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層層相疊的殺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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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節
昭和六十二年二月十日早上七點十分，在新宿發生了一件奇怪的事件。
在新宿西口K商場前的巴士總站，開往中野車庫的K帝都巴士正在等待發車。
而就在這輛巴士上，發生了一起縱火事件。
嚴格的說，是縱火未遂。
當時巴士的前後門都敞開着，等待發車。
一個流浪漢模樣的男子拿着一個塑料瓶上了車。
正在他開始往車廂地闆上倒塑料罐裡的汽油時，乘客們一起上前，将他制伏。
但是，好不容易抓住的縱火未遂犯被他逃掉了。
這是有原因的。
因為從後門上車的這名男子不緊不慢地把事先準備好的汽油往地上撒，所以有幾名受驚的乘客争先從前門逃出。
而其中一人被出租車撞倒了。
雖然出租車行駛的速度并不是很快，但是從巴士逃下來的這個人被出租車撞倒後，頭部狠狠地摔倒了地上，立即昏迷了。
聞訊趕來的救護車将他送到醫院後，他因搶救無效死亡。
但其實他在現場時就已經沒救了。
因為發生了這樣的連環事件，所以縱火未遂犯趁着混亂，擺脫了乘客們的控制，逃之夭夭了。
但是，就在被出租車撞倒的男子躺在馬路上，而大家都在等待救護車到來的時候，巴士突然着火了。
一名乘客說，巴士着火的樣子完全可以用爆炸來形容。
或許是因為高溫，巴士的車窗玻璃一塊接一塊的變成白色粉末，四處飛散，火焰從車窗噴湧而出，形成火柱。
在都市清晨寒冷的空氣中，黑煙滾滾上升，轟響震驚四周。
着火的原因可能是有人把煙頭掉在了巴士附近。
巴士的乘客和聚集在周圍看熱鬧的人一下子逃竄開來，鎮定下來後，他們就再也沒有靠近着火的巴士，而是離得遠遠的了。
幸運的是，從縱火犯侵襲巴士到巴士着火，之間相隔了較長的時間，所以巴士裡沒有乘客滞留，也沒有其他人員傷亡。
犧牲者隻有那名因縱火犯的闖入而驚慌失措逃出巴士、被路過的出租車撞倒緻死的男子。
死者上衣口袋裡的名片表明了他的身份：九州鹿兒島N證券株式會社營業科長佐佐木德郎。
他看起來五十出頭。
很明顯，這起案件不是單純的縱火案，而是殺人未遂案。
案件造成一人死亡，這或許不是縱火犯的意圖所在。
但是，在載有乘客的待發巴士上倒汽油，這隻能說明犯人有殺害乘客的企圖。
這個事件由警署一科的重案組負責。
吉敷竹史向十幾名乘客、巴士司機和過路者等當事人詢問事件的經過，展開了調查。
調查過程中，這件貌似單純的西口巴士縱火案漸漸帶上了奇怪的色調。
首先，最奇怪的一點是——這起案件讓人馬上聯想到幾年前的另一個事件。
除了不可思議，再沒有詞語可以形容了。
這次的事件就是昭和五十五年八月十九日晚上發生的巴士縱火的真實再現。
無論是地點還是手法，這次的縱火案都與七年前夏日夜晚的那個事件一模一樣。
那時，縱火犯也是從後門上車。
巴士公司、巴士停放的位置，就連巴士要開往的目的地都一樣。
不同的是這次發生在早晨，而上次是夜晚。
此外，七年前的那個事件中，犯人在縱火前事先把汽油從塑料罐移入塑料水桶中，以緻縱火得逞，導緻三人死亡（最終為六人死亡）、四人重傷、十六人輕傷。
而這一次雖然巴士被放了火，但由于有時間間隔，沒有死傷者。
這也是兩次事件的不同之處吧。
吉敷首先考慮的就是，這兩次事件有什麼聯系呢。
在乘客的證詞中，也有一些奇怪的地方。
有位乘客當時坐在巴士最後一排的沙發座位上，當他看到犯人要在車廂裡撒汽油，便第一個沖上前去制止他。
據他所言，沖出巴士而被出租車撞倒的人坐在他右前方的沙發座位上。
按巴士行駛方向來說，他坐在巴士右邊的座位。
在右前方那個橫排的沙發上，除了他還坐了三個人。
被出租車撞倒的人——也就是佐佐木德郎——戴着銀邊眼睛，他的淺棕色帆布包一直放在地上。
奇怪的是那之後的事情。
手拿塑料瓶的縱火犯從後門一上車，佐佐木德郎就立馬沖向前門逃了出去。
據說那樣子可謂動如脫兔。
其他大部分乘客都是在犯人從塑料瓶裡往外倒汽油後才開始有所行動的。
佐佐木德郎好像認識犯人似的，一看到縱火犯就立即向前跑去，沖出了巴士。
但是，他的帆布包就那麼放在車廂地闆上了。
此後讓人費解的是，縱火犯并不是随意地往地闆上倒汽油，而是沖着佐佐木忘在地上的包倒汽油。
犯人倒汽油倒得很仔細，這給乘客提供了制伏他的時間。
這段證言自然引起了吉敷的興趣。
于是他調查了那個關鍵的帆布包，巴士裡的包已經無情地化作了一團灰。
雖然帆布包從裡到外都已燒成炭黑，但鑒識科人員還是根據殘骸鑒定出包内的物品。
可是，包裡的東西毫無特别之處，隻有毛衣、書、裝在鉛筆盒裡的文具等東西。
