問題。
周總理對我說：“弗裡曼先生那樣有興趣，含之，你送他一部《柳文指要》嘛！”我說一定送，隻是手頭沒有，要回北京後，給弗裡曼先生設法捎去。
總理說那麼大的上海還找不到一冊？叫他們找一本嘛！ 當時的上海是“四人幫”的堡壘，我知道這件事不會太容易。
而弗裡曼卻興高采烈地催問我什麼時候把書給他，因為尼克松一行第二天清晨即啟程回美國。
宴會後已是晚上十點，我找到當時上海外辦那個姓馮的負責人，要他設法連夜從上海的書店裡要一本《柳文指要》。
他說這不可能。
我說：“總理答應了美國人送一冊，但這不是總理個人的事，也不是我個人的事。
總理是告訴美國人我們并未摒棄文化遺産，我父親的書正是在‘文化大革命’中出版的。
假如你們找不到，這個影響很壞。
書明明出版了，那麼大的上海竟一本都找不到？！” 那位主任隻好答應盡力去找。
淩晨一兩點鐘時，他把書找來了，是用過的舊書。
他說找不到新的，這是市委宣傳部的。
因為他說是市委宣傳部寫作組的，又顯然是用過的舊書，書頁上有吃飯時留下的油漬，我就有所警惕，在送給弗裡曼之前逐頁檢查一遍，果然在裡面發現未曾拿走的一張夾條。
從條子上的話看出來，讀此書的人是準備針對《柳文指要》進行批判，上面引用魯迅的話，說要用當年魯迅“痛打落水狗”的精神把父親這部著作“批倒，批臭”。
我慶幸發現了這張條，未讓弗裡曼帶回美國國務院。
《柳文指要》終于出版給父親帶來了極大的喜悅和安
那是在簽署中美《上海公報》之後的送别尼克松晚宴上。
宴會在上海錦江賓館舉行。
由于雙方終于完成了改變世界格局和曆史進程的使命，簽署了有深遠影響的《上海公報》，宴會氣氛十分活躍。
席間總理問弗裡曼先生哪裡學的中文，這麼好的水平。
弗裡曼說是在台灣和香港學的。
談話間，總理發現弗裡曼先生的古漢語造詣很深，讀過司馬遷的《史記》，讀過二十四史。
總理深為贊賞，接着總理提到父親，說他是個了不起的大學問家，九十高齡出版了百萬字的《柳文指要》。
弗裡曼極感興趣，問了許多問題。
周總理對我說：“弗裡曼先生那樣有興趣，含之，你送他一部《柳文指要》嘛！”我說一定送，隻是手頭沒有，要回北京後，給弗裡曼先生設法捎去。
總理說那麼大的上海還找不到一冊？叫他們找一本嘛！ 當時的上海是“四人幫”的堡壘，我知道這件事不會太容易。
而弗裡曼卻興高采烈地催問我什麼時候把書給他，因為尼克松一行第二天清晨即啟程回美國。
宴會後已是晚上十點，我找到當時上海外辦那個姓馮的負責人，要他設法連夜從上海的書店裡要一本《柳文指要》。
他說這不可能。
我說：“總理答應了美國人送一冊，但這不是總理個人的事，也不是我個人的事。
總理是告訴美國人我們并未摒棄文化遺産，我父親的書正是在‘文化大革命’中出版的。
假如你們找不到，這個影響很壞。
書明明出版了，那麼大的上海竟一本都找不到？！” 那位主任隻好答應盡力去找。
淩晨一兩點鐘時，他把書找來了，是用過的舊書。
他說找不到新的，這是市委宣傳部的。
因為他說是市委宣傳部寫作組的，又顯然是用過的舊書，書頁上有吃飯時留下的油漬，我就有所警惕，在送給弗裡曼之前逐頁檢查一遍，果然在裡面發現未曾拿走的一張夾條。
從條子上的話看出來，讀此書的人是準備針對《柳文指要》進行批判，上面引用魯迅的話，說要用當年魯迅“痛打落水狗”的精神把父親這部著作“批倒，批臭”。
我慶幸發現了這張條，未讓弗裡曼帶回美國國務院。
《柳文指要》終于出版給父親帶來了極大的喜悅和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