尾聲·手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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繩，趁太田夫人不注意，溜了出來―如果我傍晚到庭院裡去，夫人也要唠唠叨叨。
我繞到後院，隔着水泥圍牆，看到卡車仍然停在那裡。
我用繩子拴住一塊小石頭向上投擲，想把繩子挂到樹枝上去。
嘗試T幾次，繩子終于挂上去了。
接着用竹竿把繩子推到圍牆外邊卡車的上方，卡在那裡的一個樹瘤上。
這一切都做好了，接着就是把繩子的兩端打成一個結，抛到屋檐下邊我房間的窗台上。
這更難了，我幾乎要哭出來，曆盡周折，總算大功告成。
天完全黑下來，水泥圍牆的另一側，閑談還在繼續，看來時候還沒到。
我留意着太田夫人，回到了自己的房間。
當我将繩子的一端連接在屍體上的時候，新的問題出現了。
我能用這塊毛毯包着屍體嗎？萬一有人發現這塊毛毯是我的怎麼辦？搬家的時候，太田先生和夫人都看見過，我不能指望他們認不出來。
我開始生自己的氣，怎麼事先沒想到呢？！最後别無他法，我隻好把毛毯從屍體上剝了下來。
屍體已經變硬，雖然用手指按住還能凹癟一下，但的确已經相當僵硬。
我含着淚，心想還是不要一圈一圈地捆緊，隻把繩子兜在小女孩的肋下，這樣等屍體被發現時，應該看不到繩子。
不能讓人猜出屍體的來曆，不能給人留下追查的線索。
我想，隻要繩結不立刻松開就可以了。
把女孩的屍體順着窗戶垂了下去，然後緊緊拉住繩子，免得屍體垂得太低。
這個時候，我突然感到十分惡心，胃劇烈地收縮，心髒幾乎停止跳動了。
不管我怎樣用力拉着繩子，女孩的屍體仍舊擦碰着周圍的樹枝，搖晃着滑向黑暗中。
終于，在我的不懈努力下，屍體終于吊到了最高的樹枝上。
黑暗之中，誰也沒有注意這裡。
剩下的事情就是安心等待坡道上的人們安靜下來。
終于，主婦們的聲音低下去了，人們漸漸散開，腳步聲都遠去了。
賣菜的老闆開始拾掇他的攤床。
現在正是時候，我一點一點地放松繩子，輕輕地把屍體落在篷布上那就大功告成了。
好，好，成功了！我确信自己已經成功了。
下面一片漆黑，還不算太費事，一切應該沒那麼糟糕。
我握緊繩子的手輕輕松開了。
啊？繩子沒有反應。
我松開了拉緊繩子的手，但繩子卻無力地垂着。
定睛一看，模模糊糊中發現屍體原來仍然吊在樹上。
我吓了一跳，趕快往回收繩子，可它紋絲不動。
我吓得頭發都倒立起來了，簡直要哭了。
繩子肯定在樹枝分權的地方被夾住了。
我一邊哭一邊用力拉繩子，不管我怎麼用力，它就是沒有反應，我現在仍然記得那時的絕望心情。
看來我将不得不結束在人世間的生活了。
此時我什麼都不想了，隻是拼命地拉繩子。
大楠樹的枝葉搖動起來，可能已經驚動了下面的老闆，但我已經顧不了許多。
今天如果不把屍體弄到車上，我的人生就到此為止了。
當然，這都是後話。
“啊！”我驚叫了一聲，突然一屁股跌坐在地闆上。
出了什麼事？再去拉繩子，它順順溜溜地收回來了。
我弄了半天才明白繩子已經斷了。
這根質量低劣的草繩承擔不住什麼重量。
這時，卡車引攀呼呼地已經發動起來了，聲音格外響亮。
屍體呢？我跳起來趴在窗台上，隻見卡車搖擺着，向坡下遠去了。
可是，小女孩的屍體仍然吊在樹上。
那天晚上，我開始發高燒，說胡話，但夜裡到底說了什麼，卻完全不記得了。
高燒一直持續到星期一，醫生的診斷是我過于疲勞。
高燒時，我想到了自殺。