大家都覺得這有些蹊跷——一名年過五十的骨幹職員怎麼會随身帶着這些東西呢。
正在這時，答案揭曉了。
那天傍晚，死者佐佐木德郎的兒子找到警察，說明了自己的身份。
他叫佐佐木浩一，是鹿兒島的高中生，為了參加高考來到東京。
二月十日是J大學的考試日，所以案發那天早上，他自己先去了四谷的J大學。
他說他和陪他來東京考試的父親約好，父親随後把考試用具給他捎去。
但是仔細一聽，這話也很是奇怪。
為什麼考生不帶考試用具就自己先去了考場呢。
聽了吉敷的這個問題，浩一回答說因為他和父親走散了。
佐佐木父子為了兒子高考來到東京，從二月七日開始住在新宿K賓館。
十日早晨，浩一要去J大的考場，當他走出房間時，父親好像突然想起了什麼急事，他從屋裡對浩一說讓他先到一樓預約一輛出租車，自己随後就下去。
看樣子，父親好像是要打個電話。
因為父親拿着自己的包，浩一覺得還是自己拿包比較好，父親卻說“我幫你拿去”，于是浩一就空着手去坐電梯了。
但左等右等父親也沒下來。
眼看自己叫的出租車就要來了，佐佐木浩一萬分着急。
大廳裡還有很多考生在等出租車。
浩一先用賓館的内線電話給房間打了個電話，但沒有人接；他又急忙坐上電梯跑回房間，但房間門已經被鎖上了。
兒子想父親應該會随後趕到，迫不得已隻能自己坐上出租車，先去了大學考場。
當時他身上隻帶準考證。
但是到了考場，等了半天，父親還是沒有來，于是他不得不向大學工作人員說明情況，借了文具參加考試。
中午他在大學附近的小酒吧吃飯時，看到電視上說新宿西口發生了巴士縱火案，而父親出了交通事故。
考試一結束，他就緊急聯系了警方。
佐佐木浩一的證言是說得通的。
但是這樣一來，又産生了一個疑點，那就是父親的行動。
按浩一所說，父親應該刻不容緩的追随兒子的腳步趕去在四谷的J大學，但他卻不緊不慢的坐上了在新宿西口發車的巴士。
如果因為怕堵車所以不打出租車而選擇坐城鐵，這還說得過去。
但他坐的是巴士，而且那輛巴士是開往中野車庫的車——中野車庫與四谷在城市對角線的兩端。
父親到底為什麼做出如此奇怪的舉動呢。
首先能想到的是——是不是父親不在意兒子的高考？可是，根據兒子所言，事實完全相反。
佐佐木德郎是東京大學畢業的優秀證券師，對自己的學曆非常驕傲。
他經常唠叨兒子的學業，甚至把“進不了一流大學就要斷絕父子關系”這樣的話當做口頭禅，總是挂在嘴上。
所以兒子說這次父親的舉動真是讓人摸不着頭腦。
在兒子高考的重要日子，對兒子升學格外關心的白領精英到底要帶着兒子的文具去哪裡呢？ 不過，仔細想一想，高考隻需要鉛筆和橡皮就可以了。
到了考場，再翻參考書也沒有用了。
大學的教室一般沒有暖氣，比較冷，所以考生常常會帶着懷爐或毛衣。
佐佐木浩一也在包裡放了件毛衣，不過這種東西即使沒有，對考試也無大礙。
這樣看來，這位父親的舉動或許也不值得大驚小怪。
但對于一個特意陪兒子來東京考試的父親來說，他的舉動無疑是很古怪的。
那麼中野車庫那邊有什麼呢？是有熟人嗎？要是去見熟人的話，不能等到兒子考試結束再去嗎？ 揭開這個謎題的關鍵，是不是在于兒子說的“父親好像打過一通電話”？難道電話裡發生了什麼，導緻父親忘了自己的事情、在兒子高考的日子裡要跑到和J大學反方向的四谷去？ 但是，這裡出現了不可思議的事情。
吉敷問了賓館的人，他們說父親并沒有打過電話。
不是，這麼說多少有些欠妥。
應該說，在K賓館的電腦上，沒有佐佐木父子住的1108号房間在二月十日早上的通話記錄。
聽到這個情況，吉敷陷入了思考。
那麼是不是有訪客呢？不過，即使有訪客，難道不能到晚上再說？要知道，這可是兒子高考的大日子，而且父親還拿着兒子的文具。
賓館的前台接待說，二月七到十日，至少前台沒有接待過找佐佐木德郎的人。
兒子也說沒有訪客之類的人。
到十日早上為止，父親在晚上會外出一會兒，但除此之外沒有任何奇怪舉動。
看來這條線暫時走不下去了。
此外，還有一點值得注意。
那就是那輛巴士上其他乘客的證言。
佐佐木德郎坐在靠近後門的長沙發座上，面朝開車的方向。
好幾位乘客都說他左右的座位是空的，看起來沒有人和他同行。
更重要的是，他沒有表現出任何焦慮的神情，而是一個人優哉遊哉的坐在那裡。
這樣看來他是在等待巴士發車。
但手拿塑料瓶的縱火犯從後門一上車，佐佐木德郎就像條件反射似的立馬奔向前門跑出去了。
大多數乘客是在那人擰開瓶蓋、往車上倒汽油時，才知道這個從後門上來的流浪漢是縱火犯。
因此有個乘客諷刺佐佐木德郎的直覺很敏銳。
不過大部分乘客都覺得佐佐木好像認識那個縱火犯。
但奇怪的是，這次的縱火犯和七年前的巴士縱火犯一樣，不是把汽油在闆地上灑開，而是集中倒在一個地方。
而且，這個地方竟是佐佐木德郎忘在地闆上的包，那個裝有兒子考試文具的包。
把包忘在地闆上就倉皇逃走，這也難以理解。
雖然有可能是因為着急而忘了拿，但如此重要的東西會這麼輕易忘記嗎？ 或許是他忘了拿，但為什麼縱火犯對别的地方看都不看，直接朝着佐佐木德郎的包倒汽油呢？這個包明明沒有什麼特殊價值。
