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一十七，一十八，有個姑娘在等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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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可能是這個另外的女人死了躺在這兒呢？後來我去看了這另一個女人的卧室。
我試圖在心裡描繪出她是個什麼樣的女人來。
從表面看，她跟另一位差别很大。
漂亮，衣着華麗，很會化妝。
但在本質上，卻不無相似之處。
頭發、體格、年齡——但是，還有一點差别。
阿爾伯特查普曼夫人穿五号鞋。
而我知道塞恩斯伯裡西爾小姐穿九号絲襪——也就是說她至少得穿六号的鞋子。
這樣，查普曼夫人的腳就比塞恩斯伯裡西爾小姐的要小。
我又回到屍體旁。
如果我不成熟的想法正确，而且屍體就是穿着塞恩斯伯裡西爾小姐的衣服的查普曼夫人的話，那麼鞋就會顯得太大。
我脫了一隻下來。
可它并不松。
穿得很緊。
看來這完全就是塞恩斯伯裡西爾小姐的屍體！但既然如此，為什麼還要毀容呢？她的身份已經被手提包證實了，本來手提包是很容易處理掉的，但卻沒有處理掉。
“這很讓人費解——非常紊亂，非常複雜。
絕望之中，我隻好利用了查普曼夫人的地址本——隻有牙醫才能判明死者是誰——或者不是誰。
恰巧，查普曼夫人的牙醫也是莫利先生。
莫利死了，但鑒别仍然是可能的。
您知道那個結果。
莫利的後任人在陪審法庭上确認屍體就是阿爾伯特查普曼夫人。
” 布倫特有些焦躁不安，但波洛毫不在意。
他繼續往下講。
“這就同時留下了一個心理學的問題。
梅貝爾塞恩斯伯裡西爾是個什麼類型的女人呢？這個問題有兩種答案。
第一個是很明顯的，有她在印度的全部生活經曆和她朋友們的描述為證。
在這種答案裡，她被描述為一個熱情、虔誠、帶點傻氣的女人。
是不是還有另外一個塞恩斯伯裡西爾小姐呢？顯然是有的。
還有一個曾跟有名的外國間諜共進午餐的女人，她曾在大街上與您搭話，還自稱是您妻子的好朋友——這種說法可以肯定是不真實的——這個女人在一起謀殺案發生之前不久剛從一個男人的診所裡出來，很可能就在另一個女人也被謀殺的那天晚上去拜訪過她，而且這個女人從此失蹤了，雖然她肯定意識到英國的警察機關會到處找她。
所有這些行為，難道符合她的朋友所提供的她的性格特征嗎？看起來它們并不相符。
所以，如果塞恩斯伯裡西爾小姐不是她外表看上去的那麼個和藹可親的好人，那就是說她很可能是個殘忍的殺人犯，至少也一定是參與謀殺的幫兇。
“但我還有另一個可資評判的标準——我自己的親身印象。
我本人曾跟梅貝爾塞恩斯伯裡西爾談過話。
她給我留下一個什麼樣的印象呢？這，布倫特先生，是最難回答的問題。
她所說的一切，她說話的方式，她的舉止，她的姿态，都跟人們描述的她的性格特征毫無二緻。
但是，它們也跟一位聰明的演員在演戲的情形毫無二緻。
而且，不管怎麼說，梅貝爾塞恩斯伯裡西爾的生活是從當演員開始的。
“我還對同伊陵的巴恩斯先生的一次談話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也是那天夏洛蒂皇後街58号的病人。
他的觀點極具說服力，他認為莫利和安伯裡奧茲的死都不過是順帶的，可以說——預期的犧牲者是您。
” 阿裡斯泰爾布倫特說：“噢，又來了——這可有點牽強。
” “是嗎，布倫特先生？難道此時不正有好些派别的人都認為把您除掉是極端要緊的嗎？我們可以這麼說吧？使您不能再發揮影響，不是嗎？” 布倫特說：“呃，是的，這倒是真的。
但為什麼要把莫利之死跟這個聯系在一起呢？” 波洛答道：“因為在這個案件裡，有點——我該怎麼說好呢？——太過于濫殺了——不惜代價——不惜人命。
