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阿蘭·梅特蘭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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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你說的是實話，”阿蘭安撫地說道，“我想知道的是那家報紙是不是如實地報道的。
” “我不懂。
”杜瓦爾搖了搖頭，他的表情仍然是一副受了委屈的樣子。
“我們先不管它，”阿蘭說道。
看來他的頭開得似乎不好。
他繼續說道：“船長對你說了，我是律師。
如果你願意的話，我将代表你，并盡可能把你的案子提交我們國家的法庭。
” 亨利·杜瓦爾看了看阿蘭，又望了望船長。
“我沒錢。
我不能支付律師。
” “什麼也用不着支付，”阿蘭說。
“那誰支付？”又是一道警惕的目光。
“有人會支付的。
” 船長插進一句。
“是不是由于某種原因，你不能告訴他誰付錢，梅特蘭德先生？” “是的，”阿蘭說道，“給我的指示是我不能洩露那人的姓名。
我隻能告訴你說那是一個富有同情心，并且願意幫忙的人。
” “有時是有好人啊，”船長說道。
他顯然十分滿意，并向杜瓦爾肯定地點了點頭。
想起德弗羅參議員和他們的動機，阿蘭一時感到良心有些不安。
但他鎮定了下來，提醒自己他畢竟還是堅持了他要求的條件的。
“如果我留下來，我幹活，”亨利·杜瓦爾堅持道，“我掙錢。
我還一切。
” “好吧，”阿蘭說道，“我想如果你願意你可以那麼做。
” “我還一切。
”那年輕人的臉上露出熱切的神情。
不信任感暫時消失了。
“我當然要告訴你，”阿蘭說，“也許最後我什麼忙也幫不了你。
你明白了嗎？” 杜瓦爾似乎糊塗了。
船長解釋道：“梅特蘭德先生将盡他的最大力量。
但也許移民局會不同意……就象以前一樣。
” 杜瓦爾慢慢地點了點頭。
“我懂。
” “我想起一件事，傑貝克船長，”阿蘭說。
“從你到這裡之後，你是否帶亨利去過移民局，要求就他入境一事舉行正式聽證會？” “一位移民官來過我們船上……” “不，”阿蘭堅持道。
“我的意思是除此而外。
你是否帶他去過移民局大樓，要求舉行正式調查會？” “那有什麼用？”船長聳聳肩。
“得到的回答是一個樣。
此外，在港口裡我時間很緊，有許多事情要做。
今天是聖誕節，所以我才有時間看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書。
“換句話說，”阿蘭溫和地說，“由于你太忙，你還沒有帶他去要求舉行正式調查，是不是這樣？”他盡量使自己的聲音聽起來象是随便問，但一個主意正在他心裡生成。
“是這樣，”傑貝克船長說，“當然，如果有作用的話……” “暫時先不說它吧，”阿蘭說道。
他的想法還很模糊，稍縱即逝，也可能最終什麼結果也沒有。
不管怎麼說，他需要時間來徹底閱讀一下移民方面的各種法規。
他很快轉了一下話題。
“亨利，”他對杜瓦爾說，“我現在想和你一塊回憶一下你以前的一切事情，從你最早能記得的時候開始。
我知道有些事情已經登在報上了，但有些事情可能被漏掉了，還可能有些事是你在此之後又想起來的。
你從頭開始講好不好？你能記得的第一件事是什麼？” “我母親。
”杜瓦爾說道。