這馬上讓人産生一個聯想——這個流浪漢和佐佐木有仇。
這次的巴士縱火案和七年前的案子有所不同，是具有一定計劃性的。
所以吉敷推測，犯人可能是看到佐佐木這個特定目标上車後才想到要縱火的。
是這麼一回事嗎？ 那麼，這次的案件和七年前的案件驚人的相似，這其中是不是有什麼緣由呢。
吉敷考慮調查一下昭和五十五年的那起案件。
但是，如果把這次的案件看做是流浪漢男子對佐佐木的複仇，那麼仍在存在很多疑問。
——首先，如果流浪漢是看到佐佐木上車後才産生了縱火的念頭，他能這麼容易的找到汽油嗎？ 此外，如果這是針對佐佐木的報仇，佐佐木逃跑時，犯人完全可以對着他的後背潑汽油啊。
把裝有兒子考試文具的包燒掉，又有什麼用呢。
不管怎樣，吉敷考慮還是先調查一下七年前夏天發生的那起案件。
第二節 一經調查，吉敷發現七年前的案件和這次的案件一樣，包含着這樣那樣的疑點。
犯人丸山博文（當時三十八歲）和現在“深川街頭殺人犯”的川俣軍司一樣，被判無期徒刑，現在處在服刑期中。
但是從案件發生到昭和五十五年夏天案件偵破，這之間的過程尚有很多不明之處。
當晚逮住犯人的是在案發現場附近的福崎久司氏（化名?當時二十八歲）和他的一個朋友。
但是他們并不是直接目擊者，沒有親眼看到丸山縱火。
當時旁邊一個叫谷川文吾（化名?土木建築職業，當時三十五歲）的人指着丸山叫道“他是犯人”，福崎兩人隻不過是追上去捉住了丸山。
福崎氏說，那時候谷川并沒有和他們一起追犯人，而是一動不動的站在馬路上吃飯團。
在之後的新聞發布會上，谷川氏解釋說是因為當時忙着滅火，所以沒有去追犯人。
但福崎氏說，谷川即使在記者見面會時也是壓低帽子、躲避人們的目光。
此外，丸山在作案後的逃跑路線也讓人百思不得其解。
一般來說，應該跑去新宿西口或混入地下街的人群，但犯人故意穿過馬路、往行人稀少的安田生命大樓方向走去，最後居然在地下街的入口處蹲了下來。
案件相關物證也很匮乏。
作案用的塑料桶上沒有檢測出指紋。
隻有目擊者的證言和犯人的自供。
而這個自供可以說沒有什麼說服力。
丸山在八月二十二日就交代了犯罪事實，但直到九月六日才交代了犯罪動機。
而且所謂動機也隻是很通俗、很形式化的說辭——“世上的人都覺得生活很幸福，我就想做件讓他們吃驚、讓他們感到不幸的事。
”這自然讓人懷疑丸山是在調查隊的引導下才這麼交代的。
案發後警察在現場豎起标牌，以征集目擊者。
這說明警察也覺得現有的目擊者證言缺乏說服力。
目擊者谷川氏居無定所，這也使其證言的可信度有所下降。
本以為谷川的住處是東京田端的姐姐家，但和谷川的姐夫聯系後，姐夫說：“我三四年都沒見過他了，這次出了事才知道原來他還活着啊”。
谷川就是這樣一個人。
當時，警察對媒體宣稱谷川氏和福崎氏一起逮住丸山、并目擊了整個事件的經過。
但福崎氏說事實并非如此。
而關于指紋，警方認為因為犯人在滿手是油的情況下作案，所以沒有留下指紋。
這的确是事實。
另一個事實是——不管怎麼說，發生在七年前夏夜的慘案留下了許多疑點。
吉敷考慮，在七年後的二月發生的這起案件，如果是有人為了七年前的事情而報複佐佐木，那麼佐佐木必然和昭和五十五年的案件有直接關系。
于是吉敷托鹿兒島警署調查此事。
五十五年那起案件的縱火犯不一樣，昭和六十二年的縱火犯混入了新宿的人群，至今仍逍遙法外。
吉敷想——如果能逮到縱火的流浪漢，也許能多了解一些這起奇怪案件的内幕。
這次的縱火犯和上次的不一樣，不是沖動性的無差别殺人，而是有計劃的實施縱火。
他的目的是什麼？想來想去，其目标還是從鹿兒島來到東京的佐佐木。
縱火犯的舉動和更難解釋的佐佐木的行動之間可能有什麼因果關系。
那麼這是縱火犯對佐佐木的報複嗎？真是這樣的話，就必須考慮相隔七年的兩個案件之間有什麼相似性。
說是相似性，其實用“雙胞胎案件”加以描述更為貼切。
如此想來，被縱火犯盯上的佐佐木應該經曆過昭和五十五年的縱火案。
即使不是現場經曆，也應該和案子有很強的關聯。
到此為止，推理進行得很自然。
吉敷打算先聯系鹿兒島警署。
此外，流浪漢模樣的縱火犯也是重點。
幸運的是，這次有很多目擊者。
而且，因為有一陣兒犯人被大家捉住了，所以很多人清楚地看到了他的臉。
這樣一來，犯人的畫像就好做了。
此外，還有犯罪遺留物品——裝着汽油的塑料瓶。
這是追蹤犯人去向的重要線索。
但是現在除了知道犯人是四十歲左右的流浪漢模樣的男性，其他的情況一概不知。
新宿地下是流浪漢的聚集地。
有的人生來就居無定所，像乞丐一樣在這裡生活。
更多的人是來東京打工卻在返鄉前賭光了所有的錢，以至于回不可家，隻能住在新宿地下。
聽說流浪漢中還有大學畢業生。
總的人數大概有一百多人，但由于他們的流動性強，所以新宿警署也無法統計出一個确切數字。
新宿地下有這麼多人，即使犯人藏在那裡，也很難展開搜查。
第三節 “請問是搜查一科的吉敷警官嗎？我們之前接到了您的電話。
