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有人在跟蹤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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菜肴，而變成了他從沒見過的珍奇美馔。
飯吃到一半電話響了。
他順手拿起話筒，仿佛已經等了很久。
打錯了。
吃完飯挪走托盤後，他打電話回自己尼尚塔石的公寓。
他讓電話響了很久，腦中想像着如夢，回到家累了，爬下床接電話。
沒有人接，但他并不訝異。
他又撥電話給荷蕾姑姑。
為了先發制人，不讓姑姑有機會提出新問題，卡利普一口氣把事情交代清楚：因為他們的電話壞了，所以他們沒辦法打電話聯絡；如夢當天晚上就複原了，精神飽滿，一點也沒事，她現在穿着那件紫色的外套，心情很好，正坐在1956年的雪佛蘭出租車裡等卡利普；他們正準備前往伊茲密爾，去探視一位重病的老朋友；船不久要開了，卡利普在路上一間雜貨店裡打電話；多謝雜貨店老闆，店裡忙得不可開交的時候還肯借他用電話；要挂了，姑姑，再見!然而荷蕾姑姑仍設法插話問道：你們确定門都鎖好了嗎?如夢有沒有帶她的綠毛衣? 一直到賽姆打來時，卡利普還在思考，一個人光盯着一張他從沒去過的城市的地圖，是否可能産生深遠的改變?賽姆告訴卡利普，早上他走了之後，自己又繼續在數據庫裡鑽研，結果發現了一些或許有用的線索：那位意外害死老婦人的默哈瑪特·伊瑪茲，沒錯，他很可能還活着，隻不過他用的名字不是他們之前推測的阿哈馬·卡刻或哈爾敦·卡拉，而是像個遊魂似的，以一個絲毫不含半點化名意味的穆阿馬·厄吉尼之名行遍天下。
之後，當賽姆在一本全然擁護“相反觀點”的刊物裡遇到同一個名字時，他并不訝異，令他吓一跳的是，另外又有一個名字叫沙利·果巴契的人，發表了兩篇尖銳批評耶拉專欄的文章，裡頭不僅使用了同樣的修辭形式，甚至連錯字都一模一樣。
仔細推敲後，他才注意到這個人的姓名不但與如夢前夫的姓名有着相同的子音，而且還彼此押韻。
接着他又看到，此人的名字出現在一本小型教育刊物《勞動的時刻》中，頭銜是總編輯。
于是賽姆替卡利普記下了這個編輯辦公室的地址，位于城市西邊的郊區：巴克爾廓伊，錫南帕夏區，豔陽丘，瑞夫貝街十三号。
挂上電話後，卡利普在市内電話簿的地圖上找出錫南帕夏區。
他很驚訝，豔陽丘新開發區涵蓋了一整片原本荒涼的丘陵地，十二年前如夢和前夫剛結婚時，因為丈夫想要對勞工進行“田野調查”，他們便搬進了那裡的一棟違章建築。
卡利普仔細檢視地圖，看出那片他曾經去過一次的丘陵地，如今已劃分為多條街道，每一條都依照獨立戰争中的英雄命名。
角落裡有一塊廣場，上頭标示着綠色的公園、清真寺的宣禮塔和一塊小小長方形的阿塔圖克雕像。
這是卡利普一輩子也無法想像的一片區域。
他打電話到報社，對方說耶拉還沒有來，接着他打電話給易斯肯德。
他告訴易斯肯德他已經聯系上了耶拉，也傳達英國電視台想采訪他，耶拉好像也不反對這個提議，隻不過他最近實在太忙。
叙述故事的過程中，他聽見另一頭傳來小女孩的哭聲，就在電話附近。
易斯肯德告訴他，英國人至少還會在伊斯坦布爾多待六天。
他們聽說了許多關于耶拉的佳評，他相信他們會願意等，如果卡利普有興趣的話，可以主動去佩拉宮飯店[1]佩拉宮飯店（PerapalasHotel）：建于1892年，是一棟古色古香的建築，推理小說大師阿嘉莎·克莉絲蒂便多次投宿此旅館的411号房，在此寫下《東方快車謀殺案》。
