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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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剝你的皮，抽你的筋，喝你的血，剁你的手指頭，你真該死！該死！該死！那是我身上掉下的肉呀，他隻有4歲。
不不不，我說錯話了，你大慈大悲，把我的孩子還給我，好不好，沒有他，我活不下去。
你也是個女人啊，抱人家小孩子，還有良心嗎?你要把孩子賣錢，我願意出十倍的錢，一百倍的錢，把我的孩子買回來。
告訴我，我的旺旺在哪，我願意在地上爬，我要爬到孩子身邊。
我願意賣房子，貸款，錢全部給你，隻求你别傷害孩子，别要孩子身上的器官，求求你了，你這萬惡的女人，你會下地獄，下地獄……” 第二天，她又站在樹下，神情呆滞，仿佛一夜之間老了十歲。
一連幾天，路過的人都看到一個女人對着樹自言自語，她象一個蒼白、呆滞、陰森的幽靈，有時，推着平闆車賣核桃糕的新疆人從她面前走過，她就會發出一連串惡毒的咒罵，但是因為嗓子嘶啞，誰也聽不清楚她在說什麼——她已經瘋了。
半個月以後，在廣州火車站廣場，一個維族老乞丐用鐵鍊牽着一個小男孩乞讨，小男孩卷着褲腳，腿上有三個觸目驚心的爛瘡，蒼蠅繞着他翁翁亂飛。
半個月前，這個小男孩還在幼兒園，他所有的本事就是唱幾首歌，背幾個數字，講一個簡單的故事。
他和所有孩子一樣，有着象蘋果一樣的小臉和象小鳥一樣的嗓音，用小鏟子在地上挖一個坑，發現一隻蚯蚓就會高興的跑去告訴媽媽，喋喋不休，對着媽媽的耳朵興奮的說一些誰也聽不懂的話，然後他所做的就是抱着玩具熊在沙發上睡着，醒了，卻不想吃飯，盡管他隻有四歲，但是他會擡着小臉很認真的說，媽媽，我都十幾年沒有吃過冰激淩了。
他有他的小火車，有飛機和軍隊，他統治着天上所有的星星以及地上所有的花朵，也就是說，統治着幸福和快樂。
當一個孩子和一隻狗融為一體，同時在你面前活動，本應該帶着項鍊的脖子卻系着鐵鍊，眼窩深陷，他的目光已經由驚恐變成了呆滞，他不說話，不再笑，甚至不敢哭，他就那樣跪着乞讨；當這個面黃肌瘦、骨瘦如材、滿身塵土、衣服破爛、蓬頭垢發的孩子，就這樣猝不及防出現在你的視線裡——即使是在陽光之下，這個孩子告訴我們的是：黑暗是存在的。
一個兒童跪在地上，陳述的是全人類的罪惡。
根據公安部報告，2004年，共破獲拐賣兒童案1975起，解救拐賣兒童3488人。
這僅僅是破案的數據，是冰山的一角，在海水之下還有更多不為人所知的内容。
天下沒有什麼事情，比一個媽媽失去自己的孩子更加殘酷。
人販子拐賣一個孩子，就等于毀滅了三、四個家庭，多少失去孩子的父母從此精神失常，多少爺爺奶奶外公外婆從此一病不起？ 我國對于拐賣婦女兒童罪處以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刑偵一号大案主犯白寶山因為盜竊幾件衣服就被判了4年徒刑；馬清秀犯巨額财産來源不明罪判處有期徒刑３年緩刑５年，馬清秀涉案金額達931萬元（巨額财産來源不明罪最高量刑是5年)。
我們不禁要提出疑問，現行法律的天平是否傾斜了呢？ 天平的兩端，有時是否過輕有時是否過重呢？ 不僅如此，我們還要對每一雙光着的腳提出疑問，為什麼沒有鞋子。
隻需要從衣衫褴褛的洞裡深入細察一下，就會發現一個苦難的世界。
我們應該正視這些，因為這正是我們自己制造出來的。
第二十九章乞丐 那個人販子，那個新疆女人就是阿衣古麗。
庫爾班锒铛入獄之後，阿衣古麗就帶着巴郎四處流浪，她想過工作，可是沒有找到工作，她想去監獄看看庫爾班，但是又打消了這種冒險，因為她也參與了販毒和盜竊銀行。