”一個雷鳴般的聲音從電話裡傳來。
即使耳朵離話筒很遠，還是聽得很清楚。
“我是吉敷。
” 一聽到吉敷的回答，對方的聲音變得更大了：“在下是鹿兒島警署刑事科的留井。
您托我們調查佐佐木德郎，我想在電話裡向您彙報一下調查的情況。
” 吉敷在椅子一下子上坐直了：“我們一直在等候您的回複。
不好意思，給您添麻煩了。
” “哪有哪有，都是工作嘛。
” “那麼，調查怎麼樣？”吉敷把身子向前倚去，一隻胳膊支在桌子上。
“佐佐木德郎是東大畢業的白領精英，在我們這裡可以算是名流了。
昭和七十年生，四十五歲，有一個叫浩一的兒子。
” “嗯……”吉敷靜靜的聽着。
但是以上的情況他已經大體了解了。
“他住在鹿兒島市一個叫池上町的地方，房子很氣派，最近一部分在翻新。
因為昭和六十年的大降灰，原本比較舊的二樓，有一部分房頂掉下來了。
” “嗯？您剛才說……什麼？”吉敷問道，“大降灰？” “是的。
咦？您不知道嗎？” “是啊，不知道。
” 吉敷常常遇到這種情況。
委托地方警署進行調查時，在地方上發生的著名事件，吉敷一點也不了解。
但地方上的人想當然的認為大家都應該知道，所以交流中經常産生障礙，讓他們感到很驚訝。
這可能是因為吉敷工作太忙了。
一有案子，就從早到晚忙個不停。
幾乎沒有看電視的時間。
周刊的話，若不是對偵查有用的，吉敷這些年也沒看過。
有時很多天連報紙也沒空讀。
“鹿兒島這邊啊，每年櫻島的火山灰都落得很厲害，東京那邊的霧啊環境污染啊什麼的，和這個比起來根本不算什麼。
昭和六十年的夏天，就是前年了，前年的春天到夏天期間，那降灰量真是破天荒得多啊，有可能是建國以來最多的一次。
嚴重的時候，走在街上，能見度隻有十米。
很多人都患上了哮喘病，交通水洩不通，樹都枯死了，收成也大減啊。
那時候真的很慘。
” “唔……”吉敷對此一無所知。
“鹿兒島整個城市被火山灰籠罩着，到處都是白色的，成了一座鬼城。
六十年八月一個月的降灰就相當于之前好幾年的降灰量呢。
” “啊，這樣……” “列車鐵軌上的自動鐵道口因為火山灰導緻運行錯誤，發生了交通事故。
因為火山灰會把店裡弄髒，所以店主都拉下卷簾門，遊客也不來了。
鹿兒島的商業跌倒谷底，非常慘淡。
‘既然沒有客人來，就把店關了吧’，正當人們這麼想的時候，又從櫻島[1]落下巨大的飛石，有的旅館屋頂都被砸爛了。
真是禍不單行啊。
” “哦，是這樣啊。
那麼，佐佐木家的屋頂……” “啊對！鹿兒島很多家的屋頂都積了好多的灰，舊一點的房子甚至屋頂都掉下來了。
佐佐木家就是其中之一。
為了給屋頂除灰，全九州的家政服務公司都集中到鹿兒島來了。
這次降灰，獲利的隻有家政服務公司和除灰機的生産商。
” “啊是嗎，真是不得了啊。
” “的确啊。
直到現在，在鹿兒島這邊，那次降灰仍然是人們談論的話題。
大家都說，怎麼就住在這麼糟糕的地方了呢。
” “那個，關于佐佐木德郎……” “啊，對對，佐佐木德郎。
他從東大畢業……，這點已經彙報過了是吧。
嗯，那個，您拜托我們調查的是什麼事情啊？” “昭和五十五年，在新宿發生過一起和這次案件很相似的巴士縱火案。
我們有理由推測，佐佐木德郎和五十五年八月的那起案子有關。
那是昭和五十五年八月九日晚上九點過後發生的案子。
那麼，昭和五十五年八月，佐佐木有沒有來過東京呢？” 吉敷這麼一問，鹿兒島警署的留井立馬做出了否定的回答：“沒有。
關于這個啊，百分之百沒有。
我們仔細調查了他昭和五十五的出勤表，佐佐木一直、一直在鹿兒島。
沒出過一次差。
一直在鹿兒島待着呐。
那年春天有公司職員春遊，但去的地方是山xx道，和東京沒關系。
還有，我們也了解到了那年八月佐佐木每周周末都幹了什麼。
” “周末他都幹什麼？” “在家待着啊。
他妻子全都記得。
” “唔。
” “佐佐木就是這麼一個沒有什麼愛好的男人。
周日就在家看書，好像也打打高爾夫，但也就是這些。
嗯，其實我們這些人都一樣啦。
” “哎。
”吉敷歎了一口氣。
這樣一來，東京警署就沒辦法了。
佐佐木一直待在鹿兒島的話，就不會牽扯進五十五年的巴士縱火案，也不會得罪流浪漢男子了。
“我明白了。
真是麻煩您了。
如果再想起什麼線索可能還要給您打電話。
” “沒事沒事，随時都可以。
這次的調查結果能滿足您的需要嗎，是不是沒什麼價值啊？”留井終于把粗嗓門放低了，他很擔心地說。
“啊，老實說，的确是這樣……” “啊，這樣啊……” “我再重新想一想。
您那邊還有什麼其他線索嗎？” “哦，這條消息不知道有沒有用。
佐佐木德郎的妻子說，他書房的抽屜裡放着剪報。
” “剪報？” “是的。
” “什麼樣的剪報？” “剪報内容都是些無關緊要的小事。
他的妻子說，佐佐木有個癖好——他覺得重要的報紙内容、一下子把他吸住的的那些報道，他都放在書桌左面的抽屜裡。
他坐在書桌前的時候會打開抽屜，拿出來一邊看一邊想。
雖然佐佐木把抽屜上了鎖，但妻子知道鑰匙放在哪裡。
