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變世界的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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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大凡走過坎坷人生的人，在回首往事時總難免會産生許多不切實際的“假如”。
有時與當年外語學院的同窗好友、同事相聚，他們都已是教授，其中不乏博士生導師。
于是我常常會感歎：“我如果不離開外院，大概也可以是‘博導’了吧！那該多清高，多潇灑啊！”他們的回答往往是：“你當然會是‘博導’，不過就成不了名人了！教書匠嘛，一生平平淡淡。
”我想雖然我們是終生好友，但他們大概視我早已是名利場中人，耐不住寂寞，我隻能報之一笑。
前幾年，我的“假如”是很多的：假如父親當年沒有把我帶去見毛澤東，或者毛澤東即使見了我也沒有叫我去幫他學英文；假如1970年毛澤東沒有調我去外交部；甚至“假如我與喬冠華沒有相戀”……任何一個“假如”都會給我帶來截然不同的人生，但可惜我命運多舛，從我來到這個世界上就注定曆經磨難！ 我的“假如”之一是就算我到了外交部，假如我一直平平凡凡，不為人注意地待在亞洲司，從冷闆凳科員按慣例慢慢地升到副處長、處長，再出國當幾任一秘、參贊，表現好還可當一任大使，然後回國退休養老，這雖然是個最糟糕的“假如”，但至少我能一生平安！這個“假如”當然也是最不現實的，因為我在亞洲司默無聲息地隻待了半年，情況就發生了變化。
這年10月初，我接到通知借調到基辛格接待組任翻譯。
當時，我接到通知後非常激動。
中美關系的解凍是舉世矚目的大事，能參與基辛格的首次公開訪華的接待自然是十分難得的機會，也是我接觸到中國核心外交的開始。
通知是王海容傳達給我的。
當時她已是外交部禮賓司副司長，掌握了整個接待工作。
我随即到釣魚台四号樓基辛格接待組報到。
那時，我對中央各部的領導幾乎全不認識。
我去報到時，大辦公室裡還是空蕩蕩的。
我隻見到一位大約五十多歲，中等身材，穿藍色布料制服、布鞋的老同志在打掃房間，擦抹辦公桌。
他的模樣特别樸實，我以為他是這樓層的服務員，負責打掃辦公室。
我問他是否在此報到，他說是，不過管報到的人還未來。
我就問他是不是這四号樓的工作人員，他笑笑，說他是接待組的。
我坐在一旁靜候，也沒有去幫他打掃。
後來陸續來人，我看進來的人都十分尊敬這位老同志，并且搶他手裡的活，我心裡就有點發毛。
老同志收拾完辦公室，就坐下來和大家一起開會。
不記得是誰主持的會議，但當會議第一項宣布接待組成立并介紹成員時，我才知道那位打掃辦公室的老同志原來是赫赫有名的熊向晖部長！後來，他一直積極參與中美關系的工作，也是1971年11月中國第一個赴聯合國代表團的五位正代表之一。
在這個接待組裡，我第一次近距離與喬冠華一起開會。
7月，基辛格秘密訪華時，冠華肺結核複發，正在301醫院住院治療，沒有參加談判。
10月，冠華已出院，毛澤東、周恩來随即指定由他與基辛格就尼克松訪問結束時準備發表的中美聯合公報的初稿進行談判。
我們報到的那天下午，喬冠華來到了接待組。
看得出，外交部的幹部對他都十分尊敬，也都很喜歡接近他。
不過，作為一個初來乍到的“圈外人”，我的直覺卻是在他頗為傲氣的舉止中有一種憂郁。
不知道是不是因為他的夫人龔澎頭一年剛剛去世給他的打擊，還是他大病初愈的虛弱，喬冠華那天的情緒始終比較低沉。
他給大家講了中美關系的形勢和這次的接待任務。
記得他說重要的是要争取對中美公報達成一些原則的共識。
他提醒大家說這是很不容易的。
中美之間存在着根本的矛盾和分歧，尤其在台灣問題上，不能幻想一切都會順利。
談完話，他謝絕大家邀請他留下來吃晚飯的盛情，上車走了。
這與當時許多領導願意在釣魚台吃飯又是極不相同！ 但是當基辛格到達北京，喬冠華與他針鋒相對開始談判之後，我驚奇地發現他似乎變成了另外一個人。
開會時嗓音高了，而且神采飛揚，說到談判得意處，他那世界聞名的“喬的笑”就在會議室中蕩漾，感染着每一個在場的人。
