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9—19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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喜歡聽人講陌生的地方，近乎病态地喜歡。
有一段時間——10年前的事了——我不管三七二十一，逢人就問自己生身故鄉和成長期間住過的地方的事。
那個時代似乎極端缺乏願意聽人講話那一類型的人，所以無論哪一個都對我講得十分投入。
甚至有素不相識的人在哪裡聽說我這個嗜好而特意跑來一吐為快。
他們簡直像往枯井裡扔石子一樣向我說各種各樣——委實各種各樣——的事，說罷全都心滿意足地離去了。
有的說得洋洋自得，有的則怒氣沖沖，有的說得頭頭是道，有的則自始至終令人不知所雲。
而說的内容，有的枯燥無味，有的催人淚下，有的半開玩笑信口開河。
但我都盡最大努力地洗耳恭聽。
原因固然不得而知，反正看上去人人都想對一個人、或者對全世界拼命傳達什麼。
這使我聯想到被一個挨一個塞進紙殼箱裡的猴群。
我把這樣的猴們一隻隻從箱裡取出，小心拍去灰塵，“呼”一聲拍打屁股放歸草原。
它們的去向我不知道。
肯定在哪裡嚼着橡樹子什麼的，然後一隻隻死掉——命運是奈何不得的。
這的的确确是一樁事倍功半的活計。
如今想來，假如那年舉辦“熱心聽他人講話者世界大賽”，毫無疑問我将榮獲冠軍。
作為獎品，大概至少能得到一盒炊用火柴。
我的交談對象中有一個火星出生的和一個金星出生的。
兩人的話給我以極深的印象。
最先講的是土星。
“那裡嘛……冷得不得了。
”他呻吟似的說，“一想都發、發暈。
” 他屬于某個政治性團體，該團體占據了大學校園的九号樓。
他的座右銘是“行動決定思想，反之則不可”。
至于什麼決定行動，卻無人指教。
可九号樓裡有飲用水冷卻器、電話和洗澡的熱水，二樓甚至有蠻别緻的音樂室，裡邊有兩千張唱片和A5阿爾特克唱機，堪稱天堂(較之有一股自行車賽場廁所那種味道的八号樓)。
他們每天早上用熱水齊刷刷刮去胡須，下午興之所緻地一個接一個打長途電話。
到了晚上，聚在一起聽唱片，以至秋天結束的時候他們個個成了西方古典音樂愛好者。
11月間一個天晴氣朗的午後，第三機動隊沖進九号樓時，據說裡邊正用最大音量播放威瓦爾弟《諧調的幻想》。
真假弄不清楚，卻是圍繞1969年的溫馨傳說之一。
我從堆得搖搖欲墜的用來作路障的長椅下面鑽過時，正隐約傳來海頓的G短調鋼琴奏鳴曲。
那撩人情懷的氣氛，同爬上開滿山茶花的山坡小路去女朋友家時一模一樣。
他勸我坐在最漂亮的一把椅子上，把溫吞吞的啤酒倒進從理學院弄來的寬口瓶子裡。
“而且引力大得很。
”他繼續講土星，“一個家夥踢在口裡吐出的香口膠殘渣上，競踢裂了趾甲。
地、地獄啊2” “是夠意思。
”我隔了兩秒附和道。
那時候我早已學到了各式各樣——不下三百種——附和方式。
“太、太陽小得很，小得就像從外場看放在本壘上的一個稿子，所以總黑麻麻的。
·”他歎息一聲。
“大家幹嗎不離開呢?”我問，“容易生活的星球另外也是有的嘛，何苦……” “不明白。
怕是因為生在那上面的吧——是、是這麼回事。
我大學畢業也回土星。
建、建設一個美好的國家。
搞、搞、搞革命。
” 總之我喜歡聽遙遠地方的故事。
我像冬眠前的熊一樣貯存好幾個這樣的地方。
一閉上眼睛，眼前就浮起街衢，現出房舍，傳來人語，甚至感覺得到人們那大約永遠一成不變的、徐緩然而實實在在的生之潮流。
直子也跟我講過好幾次。
我一字不差地記得她的話…… “不知道怎麼稱呼才好。
” 直子坐在陽光明朗的學校休息室裡，一隻手支着臉頰不無厭煩地說着，笑了笑。
我耐住性子等她繼續下文。
她說話總是慢悠悠的，總是字斟句酌。
我們面對面坐着。
中間一張紅色塑料桌，桌上放有一個滿滿裝着煙灰頭的紙杯。
從高高的窗口如魯本斯的畫一般射下的陽光，在桌面正中間畫出一條線，将明暗截然分開。
我放在桌面的兩手，右手在光照中，左手在陰影裡。
1969年春天，我們都正20歲。