哎，世上的妻子都是這樣……” “是什麼剪報？”吉敷的語氣變強了一點。
“是賽馬騎手的事情。
現在我拿在手上，需要讀一下嗎？” “好的，麻煩了。
” “标題是《騎手洩露馬匹狀況》，‘中央賽馬的
在新宿西口K商場前的巴士總站，開往中野車庫的K帝都巴士正在等待發車。
而就在這輛巴士上，發生了一起縱火事件。
嚴格的說，是縱火未遂。
當時巴士的前後門都敞開着，等待發車。
一個流浪漢模樣的男子拿着一個塑料瓶上了車。
正在他開始往車廂地闆上倒塑料罐裡的汽油時，乘客們一起上前，将他制伏。
但是，好不容易抓住的縱火未遂犯被他逃掉了。
這是有原因的。
因為從後門上車的這名男子不緊不慢地把事先準備好的汽油往地上撒，所以有幾名受驚的乘客争先從前門逃出。
而其中一人被出租車撞倒了。
雖然出租車行駛的速度并不是很快，但是從巴士逃下來的這個人被出租車撞倒後，頭部狠狠地摔倒了地上，立即昏迷了。
聞訊趕來的救護車将他送到醫院後，他因搶救無效死亡。
但其實他在現場時就已經沒救了。
因為發生了這樣的連環事件，所以縱火未遂犯趁着混亂，擺脫了乘客們的控制，逃之夭夭了。
但是，就在被出租車撞倒的男子躺在馬路上，而大家都在等待救護車到來的時候，巴士突然着火了。
一名乘客說，巴士着火的樣子完全可以用爆炸來形容。
或許是因為高溫，巴士的車窗玻璃一塊接一塊的變成白色粉末，四處飛散，火焰從車窗噴湧而出，形成火柱。
在都市清晨寒冷的空氣中，黑煙滾滾上升，轟響震驚四周。
着火的原因可能是有人把煙頭掉在了巴士附近。
巴士的乘客和聚集在周圍看熱鬧的人一下子逃竄開來，鎮定下來後，他們就再也沒有靠近着火的巴士，而是離得遠遠的了。
幸運的是，從縱火犯侵襲巴士到巴士着火，之間相隔了較長的時間，所以巴士裡沒有乘客滞留，也沒有其他人員傷亡。
犧牲者隻有那名因縱火犯的闖入而驚慌失措逃出巴士、被路過的出租車撞倒緻死的男子。
死者上衣口袋裡的名片表明了他的身份：九州鹿兒島N證券株式會社營業科長佐佐木德郎。
他看起來五十出頭。
很明顯，這起案件不是單純的縱火案，而是殺人未遂案。
案件造成一人死亡，這或許不是縱火犯的意圖所在。
但是，在載有乘客的待發巴士上倒汽油，這隻能說明犯人有殺害乘客的企圖。
這個事件由警署一科的重案組負責。
吉敷竹史向十幾名乘客、巴士司機和過路者等當事人詢問事件的經過，展開了調查。
調查過程中，這件貌似單純的西口巴士縱火案漸漸帶上了奇怪的色調。
首先，最奇怪的一點是——這起案件讓人馬上聯想到幾年前的另一個事件。
除了不可思議，再沒有詞語可以形容了。
這次的事件就是昭和五十五年八月十九日晚上發生的巴士縱火的真實再現。
無論是地點還是手法，這次的縱火案都與七年前夏日夜晚的那個事件一模一樣。
那時，縱火犯也是從後門上車。
巴士公司、巴士停放的位置，就連巴士要開往的目的地都一樣。
不同的是這次發生在早晨，而上次是夜晚。
此外，七年前的那個事件中，犯人在縱火前事先把汽油從塑料罐移入塑料水桶中，以緻縱火得逞，導緻三人死亡（最終為六人死亡）、四人重傷、十六人輕傷。
而這一次雖然巴士被放了火，但由于有時間間隔，沒有死傷者。
這也是兩次事件的不同之處吧。
吉敷首先考慮的就是，這兩次事件有什麼聯系呢。
在乘客的證詞中，也有一些奇怪的地方。
有位乘客當時坐在巴士最後一排的沙發座位上，當他看到犯人要在車廂裡撒汽油，便第一個沖上前去制止他。
據他所言，沖出巴士而被出租車撞倒的人坐在他右前方的沙發座位上。
按巴士行駛方向來說，他坐在巴士右邊的座位。
在右前方那個橫排的沙發上，除了他還坐了三個人。
被出租車撞倒的人——也就是佐佐木德郎——戴着銀邊眼睛，他的淺棕色帆布包一直放在地上。
奇怪的是那之後的事情。
手拿塑料瓶的縱火犯從後門一上車，佐佐木德郎就立馬沖向前門逃了出去。
據說那樣子可謂動如脫兔。
其他大部分乘客都是在犯人從塑料瓶裡往外倒汽油後才開始有所行動的。
佐佐木德郎好像認識犯人似的，一看到縱火犯就立即向前跑去，沖出了巴士。
但是，他的帆布包就那麼放在車廂地闆上了。
此後讓人費解的是，縱火犯并不是随意地往地闆上倒汽油，而是沖着佐佐木忘在地上的包倒汽油。
犯人倒汽油倒得很仔細，這給乘客提供了制伏他的時間。
這段證言自然引起了吉敷的興趣。
于是他調查了那個關鍵的帆布包，巴士裡的包已經無情地化作了一團灰。
雖然帆布包從裡到外都已燒成炭黑，但鑒識科人員還是根據殘骸鑒定出包内的物品。
可是，包裡的東西毫無特别之處，隻有毛衣、書、裝在鉛筆盒裡的文具等東西。
大家都覺得這有些蹊跷——一名年過五十的骨幹職員怎麼會随身帶着這些東西呢。
正在這時，答案揭曉了。
那天傍晚，死者佐佐木德郎的兒子找到警察，說明了自己的身份。
他叫佐佐木浩一，是鹿兒島的高中生，為了參加高考來到東京。
二月十日是J大學的考試日，所以案發那天早上，他自己先去了四谷的J大學。
他說他和陪他來東京考試的父親約好，父親随後把考試用具給他捎去。
