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錄二：《淚灑金錢镖》（白羽傳記小說）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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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羽怎樣開始寫武俠小說
宮以仁
天津作家、中國大衆文學學會副會長馮育楠先生撰寫已故武俠小說名家白羽傳記小說《淚灑金錢镖》近萬字，即将在天津《小說家》雜志刊出和江蘇文藝出版社出版，育楠來函囑我作序，我胡亂寫上幾句話。
育楠名為寫先父宮白羽的傳記小說，實在是寫舊社會一代文人悲慘的生活、暗淡的寫作生涯，以及被摧殘的藝術才能和作品。
在此以前，育楠寫過兩篇報告文學，題為《文壇悲士宮白羽》、《一個小說家的悲劇》。
兩個“悲”字和這個“淚”字，都用得好，既反映了作者對先父一生的同情和惋惜，以及對先父藝術才華的欣賞，也反映了先父八年間（一九三八年至一九四九年，其間中斷四年寫作）撰寫數十部近千萬言武俠小說的矛盾心境。
先父白羽一九三九年在自傳《話柄》的自序中說：“一個人所已經做或正在做的事，未必就是他願意做的事，這就是環境與飯碗聯合起來，逼迫我寫了些無聊文字。
而這些無聊文字竟能出版，竟有了銷場，這是今日華北文壇的恥辱，我……可不負責。
”這是先父生前的真心話。
先父白羽在“五四”前後，投身文學事業。
二十年代初多次親聆魯迅先生的教誨，白羽的許多創作和譯文，得到魯迅先生巨筆的精心潤色，并向報刊推薦。
可惜這類珍貴資料，我現在手頭上僅殘存一篇了，這就是先父以竹心署名、根據英譯本翻譯的俄國文學大師契诃夫的《壞孩子》，魯迅先生又據德文本校正，推薦發表在北京《晨報》副刊（一九二一年十月二十七日）。
先父本來可以成為新文學運動的一員，但舊社會奪去了他的藝術生命。
二十年代，他是在饑寒、冷眼中掙紮的十年；三十年代，他是在忙累、打擊中奮鬥的十年。
在這二十年間，他總算寫過許多同情勞苦大衆、揭露社會黑暗面的創作，也寫過大量宣傳抗日救國的雜文。
到了三十年代末，日寇侵占天津，他不得不寫武俠小說糊口。
早在我國新文學運動初興的時代，一些文學批評家曾對武俠、言情小說掀起一陣批評運動。
先父少年時很愛看俠義小說，青年時卻也寫過雜文指責俠義小說對青少年的毒害。
到了三十年代中期，先父卻想借用讀者喜愛的這種文學形式，宣傳抗日救國，并在報刊上發表了一部曆史武俠小說《黃花劫》（署名杏呆）。
這部小說當時影響很小，也可以說寫作沒有成功，早被人們忘卻了。
到了三十年代，先父攜眷由鄉下重返天津謀生。
自命具有五種謀生手段的宮竹心（先父真姓名），到此時際，卻有四種本領無所施展。
做機關小吏、編報采訪、寫雜文，就等于當漢奸，先父不想幹。
想教書，學校大都停辦。
隻剩下一種謀生手段寫小說；又被報社文藝編輯套了一個小小的緊箍隻準寫不要曆史背景的純武俠小說。
為了吃飯，先父隻得束手就擒，開始從事不願做而又隻得做的武俠小說寫作生涯。
這總比當漢奸強。
先父本是一介書生，對武術是一竅不通，甚至連切菜刀也沒拿過（這一點也不誇大，先父從未操過家務）；怎麼辦呢？當時已寫過武林技擊小說、自稱會武功的鄭證因老伯，也苦于沒飯吃，兩位落拓文人便搭手寫起長篇武俠小說《十二金錢镖》來了。
武俠小說的當代研究者，包括台灣的葉洪生先生諸專家，都認為：先父寫武俠小說，得助于鄭證因先生、張玉峰武師，鄭先生是精于武功的。
其實不然，鄭先生也隻是“紙上談兵”的武術家。
鄭先生寄寓我家多年，我從來沒見他練過一招一式（鄭先生離我家時，我已經是中學生了）。