“她給你留下的最深刻的印象是什麼？” “她對我好，”杜瓦爾簡單地說道，“她死後，沒有人再好——直到這船上。
” 傑貝克船長站了起來，轉過身來，背朝着阿蘭和杜瓦爾。
他在慢慢地重新裝着煙鬥。
“給我講講你的母親，亨利，”阿蘭說道，“她什麼樣，她常說些什麼，你們一塊做些什麼。
” “我母親好看，我想。
當我小孩，她抱我；我聽，她唱。
”年輕的偷乘者慢慢地，小心翼翼地說着，好象他的過去是一件易損的器皿，隻能輕拿輕放，不然就會消失。
“還有時她說：明天我們上船，去找一個新的家鄉。
我們一起走……”他時而猶猶豫豫，時而信心十足地談着。
他确信他的母親是一個法國人，在他出生之前，她的家人返回了法國。
至于她為什麼與她的父母中斷了聯系，這隻能靠猜測了。
也許這與他的父親有關，他的父親（據他母親說）曾與他母親在的黎波裡短暫地住過一段時間後，就離開了她，又出了海。
他現在講的與他兩天前告訴丹·奧利夫的基本相同。
阿蘭從頭到尾仔細地聽着，必要時鼓勵和提示他一下，當覺得有混淆時，則插進一個問題。
但在大多數時間裡，他一直在觀察亨利·杜瓦爾的臉。
這是一張使人信任的臉，随着他對事件的叙述和心潮的起伏，他臉上一會兒洋溢着興奮，一會兒又布滿愁雲。
有時還流露出痛苦的表情，當他描述到他母親的死時，他的眼睛閃着淚花。
阿蘭對自己說，如果這是在法庭作證，我肯定會相信他說的話。
作為最後一個問題，他問道：“你為什麼要來這裡？為什麼選中了加拿大？”這一回他一定要作出虛僞的回答啦，阿蘭想：他可能會說因為加拿大是一個美麗的國家，他一直向往能生活在這裡。
亨利·杜瓦爾仔細地考慮了一下，然後說道：“其他國家都不行。
加拿大是最後試試的地方。
如果這裡不行，我想亨利·杜瓦爾沒有家了，永遠沒有。
” “好吧，”阿蘭說道，“我想這是實話。
” 他發現自己莫名其妙地被感動了，他沒有想到自己會産生這種情感。
他是帶着懷疑而來的，隻準備在必要時訴訟法律，但沒指望勝訴。
然而現在他希望更多地卷入此事。
他希望能為杜瓦爾做一些有積極意義的事情，把他從船上帶下來，給他一個重新建立新生活的機會，并且是以一種命運從未允許他進行的方式來建立這個新生活。
但這能辦到嗎？在移民法中的什麼地方是否存在着某種漏洞，可以巧妙地利用它把杜瓦爾放進來呢？也許存在着這種漏洞，但如果是這樣，那麼就應該抓緊時間立即尋找它了。
在剛才談話的最後階段，傑貝克船長幾次進進出出。
現在他又回來了，阿蘭問道：“你的船将在溫哥華停多久？” “本來隻準備停五天。
不幸的是機器需要修理，現在看來需要兩個星期，也許需要3個星期。
” 阿蘭點點頭。
兩周或三周太短了，但比5天強多了。
他說：“如果我要代表杜瓦爾采取法律程序，我必須要有杜瓦爾的書面委托書。
” “那麼你隻好自己寫下要說的話，然後讓他簽名，”船長傑貝克說道。
“他隻能寫自己的名字，僅此而已。
” 阿蘭從兜裡掏出一個筆記本，想了一下，然後寫道：我亨利·杜瓦爾目前被拘留在“瓦斯特維克号”貨船上，停泊在加拿大哥倫比亞省溫哥華市“海角”碼頭。
我現在申請在該碼頭上岸入境，并請路易斯和梅特蘭德合夥律師事務所的阿蘭·梅特蘭德作為我的律師，處理有關上述申請的全部事宜。
船長仔細地聽阿蘭把上面的話念了一遍，然後點了點頭。
“很好，”他對杜瓦爾說，“如果要梅特蘭德先生幫忙，你必須得在他寫的東西上簽上名字。
” 亨利·杜瓦爾拿着船長遞過來的一支鋼筆，慢慢地、笨拙地在那張從筆記本上扯下的紙上，用孩子般的潦草筆迹簽下了名字。