但是仔細一聽，這話也很是奇怪。
為什麼考生不帶考試用具就自己先去了考場呢。
聽了吉敷的這個問題，浩一回答說因為他和父親走散了。
佐佐木父子為了兒子高考來到東京，從二月七日開始住在新宿K賓館。
十日早晨，浩一要去J大的考場，當他走出房間時，父親好像突然想起了什麼急事，他從屋裡對浩一說讓他先到一樓預約一輛出租車，自己随後就下去。
看樣子，父親好像是要打個電話。
因為父親拿着自己的包，浩一覺得還是自己拿包比較好，父親卻說“我幫你拿去”，于是浩一就空着手去坐電梯了。
但左等右等父親也沒下來。
眼看自己叫的出租車就要來了，佐佐木浩一萬分着急。
大廳裡還有很多考生在等出租車。
浩一先用賓館的内線電話給房間打了個電話，但沒有人接；他又急忙坐上電梯跑回房間，但房間門已經被鎖上了。
兒子想父親應該會随後趕到，迫不得已隻能自己坐上出租車，先去了大學考場。
當時他身上隻帶準考證。
但是到了考場，等了半天，父親還是沒有來，于是他不得不向大學工作人員說明情況，借了文具參加考試。
中午他在大學附近的小酒吧吃飯時，看到電視上說新宿西口發生了巴士縱火案，而父親出了交通事故。
考試一結束，他就緊急聯系了警方。
佐佐木浩一的證言是說得通的。
但是這樣一來，又産生了一個疑點，那就是父親的行動。
按浩一所說，父親應該刻不容緩的追随兒子的腳步趕去在四谷的J大學，但他卻不緊不慢的坐上了在新宿西口發車的巴士。
如果因為怕堵車所以不打出租車而選擇坐城鐵，這還說得過去。
但他坐的是巴士，而且那輛巴士是開往中野車庫的車——中野車庫與四谷在城市對角線的兩端。
父親到底為什麼做出如此奇怪的舉動呢。
首先能想到的是——是不是父親不在意兒子的高考？可是，根據兒子所言，事實完全相反。
佐佐木德郎是東京大學畢業的優秀證券師，對自己的學曆非常驕傲。
他經常唠叨兒子的學業，甚至把“進不了一流大學就要斷絕父子關系”這樣的話當做口頭禅，總是挂在嘴上。
所以兒子說這次父親的舉動真是讓人摸不着頭腦。
在兒子高考的重要日子，對兒子升學格外關心的白領精英到底要帶着兒子的文具去哪裡呢？ 不過，仔細想一想，高考隻需要鉛筆和橡皮就可以了。
到了考場，再翻參考書也沒有用了。
大學的教室一般沒有暖氣，比較冷，所以考生常常會帶着懷爐或毛衣。
佐佐木浩一也在包裡放了件毛衣，不過這種東西即使沒有，對考試也無大礙。
這樣看來，這位父親的舉動或許也不值得大驚小怪。
但對于一個特意陪兒子來東京考試的父親來說，他的舉動無疑是很古怪的。
那麼中野車庫那邊有什麼呢？是有熟人嗎？要是去見熟人的話，不能等到兒子考試結束再去嗎？ 揭開這個謎題的關鍵，是不是在于兒子說的“父親好像打過一通電話”？難道電話裡發生了什麼，導緻父親忘了自己的事情、在兒子高考的日子裡要跑到和J大學反方向的四谷去？ 但是，這裡出現了不可思議的事情。
吉敷問了賓館的人，他們說父親并沒有打過電話。
不是，這麼說多少有些欠妥。
應該說，在K賓館的電腦上，沒有佐佐木父子住的1108号房間在二月十日早上的通話記錄。
聽到這個情況，吉敷陷入了思考。
那麼是不是有訪客呢？不過，即使有訪客，難道不能到晚上再說？要知道，這可是兒子高考的大日子，而且父親還拿着兒子的文具。
賓館的前台接待說，二月七到十日，至少前台沒有接待過找佐佐木德郎的人。
兒子也說沒有訪客之類的人。
到十日早上為止，父親在晚上會外出一會兒，但除此之外沒有任何奇怪舉動。
看來這條線暫時走不下去了。
此外，還有一點值得注意。
那就是那輛巴士上其他乘客的證言。
佐佐木德郎坐在靠近後門的長沙發座上，面朝開車的方向。
好幾位乘客都說他左右的座位是空的，看起來沒有人和他同行。
更重要的是，他沒有表現出任何焦慮的神情，而是一個人優哉遊哉的坐在那裡。
這樣看來他是在等待巴士發車。
但手拿塑料瓶的縱火犯從後門一上車，佐佐木德郎就像條件反射似的立馬奔向前門跑出去了。
大多數乘客是在那人擰開瓶蓋、往車上倒汽油時，才知道這個從後門上來的流浪漢是縱火犯。
因此有個乘客諷刺佐佐木德郎的直覺很敏銳。
不過大部分乘客都覺得佐佐木好像認識那個縱火犯。
但奇怪的是，這次的縱火犯和七年前的巴士縱火犯一樣，不是把汽油在闆地上灑開，而是集中倒在一個地方。
而且，這個地方竟是佐佐木德郎忘在地闆上的包，那個裝有兒子考試文具的包。
把包忘在地闆上就倉皇逃走，這也難以理解。
雖然有可能是因為着急而忘了拿，但如此重要的東西會這麼輕易忘記嗎？ 或許是他忘了拿，但為什麼縱火犯對别的地方看都不看，直接朝着佐佐木德郎的包倒汽油呢？這個包明明沒有什麼特殊價值。
這馬上讓人産生一個聯想——這個流浪漢和佐佐木有仇。
這次的巴士縱火案和七年前的案子有所不同，是具有一定計劃性的。
所以吉敷推測，犯人可能是看到佐佐木這個特定目标上車後才想到要縱火的。
是這麼一回事嗎？ 那麼，這次的案件和七年前的案件驚人的相似，這其中是不是有什麼緣由呢。