[1]拜訪他們。
他把午餐托盤拿到門外，離開大樓。
走下通往海邊的坡道，他注意到天空呈現出前所未見的暗淡蒼白，仿佛天就要降下飛灰。
但即便如此，周六的人群大概也會裝出一副習以為常的樣子。
或許這就是為什麼人們總低頭望着腳下泥濘的街道行走，因為他們希望能習慣這種想法，不要讓自己大驚小怪。
夾在腋下的偵探小說令他心安不少。
或許該慶幸這些故事是出自于遙遠、魔幻的國度，由一群抑郁不樂的家庭主婦翻譯成“我們的話”——她們曾經在某些外語高中就讀，但後來卻放棄學業，為此她們後悔終生——多虧這個原因，如今我們大家才能不受影響地為自己的生活奔忙，而辦公大樓入口前一身退色西裝替人填充打火機的小販、看起來像一團破爛抹布的駝背男人，以及共乘小巴車站前安靜的乘客們，才都能夠一如往常地庸碌過活。
他在埃米諾努上了公車，到離公寓不遠的哈比耶下車。
他看見皇宮戲院前擠滿了人，他們正在等待兩點四十五分的星期六午後場電影。
二十年前，卡利普和如夢以及她其他同學也會來看這個午後場，擠在一群身穿同樣軍用上衣、滿臉青春痘的學生中間。
他會走下和現在一樣撒滿鋸木屑以防雪滑的台階，研究小燈泡點亮的框格裡即将上映新片的角色劇照。
然後，默默地充滿耐心地，望着如夢的方向，看她正在和誰說話。
前一場電影似乎始終演不完，門好像怎麼也不會開，他和如夢肩并肩坐在熄燈暗影裡的那一刻仿佛永遠都不會到來。
這一天，當卡利普發現兩點四十五分這一場還有票時，一股自由的感覺陡然湧入心頭。
電影院裡，前一場觀衆留下來的空氣又悶又熱。
卡利普知道，等會兒隻要一熄燈上廣告自己将會馬上睡着。
醒來之後，他坐直身體打起精神。
銀幕上有一名美麗的女子，一位真正的美女，美麗而迷惘。
接下來看到一條寬廣平靜的河流、一間農舍、一座美式農莊坐落于濃密的綠陰中。
接着，迷惘的美麗女孩開始和一名卡利普從沒在别部片中見過的中年男子說話。
他們的對話緩慢而平和，從他們平緩的臉孔和手勢中，他可以看見他們的生命陷入深沉的磨難。
不隻是理解而已——他“懂”。
生命充滿了磨難、痛苦、悲傷憂愁，把我們的臉揉捏成相仿的面貌。
總當我們好不容易習慣了悲苦時，新的悲苦又壓頂而至，而且更為沉重難挨。
甚至當悲苦倏然降臨時，我們也知道它其實一直都在醞釀。
然而，就算我們早已有了心理準備，但當磨難像場噩夢般席卷而來時，我們依然會被孤獨所吞噬，一種絕望、揮之不去的孤獨。
我們幻想着，若能找人分擔寂寞，将能使我們快樂起來。
有一剎那，卡利普覺得自己的悲苦和銀幕中女人的悲苦是相同的——或許他們共享的并不是悲苦，而是這個世界，一個井然有序、不會讓你期待太多、也不會棄你不顧的世界，一個要求你必須謙卑的世界。
卡利普覺得自己和眼前的女子心靈相系，看着她的一舉一動仿佛是看着自己：從井裡汲水、駕駛一輛舊福特小汽車出城、抱着孩子哄他上床睡覺。
他好想擁抱她，不是由于她的美麗、她的質樸天真或是她坦率的态度，而是因為他相信自己就活在她的世界裡。
倘若他能擁抱她，那麼這名淡褐色頭發的苗條女子必然能夠分享他的想法，能夠懂他。
卡利普覺得他好像是獨自一人在看電影，眼前的畫面隻有他一個人能夠看到。
盡管如此，很快地，中間鋪着一條柏油大馬路的酷熱小鎮，爆發了一場戰鬥，一個“領導型的強壯男人”解決了沖突，這時卡利普明白，他即将失去與那位女人之間的同夥關系。
他逐字逐句閱讀字幕，同時感受到戲院裡躁動不安的人群。
他起身回家。