休息室給我們這些穿着新皮鞋、夾着新講義、腦袋裡灌滿新腦漿的新生擠得再無插足之地，身旁始終有人因碰撞而互相埋怨，或互相道歉。
“那根本算不上城市。
”她繼續道，“有一條筆直筆直的鐵路，
有一段時間——10年前的事了——我不管三七二十一，逢人就問自己生身故鄉和成長期間住過的地方的事。
那個時代似乎極端缺乏願意聽人講話那一類型的人，所以無論哪一個都對我講得十分投入。
甚至有素不相識的人在哪裡聽說我這個嗜好而特意跑來一吐為快。
他們簡直像往枯井裡扔石子一樣向我說各種各樣——委實各種各樣——的事，說罷全都心滿意足地離去了。
有的說得洋洋自得，有的則怒氣沖沖，有的說得頭頭是道，有的則自始至終令人不知所雲。
而說的内容，有的枯燥無味，有的催人淚下，有的半開玩笑信口開河。
但我都盡最大努力地洗耳恭聽。
原因固然不得而知，反正看上去人人都想對一個人、或者對全世界拼命傳達什麼。
這使我聯想到被一個挨一個塞進紙殼箱裡的猴群。
我把這樣的猴們一隻隻從箱裡取出，小心拍去灰塵，“呼”一聲拍打屁股放歸草原。
它們的去向我不知道。
肯定在哪裡嚼着橡樹子什麼的，然後一隻隻死掉——命運是奈何不得的。
這的的确确是一樁事倍功半的活計。
如今想來，假如那年舉辦“熱心聽他人講話者世界大賽”，毫無疑問我将榮獲冠軍。
作為獎品，大概至少能得到一盒炊用火柴。
我的交談對象中有一個火星出生的和一個金星出生的。
兩人的話給我以極深的印象。
最先講的是土星。
“那裡嘛……冷得不得了。
”他呻吟似的說，“一想都發、發暈。
” 他屬于某個政治性團體，該團體占據了大學校園的九号樓。
他的座右銘是“行動決定思想，反之則不可”。
至于什麼決定行動，卻無人指教。
可九号樓裡有飲用水冷卻器、電話和洗澡的熱水，二樓甚至有蠻别緻的音樂室，裡邊有兩千張唱片和A5阿爾特克唱機，堪稱天堂(較之有一股自行車賽場廁所那種味道的八号樓)。
他們每天早上用熱水齊刷刷刮去胡須，下午興之所緻地一個接一個打長途電話。
到了晚上，聚在一起聽唱片，以至秋天結束的時候他們個個成了西方古典音樂愛好者。
11月間一個天晴氣朗的午後，第三機動隊沖進九号樓時，據說裡邊正用最大音量播放威瓦爾弟《諧調的幻想》。
真假弄不清楚，卻是圍繞1969年的溫馨傳說之一。
我從堆得搖搖欲墜的用來作路障的長椅下面鑽過時，正隐約傳來海頓的G短調鋼琴奏鳴曲。
那撩人情懷的氣氛，同爬上開滿山茶花的山坡小路去女朋友家時一模一樣。
他勸我坐在最漂亮的一把椅子上，把溫吞吞的啤酒倒進從理學院弄來的寬口瓶子裡。
“而且引力大得很。
”他繼續講土星，“一個家夥踢在口裡吐出的香口膠殘渣上，競踢裂了趾甲。
地、地獄啊2” “是夠意思。
”我隔了兩秒附和道。
那時候我早已學到了各式各樣——不下三百種——附和方式。
“太、太陽小得很，小得就像從外場看放在本壘上的一個稿子，所以總黑麻麻的。
·”他歎息一聲。
“大家幹嗎不離開呢?”我問，“容易生活的星球另外也是有的嘛，何苦……” “不明白。
怕是因為生在那上面的吧——是、是這麼回事。
我大學畢業也回土星。
建、建設一個美好的國家。
搞、搞、搞革命。
” 總之我喜歡聽遙遠地方的故事。
我像冬眠前的熊一樣貯存好幾個這樣的地方。
一閉上眼睛，眼前就浮起街衢，現出房舍，傳來人語，甚至感覺得到人們那大約永遠一成不變的、徐緩然而實實在在的生之潮流。
直子也跟我講過好幾次。
我一字不差地記得她的話…… “不知道怎麼稱呼才好。
” 直子坐在陽光明朗的學校休息室裡，一隻手支着臉頰不無厭煩地說着，笑了笑。
我耐住性子等她繼續下文。
她說話總是慢悠悠的，總是字斟句酌。
我們面對面坐着。
中間一張紅色塑料桌，桌上放有一個滿滿裝着煙灰頭的紙杯。
從高高的窗口如魯本斯的畫一般射下的陽光，在桌面正中間畫出一條線，将明暗截然分開。
我放在桌面的兩手，右手在光照中，左手在陰影裡。
1969年春天，我們都正20歲。
休息室給我們這些穿着新皮鞋、夾着新講義、腦袋裡灌滿新腦漿的新生擠得再無插足之地，身旁始終有人因碰撞而互相埋怨，或互相道歉。
“那根本算不上城市。
”她繼續道，“有一條筆直筆直的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