阿蘭不耐煩地看着，他現在的唯一的想法就是回去認真整理一下先前他頭腦裡浮現出的想法，他有一種越來越興奮的感覺。
當然，他想的辦法可能希望渺茫。
但它也可能，僅僅可能，有一線成功的希望。
” “我不懂。
”杜瓦爾搖了搖頭，他的表情仍然是一副受了委屈的樣子。
“我們先不管它，”阿蘭說道。
看來他的頭開得似乎不好。
他繼續說道：“船長對你說了，我是律師。
如果你願意的話，我将代表你，并盡可能把你的案子提交我們國家的法庭。
” 亨利·杜瓦爾看了看阿蘭，又望了望船長。
“我沒錢。
我不能支付律師。
” “什麼也用不着支付，”阿蘭說。
“那誰支付？”又是一道警惕的目光。
“有人會支付的。
” 船長插進一句。
“是不是由于某種原因，你不能告訴他誰付錢，梅特蘭德先生？” “是的，”阿蘭說道，“給我的指示是我不能洩露那人的姓名。
我隻能告訴你說那是一個富有同情心，并且願意幫忙的人。
” “有時是有好人啊，”船長說道。
他顯然十分滿意，并向杜瓦爾肯定地點了點頭。
想起德弗羅參議員和他們的動機，阿蘭一時感到良心有些不安。
但他鎮定了下來，提醒自己他畢竟還是堅持了他要求的條件的。
“如果我留下來，我幹活，”亨利·杜瓦爾堅持道，“我掙錢。
我還一切。
” “好吧，”阿蘭說道，“我想如果你願意你可以那麼做。
” “我還一切。
”那年輕人的臉上露出熱切的神情。
不信任感暫時消失了。
“我當然要告訴你，”阿蘭說，“也許最後我什麼忙也幫不了你。
你明白了嗎？” 杜瓦爾似乎糊塗了。
船長解釋道：“梅特蘭德先生将盡他的最大力量。
但也許移民局會不同意……就象以前一樣。
” 杜瓦爾慢慢地點了點頭。
“我懂。
” “我想起一件事，傑貝克船長，”阿蘭說。
“從你到這裡之後，你是否帶亨利去過移民局，要求就他入境一事舉行正式聽證會？” “一位移民官來過我們船上……” “不，”阿蘭堅持道。
“我的意思是除此而外。
你是否帶他去過移民局大樓，要求舉行正式調查會？” “那有什麼用？”船長聳聳肩。
“得到的回答是一個樣。
此外，在港口裡我時間很緊，有許多事情要做。
今天是聖誕節，所以我才有時間看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書。
“換句話說，”阿蘭溫和地說，“由于你太忙，你還沒有帶他去要求舉行正式調查，是不是這樣？”他盡量使自己的聲音聽起來象是随便問，但一個主意正在他心裡生成。
“是這樣，”傑貝克船長說，“當然，如果有作用的話……” “暫時先不說它吧，”阿蘭說道。
他的想法還很模糊，稍縱即逝，也可能最終什麼結果也沒有。
不管怎麼說，他需要時間來徹底閱讀一下移民方面的各種法規。
他很快轉了一下話題。
“亨利，”他對杜瓦爾說，“我現在想和你一塊回憶一下你以前的一切事情，從你最早能記得的時候開始。
我知道有些事情已經登在報上了，但有些事情可能被漏掉了，還可能有些事是你在此之後又想起來的。
你從頭開始講好不好？你能記得的第一件事是什麼？” “我母親。
”杜瓦爾說道。
“她給你留下的最深刻的印象是什麼？” “她對我好，”杜瓦爾簡單地說道，“她死後，沒有人再好——直到這船上。
” 傑貝克船長站了起來，轉過身來，背朝着阿蘭和杜瓦爾。
他在慢慢地重新裝着煙鬥。
“給我講講你的母親，亨利，”阿蘭說道，“她什麼樣，她常說些什麼，你們一塊做些什麼。
” “我母親好看，我想。
當我小孩，她抱我；我聽，她唱。