天色近黑，他走在緩緩從天而落的雪花裡。
一直到很晚，躺在藍格子棉被下遊離于半夢半醒之際，他才蓦然想起，他将買給如夢的偵探小說忘在電影院裡了。
飯吃到一半電話響了。
他順手拿起話筒，仿佛已經等了很久。
打錯了。
吃完飯挪走托盤後，他打電話回自己尼尚塔石的公寓。
他讓電話響了很久，腦中想像着如夢，回到家累了，爬下床接電話。
沒有人接，但他并不訝異。
他又撥電話給荷蕾姑姑。
為了先發制人，不讓姑姑有機會提出新問題，卡利普一口氣把事情交代清楚：因為他們的電話壞了，所以他們沒辦法打電話聯絡；如夢當天晚上就複原了，精神飽滿，一點也沒事，她現在穿着那件紫色的外套，心情很好，正坐在1956年的雪佛蘭出租車裡等卡利普；他們正準備前往伊茲密爾，去探視一位重病的老朋友；船不久要開了，卡利普在路上一間雜貨店裡打電話；多謝雜貨店老闆，店裡忙得不可開交的時候還肯借他用電話；要挂了，姑姑，再見!然而荷蕾姑姑仍設法插話問道：你們确定門都鎖好了嗎?如夢有沒有帶她的綠毛衣? 一直到賽姆打來時，卡利普還在思考，一個人光盯着一張他從沒去過的城市的地圖，是否可能産生深遠的改變?賽姆告訴卡利普，早上他走了之後，自己又繼續在數據庫裡鑽研，結果發現了一些或許有用的線索：那位意外害死老婦人的默哈瑪特·伊瑪茲，沒錯，他很可能還活着，隻不過他用的名字不是他們之前推測的阿哈馬·卡刻或哈爾敦·卡拉，而是像個遊魂似的，以一個絲毫不含半點化名意味的穆阿馬·厄吉尼之名行遍天下。
之後，當賽姆在一本全然擁護“相反觀點”的刊物裡遇到同一個名字時，他并不訝異，令他吓一跳的是，另外又有一個名字叫沙利·果巴契的人，發表了兩篇尖銳批評耶拉專欄的文章，裡頭不僅使用了同樣的修辭形式，甚至連錯字都一模一樣。
仔細推敲後，他才注意到這個人的姓名不但與如夢前夫的姓名有着相同的子音，而且還彼此押韻。
接着他又看到，此人的名字出現在一本小型教育刊物《勞動的時刻》中，頭銜是總編輯。
于是賽姆替卡利普記下了這個編輯辦公室的地址，位于城市西邊的郊區：巴克爾廓伊，錫南帕夏區，豔陽丘，瑞夫貝街十三号。
挂上電話後，卡利普在市内電話簿的地圖上找出錫南帕夏區。
他很驚訝，豔陽丘新開發區涵蓋了一整片原本荒涼的丘陵地，十二年前如夢和前夫剛結婚時，因為丈夫想要對勞工進行“田野調查”，他們便搬進了那裡的一棟違章建築。
卡利普仔細檢視地圖，看出那片他曾經去過一次的丘陵地，如今已劃分為多條街道，每一條都依照獨立戰争中的英雄命名。
角落裡有一塊廣場，上頭标示着綠色的公園、清真寺的宣禮塔和一塊小小長方形的阿塔圖克雕像。
這是卡利普一輩子也無法想像的一片區域。
他打電話到報社，對方說耶拉還沒有來，接着他打電話給易斯肯德。
他告訴易斯肯德他已經聯系上了耶拉，也傳達英國電視台想采訪他，耶拉好像也不反對這個提議，隻不過他最近實在太忙。
叙述故事的過程中，他聽見另一頭傳來小女孩的哭聲，就在電話附近。
易斯肯德告訴他，英國人至少還會在伊斯坦布爾多待六天。
他們聽說了許多關于耶拉的佳評，他相信他們會願意等，如果卡利普有興趣的話，可以主動去佩拉宮飯店[1]佩拉宮飯店（PerapalasHotel）：建于1892年，是一棟古色古香的建築，推理小說大師阿嘉莎·克莉絲蒂便多次投宿此旅館的411号房，在此寫下《東方快車謀殺案》。
[1]拜訪他們。
他把午餐托盤拿到門外，離開大樓。
走下通往海邊的坡道，他注意到天空呈現出前所未見的暗淡蒼白，仿佛天就要降下飛灰。
但即便如此，周六的人群大概也會裝出一副習以為常的樣子。