吉敷考慮調查一下昭和五十五年的那起案件。
但是，如果把這次的案件看做是流浪漢男子對佐佐木的複仇，那麼仍在存在很多疑問。
——首先，如果流浪漢是看到佐佐木上車後才産生了縱火的念頭，他能這麼容易的找到汽油嗎？ 此外，如果這是針對佐佐木的報仇，佐佐木逃跑時，犯人完全可以對着他的後背潑汽油啊。
把裝有兒子考試文具的包燒掉，又有什麼用呢。
不管怎樣，吉敷考慮還是先調查一下七年前夏天發生的那起案件。
第二節 一經調查，吉敷發現七年前的案件和這次的案件一樣，包含着這樣那樣的疑點。
犯人丸山博文（當時三十八歲）和現在“深川街頭殺人犯”的川俣軍司一樣，被判無期徒刑，現在處在服刑期中。
但是從案件發生到昭和五十五年夏天案件偵破，這之間的過程尚有很多不明之處。
當晚逮住犯人的是在案發現場附近的福崎久司氏（化名?當時二十八歲）和他的一個朋友。
但是他們并不是直接目擊者，沒有親眼看到丸山縱火。
當時旁邊一個叫谷川文吾（化名?土木建築職業，當時三十五歲）的人指着丸山叫道“他是犯人”，福崎兩人隻不過是追上去捉住了丸山。
福崎氏說，那時候谷川并沒有和他們一起追犯人，而是一動不動的站在馬路上吃飯團。
在之後的新聞發布會上，谷川氏解釋說是因為當時忙着滅火，所以沒有去追犯人。
但福崎氏說，谷川即使在記者見面會時也是壓低帽子、躲避人們的目光。
此外，丸山在作案後的逃跑路線也讓人百思不得其解。
一般來說，應該跑去新宿西口或混入地下街的人群，但犯人故意穿過馬路、往行人稀少的安田生命大樓方向走去，最後居然在地下街的入口處蹲了下來。
案件相關物證也很匮乏。
作案用的塑料桶上沒有檢測出指紋。
隻有目擊者的證言和犯人的自供。
而這個自供可以說沒有什麼說服力。
丸山在八月二十二日就交代了犯罪事實，但直到九月六日才交代了犯罪動機。
而且所謂動機也隻是很通俗、很形式化的說辭——“世上的人都覺得生活很幸福，我就想做件讓他們吃驚、讓他們感到不幸的事。
”這自然讓人懷疑丸山是在調查隊的引導下才這麼交代的。
案發後警察在現場豎起标牌，以征集目擊者。
這說明警察也覺得現有的目擊者證言缺乏說服力。
目擊者谷川氏居無定所，這也使其證言的可信度有所下降。
本以為谷川的住處是東京田端的姐姐家，但和谷川的姐夫聯系後，姐夫說：“我三四年都沒見過他了，這次出了事才知道原來他還活着啊”。
谷川就是這樣一個人。
當時，警察對媒體宣稱谷川氏和福崎氏一起逮住丸山、并目擊了整個事件的經過。
但福崎氏說事實并非如此。
而關于指紋，警方認為因為犯人在滿手是油的情況下作案，所以沒有留下指紋。
這的确是事實。
另一個事實是——不管怎麼說，發生在七年前夏夜的慘案留下了許多疑點。
吉敷考慮，在七年後的二月發生的這起案件，如果是有人為了七年前的事情而報複佐佐木，那麼佐佐木必然和昭和五十五年的案件有直接關系。
于是吉敷托鹿兒島警署調查此事。
五十五年那起案件的縱火犯不一樣，昭和六十二年的縱火犯混入了新宿的人群，至今仍逍遙法外。
吉敷想——如果能逮到縱火的流浪漢，也許能多了解一些這起奇怪案件的内幕。
這次的縱火犯和上次的不一樣，不是沖動性的無差别殺人，而是有計劃的實施縱火。
他的目的是什麼？想來想去，其目标還是從鹿兒島來到東京的佐佐木。
縱火犯的舉動和更難解釋的佐佐木的行動之間可能有什麼因果關系。
那麼這是縱火犯對佐佐木的報複嗎？真是這樣的話，就必須考慮相隔七年的兩個案件之間有什麼相似性。
說是相似性，其實用“雙胞胎案件”加以描述更為貼切。
如此想來，被縱火犯盯上的佐佐木應該經曆過昭和五十五年的縱火案。
即使不是現場經曆，也應該和案子有很強的關聯。
到此為止，推理進行得很自然。
吉敷打算先聯系鹿兒島警署。
此外，流浪漢模樣的縱火犯也是重點。
幸運的是，這次有很多目擊者。
而且，因為有一陣兒犯人被大家捉住了，所以很多人清楚地看到了他的臉。
這樣一來，犯人的畫像就好做了。
此外，還有犯罪遺留物品——裝着汽油的塑料瓶。
這是追蹤犯人去向的重要線索。
但是現在除了知道犯人是四十歲左右的流浪漢模樣的男性，其他的情況一概不知。
新宿地下是流浪漢的聚集地。
有的人生來就居無定所，像乞丐一樣在這裡生活。
更多的人是來東京打工卻在返鄉前賭光了所有的錢，以至于回不可家，隻能住在新宿地下。
聽說流浪漢中還有大學畢業生。
總的人數大概有一百多人，但由于他們的流動性強，所以新宿警署也無法統計出一個确切數字。
新宿地下有這麼多人，即使犯人藏在那裡，也很難展開搜查。
第三節 “請問是搜查一科的吉敷警官嗎？我們之前接到了您的電話。
”一個雷鳴般的聲音從電話裡傳來。
即使耳朵離話筒很遠，還是聽得很清楚。
“我是吉敷。
” 一聽到吉敷的回答，對方的聲音變得更大了：“在下是鹿兒島警署刑事科的留井。
您托我們調查佐佐木德郎，我想在電話裡向您彙報一下調查的情況。
” 吉敷在椅子一下子上坐直了：“我們一直在等候您的回複。