”年輕的偷乘者慢慢地，小心翼翼地說着，好象他的過去是一件易損的器皿，隻能輕拿輕放，不然就會消失。
“還有時她說：明天我們上船，去找一個新的家鄉。
我們一起走……”他時而猶猶豫豫，時而信心十足地談着。
他确信他的母親是一個法國人，在他出生之前，她的家人返回了法國。
至于她為什麼與她的父母中斷了聯系，這隻能靠猜測了。
也許這與他的父親有關，他的父親（據他母親說）曾與他母親在的黎波裡短暫地住過一段時間後，就離開了她，又出了海。
他現在講的與他兩天前告訴丹·奧利夫的基本相同。
阿蘭從頭到尾仔細地聽着，必要時鼓勵和提示他一下，當覺得有混淆時，則插進一個問題。
但在大多數時間裡，他一直在觀察亨利·杜瓦爾的臉。
這是一張使人信任的臉，随着他對事件的叙述和心潮的起伏，他臉上一會兒洋溢着興奮，一會兒又布滿愁雲。
有時還流露出痛苦的表情，當他描述到他母親的死時，他的眼睛閃着淚花。
阿蘭對自己說，如果這是在法庭作證，我肯定會相信他說的話。
作為最後一個問題，他問道：“你為什麼要來這裡？為什麼選中了加拿大？”這一回他一定要作出虛僞的回答啦，阿蘭想：他可能會說因為加拿大是一個美麗的國家，他一直向往能生活在這裡。
亨利·杜瓦爾仔細地考慮了一下，然後說道：“其他國家都不行。
加拿大是最後試試的地方。
如果這裡不行，我想亨利·杜瓦爾沒有家了，永遠沒有。
” “好吧，”阿蘭說道，“我想這是實話。
” 他發現自己莫名其妙地被感動了，他沒有想到自己會産生這種情感。
他是帶着懷疑而來的，隻準備在必要時訴訟法律，但沒指望勝訴。
然而現在他希望更多地卷入此事。
他希望能為杜瓦爾做一些有積極意義的事情，把他從船上帶下來，給他一個重新建立新生活的機會，并且是以一種命運從未允許他進行的方式來建立這個新生活。
但這能辦到嗎？在移民法中的什麼地方是否存在着某種漏洞，可以巧妙地利用它把杜瓦爾放進來呢？也許存在着這種漏洞，但如果是這樣，那麼就應該抓緊時間立即尋找它了。
在剛才談話的最後階段，傑貝克船長幾次進進出出。
現在他又回來了，阿蘭問道：“你的船将在溫哥華停多久？” “本來隻準備停五天。
不幸的是機器需要修理，現在看來需要兩個星期，也許需要3個星期。
” 阿蘭點點頭。
兩周或三周太短了，但比5天強多了。
他說：“如果我要代表杜瓦爾采取法律程序，我必須要有杜瓦爾的書面委托書。
” “那麼你隻好自己寫下要說的話，然後讓他簽名，”船長傑貝克說道。
“他隻能寫自己的名字，僅此而已。
” 阿蘭從兜裡掏出一個筆記本，想了一下，然後寫道：我亨利·杜瓦爾目前被拘留在“瓦斯特維克号”貨船上，停泊在加拿大哥倫比亞省溫哥華市“海角”碼頭。
我現在申請在該碼頭上岸入境，并請路易斯和梅特蘭德合夥律師事務所的阿蘭·梅特蘭德作為我的律師，處理有關上述申請的全部事宜。
船長仔細地聽阿蘭把上面的話念了一遍，然後點了點頭。
“很好，”他對杜瓦爾說，“如果要梅特蘭德先生幫忙，你必須得在他寫的東西上簽上名字。
” 亨利·杜瓦爾拿着船長遞過來的一支鋼筆，慢慢地、笨拙地在那張從筆記本上扯下的紙上，用孩子般的潦草筆迹簽下了名字。
阿蘭不耐煩地看着，他現在的唯一的想法就是回去認真整理一下先前他頭腦裡浮現出的想法，他有一種越來越興奮的感覺。
當然，他想的辦法可能希望渺茫。
但它也可能，僅僅可能，有一線成功的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