在颠沛流離的日子裡，她懷念家鄉的葡萄架和棉花地，想念從前的平淡生活。
最終她覺的自己走投無路了，這個心如蛇蠍的女人把自己的兒子賣給了山西的一戶農民。
當時，阿衣古麗拿着錢，走到村口的老槐樹下的時候，放了個屁，她咯咯的笑了，笑着笑着又哭了。
她返回那戶人家，老實巴交的買主——那個家徒四壁的農民——問她怎麼又回來了。
她說：“舍不得孩子，我再和孩子說幾句話。
”她把巴郎摟在懷裡，在他耳邊悄悄說：“十天之後，你從他家偷偷跑出來，我在村口的那大槐樹下等你，我再把你接走，記住了嗎？” 巴郎若有所悟的點點頭。
這種使人人财兩空的把戲她隻玩過三次。
第二次，她把巴郎賣到了貴州，幾天後她帶着巴郎逃跑的時候，一整個村子的人都打着火把在後面追她。
第三次，她把巴郎賣給了廣州的一個維族老漢，老漢叫阿帕爾，乞讨為生。
這裡要簡單說明一下，在廣州、深圳等發達城市，都有一大批職業乞丐，以深圳上海賓館公共汽車站附近的乞丐為例，幾位來自河南的叫花子隻要看到交通燈變成紅燈，就會喊一聲：“燈紅啦，快上！狠要，燈一綠就沒有啦！”他們向等候紅燈的車輛不停作揖讨錢，他們每個人一天的收入大概在70元左右，一月2000元，這個數字對農民來說是很誘人的，所以不斷的有人加入到這個群體，有的一家幾口人共同出來乞讨，甚至有一整個村子的村民結隊乞讨。
新疆老漢阿帕爾就是一個職業乞丐。
最初他拄着一根木棍，端着破茶缸，走街串巷，收入甚微。
後來他從家鄉帶來一個殘疾兒童，一個嘴歪眼斜流口水的女嬰，每天就是坐在幼兒園門口，幼兒園門口确實是最佳乞讨的所在，接送孩子的家長很容易将對自己孩子的愛轉化成對這“爺孫”倆的同情。
1999年，也就是菊花硬币發行的那一年，阿帕爾每個月都要去銀行兌換兩箱子硬币，一箱子一元的，嶄新锃亮，每一枚硬币上都有一朵菊花；一箱子五毛的，黃燦燦的，散發着金子似的光芒。
2000年4月，他的搖錢樹——病嬰死掉了。
9月下旬，阿衣古麗将巴郎以4000元價格賣給了他，他對巴郎
不不不，我說錯話了，你大慈大悲，把我的孩子還給我，好不好，沒有他，我活不下去。
你也是個女人啊，抱人家小孩子，還有良心嗎?你要把孩子賣錢，我願意出十倍的錢，一百倍的錢，把我的孩子買回來。
告訴我，我的旺旺在哪，我願意在地上爬，我要爬到孩子身邊。
我願意賣房子，貸款，錢全部給你，隻求你别傷害孩子，别要孩子身上的器官，求求你了，你這萬惡的女人，你會下地獄，下地獄……” 第二天，她又站在樹下，神情呆滞，仿佛一夜之間老了十歲。
一連幾天，路過的人都看到一個女人對着樹自言自語，她象一個蒼白、呆滞、陰森的幽靈，有時，推着平闆車賣核桃糕的新疆人從她面前走過，她就會發出一連串惡毒的咒罵，但是因為嗓子嘶啞，誰也聽不清楚她在說什麼——她已經瘋了。
半個月以後，在廣州火車站廣場，一個維族老乞丐用鐵鍊牽着一個小男孩乞讨，小男孩卷着褲腳，腿上有三個觸目驚心的爛瘡，蒼蠅繞着他翁翁亂飛。
半個月前，這個小男孩還在幼兒園，他所有的本事就是唱幾首歌，背幾個數字，講一個簡單的故事。
他和所有孩子一樣，有着象蘋果一樣的小臉和象小鳥一樣的嗓音，用小鏟子在地上挖一個坑，發現一隻蚯蚓就會高興的跑去告訴媽媽，喋喋不休，對着媽媽的耳朵興奮的說一些誰也聽不懂的話，然後他所做的就是抱着玩具熊在沙發上睡着，醒了，卻不想吃飯，盡管他隻有四歲，但是他會擡着小臉很認真的說，媽媽，我都十幾年沒有吃過冰激淩了。
他有他的小火車，有飛機和軍隊，他統治着天上所有的星星以及地上所有的花朵，也就是說，統治着幸福和快樂。