或許這就是為什麼人們總低頭望着腳下泥濘的街道行走，因為他們希望能習慣這種想法，不要讓自己大驚小怪。
夾在腋下的偵探小說令他心安不少。
或許該慶幸這些故事是出自于遙遠、魔幻的國度，由一群抑郁不樂的家庭主婦翻譯成“我們的話”——她們曾經在某些外語高中就讀，但後來卻放棄學業，為此她們後悔終生——多虧這個原因，如今我們大家才能不受影響地為自己的生活奔忙，而辦公大樓入口前一身退色西裝替人填充打火機的小販、看起來像一團破爛抹布的駝背男人，以及共乘小巴車站前安靜的乘客們，才都能夠一如往常地庸碌過活。
他在埃米諾努上了公車，到離公寓不遠的哈比耶下車。
他看見皇宮戲院前擠滿了人，他們正在等待兩點四十五分的星期六午後場電影。
二十年前，卡利普和如夢以及她其他同學也會來看這個午後場，擠在一群身穿同樣軍用上衣、滿臉青春痘的學生中間。
他會走下和現在一樣撒滿鋸木屑以防雪滑的台階，研究小燈泡點亮的框格裡即将上映新片的角色劇照。
然後，默默地充滿耐心地，望着如夢的方向，看她正在和誰說話。
前一場電影似乎始終演不完，門好像怎麼也不會開，他和如夢肩并肩坐在熄燈暗影裡的那一刻仿佛永遠都不會到來。
這一天，當卡利普發現兩點四十五分這一場還有票時，一股自由的感覺陡然湧入心頭。
電影院裡，前一場觀衆留下來的空氣又悶又熱。
卡利普知道，等會兒隻要一熄燈上廣告自己将會馬上睡着。
醒來之後，他坐直身體打起精神。
銀幕上有一名美麗的女子，一位真正的美女，美麗而迷惘。
接下來看到一條寬廣平靜的河流、一間農舍、一座美式農莊坐落于濃密的綠陰中。
接着，迷惘的美麗女孩開始和一名卡利普從沒在别部片中見過的中年男子說話。
他們的對話緩慢而平和，從他們平緩的臉孔和手勢中，他可以看見他們的生命陷入深沉的磨難。
不隻是理解而已——他“懂”。
生命充滿了磨難、痛苦、悲傷憂愁，把我們的臉揉捏成相仿的面貌。
總當我們好不容易習慣了悲苦時，新的悲苦又壓頂而至，而且更為沉重難挨。
甚至當悲苦倏然降臨時，我們也知道它其實一直都在醞釀。
然而，就算我們早已有了心理準備，但當磨難像場噩夢般席卷而來時，我們依然會被孤獨所吞噬，一種絕望、揮之不去的孤獨。
我們幻想着，若能找人分擔寂寞，将能使我們快樂起來。
有一剎那，卡利普覺得自己的悲苦和銀幕中女人的悲苦是相同的——或許他們共享的并不是悲苦，而是這個世界，一個井然有序、不會讓你期待太多、也不會棄你不顧的世界，一個要求你必須謙卑的世界。
卡利普覺得自己和眼前的女子心靈相系，看着她的一舉一動仿佛是看着自己：從井裡汲水、駕駛一輛舊福特小汽車出城、抱着孩子哄他上床睡覺。
他好想擁抱她，不是由于她的美麗、她的質樸天真或是她坦率的态度，而是因為他相信自己就活在她的世界裡。
倘若他能擁抱她，那麼這名淡褐色頭發的苗條女子必然能夠分享他的想法，能夠懂他。
卡利普覺得他好像是獨自一人在看電影，眼前的畫面隻有他一個人能夠看到。
盡管如此，很快地，中間鋪着一條柏油大馬路的酷熱小鎮，爆發了一場戰鬥，一個“領導型的強壯男人”解決了沖突，這時卡利普明白，他即将失去與那位女人之間的同夥關系。
他逐字逐句閱讀字幕，同時感受到戲院裡躁動不安的人群。
他起身回家。
天色近黑，他走在緩緩從天而落的雪花裡。
一直到很晚，躺在藍格子棉被下遊離于半夢半醒之際，他才蓦然想起，他将買給如夢的偵探小說忘在電影院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