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有人在跟蹤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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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星——她們全都擺出一副奧斯曼貴族名媛的姿勢——曾經在哪一家豪華妓院裡接過客。

    他知道,比如說,那個來到伊斯坦布爾,僞裝成一位阿根廷女伯爵但後來被揭發其實是在法國鄉下表演走鋼索的天籁歌手,事實上,是一個從阿爾及爾來的貧窮穆斯林女人。

     “所以,你們是親戚,”綜藝版作家說,“我以為耶拉除了他親愛的亡母外,就沒有别的親人了。

    ” “哼!”年老的好戰分子說,“要不是因為那些親戚的緣故,耶拉怎麼可能會有今天?比如說,他有一個姐夫助他一臂之力。

    同樣也是這個信仰虔誠的家夥教他寫作,但耶拉最後卻背叛了他。

    這位姐夫是某拿克胥教派的一員,這個教派在庫姆卡普的一座廢棄肥皂工廠裡舉行秘密儀式,過程中大量運用到鐵鍊、橄榄榨油機、蠟燭,連肥皂模子也派上用場。

    他參與各種儀式,然後花一個星期的時間坐下來寫報告,把教派活動的内幕消息提供給國家調查局。

    這位仁兄一直努力想證明,他向軍方告密的這個宗教組織中的門徒,事實上,并沒有涉入任何危害政府的行為。

    他把他的情報和耶拉分享,希望這位文藝青年會閱讀并學習,提升自己對優美文句的品味。

    那幾年,耶拉的政治觀點順着一股左邊吹來的風倒向右邊,其間,他不曾間斷地吸收那些報告中的風格,像是交織在字裡行間、直接取自阿塔爾、阿布·呼羅珊、伊本·阿拉比和波特佛裡歐譯本的明喻和暗喻。

    沒錯,有些人在他的明喻中看見了連接我們舊有文化的新橋梁——盡管它們全依附于同樣老套的源頭。

    但大家并不知道創造出這些仿古文的人根本是另一個人,一個耶拉恨不得他消失的人。

    多才多藝的姐夫天賦異秉,還是個萬事通:他制造出替理發師省麻煩的鏡子剪;研發一種割包皮工具,使得此後許多男孩不再因為嚴重的疏失而毀掉未來;他還發明了無痛絞刑架,把浸油的套索換成項圈,把椅子換成開合式地闆。

    有幾年,耶拉感覺自己需要他親愛的姐姐和姐夫的關愛,于是那陣子他便在自己的‘信不信由你’專欄中,大力介紹這些發明。

    ” “對不起,可是你全搞錯了,”綜藝版作家反駁道,“耶拉在寫‘信不信由你’專欄那幾年時,他完全是靠自己。

    讓我給你描述一個場景,那是我親眼目睹,不是聽來的。

    ” 這個場景簡直就是某部蹩腳的葉西坎電影裡的一幕,故事描寫一個勤勉向上的孩子,經過多年的貧困孤獨後,終于苦盡甘來。

    某一年的除夕夜,在貧民區一間破敗的房舍裡,菜鳥記者耶拉告訴他的母親,家族中一個有錢的親戚邀請他到他們在尼尚塔石的房子參加除夕宴會。

    他将與活潑的堂姐妹和喧鬧的堂兄弟們共度一個吵吵嚷嚷的歡樂夜晚,說不定最後還會去城裡天曉得哪個聲色場所玩。

    母親欣慰地想像兒子的喜悅,由于她剛好是個裁縫,便為他準備了一個驚喜:當天晚上,她悄悄把亡夫的舊外套修改成兒子的尺寸。

    耶拉穿上外套,完美合身。

    (看見這個景象,母親眼裡泛出淚水:“你看起來就跟你父親一模一樣。

    ”)聽說有另一位記者同事——也就是這個故事的目擊證人——也受邀參加宴會,快樂的母親更放寬了心。

    當記者與耶拉一同步下木屋裡陰冷的樓梯,走出泥濘的街道時,他才搞清楚,根本沒有任何親戚或别人邀請可憐的耶拉去參加任何除夕晚宴。

    不僅如此,耶拉當天還得去報社值班,因為他想多賺一些錢讓母親動手術,治療她長年在燭光下縫衣服而逐漸失明的眼睛。

     故事結束後是一段沉默,接着卡利普指出,其中有一些細節完全不符合耶拉的生平,然而他們并不聽信他的解釋。

    的确,他們有可能搞錯了日期和親戚的輩分,假使耶拉的父親還在世,(你可以百分之百确定嗎,先生?)他們或許會錯把父親說成祖父,或是誤把姐姐當成姑姑,但這一點出入也沒什麼大不了。