當一個孩子和一隻狗融為一體，同時在你面前活動，本應該帶着項鍊的脖子卻系着鐵鍊，眼窩深陷，他的目光已經由驚恐變成了呆滞，他不說話，不再笑，甚至不敢哭，他就那樣跪着乞讨；當這個面黃肌瘦、骨瘦如材、滿身塵土、衣服破爛、蓬頭垢發的孩子，就這樣猝不及防出現在你的視線裡——即使是在陽光之下，這個孩子告訴我們的是：黑暗是存在的。
一個兒童跪在地上，陳述的是全人類的罪惡。
根據公安部報告，2004年，共破獲拐賣兒童案1975起，解救拐賣兒童3488人。
這僅僅是破案的數據，是冰山的一角，在海水之下還有更多不為人所知的内容。
天下沒有什麼事情，比一個媽媽失去自己的孩子更加殘酷。
人販子拐賣一個孩子，就等于毀滅了三、四個家庭，多少失去孩子的父母從此精神失常，多少爺爺奶奶外公外婆從此一病不起？ 我國對于拐賣婦女兒童罪處以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刑偵一号大案主犯白寶山因為盜竊幾件衣服就被判了4年徒刑；馬清秀犯巨額财産來源不明罪判處有期徒刑３年緩刑５年，馬清秀涉案金額達931萬元（巨額财産來源不明罪最高量刑是5年)。
我們不禁要提出疑問，現行法律的天平是否傾斜了呢？ 天平的兩端，有時是否過輕有時是否過重呢？ 不僅如此，我們還要對每一雙光着的腳提出疑問，為什麼沒有鞋子。
隻需要從衣衫褴褛的洞裡深入細察一下，就會發現一個苦難的世界。
我們應該正視這些，因為這正是我們自己制造出來的。
第二十九章乞丐 那個人販子，那個新疆女人就是阿衣古麗。
庫爾班锒铛入獄之後，阿衣古麗就帶着巴郎四處流浪，她想過工作，可是沒有找到工作，她想去監獄看看庫爾班，但是又打消了這種冒險，因為她也參與了販毒和盜竊銀行。
在颠沛流離的日子裡，她懷念家鄉的葡萄架和棉花地，想念從前的平淡生活。
最終她覺的自己走投無路了，這個心如蛇蠍的女人把自己的兒子賣給了山西的一戶農民。
當時，阿衣古麗拿着錢，走到村口的老槐樹下的時候，放了個屁，她咯咯的笑了，笑着笑着又哭了。
她返回那戶人家，老實巴交的買主——那個家徒四壁的農民——問她怎麼又回來了。
她說：“舍不得孩子，我再和孩子說幾句話。
”她把巴郎摟在懷裡，在他耳邊悄悄說：“十天之後，你從他家偷偷跑出來，我在村口的那大槐樹下等你，我再把你接走，記住了嗎？” 巴郎若有所悟的點點頭。
這種使人人财兩空的把戲她隻玩過三次。
第二次，她把巴郎賣到了貴州，幾天後她帶着巴郎逃跑的時候，一整個村子的人都打着火把在後面追她。
第三次，她把巴郎賣給了廣州的一個維族老漢，老漢叫阿帕爾，乞讨為生。
這裡要簡單說明一下，在廣州、深圳等發達城市，都有一大批職業乞丐，以深圳上海賓館公共汽車站附近的乞丐為例，幾位來自河南的叫花子隻要看到交通燈變成紅燈，就會喊一聲：“燈紅啦，快上！狠要，燈一綠就沒有啦！”他們向等候紅燈的車輛不停作揖讨錢，他們每個人一天的收入大概在70元左右，一月2000元，這個數字對農民來說是很誘人的，所以不斷的有人加入到這個群體，有的一家幾口人共同出來乞讨，甚至有一整個村子的村民結隊乞讨。
新疆老漢阿帕爾就是一個職業乞丐。
最初他拄着一根木棍，端着破茶缸，走街串巷，收入甚微。
後來他從家鄉帶來一個殘疾兒童，一個嘴歪眼斜流口水的女嬰，每天就是坐在幼兒園門口，幼兒園門口确實是最佳乞讨的所在，接送孩子的家長很容易将對自己孩子的愛轉化成對這“爺孫”倆的同情。
1999年，也就是菊花硬币發行的那一年，阿帕爾每個月都要去銀行兌換兩箱子硬币，一箱子一元的，嶄新锃亮，每一枚硬币上都有一朵菊花；一箱子五毛的，黃燦燦的，散發着金子似的光芒。
2000年4月，他的搖錢樹——病嬰死掉了。
9月下旬，阿衣古麗将巴郎以4000元價格賣給了他，他對巴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