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卡夫山中的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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爾的做法，寫下洋洋灑灑《唯物論》的評注。
接着，他把這些筆記整理抄寫下來，引申擴充其内容，并加入一堆不必要的括号附加各種實證說明。
不僅如此，他還把自己的筆記當成好像是别人的作品，仿佛其中的内容無比艱澀深奧難以理解似的，他又再寫了一大篇論文來解說其意義。
最後，他把這兩篇東西當成是别人的作品一樣，打字整理好，全部編輯在一起，然後再加入一篇他自己寫的‘編者的話’。
在書本的頭三十頁裡，他補充了個人的心路曆程，叙述自己的宗教和後來的革命生涯。
這些故事中有一個有趣的段落：某一天的中午，當作者在小鎮墓園裡漫步時，頓悟到一件事，原來西方稱之為‘泛神論’的蘇菲神秘主義，和作者從自己那位身為蘇菲師父的父親身上所得出的哲學‘實物主義’，這兩者之間有着強烈的關聯。
漫步在墓園裡，穿梭于吃草的綿羊與熟睡的幽魂之間，他擡起頭，看見高聳的柏樹林中有一隻熟識的烏鴉，原來多年前他也曾在這個地方見過它——你知道土耳其的烏鴉可以活兩百歲吧?——然後他才明白，這隻長翅膀的大膽飛禽，人們所謂的‘崇高思想’，一直保持着這個模樣，永存不朽，同樣的頭和腳，同樣的身體和翅膀。
于是他親手在裝訂好的封面上畫下了這隻烏鴉。
這本書證明了，任何一個渴求永恒的土耳其人，必須同時是自己的鮑斯威爾，為自己的約翰遜寫傳記[1]約翰遜（SamuelJohnson，17—1784），英國辭典編纂者、作家，鮑斯威爾（JamesBoswell，1704—1795）曾為其寫作傳記。
[1]；同時是自己的歌德，也是自己的艾克曼[2]艾克曼（Eckermann），德國詩人、作家，歌德晚年的摯友兼助手，著有《歌德談話錄》。
[2]。
這本書他總共打字裝訂了六個複本，我打賭國家調查局的數據庫裡一定連一本也找不到。
” 仿佛有一個第三者的鬼魂，拉近了屋子裡的兩個人與那本烏鴉封面作者的距離，用一股想像的力量，把他們卷進那段往來于小鎮的房子和從父親那裡繼承下來的五金行的憂傷、平淡、孤立的生活。
卡利普很想說：“那麼多的作品，那麼多的字母，那麼多的文字，其實隻是在叙述一個故事。
所有救贖的希望，所有受盡了屈辱折磨後的回憶，所有以血淚寫下的希望與回憶，都訴說着單純的一個故事。
”多年來，賽姆像一個漁夫，耐着性子往大海中撒網，拉起了這滿室的報告、期刊與報紙，他知道自己已經捕獲了那一則故事，它就在這一堆龐雜的收藏裡。
然而，他卻沒有辦法在這些分門别類堆積如山的數據裡，找出隐匿其中的那一則簡單故事，非但如此，他更遺忘了開啟它的通關秘語。
當他們在一本四年前出版的刊物中，幸運地撞見默哈瑪特·伊瑪茲的名字時，卡利普卻開口說這隻是個巧合，而且他實在該回家了。
但賽姆阻止了他，并表示在他的期刊裡一切都不會是巧合——現在他稱呼它們為“我的期刊”。
接下來的兩個小時，卡利普發揮超乎常人的努力，兩隻眼睛像放映機似的轉呀轉，從一本刊物跳到另一本，沿路追尋默哈瑪特的蹤迹。
