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日舊事殘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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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進外交部大樓
1971年3月末的一個早晨，北京的春天尚未真正來臨，空氣中仍有絲絲涼意。
我背着那個年代流行的黃色軍用挎包，裡面裝了一個當時大學裡很時髦的當做茶杯用的果醬瓶，外面用五顔六色的透明塑料繩編織成各種圖案的套子。
其他就是我的轉組織關系的材料了。
我跨進了位于東四的外交部大院，我是來報到的！ 對于從大學教師轉行到外交部，我絲毫不覺得興奮。
對于我學習、工作，也可以說戰鬥了十八年的北京外國語學院，我十分留戀。
那裡留下了我的青春歲月，留下了我的朋友，留下了我鐘情的英、美文學研究，也留下了我的象牙塔。
外交部對我是如此陌生，我不知道該如何面對這新的環境、新的人群、新的工作。
但因為這是毛澤東主席的指示，我隻能服從。
當然，我最最渾然不知的是，從我跨進這個大樓的一刻起，命運就來了一個急轉彎，從此我步入了一個深不可測、荊棘叢生的人生大森林。
那裡有極為壯麗的20世紀70年代中國外交的景觀，有我的愛情絕唱；但也有急流險灘和猛獸陷阱随時準備吞噬我，也最終吞噬了我。
有不少人以為我的前半生有幸常能有機會在毛澤東主席的身邊，甚至深知當時他作的許多政治決定，其實那是誤傳。
我的确有幸多次見過他，但大多數是在他會見外賓的場合和一些我莫名其妙地被點名參加的政治局一級的高層會議上。
我和毛澤東主席的個别接觸主要還是60年代初，我還是外語學院一名英語教師的時候。
有一段時間，我每個周日到中南海遊泳池他的住地去幫他學點英文，陪他聊聊天。
回想那時我對政治的了解幾乎是一無所知。
許多年之後的今天，我才意識到那時毛澤東大概是處于低潮的思考時期，他找我去學英語是一種消遣，而他正在醞釀的恰恰是“文化大革命”的前奏。
而我卻幼稚地與他大談文學與政治題材在外語教學中的比例！ 到了70年代，我已到外交部，也有過不少機會見到他。
但那時他的身邊環境比60年代似乎複雜得多了，有不少人在争寵，也多有勾心鬥角的幫幫派派，我其實都不在其中。
70年代我單獨見到毛澤東的僅僅兩次：一次是1970年6月，那一次他找我去談外語教改并決定調我去外交部；另一次是1972年，我向他彙報根據他的指示，我在紐約會見國民黨前外交部長顧維鈞的情況。
兩次會見都不涉及黨和國家的政治。
此時此刻，當我面對青島妩媚平靜的大海動筆追憶這如煙往事時，一幕幕當年的情景又回到眼前，似夢非夢、似醒非醒。
一切都如我眼前的海上晨霧，當太陽升至中天時，它已消失得無影無蹤。
我慶幸能劫後餘生，闖過了那重重的生死險關，活至今日，能冷靜地面對曆史。
而這曆史正是從1971年3月末那個春寒料峭的早晨開始的。
那一年我三十七歲，風華正茂的年齡！ 我走進外交部大樓，到了位于二層的幹部司辦理入部手續。
幹部司裡人很多，都很忙碌，有的幹部剛從國外使、領館回來，有的正要去赴任，好像我是唯一新調入部的。
最終有一位大概處級幹部非常公事公辦地為我辦完了手續，通知我分配在亞洲司四處，叫我拿一張條子到亞洲司劉春司長那裡報到。
我有點不解。
1970年6月14日，毛澤東主席召我到中南海去談外語教改并決定調我到外交部時曾說：“你這位女同志，能說能寫，也敢說。
你先去外語學院幹校搞外語教改，編寫新教材，籌備招新
我背着那個年代流行的黃色軍用挎包，裡面裝了一個當時大學裡很時髦的當做茶杯用的果醬瓶，外面用五顔六色的透明塑料繩編織成各種圖案的套子。
其他就是我的轉組織關系的材料了。
我跨進了位于東四的外交部大院，我是來報到的！ 對于從大學教師轉行到外交部，我絲毫不覺得興奮。
對于我學習、工作，也可以說戰鬥了十八年的北京外國語學院，我十分留戀。
那裡留下了我的青春歲月，留下了我的朋友，留下了我鐘情的英、美文學研究，也留下了我的象牙塔。
外交部對我是如此陌生，我不知道該如何面對這新的環境、新的人群、新的工作。
但因為這是毛澤東主席的指示，我隻能服從。
當然，我最最渾然不知的是，從我跨進這個大樓的一刻起，命運就來了一個急轉彎，從此我步入了一個深不可測、荊棘叢生的人生大森林。
那裡有極為壯麗的20世紀70年代中國外交的景觀，有我的愛情絕唱；但也有急流險灘和猛獸陷阱随時準備吞噬我，也最終吞噬了我。
有不少人以為我的前半生有幸常能有機會在毛澤東主席的身邊，甚至深知當時他作的許多政治決定，其實那是誤傳。
我的确有幸多次見過他，但大多數是在他會見外賓的場合和一些我莫名其妙地被點名參加的政治局一級的高層會議上。
我和毛澤東主席的個别接觸主要還是60年代初，我還是外語學院一名英語教師的時候。
有一段時間，我每個周日到中南海遊泳池他的住地去幫他學點英文，陪他聊聊天。
回想那時我對政治的了解幾乎是一無所知。
許多年之後的今天，我才意識到那時毛澤東大概是處于低潮的思考時期，他找我去學英語是一種消遣，而他正在醞釀的恰恰是“文化大革命”的前奏。
而我卻幼稚地與他大談文學與政治題材在外語教學中的比例！ 到了70年代，我已到外交部，也有過不少機會見到他。
但那時他的身邊環境比60年代似乎複雜得多了，有不少人在争寵，也多有勾心鬥角的幫幫派派，我其實都不在其中。
70年代我單獨見到毛澤東的僅僅兩次：一次是1970年6月，那一次他找我去談外語教改并決定調我去外交部；另一次是1972年，我向他彙報根據他的指示，我在紐約會見國民黨前外交部長顧維鈞的情況。
兩次會見都不涉及黨和國家的政治。
此時此刻，當我面對青島妩媚平靜的大海動筆追憶這如煙往事時，一幕幕當年的情景又回到眼前，似夢非夢、似醒非醒。
一切都如我眼前的海上晨霧，當太陽升至中天時，它已消失得無影無蹤。
我慶幸能劫後餘生，闖過了那重重的生死險關，活至今日，能冷靜地面對曆史。
而這曆史正是從1971年3月末那個春寒料峭的早晨開始的。
那一年我三十七歲，風華正茂的年齡！ 我走進外交部大樓，到了位于二層的幹部司辦理入部手續。
幹部司裡人很多，都很忙碌，有的幹部剛從國外使、領館回來，有的正要去赴任，好像我是唯一新調入部的。
最終有一位大概處級幹部非常公事公辦地為我辦完了手續，通知我分配在亞洲司四處，叫我拿一張條子到亞洲司劉春司長那裡報到。
我有點不解。
1970年6月14日，毛澤東主席召我到中南海去談外語教改并決定調我到外交部時曾說：“你這位女同志，能說能寫，也敢說。
你先去外語學院幹校搞外語教改，編寫新教材，籌備招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