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随風飄去的歲月
關燈
小
中
大
難忘的一号樓
多年前的一個星期天，有位朋友請我到她家裡吃午飯。
她的家在西郊魏公村北京外國語學院的後面。
飯後告辭出來已是下午兩點多鐘。
上午陰沉沉的天空此時時斷時續地下起了蒙蒙細雨。
那是個晚春時分，一個人走在濕漉漉的帶有鄉村氣息的小路上，思緒很容易懷舊和傷感。
當時，北京的出租車還不大流行，我決定從外國語學院東院的西門進去，穿過東院從東門出來，到魏公村大馬路上去截出租車。
那是我最最熟悉的校園，我在這裡度過了十七年的青春年華。
進門往右拐，首先映入眼簾的是那難以忘懷的一号宿舍樓。
也許是午飯後人們在休息，也許是這天氣使人們懶得出門，此時的校園裡，空無一人。
我走到一樓拐角處，情不自禁地停了下來，望着那“工”字樓西頭一層的第二個窗戶，多少往事一下子都湧上了心頭。
我不記得在這個窗戶裡的那間大約十二平米的集體宿舍裡住過多少年。
但我卻清晰地記得我曾在這個小房間裡辛勤地備課，改學生作業，認真地讀書，期盼成為一名優秀的英語教師，将來在英、美文學研究的領域裡有我一塊耕耘之地。
我當然更記得我在這小房間裡經曆的苦難。
1966年8月，那場“史無前例”的“文化大革命”開始後不久，我從“亞非作家緊急會議”的臨時翻譯工作回學校的第三天就被“揪出來了”。
我無法忘記那天下午那可怕的經曆。
我在西院教學樓三層一間教室與教研組的其他教師一起學習文件。
那時我已清楚地知道厄運即将降臨到我的頭上，因為我回到學校時看到了大字報欄中已有好幾張點了我的名，說我是“黑幫爪牙”、“修正主義苗子”，而且大部分往日朝夕相處的同事都不理睬我了。
有些朋友也隻敢無人在旁時和我打個招呼。
那種滋味大概是永生難忘的。
一顆心懸在半空中，不知什麼時候，滅頂之災即将來臨。
這天下午，災難終于降臨了。
坐在教室裡，我聽到雜亂的腳步聲咚咚地跑上樓，聽聲音總有十多人。
我的心一下子收緊了，我的心跳加速，不知道是誰又要被揪出來。
這個人恰恰就是我！那些我昔日的學生沖到開會的教室門口，吼叫着我的名字，要我站出去。
當時，教師中的“革命派”早已有準備，立即配合喊起了口号。
我雙腿發軟地站到了門口。
一個現場的批鬥會就開始了。
那時，我真的是被吓蒙了，腦袋裡亂哄哄的，他們說些什麼，我都聽不清楚。
開完批鬥會，我就被逐出了開會的教室，因為我已被
她的家在西郊魏公村北京外國語學院的後面。
飯後告辭出來已是下午兩點多鐘。
上午陰沉沉的天空此時時斷時續地下起了蒙蒙細雨。
那是個晚春時分，一個人走在濕漉漉的帶有鄉村氣息的小路上，思緒很容易懷舊和傷感。
當時，北京的出租車還不大流行，我決定從外國語學院東院的西門進去，穿過東院從東門出來，到魏公村大馬路上去截出租車。
那是我最最熟悉的校園，我在這裡度過了十七年的青春年華。
進門往右拐，首先映入眼簾的是那難以忘懷的一号宿舍樓。
也許是午飯後人們在休息，也許是這天氣使人們懶得出門，此時的校園裡，空無一人。
我走到一樓拐角處，情不自禁地停了下來，望着那“工”字樓西頭一層的第二個窗戶，多少往事一下子都湧上了心頭。
我不記得在這個窗戶裡的那間大約十二平米的集體宿舍裡住過多少年。
但我卻清晰地記得我曾在這個小房間裡辛勤地備課，改學生作業，認真地讀書，期盼成為一名優秀的英語教師，将來在英、美文學研究的領域裡有我一塊耕耘之地。
我當然更記得我在這小房間裡經曆的苦難。
1966年8月，那場“史無前例”的“文化大革命”開始後不久，我從“亞非作家緊急會議”的臨時翻譯工作回學校的第三天就被“揪出來了”。
我無法忘記那天下午那可怕的經曆。
我在西院教學樓三層一間教室與教研組的其他教師一起學習文件。
那時我已清楚地知道厄運即将降臨到我的頭上，因為我回到學校時看到了大字報欄中已有好幾張點了我的名，說我是“黑幫爪牙”、“修正主義苗子”，而且大部分往日朝夕相處的同事都不理睬我了。
有些朋友也隻敢無人在旁時和我打個招呼。
那種滋味大概是永生難忘的。
一顆心懸在半空中，不知什麼時候，滅頂之災即将來臨。
這天下午，災難終于降臨了。
坐在教室裡，我聽到雜亂的腳步聲咚咚地跑上樓，聽聲音總有十多人。
我的心一下子收緊了，我的心跳加速，不知道是誰又要被揪出來。
這個人恰恰就是我！那些我昔日的學生沖到開會的教室門口，吼叫着我的名字，要我站出去。
當時，教師中的“革命派”早已有準備，立即配合喊起了口号。
我雙腿發軟地站到了門口。
一個現場的批鬥會就開始了。
那時，我真的是被吓蒙了，腦袋裡亂哄哄的，他們說些什麼，我都聽不清楚。
開完批鬥會，我就被逐出了開會的教室，因為我已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