談判進行兩天後，幾乎陷入了僵局。
喬冠華很氣憤。
但氣憤之餘，他也很講策略，提議休會半日，由他親自陪同基辛格遊覽天壇。
當然，喬冠華是不會讓基辛格博士輕松地漫步天壇的。
他們兩人在北京秋日和煦的午後陽光下又開始了一輪台灣問題的激烈争辯。
古老的天壇見證了這兩位世界一流的外交家的風姿才華！從天壇回到四号樓，喬冠華十分興奮。
看得出，他認為這天下午的天壇散步是他的得意之作！他說：“有些話在談判桌上不好說，說出口就收不回來，真成僵局。
主席的意思是一定要談成功，要把原則定下來。
可是在公園裡散步吵架就什麼話都可以說。
我對基辛格博士說明年2月是你們的總統來中國訪問，這件事向全世界都宣布了。
如果公報談不成，你們如何向美國人民，向全世界交代？我們倒無所謂，大不了再發表個聲明說因為分歧無法統一，尼克松總統推遲訪華。
”喬冠華深知這一點擊中美國要害。
中美對峙二十年後，美國宣布他們的在位總統親自到中國來訪問。
世界的媒體都報道了尼克松在美國宣布這一消息時的激動。
如今，由于中國不接受美國的觀點，分歧不能統一而推遲訪華，這是美方無論如何也無法承受的。
喬冠華從天壇回來後的那種勝券在握的神态以及他那種充滿自豪感的激情極具感染力。
我覺得他不像其他那些部領導那樣沉穩、謹慎；他更多是個性情中人，喜怒溢于言表。
為尼克松訪華，從基辛格走後雙方都加緊了準備。
1月3日，美方的先遣隊在黑格準将率領下抵達北京。
這一次我被指派為黑格的全程主要翻譯，可以說，從這次任務開始，我才被接受為外交部的主要翻譯之一。
黑格與基辛格的風格迥然不同。
他具有軍人的氣質和辦事的作風。
黑格不善于外交辭令，用非常直率的方法表達自己的觀點。
他顯然對當時的中國很不了解，以緻後來他的訪問出現一些意想不到的風波。
美方先遣隊陣容強大，包括了訪問的各個方面，其中有白宮辦公廳主任查平和新聞秘書齊格勒。
中方的首席談判代表中有禮賓司長韓叙。
先遣隊所讨論的大部分問題是尼克松訪華的禮賓細節。
現在回想，難以置信當年美國的總統訪華能夠接受那麼多我們設定的限制。
特别是我們堅持尼克松在我國境内必須乘坐我們的飛機以及我們提供的防彈紅旗車。
談判一開始，美方堅持總統全程乘坐“空軍一号”，美方要運來自己的總統座車，以及座車上要安排美方的
有時與當年外語學院的同窗好友、同事相聚，他們都已是教授，其中不乏博士生導師。
于是我常常會感歎：“我如果不離開外院，大概也可以是‘博導’了吧！那該多清高，多潇灑啊！”他們的回答往往是：“你當然會是‘博導’，不過就成不了名人了！教書匠嘛，一生平平淡淡。
”我想雖然我們是終生好友，但他們大概視我早已是名利場中人，耐不住寂寞，我隻能報之一笑。
前幾年，我的“假如”是很多的：假如父親當年沒有把我帶去見毛澤東，或者毛澤東即使見了我也沒有叫我去幫他學英文；假如1970年毛澤東沒有調我去外交部；甚至“假如我與喬冠華沒有相戀”……任何一個“假如”都會給我帶來截然不同的人生，但可惜我命運多舛，從我來到這個世界上就注定曆經磨難！ 我的“假如”之一是就算我到了外交部，假如我一直平平凡凡，不為人注意地待在亞洲司，從冷闆凳科員按慣例慢慢地升到副處長、處長，再出國當幾任一秘、參贊，表現好還可當一任大使，然後回國退休養老，這雖然是個最糟糕的“假如”，但至少我能一生平安！這個“假如”當然也是最不現實的，因為我在亞洲司默無聲息地隻待了半年，情況就發生了變化。
這年10月初，我接到通知借調到基辛格接待組任翻譯。
當時，我接到通知後非常激動。
中美關系的解凍是舉世矚目的大事，能參與基辛格的首次公開訪華的接待自然是十分難得的機會，也是我接觸到中國核心外交的開始。
通知是王海容傳達給我的。
當時她已是外交部禮賓司副司長，掌握了整個接待工作。
我随即到釣魚台四号樓基辛格接待組報到。
那時，我對中央各部的領導幾乎全不認識。
我去報到時，大辦公室裡還是空蕩蕩的。
我隻見到一位大約五十多歲，中等身材，穿藍色布料制服、布鞋的老同志在打掃房間，擦抹辦公桌。
他的模樣特别樸實，我以為他是這樓層的服務員，負責打掃辦公室。
我問他是否在此報到，他說是，不過管報到的人還未來。
