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庸、嚴家炎答問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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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查良镛——金庸先生曾有機會多次接觸,聆聽過他的許多高見,但常為時間或場合所限,一些很想知道的問題往往無法涉及,或因談得不暢而感到意猶未盡。

    于是我改變辦法,事先将問題書面寄給查先生,請他專門接受一次采訪,終于在1995年3月3日下午實現了這個願望。

    近日稍加整理,并請查良镛先生審閱改定。

    

這次采訪是在輕松漫談的方式中進行的。

    可惜當時沒有帶錄音機,記得不好。

    下面是我提問和查先生回答的大緻記錄。

    )

問:您幼年讀過四書五經嗎?何時開始接觸諸子和佛家思想?您對中國傳統文化的看法怎樣?

答:我祖父是清朝進士,大伯父是清朝秀才。

    到二伯父,就進北京大學國文系念書。

    我父親是祖父的小兒子,他上的是震旦大學。

    我哥哥也上新式學校,與馮其庸是同學。

    我自己小時候沒有進塾讀四書五經,一開始就念小學。

    傳統文化除耳濡目染外,主要是我自己慢慢學的。

    佛經讀得更晚。

    

我認為中國傳統文化有許多好東西。

    像中國史筆講究忠于事實,記錄事實,這就很好,與西方觀點也完全一緻。

    史識是作者的,但事實是客觀的,不能歪曲。

    評論可以自由,事實卻是神聖的,春秋筆法就是于記載事實中寓褒貶。

    齊國崔杼殺了莊公,齊太史就記載:“崔杼弑其君。

    ”這位史官很快被崔杼殺了。

    

史官的弟弟上任後還是那樣記載,又被殺。

    到第三個弟弟,還是寫崔杼“弑莊公”。

    這種史筆就很了不起。

    

我對傳統文化是正面肯定的,不會感到虛無絕望。

    

當然,中國傳統有好的,也有不好的。

    

東漢、宋朝、明末都發生過學生運動,就看引導的方向如何。

    

我在香港大學講演,題目就是“君子和而不同”,強調要保持獨立思考和獨立見解。

    這就是傳統文化觀念的現代發揮。

    

中國傳統文化觀念講究有節制,要含蓄,不贊成廉價宣洩,這也是很好的主張。

    

我并不排斥西方。

    西方哲學家像羅素、卡爾·蒲伯,我也很喜歡。

    

問:您何時開始大量接觸外國作品?在歐美文學方面,您喜歡哪些作家作品?

答:抗戰後期我在重慶中央政治學校念外交系,那個學校國民黨控制很嚴,國民黨特務學生把很多人看做“異黨分子”,甚至還亂打人。

    我因為不滿意這種狀況,學校當局就勒令我退學。

    我隻好轉而到中央圖書館去工作,那裡的館長是蔣複聰,他是蔣百裡先生的侄子,也是我的表兄。

    我在圖書館裡一邊管理圖書,一邊就讀了許多書。

    一年時間裡,我集中讀了大量西方文學作品,有一部分讀的還是英文原版。

    

我比較喜歡西方十八九世紀的浪漫派小說,像大仲馬、司各特、斯蒂文生、雨果。

    這派作品寫得有熱情、淋漓盡緻,不夠含蓄,年齡大了會覺得有點膚淺。

    

後來我就轉向讀希臘悲劇,讀狄更斯的小說。

    俄羅斯作家中,我喜歡屠格涅夫,讀的是陸蠡、麗尼的譯本。

    

至于陀斯妥耶夫斯基、列夫·托爾斯泰的作品,是後來到香港才讀的。

    

問:在中國新文學方面,您接觸或喜歡過哪些作家作品?

答:中國新文學作家中,我喜歡沈從文。

    他的小說文字美,意境也美。

    魯迅、茅盾的作品我都看。

    但讀茅盾的作品,不是很投入。

    

問:您在《倚天屠龍記》中寫謝遜這個靈魂和肉體都受盡創傷的人物時,說他的歎聲“充滿着無窮無盡的痛苦,無邊無際的絕望,竟然不似人聲,更像受了重傷的野獸臨死時悲嗥一般”,這令人想起魯迅小說《孤獨者》寫魏連殳的哭聲“像一匹受傷的狼,當深夜在曠野中嗥叫”。

    二者意象的相似,是不是說明您潛在地受過魯迅的影響呢?

答:是的。

    我的小說中有“五四”新文學和西方文學的影響。

    但在語言上,我主要借鑒中國古典白話小說,最初是學《水浒》、《紅樓》,可以看得比較明顯,後來就純熟一些。

    

問:您從事的編劇和電影的實踐,對您的小說創作有什麼影響?為什麼您的小說筆墨形象特别鮮明,而且具有強烈的質感和動感?

答:我在電影公司做過編劇、導演,拍過一些電影,也研究過戲劇,這對我的小說創作或許自覺不自覺地有影響。

    小說筆墨的質感和動感,就是時時注意施展想象并形成畫面的結果。

    

戲劇中我喜歡莎士比亞的作品,莎翁重人物性格、心理的刻畫,借外在動作表現内心,這對我有影響。

    

而中國傳統小說那種從故事和動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