他發現，默哈瑪特·伊瑪茲曾經改名為阿哈瑪特·伊瑪茲。
接着，在一本封面畫着雞群與農夫在一口井裡翻攪的雜志裡，阿哈瑪特·伊瑪茲又變成了瑪特·恰瑪茲。
很輕易地，賽姆推斷出馬丁·恰瑪茲和非瑞特·恰瑪茲也是同一個人。
與此同時，這個筆名已放棄了寫理論文章，轉而編起歌詞來，供人在結婚禮堂所舉行的追悼會上吟唱，伴随着弦樂器的聲音和香煙的煙霧。
不過他也沒有在這一行待太久，因為一陣子後他又換了一個筆名，宣稱除了他自己之外，其他每個人都在為警察工作。
再下來他變成了一位野心勃勃、神經質的數學導向經濟學家，緻力于破解英國學院院士的剛愎性格。
然而，他畢竟無法長久忍受黑暗陰險的學術腐敗。
賽姆踮着腳尖走進卧房，拿出了另一批雜志，胸有成竹地從裡面的某一期中找到了他的主角。
在這本三年多前出版的刊物裡，這家夥改名為阿裡·瑟倫，詳細叙述在一個美麗的未來一個沒有階級的社會裡，人們的生活将會是什麼模樣：石闆路将繼續鋪着石頭，不會被柏油所覆蓋；浪費時間的偵探小說将會被禁，而故弄玄虛的報紙專欄也逃不過同樣的下場；叫理發師來家裡剪頭發的習俗将被破除。
卡利普往下讀到教育的問題，文中提到為了預防孩童受到父母的愚蠢偏見的洗腦，孩童的教育應該委派給他們住在樓上的祖父母，看到這裡，卡利普不再懷疑筆名的真實身份，不僅如此，他痛苦地領悟到，如夢曾與她的前夫分享她的童年回憶。
相同的這個筆名出現在接下來的一期雜志中，不特别出人意料地，書上介紹筆名的主人是一位數學教授，任職于阿爾巴尼亞研究學院。
接着，在教授的生平事迹下方，明明白白地，沒有用任何化名，正是如夢前夫的名字，靜默而僵直地嵌在紙上，像是廚房裡一隻被陡然扭亮的燈光震懾住的蟲子。
“沒有什麼比生命更讓人驚奇，”賽姆歡欣鼓舞地說，“除了書寫。
” 他再一次踮起腳尖走進卧房，出來的時候手裡抱着兩個塞滿期刊的薩那人造奶油紙箱。
“一個與阿爾巴尼亞有關的分離派系發行了這些刊物。
我要告訴你一個奇特的秘密事件，我投注了多年心力好不容易解開了謎底。
我覺得它跟你在尋找的東西有關。
” 他重新泡了一壺茶，從紙箱裡拿出幾本期刊，從書架上取下幾本書，放在桌子上，作為待會兒說故事時的援引。
“那是六年前的一個星期六下午，”他開始叙述，“我正在翻閱阿爾巴尼亞勞工黨的幹部及其領袖恩維爾·霍查[1]恩維爾·霍查（EnverHoxha，1908—1985），阿爾巴尼亞共産黨領導人，統治長達四十年。
[1]所發行的雜志（當時流通的共有三種刊物，彼此間勢不兩立）。
當我翻開最新一期《人民的勞力》想看看有什麼有趣的主題時，忽然一張照片和一篇文章吸引了我的目光：内容是報道新成員入黨的表揚儀式。
引起我注意的，并不是因為在這個禁止所有共産主義活動的國家裡，一個馬克思主義團體竟敢公開歌頌新成員入黨，不，不是這個原因。
我很清楚所有這些小型的左派分離派系為了生存，都必須冒着危險在每一期刊物上刊登類似的報道，好讓人們知道他們的人數不斷增長。
真正吸引我注意的，是一張特别強調畫面中有‘十二’根石柱的黑白照片的說明，至于那張照片，中央是一群吞雲吐霧的黨員，看似在進行什麼神聖的儀式，此外還有恩維爾·霍查的海報，以及幾位詩文朗誦者。