    他們請卡利普在桌邊坐下,拿支煙請他抽,問他一個問題但又不理會他的回答,(你剛剛說你們是什麼親戚關系?)接着,他們仿佛在一張想像的棋盤上面下棋一般,開始你來我往地從袋子裡拿出一個個記憶片段。

     耶拉對他的家族充滿了感情,以至于就連在那段隻準提及市政問題的報禁時代,他也依然可以揮筆成書,寫出讓讀者和審查官都看不懂的文章,追溯他童年的記憶,以及記憶中那棟每一扇窗外都有一棵菩提樹的豪宅。

     不,不對,耶拉的處世技巧僅限于新聞領域。

    隻要碰到他不得不參加的盛大場合,他一定會帶朋友同去,以确保自己能夠安全無虞地模仿朋友的動作和談吐,效法他的服裝打扮和餐桌禮儀。

     才沒這回事呢!耶拉是個雄心壯志的年輕人,專門負責婦女版的填字猜謎和讀者咨詢,連續三年間,他所執筆的專欄不僅成為國内閱讀率最高的單元,甚至在整個巴爾幹半島和中東地區都深受歡迎。

    不隻如此,當他出言诋毀左右派分子時,也絲毫不覺得良心不安。

    若不是那些有權有勢的親戚朋友對這個不值得的家夥關愛有加,助他一臂之力,耶拉哪可能擁有今天的聲勢? 那麼,拿西方文明的基石之一“生日派對”來說好了。

    我們有一位具前瞻性的政治家,很希望能夠在我們的文化裡建立起這項溫情風俗,因此,當他為自己八歲的兒子舉辦一場善意的“生日派對”時,他不但邀請多位記者參加,也請了一位來自地中海東岸黎凡特的中年婦女彈奏鋼琴,更準備了一個鮮奶油草莓蛋糕,上面插着八支蠟燭。

    結果,耶拉卻在他的專欄裡大肆嘲諷這場宴會,将它講得極為可鄙不堪。

    他之所以這麼做,并不是如人們所推測的,是為了思想上、政治上甚至是藝術上的理由,而是因為他驚覺,自己一輩子從來不曾得到父愛,也從來不曾擁有過任何形式的關愛。

     恰巧相反。

    為什麼如今哪裡都找不到他,為什麼大家發現他給的不是錯誤的電話号碼就是假的地址?這一切都是因為他的近親和遠親們給予他太多的愛,使得他難以回報,因此從中衍生出一種奇異而複雜的仇恨——是的,甚至擴散到全人類。

    (卡利普隻是不小心問到他可以去哪裡找耶拉而已。

    ) 噢,不是這樣,他之所以藏到城市的偏僻角落,之所以躲着全人類,必然是基于别的因素:他終于明白,孤獨的痼疾将永遠纏着自己,打從出生以來,這股無法治愈的孤獨感就如一圈不幸的光暈,籠罩在他周圍。

    好像一個殘廢的人,終于向疾病投降,他也不得不放棄,退縮到某個遠離塵嚣的房間裡,遁入逃不了的凄苦孤寂的懷抱中。

     卡利普提到有一個“歐洲來的”電視單位,他們正在尋找這個窩在遠離塵嚣的房間裡冬眠的耶拉。

     “總而言之,”論戰作家涅撒提打岔道,“耶拉就要開天窗了,他已經十天沒有送來任何新的東西。

    每個人都清楚得很,他企圖蒙混作存稿的文章,根本就是二十年前的舊玩意,隻是重新打字讓它們看起來像是新的。

    ” 綜藝版作家不同意。

    如卡利普所期待的,這些專欄文章甚至受到更大的歡迎,電話響個不停,耶拉收到的讀者信件每天都超過二十封。

     “的确!”論戰家說,“寫信給他的,都是那些他在文章裡大肆表揚的妓女、皮條客、恐怖主義者、享樂主義者、毒販、流氓老大,專門寄信來給他提供馊主意。

    ” “所以你偷看他的信?”綜藝版作家說。

     “你還不是一樣!”論戰家說。

     兩個人像對弈的棋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