是的，毫不在乎，濫殺無辜——這代表着一樁巨大的罪惡！” “那麼您不認為莫利是因為手術失誤而自殺的？” “我從來沒這麼想過——一分鐘都沒有。
不，莫利是給謀殺的，安伯裡奧茲是給謀殺的，一個身份未明的女人也是給謀殺的——為什麼？是為了一起巨大的利害關系。
巴恩斯的看法是有人想收買莫利或是他的合夥人來幹掉您。
” 阿裡斯泰爾布倫特正色道：“荒唐之極！” “啊，可這真荒唐嗎？我們假設有人想要幹掉某個人。
可是，這人已經預先得到警告，提早作了防備，很難接近。
這時要殺死這個人就必須不引起他的懷疑——而還有什麼地方能比在牙科手術椅上更能讓一個人不起疑心呢？” “喔，這倒是真的。
我一直沒象這樣考慮過。
” “這确實是真的。
一旦認識到這一點，我就第一次模糊地感到了事情的真相所發出的微弱光芒了。
” “這麼說您接受了巴恩斯的理論了？順便問一句，這位巴恩斯是何許人也？” “巴恩斯是賴利十二點鐘的病人。
他是從内政部退休的，住在伊陵。
是個沒什麼特征的小個子。
但您說接受了他的理論那就錯了。
我并沒有接受它，我隻是吸收了裡邊的主要精神。
” “您這又是什麼意思？” 赫克爾波洛說：“自始至終，從頭到尾，我都被人在往歧途上引——有時候是無意的，有時候是蓄意的、帶着某種目的的。
一直有人提供給我這樣的印象，迫使我認為這樁罪惡屬于那種可以稱為社會性犯罪的案件。
也就是說，您，布倫特先生，是它所針對的焦點，因為您所扮演的社會角色。
您這位銀行家，您這個财政的操縱者，您這個保守傳統的衛道士！ “但是，每個社會角色也都有他的私人生活。
我就錯在這兒，我忘記了私人生活。
存在着殺死莫利的私人原因——譬如說，來自弗蘭克卡特的。
“同樣，也存在着謀害您的私人原因——您有一些在您死後将繼承錢财的親戚。
有人愛您，也有人恨您——作為一個人——而不是一個社會形象。
“于是我研究了我所說的‘逼迫性牌張’的精彩實例。
也就是弗蘭克卡特對您的那次所謂的襲擊。
如果這次襲擊名副其實——那麼它就的确是一樁政治上的罪惡。
不過，是否有别的解釋呢？可能是有的。
當時灌木叢中還有第二個人，那個沖上來抓住卡特的人。
他可能先開了槍，再把它扔到卡特的腳下，這樣
我試圖在心裡描繪出她是個什麼樣的女人來。
從表面看，她跟另一位差别很大。
漂亮，衣着華麗，很會化妝。
但在本質上，卻不無相似之處。
頭發、體格、年齡——但是，還有一點差别。
阿爾伯特查普曼夫人穿五号鞋。
而我知道塞恩斯伯裡西爾小姐穿九号絲襪——也就是說她至少得穿六号的鞋子。
這樣，查普曼夫人的腳就比塞恩斯伯裡西爾小姐的要小。
我又回到屍體旁。
如果我不成熟的想法正确，而且屍體就是穿着塞恩斯伯裡西爾小姐的衣服的查普曼夫人的話，那麼鞋就會顯得太大。
我脫了一隻下來。
可它并不松。
穿得很緊。
看來這完全就是塞恩斯伯裡西爾小姐的屍體！但既然如此，為什麼還要毀容呢？她的身份已經被手提包證實了，本來手提包是很容易處理掉的，但卻沒有處理掉。
“這很讓人費解——非常紊亂，非常複雜。
絕望之中，我隻好利用了查普曼夫人的地址本——隻有牙醫才能判明死者是誰——或者不是誰。
恰巧，查普曼夫人的牙醫也是莫利先生。
莫利死了，但鑒别仍然是可能的。
您知道那個結果。
莫利的後任人在陪審法庭上确認屍體就是阿爾伯特查普曼夫人。
” 布倫特有些焦躁不安，但波洛毫不在意。
他繼續往下講。
“這就同時留下了一個心理學的問題。
梅貝爾塞恩斯伯裡西爾是個什麼類型的女人呢？這個問題有兩種答案。
第一個是很明顯的，有她在印度的全部生活經曆和她朋友們的描述為證。
在這種答案裡，她被描述為一個熱情、虔誠、帶點傻氣的女人。
是不是還有另外一個塞恩斯伯裡西爾小姐呢？顯然是有的。
還有一個曾跟有名的外國間諜共進午餐的女人，她曾在大街上與您搭話，還自稱是您妻子的好朋友——這種說法可以肯定是不真實的——這個女人在一起謀殺案發生之前不久剛從一個男人的診所裡出來，很可能就在另一個女人也被謀殺的那天晚上去拜訪過她，而且這個女人從此失蹤了，雖然她肯定意識到英國的警察機關會到處找她。