不好意思，給您添麻煩了。
” “哪有哪有，都是工作嘛。
” “那麼，調查怎麼樣？”吉敷把身子向前倚去，一隻胳膊支在桌子上。
“佐佐木德郎是東大畢業的白領精英，在我們這裡可以算是名流了。
昭和七十年生，四十五歲，有一個叫浩一的兒子。
” “嗯……”吉敷靜靜的聽着。
但是以上的情況他已經大體了解了。
“他住在鹿兒島市一個叫池上町的地方，房子很氣派，最近一部分在翻新。
因為昭和六十年的大降灰，原本比較舊的二樓，有一部分房頂掉下來了。
” “嗯？您剛才說……什麼？”吉敷問道，“大降灰？” “是的。
咦？您不知道嗎？” “是啊，不知道。
” 吉敷常常遇到這種情況。
委托地方警署進行調查時，在地方上發生的著名事件，吉敷一點也不了解。
但地方上的人想當然的認為大家都應該知道，所以交流中經常産生障礙，讓他們感到很驚訝。
這可能是因為吉敷工作太忙了。
一有案子，就從早到晚忙個不停。
幾乎沒有看電視的時間。
周刊的話，若不是對偵查有用的，吉敷這些年也沒看過。
有時很多天連報紙也沒空讀。
“鹿兒島這邊啊，每年櫻島的火山灰都落得很厲害，東京那邊的霧啊環境污染啊什麼的，和這個比起來根本不算什麼。
昭和六十年的夏天，就是前年了，前年的春天到夏天期間，那降灰量真是破天荒得多啊，有可能是建國以來最多的一次。
嚴重的時候，走在街上，能見度隻有十米。
很多人都患上了哮喘病，交通水洩不通，樹都枯死了，收成也大減啊。
那時候真的很慘。
” “唔……”吉敷對此一無所知。
“鹿兒島整個城市被火山灰籠罩着，到處都是白色的，成了一座鬼城。
六十年八月一個月的降灰就相當于之前好幾年的降灰量呢。
” “啊，這樣……” “列車鐵軌上的自動鐵道口因為火山灰導緻運行錯誤，發生了交通事故。
因為火山灰會把店裡弄髒，所以店主都拉下卷簾門，遊客也不來了。
鹿兒島的商業跌倒谷底，非常慘淡。
‘既然沒有客人來，就把店關了吧’，正當人們這麼想的時候，又從櫻島[1]落下巨大的飛石，有的旅館屋頂都被砸爛了。
真是禍不單行啊。
” “哦，是這樣啊。
那麼，佐佐木家的屋頂……” “啊對！鹿兒島很多家的屋頂都積了好多的灰，舊一點的房子甚至屋頂都掉下來了。
佐佐木家就是其中之一。
為了給屋頂除灰，全九州的家政服務公司都集中到鹿兒島來了。
這次降灰，獲利的隻有家政服務公司和除灰機的生産商。
” “啊是嗎，真是不得了啊。
” “的确啊。
直到現在，在鹿兒島這邊，那次降灰仍然是人們談論的話題。
大家都說，怎麼就住在這麼糟糕的地方了呢。
” “那個，關于佐佐木德郎……” “啊，對對，佐佐木德郎。
他從東大畢業……，這點已經彙報過了是吧。
嗯，那個，您拜托我們調查的是什麼事情啊？” “昭和五十五年，在新宿發生過一起和這次案件很相似的巴士縱火案。
我們有理由推測，佐佐木德郎和五十五年八月的那起案子有關。
那是昭和五十五年八月九日晚上九點過後發生的案子。
那麼，昭和五十五年八月，佐佐木有沒有來過東京呢？” 吉敷這麼一問，鹿兒島警署的留井立馬做出了否定的回答：“沒有。
關于這個啊，百分之百沒有。
我們仔細調查了他昭和五十五的出勤表，佐佐木一直、一直在鹿兒島。
沒出過一次差。
一直在鹿兒島待着呐。
那年春天有公司職員春遊，但去的地方是山xx道，和東京沒關系。
還有，我們也了解到了那年八月佐佐木每周周末都幹了什麼。
” “周末他都幹什麼？” “在家待着啊。
他妻子全都記得。
” “唔。
” “佐佐木就是這麼一個沒有什麼愛好的男人。
周日就在家看書，好像也打打高爾夫，但也就是這些。
嗯，其實我們這些人都一樣啦。
” “哎。
”吉敷歎了一口氣。
這樣一來，東京警署就沒辦法了。
佐佐木一直待在鹿兒島的話，就不會牽扯進五十五年的巴士縱火案，也不會得罪流浪漢男子了。
“我明白了。
真是麻煩您了。
如果再想起什麼線索可能還要給您打電話。
” “沒事沒事，随時都可以。
這次的調查結果能滿足您的需要嗎，是不是沒什麼價值啊？”留井終于把粗嗓門放低了，他很擔心地說。
“啊，老實說，的确是這樣……” “啊，這樣啊……” “我再重新想一想。
您那邊還有什麼其他線索嗎？” “哦，這條消息不知道有沒有用。
佐佐木德郎的妻子說，他書房的抽屜裡放着剪報。
” “剪報？” “是的。
” “什麼樣的剪報？” “剪報内容都是些無關緊要的小事。
他的妻子說，佐佐木有個癖好——他覺得重要的報紙内容、一下子把他吸住的的那些報道，他都放在書桌左面的抽屜裡。
他坐在書桌前的時候會打開抽屜，拿出來一邊看一邊想。
雖然佐佐木把抽屜上了鎖，但妻子知道鑰匙放在哪裡。
哎，世上的妻子都是這樣……” “是什麼剪報？”吉敷的語氣變強了一點。
“是賽馬騎手的事情。
現在我拿在手上，需要讀一下嗎？” “好的，麻煩了。
” “标題是《騎手洩露馬匹狀況》，‘中央賽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