據敝友王慰曾先生最近采訪鄭先生在天津的親屬（如鄭連增等），其親屬也說，家中隻有為數很少的幾本拳譜劍譜而已。
先父結識張玉峰老武師甚晚，那是在先父寫武俠小說成名之後，張武師才慕名而來，請先父為之寫傳（即先父撰寫之《子午鴛鴦钺》）。
可惜此書出版後，張武師未再光臨寒舍，很可能已不在人世了。
先父生前總以此為一憾事）。
當
育楠名為寫先父宮白羽的傳記小說，實在是寫舊社會一代文人悲慘的生活、暗淡的寫作生涯，以及被摧殘的藝術才能和作品。
在此以前，育楠寫過兩篇報告文學，題為《文壇悲士宮白羽》、《一個小說家的悲劇》。
兩個“悲”字和這個“淚”字，都用得好，既反映了作者對先父一生的同情和惋惜，以及對先父藝術才華的欣賞，也反映了先父八年間（一九三八年至一九四九年，其間中斷四年寫作）撰寫數十部近千萬言武俠小說的矛盾心境。
先父白羽一九三九年在自傳《話柄》的自序中說：“一個人所已經做或正在做的事，未必就是他願意做的事，這就是環境與飯碗聯合起來，逼迫我寫了些無聊文字。
而這些無聊文字竟能出版，竟有了銷場，這是今日華北文壇的恥辱，我……可不負責。
”這是先父生前的真心話。
先父白羽在“五四”前後，投身文學事業。
二十年代初多次親聆魯迅先生的教誨，白羽的許多創作和譯文，得到魯迅先生巨筆的精心潤色，并向報刊推薦。
可惜這類珍貴資料，我現在手頭上僅殘存一篇了，這就是先父以竹心署名、根據英譯本翻譯的俄國文學大師契诃夫的《壞孩子》，魯迅先生又據德文本校正，推薦發表在北京《晨報》副刊（一九二一年十月二十七日）。
先父本來可以成為新文學運動的一員，但舊社會奪去了他的藝術生命。
二十年代，他是在饑寒、冷眼中掙紮的十年；三十年代，他是在忙累、打擊中奮鬥的十年。
在這二十年間，他總算寫過許多同情勞苦大衆、揭露社會黑暗面的創作，也寫過大量宣傳抗日救國的雜文。
到了三十年代末，日寇侵占天津，他不得不寫武俠小說糊口。
早在我國新文學運動初興的時代，一些文學批評家曾對武俠、言情小說掀起一陣批評運動。
先父少年時很愛看俠義小說，青年時卻也寫過雜文指責俠義小說對青少年的毒害。
到了三十年代中期，先父卻想借用讀者喜愛的這種文學形式，宣傳抗日救國，并在報刊上發表了一部曆史武俠小說《黃花劫》（署名杏呆）。
這部小說當時影響很小，也可以說寫作沒有成功，早被人們忘卻了。
到了三十年代，先父攜眷由鄉下重返天津謀生。
自命具有五種謀生手段的宮竹心（先父真姓名），到此時際，卻有四種本領無所施展。
做機關小吏、編報采訪、寫雜文，就等于當漢奸，先父不想幹。
想教書，學校大都停辦。
隻剩下一種謀生手段寫小說；又被報社文藝編輯套了一個小小的緊箍隻準寫不要曆史背景的純武俠小說。
為了吃飯，先父隻得束手就擒，開始從事不願做而又隻得做的武俠小說寫作生涯。
這總比當漢奸強。
先父本是一介書生，對武術是一竅不通，甚至連切菜刀也沒拿過（這一點也不誇大，先父從未操過家務）；怎麼辦呢？當時已寫過武林技擊小說、自稱會武功的鄭證因老伯，也苦于沒飯吃，兩位落拓文人便搭手寫起長篇武俠小說《十二金錢镖》來了。
武俠小說的當代研究者，包括台灣的葉洪生先生諸專家，都認為：先父寫武俠小說，得助于鄭證因先生、張玉峰武師，鄭先生是精于武功的。
其實不然，鄭先生也隻是“紙上談兵”的武術家。
鄭先生寄寓我家多年，我從來沒見他練過一招一式（鄭先生離我家時，我已經是中學生了）。
據敝友王慰曾先生最近采訪鄭先生在天津的親屬（如鄭連增等），其親屬也說，家中隻有為數很少的幾本拳譜劍譜而已。
先父結識張玉峰老武師甚晚，那是在先父寫武俠小說成名之後，張武師才慕名而來，請先父為之寫傳（即先父撰寫之《子午鴛鴦钺》）。
可惜此書出版後，張武師未再光臨寒舍，很可能已不在人世了。
先父生前總以此為一憾事）。
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