所有這些行為，難道符合她的朋友所提供的她的性格特征嗎？看起來它們并不相符。
所以，如果塞恩斯伯裡西爾小姐不是她外表看上去的那麼個和藹可親的好人，那就是說她很可能是個殘忍的殺人犯，至少也一定是參與謀殺的幫兇。
“但我還有另一個可資評判的标準——我自己的親身印象。
我本人曾跟梅貝爾塞恩斯伯裡西爾談過話。
她給我留下一個什麼樣的印象呢？這，布倫特先生，是最難回答的問題。
她所說的一切，她說話的方式，她的舉止，她的姿态，都跟人們描述的她的性格特征毫無二緻。
但是，它們也跟一位聰明的演員在演戲的情形毫無二緻。
而且，不管怎麼說，梅貝爾塞恩斯伯裡西爾的生活是從當演員開始的。
“我還對同伊陵的巴恩斯先生的一次談話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也是那天夏洛蒂皇後街58号的病人。
他的觀點極具說服力，他認為莫利和安伯裡奧茲的死都不過是順帶的，可以說——預期的犧牲者是您。
” 阿裡斯泰爾布倫特說：“噢，又來了——這可有點牽強。
” “是嗎，布倫特先生？難道此時不正有好些派别的人都認為把您除掉是極端要緊的嗎？我們可以這麼說吧？使您不能再發揮影響，不是嗎？” 布倫特說：“呃，是的，這倒是真的。
但為什麼要把莫利之死跟這個聯系在一起呢？” 波洛答道：“因為在這個案件裡，有點——我該怎麼說好呢？——太過于濫殺了——不惜代價——不惜人命。
是的，毫不在乎，濫殺無辜——這代表着一樁巨大的罪惡！” “那麼您不認為莫利是因為手術失誤而自殺的？” “我從來沒這麼想過——一分鐘都沒有。
不，莫利是給謀殺的，安伯裡奧茲是給謀殺的，一個身份未明的女人也是給謀殺的——為什麼？是為了一起巨大的利害關系。
巴恩斯的看法是有人想收買莫利或是他的合夥人來幹掉您。
” 阿裡斯泰爾布倫特正色道：“荒唐之極！” “啊，可這真荒唐嗎？我們假設有人想要幹掉某個人。
可是，這人已經預先得到警告，提早作了防備，很難接近。
這時要殺死這個人就必須不引起他的懷疑——而還有什麼地方能比在牙科手術椅上更能讓一個人不起疑心呢？” “喔，這倒是真的。
我一直沒象這樣考慮過。
” “這确實是真的。
一旦認識到這一點，我就第一次模糊地感到了事情的真相所發出的微弱光芒了。
” “這麼說您接受了巴恩斯的理論了？順便問一句，這位巴恩斯是何許人也？” “巴恩斯是賴利十二點鐘的病人。
他是從内政部退休的，住在伊陵。
是個沒什麼特征的小個子。
但您說接受了他的理論那就錯了。
我并沒有接受它，我隻是吸收了裡邊的主要精神。
” “您這又是什麼意思？” 赫克爾波洛說：“自始至終，從頭到尾，我都被人在往歧途上引——有時候是無意的，有時候是蓄意的、帶着某種目的的。
一直有人提供給我這樣的印象，迫使我認為這樁罪惡屬于那種可以稱為社會性犯罪的案件。
也就是說，您，布倫特先生，是它所針對的焦點，因為您所扮演的社會角色。
您這位銀行家，您這個财政的操縱者，您這個保守傳統的衛道士！ “但是，每個社會角色也都有他的私人生活。
我就錯在這兒，我忘記了私人生活。
存在着殺死莫利的私人原因——譬如說，來自弗蘭克卡特的。
“同樣，也存在着謀害您的私人原因——您有一些在您死後将繼承錢财的親戚。
有人愛您，也有人恨您——作為一個人——而不是一個社會形象。
“于是我研究了我所說的‘逼迫性牌張’的精彩實例。
也就是弗蘭克卡特對您的那次所謂的襲擊。
如果這次襲擊名副其實——那麼它就的确是一樁政治上的罪惡。
不過，是否有别的解釋呢？可能是有的。
當時灌木叢中還有第二個人，那個沖上來抓住卡特的人。
他可能先開了槍，再把它扔到卡特的腳下，這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