我就問他是不是這四号樓的工作人員，他笑笑，說他是接待組的。
我坐在一旁靜候，也沒有去幫他打掃。
後來陸續來人，我看進來的人都十分尊敬這位老同志，并且搶他手裡的活，我心裡就有點發毛。
老同志收拾完辦公室，就坐下來和大家一起開會。
不記得是誰主持的會議，但當會議第一項宣布接待組成立并介紹成員時，我才知道那位打掃辦公室的老同志原來是赫赫有名的熊向晖部長！後來，他一直積極參與中美關系的工作，也是1971年11月中國第一個赴聯合國代表團的五位正代表之一。
在這個接待組裡，我第一次近距離與喬冠華一起開會。
7月，基辛格秘密訪華時，冠華肺結核複發，正在301醫院住院治療，沒有參加談判。
10月，冠華已出院，毛澤東、周恩來随即指定由他與基辛格就尼克松訪問結束時準備發表的中美聯合公報的初稿進行談判。
我們報到的那天下午，喬冠華來到了接待組。
看得出，外交部的幹部對他都十分尊敬，也都很喜歡接近他。
不過，作為一個初來乍到的“圈外人”，我的直覺卻是在他頗為傲氣的舉止中有一種憂郁。
不知道是不是因為他的夫人龔澎頭一年剛剛去世給他的打擊，還是他大病初愈的虛弱，喬冠華那天的情緒始終比較低沉。
他給大家講了中美關系的形勢和這次的接待任務。
記得他說重要的是要争取對中美公報達成一些原則的共識。
他提醒大家說這是很不容易的。
中美之間存在着根本的矛盾和分歧，尤其在台灣問題上，不能幻想一切都會順利。
談完話，他謝絕大家邀請他留下來吃晚飯的盛情，上車走了。
這與當時許多領導願意在釣魚台吃飯又是極不相同！ 但是當基辛格到達北京，喬冠華與他針鋒相對開始談判之後，我驚奇地發現他似乎變成了另外一個人。
開會時嗓音高了，而且神采飛揚，說到談判得意處，他那世界聞名的“喬的笑”就在會議室中蕩漾，感染着每一個在場的人。
談判進行兩天後，幾乎陷入了僵局。
喬冠華很氣憤。
但氣憤之餘，他也很講策略，提議休會半日，由他親自陪同基辛格遊覽天壇。
當然，喬冠華是不會讓基辛格博士輕松地漫步天壇的。
他們兩人在北京秋日和煦的午後陽光下又開始了一輪台灣問題的激烈争辯。
古老的天壇見證了這兩位世界一流的外交家的風姿才華！從天壇回到四号樓，喬冠華十分興奮。
看得出，他認為這天下午的天壇散步是他的得意之作！他說：“有些話在談判桌上不好說，說出口就收不回來，真成僵局。
主席的意思是一定要談成功，要把原則定下來。
可是在公園裡散步吵架就什麼話都可以說。
我對基辛格博士說明年2月是你們的總統來中國訪問，這件事向全世界都宣布了。
如果公報談不成，你們如何向美國人民，向全世界交代？我們倒無所謂，大不了再發表個聲明說因為分歧無法統一，尼克松總統推遲訪華。
”喬冠華深知這一點擊中美國要害。
中美對峙二十年後，美國宣布他們的在位總統親自到中國來訪問。
世界的媒體都報道了尼克松在美國宣布這一消息時的激動。
如今，由于中國不接受美國的觀點，分歧不能統一而推遲訪華，這是美方無論如何也無法承受的。
喬冠華從天壇回來後的那種勝券在握的神态以及他那種充滿自豪感的激情極具感染力。
我覺得他不像其他那些部領導那樣沉穩、謹慎；他更多是個性情中人，喜怒溢于言表。
為尼克松訪華，從基辛格走後雙方都加緊了準備。
1月3日，美方的先遣隊在黑格準将率領下抵達北京。
這一次我被指派為黑格的全程主要翻譯，可以說，從這次任務開始，我才被接受為外交部的主要翻譯之一。
黑格與基辛格的風格迥然不同。
他具有軍人的氣質和辦事的作風。
黑格不善于外交辭令，用非常直率的方法表達自己的觀點。
他顯然對當時的中國很不了解，以緻後來他的訪問出現一些意想不到的風波。
美方先遣隊陣容強大，包括了訪問的各個方面，其中有白宮辦公廳主任查平和新聞秘書齊格勒。
中方的首席談判代表中有禮賓司長韓叙。
先遣隊所讨論的大部分問題是尼克松訪華的禮賓細節。
現在回想，難以置信當年美國的總統訪華能夠接受那麼多我們設定的限制。
特别是我們堅持尼克松在我國境内必須乘坐我們的飛機以及我們提供的防彈紅旗車。
談判一開始，美方堅持總統全程乘坐“空軍一号”，美方要運來自己的總統座車，以及座車上要安排美方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