更奇特的是，在報道中采訪到的新黨員，都選擇一些阿拉維教派[1]阿拉維教派（Alawite），什葉派的一個分支，10世紀時創立
接着，他把這些筆記整理抄寫下來，引申擴充其内容，并加入一堆不必要的括号附加各種實證說明。
不僅如此，他還把自己的筆記當成好像是别人的作品，仿佛其中的内容無比艱澀深奧難以理解似的，他又再寫了一大篇論文來解說其意義。
最後，他把這兩篇東西當成是别人的作品一樣，打字整理好，全部編輯在一起，然後再加入一篇他自己寫的‘編者的話’。
在書本的頭三十頁裡，他補充了個人的心路曆程，叙述自己的宗教和後來的革命生涯。
這些故事中有一個有趣的段落：某一天的中午，當作者在小鎮墓園裡漫步時，頓悟到一件事，原來西方稱之為‘泛神論’的蘇菲神秘主義，和作者從自己那位身為蘇菲師父的父親身上所得出的哲學‘實物主義’，這兩者之間有着強烈的關聯。
漫步在墓園裡，穿梭于吃草的綿羊與熟睡的幽魂之間，他擡起頭，看見高聳的柏樹林中有一隻熟識的烏鴉，原來多年前他也曾在這個地方見過它——你知道土耳其的烏鴉可以活兩百歲吧?——然後他才明白，這隻長翅膀的大膽飛禽，人們所謂的‘崇高思想’，一直保持着這個模樣，永存不朽，同樣的頭和腳，同樣的身體和翅膀。
于是他親手在裝訂好的封面上畫下了這隻烏鴉。
這本書證明了，任何一個渴求永恒的土耳其人，必須同時是自己的鮑斯威爾，為自己的約翰遜寫傳記[1]約翰遜（SamuelJohnson，17—1784），英國辭典編纂者、作家，鮑斯威爾（JamesBoswell，1704—1795）曾為其寫作傳記。
[1]；同時是自己的歌德，也是自己的艾克曼[2]艾克曼（Eckermann），德國詩人、作家，歌德晚年的摯友兼助手，著有《歌德談話錄》。
[2]。
這本書他總共打字裝訂了六個複本，我打賭國家調查局的數據庫裡一定連一本也找不到。
” 仿佛有一個第三者的鬼魂，拉近了屋子裡的兩個人與那本烏鴉封面作者的距離，用一股想像的力量，把他們卷進那段往來于小鎮的房子和從父親那裡繼承下來的五金行的憂傷、平淡、孤立的生活。
卡利普很想說：“那麼多的作品，那麼多的字母，那麼多的文字，其實隻是在叙述一個故事。
所有救贖的希望，所有受盡了屈辱折磨後的回憶，所有以血淚寫下的希望與回憶，都訴說着單純的一個故事。
”多年來，賽姆像一個漁夫，耐着性子往大海中撒網，拉起了這滿室的報告、期刊與報紙，他知道自己已經捕獲了那一則故事，它就在這一堆龐雜的收藏裡。
然而，他卻沒有辦法在這些分門别類堆積如山的數據裡，找出隐匿其中的那一則簡單故事，非但如此，他更遺忘了開啟它的通關秘語。
當他們在一本四年前出版的刊物中，幸運地撞見默哈瑪特·伊瑪茲的名字時，卡利普卻開口說這隻是個巧合，而且他實在該回家了。
但賽姆阻止了他，并表示在他的期刊裡一切都不會是巧合——現在他稱呼它們為“我的期刊”。
接下來的兩個小時，卡利普發揮超乎常人的努力，兩隻眼睛像放映機似的轉呀轉，從一本刊物跳到另一本，沿路追尋默哈瑪特的蹤迹。
他發現，默哈瑪特·伊瑪茲曾經改名為阿哈瑪特·伊瑪茲。
接着，在一本封面畫着雞群與農夫在一口井裡翻攪的雜志裡，阿哈瑪特·伊瑪茲又變成了瑪特·恰瑪茲。
很輕易地，賽姆推斷出馬丁·恰瑪茲和非瑞特·恰瑪茲也是同一個人。