首先要給父母寫一封遺書，我開始在頭腦中打草稿。
星期一上午，燒退了。
我終于能起床了，就掙紮着到窗口去。
外面的屍體肯定被人發現了，但我一直處于高熱昏迷狀态，沒有聽到半點風聲。
現在怎樣了？結果，小女孩的屍體仍然吊在枝權上。
大楠樹伸出濃密茂盛的枝葉，就是白天樹下也很昏暗。
屍體被樹葉掩蓋，很難被發現。
即便如此，竟然沒有人在坡上走過時擡起頭來。
屍體懸挂至今仍無人發現，簡直匪夾所思。
星期一這一天刮着輕風，傍晚，果菜店的卡車再次來到樹下。
它星期一、星期三和星期六到黑暗坡來。
就在那天傍晚，屍體被發現了。
我事後聽主婦們描述過，下面我要以目擊者的口吻來記錄整個經過。
（前面己述，省略。
） 我想，這下可真的完了。
但說來也怪，警察并沒有找我問話。
大家普遍的看法，這是街上那些賊眉鼠眼的變态家夥的暴行。
但我心裡知道，在一般情況下，譽察應該不會讓我漏網。
而恰在那時，太平洋戰争爆發了，這個案件最後居然不了了之！ 就在這事件之後不久，我的生活就發生了極大的變化。
首先，因為戰争，我離開了學校和太田先生的家，跟随父母疏散到了信州。
後來父親因為商務需要去了東京，結果死于空襲。
禍不單行，不久以後，母親就病死在松本她妹妹的婆家了。
現在，隻剩下我孤身一人活在世上。
父親的遺産理所當然應該歸我，可是不知怎麼一下子冒出很多陌生的親戚來，搬的搬，扛的扛，分光了家産。
最後我隻剩下一身衣服，什麼也沒得到。
但我誰也不怪，我知道這是報應。
此刻我深知不能繼續在姨媽家吃白食了。
戰争結束後，我隻身來到橫濱，在高級日式料理店做藝伎。
我會說英語，又能彈奏鋼琴和小提琴，由于表現出衆，讓客人刮目相看。
當然，客人都是占領軍。
那時到高級料理店來尋歡作樂的幾乎沒有日本人。
昭和二十年歲末，我在這裡遇到了後來成為我丈夫的詹姆斯·培恩。
這也是我命中
我繞到後院，隔着水泥圍牆，看到卡車仍然停在那裡。
我用繩子拴住一塊小石頭向上投擲，想把繩子挂到樹枝上去。
嘗試T幾次，繩子終于挂上去了。
接着用竹竿把繩子推到圍牆外邊卡車的上方，卡在那裡的一個樹瘤上。
這一切都做好了，接着就是把繩子的兩端打成一個結，抛到屋檐下邊我房間的窗台上。
這更難了，我幾乎要哭出來，曆盡周折，總算大功告成。
天完全黑下來，水泥圍牆的另一側，閑談還在繼續，看來時候還沒到。
我留意着太田夫人，回到了自己的房間。
當我将繩子的一端連接在屍體上的時候，新的問題出現了。
我能用這塊毛毯包着屍體嗎？萬一有人發現這塊毛毯是我的怎麼辦？搬家的時候，太田先生和夫人都看見過，我不能指望他們認不出來。
我開始生自己的氣，怎麼事先沒想到呢？！最後别無他法，我隻好把毛毯從屍體上剝了下來。
屍體已經變硬，雖然用手指按住還能凹癟一下，但的确已經相當僵硬。
我含着淚，心想還是不要一圈一圈地捆緊，隻把繩子兜在小女孩的肋下，這樣等屍體被發現時，應該看不到繩子。
不能讓人猜出屍體的來曆，不能給人留下追查的線索。
我想，隻要繩結不立刻松開就可以了。
把女孩的屍體順着窗戶垂了下去，然後緊緊拉住繩子，免得屍體垂得太低。
這個時候，我突然感到十分惡心，胃劇烈地收縮，心髒幾乎停止跳動了。
不管我怎樣用力拉着繩子，女孩的屍體仍舊擦碰着周圍的樹枝，搖晃着滑向黑暗中。
終于，在我的不懈努力下，屍體終于吊到了最高的樹枝上。
黑暗之中，誰也沒有注意這裡。
剩下的事情就是安心等待坡道上的人們安靜下來。
終于，主婦們的聲音低下去了，人們漸漸散開，腳步聲都遠去了。