與此同時，這個筆名已放棄了寫理論文章，轉而編起歌詞來，供人在結婚禮堂所舉行的追悼會上吟唱，伴随着弦樂器的聲音和香煙的煙霧。
不過他也沒有在這一行待太久，因為一陣子後他又換了一個筆名，宣稱除了他自己之外，其他每個人都在為警察工作。
再下來他變成了一位野心勃勃、神經質的數學導向經濟學家，緻力于破解英國學院院士的剛愎性格。
然而，他畢竟無法長久忍受黑暗陰險的學術腐敗。
賽姆踮着腳尖走進卧房，拿出了另一批雜志，胸有成竹地從裡面的某一期中找到了他的主角。
在這本三年多前出版的刊物裡，這家夥改名為阿裡·瑟倫，詳細叙述在一個美麗的未來一個沒有階級的社會裡，人們的生活将會是什麼模樣：石闆路将繼續鋪着石頭，不會被柏油所覆蓋；浪費時間的偵探小說将會被禁，而故弄玄虛的報紙專欄也逃不過同樣的下場；叫理發師來家裡剪頭發的習俗将被破除。
卡利普往下讀到教育的問題，文中提到為了預防孩童受到父母的愚蠢偏見的洗腦，孩童的教育應該委派給他們住在樓上的祖父母，看到這裡，卡利普不再懷疑筆名的真實身份，不僅如此，他痛苦地領悟到，如夢曾與她的前夫分享她的童年回憶。
相同的這個筆名出現在接下來的一期雜志中，不特别出人意料地，書上介紹筆名的主人是一位數學教授，任職于阿爾巴尼亞研究學院。
接着，在教授的生平事迹下方，明明白白地，沒有用任何化名，正是如夢前夫的名字，靜默而僵直地嵌在紙上，像是廚房裡一隻被陡然扭亮的燈光震懾住的蟲子。
“沒有什麼比生命更讓人驚奇，”賽姆歡欣鼓舞地說，“除了書寫。
” 他再一次踮起腳尖走進卧房，出來的時候手裡抱着兩個塞滿期刊的薩那人造奶油紙箱。
“一個與阿爾巴尼亞有關的分離派系發行了這些刊物。
我要告訴你一個奇特的秘密事件，我投注了多年心力好不容易解開了謎底。
我覺得它跟你在尋找的東西有關。
” 他重新泡了一壺茶，從紙箱裡拿出幾本期刊，從書架上取下幾本書，放在桌子上，作為待會兒說故事時的援引。
“那是六年前的一個星期六下午，”他開始叙述，“我正在翻閱阿爾巴尼亞勞工黨的幹部及其領袖恩維爾·霍查[1]恩維爾·霍查（EnverHoxha，1908—1985），阿爾巴尼亞共産黨領導人，統治長達四十年。
[1]所發行的雜志（當時流通的共有三種刊物，彼此間勢不兩立）。
當我翻開最新一期《人民的勞力》想看看有什麼有趣的主題時，忽然一張照片和一篇文章吸引了我的目光：内容是報道新成員入黨的表揚儀式。
引起我注意的，并不是因為在這個禁止所有共産主義活動的國家裡，一個馬克思主義團體竟敢公開歌頌新成員入黨，不，不是這個原因。
我很清楚所有這些小型的左派分離派系為了生存，都必須冒着危險在每一期刊物上刊登類似的報道，好讓人們知道他們的人數不斷增長。
真正吸引我注意的，是一張特别強調畫面中有‘十二’根石柱的黑白照片的說明，至于那張照片，中央是一群吞雲吐霧的黨員，看似在進行什麼神聖的儀式，此外還有恩維爾·霍查的海報，以及幾位詩文朗誦者。
更奇特的是，在報道中采訪到的新黨員，都選擇一些阿拉維教派[1]阿拉維教派（Alawite），什葉派的一個分支，10世紀時創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