賣菜的老闆開始拾掇他的攤床。
現在正是時候，我一點一點地放松繩子，輕輕地把屍體落在篷布上那就大功告成了。
好，好，成功了！我确信自己已經成功了。
下面一片漆黑，還不算太費事，一切應該沒那麼糟糕。
我握緊繩子的手輕輕松開了。
啊？繩子沒有反應。
我松開了拉緊繩子的手，但繩子卻無力地垂着。
定睛一看，模模糊糊中發現屍體原來仍然吊在樹上。
我吓了一跳，趕快往回收繩子，可它紋絲不動。
我吓得頭發都倒立起來了，簡直要哭了。
繩子肯定在樹枝分權的地方被夾住了。
我一邊哭一邊用力拉繩子，不管我怎麼用力，它就是沒有反應，我現在仍然記得那時的絕望心情。
看來我将不得不結束在人世間的生活了。
此時我什麼都不想了，隻是拼命地拉繩子。
大楠樹的枝葉搖動起來，可能已經驚動了下面的老闆，但我已經顧不了許多。
今天如果不把屍體弄到車上，我的人生就到此為止了。
當然，這都是後話。
“啊！”我驚叫了一聲，突然一屁股跌坐在地闆上。
出了什麼事？再去拉繩子，它順順溜溜地收回來了。
我弄了半天才明白繩子已經斷了。
這根質量低劣的草繩承擔不住什麼重量。
這時，卡車引攀呼呼地已經發動起來了，聲音格外響亮。
屍體呢？我跳起來趴在窗台上，隻見卡車搖擺着，向坡下遠去了。
可是，小女孩的屍體仍然吊在樹上。
那天晚上，我開始發高燒，說胡話，但夜裡到底說了什麼，卻完全不記得了。
高燒一直持續到星期一，醫生的診斷是我過于疲勞。
高燒時，我想到了自殺。
首先要給父母寫一封遺書，我開始在頭腦中打草稿。
星期一上午，燒退了。
我終于能起床了，就掙紮着到窗口去。
外面的屍體肯定被人發現了，但我一直處于高熱昏迷狀态，沒有聽到半點風聲。
現在怎樣了？結果，小女孩的屍體仍然吊在枝權上。
大楠樹伸出濃密茂盛的枝葉，就是白天樹下也很昏暗。
屍體被樹葉掩蓋，很難被發現。
即便如此，竟然沒有人在坡上走過時擡起頭來。
屍體懸挂至今仍無人發現，簡直匪夾所思。
星期一這一天刮着輕風，傍晚，果菜店的卡車再次來到樹下。
它星期一、星期三和星期六到黑暗坡來。
就在那天傍晚，屍體被發現了。
我事後聽主婦們描述過，下面我要以目擊者的口吻來記錄整個經過。
（前面己述，省略。
） 我想，這下可真的完了。
但說來也怪，警察并沒有找我問話。
大家普遍的看法，這是街上那些賊眉鼠眼的變态家夥的暴行。
但我心裡知道，在一般情況下，譽察應該不會讓我漏網。
而恰在那時，太平洋戰争爆發了，這個案件最後居然不了了之！ 就在這事件之後不久，我的生活就發生了極大的變化。
首先，因為戰争，我離開了學校和太田先生的家，跟随父母疏散到了信州。
後來父親因為商務需要去了東京，結果死于空襲。
禍不單行，不久以後，母親就病死在松本她妹妹的婆家了。
現在，隻剩下我孤身一人活在世上。
父親的遺産理所當然應該歸我，可是不知怎麼一下子冒出很多陌生的親戚來，搬的搬，扛的扛，分光了家産。
最後我隻剩下一身衣服，什麼也沒得到。
但我誰也不怪，我知道這是報應。
此刻我深知不能繼續在姨媽家吃白食了。
戰争結束後，我隻身來到橫濱，在高級日式料理店做藝伎。
我會說英語，又能彈奏鋼琴和小提琴，由于表現出衆，讓客人刮目相看。
當然，客人都是占領軍。
那時到高級料理店來尋歡作樂的幾乎沒有日本人。
昭和二十年歲末，我在這裡遇到了後來成為我丈夫的詹姆斯·培恩。
這也是我命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