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一 加賀恭一郎的記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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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月十四日，我前往野野口這三個月以來任職的市立第三國中。
當時正值放學時間，返家的學生自校門口蜂湧而出。
操場上一名看似田徑隊員的男子，正用鐵耙整理着沙地。
我走向總務處的窗口，報上姓名，表明自己想與熟識野野口的老師談談。
女職員與上司商量後，站了起來，往教務處去了。
她去的時間比我想像得久，正感不耐之際，我猛然想起學校就是這樣的地方。
等了大約二十分鐘，終于有人領我到會客室去。
身材矮小的江藤校長以及教授國文的男老師藤原負責接見我，校長之所以列席，大概是怕藤原老師不小心說錯話，想藉此盯着他吧？ 我首先詢問兩人，知不知道日高邦彥被殺害的事。
二人皆回答“十分清楚”。
他們也知道，野野口是日高的影子作家，因為一連串的沖突而萌生了殺人動機。
看來他們好像反倒從我這裡得到進一步的證實。
當我問到，對于野野口幫人代寫的事，他們有何看法時，藤原老師有點遲疑地說：“我知道他在寫小說，我也曾在兒童雜志上讀過他的作品。
不過，我作夢都沒想到，他竟然會是别人的影子作家，還是那位暢銷作家的……” “你有親眼看過野野口寫小說的樣子嗎？” “我沒看過。
他在學校裡還得教書，所以我想他應該都是回家後或趁假日時寫的。
” “由此可見，野野口教職的工作還蠻輕松的啰？” “不，他的工作并沒有特别輕松。
隻是他都很早回家，特别是從去年秋天以來，舉凡與學校活動相關的雜務，他都巧妙地避開。
他得的是什麼病，我不是很清楚，不過，那個人身體不好也是衆所周知的，所以我們大家也不跟他計較。
不過，私底下，他好像就是這樣抽出時間，幫日高邦彥寫小說——這真是太教我驚訝了。
” “你說他從去年秋天開始就特别早回家，是嗎？關于這個，有沒有什麼具體的紀錄？” “這個嘛，我們又沒有打卡，不過，我很确定是從去年秋天開始的。
像我們國文老師每兩個禮拜都會固定舉辦一次科裡的例會，他連那個都不參加了。
” “他之前沒有類似的行為嗎？” “他那個人對工作是沒什麼熱誠啦，不過之前都有參加。
” 之後，我又詢問他，對于野野口的人品，他有何看法。
“他很安靜，讓人猜不透心裡在想些什麼，總是一臉茫然地望着窗外。
不過現在想起來，他應該也很痛苦吧？我覺得他本性不壞，受到那樣的對待，一時沖動做出無法挽回的事，也是可以理解的。
日高邦彥的小說，我也喜歡，還讀過了幾本，可是一想到那些全是野野口寫的，我就有截然不同的感慨。
” 我向他們道謝後，離開了學校。
從學校回來的路上，有一間很大的文具店。
我進入裡面，拿出野野口修的照片，問櫃台小姐，這一年來有沒有這樣的客人來過這裡？ 她回答說好像看過，但不記得了。
五月十五日，我去見了日高理惠。
大約在一星期以前，她搬到位于橫濱的公寓。
當我打電話給她的時候，她的聲音聽起來非常憂郁。
這是一定的，她之所以搬家，就是因為不想再與案件牽扯不清。
盡管如此，她還答應和我見面，也許因為我不是媒體而是警察吧。
她住的公寓附近有個購物中心，我們約在裡頭的咖啡廳碰面。
她顧忌媒體，所以要求不要到她家裡。
咖啡店隔壁的時裝店正在做折扣出清，從外面看不見店裡顧客的臉，而恰如其分的吵鬧聲，也正好适合講一些不願給别人聽的話。
我們兩人往最裡面的那張桌子走去。
我先問她近況，結果，日高理惠露出了苦笑。
“老樣子，每天過着不怎麼愉快的生活，真希望能早日恢複平靜。
” “隻要扯上刑事案件，總要亂上好一陣子。
” 這些話對她好像起不了安慰的作用，她搖了搖頭，語氣嚴厲地滔滔說道：“在這次的刑事案件裡，我們才是真正的受害者，可世人是怎麼看待我們的？他們把它當作演藝圈的八卦绯聞，甚至有人說我們才是錯的一方。
” 關于這點，我無法否認。
确實，不管是電視的談話節目，還是周刊的報導，大家比較感興趣的，不是日高被殺害的事實，而是他盜用友人作品的新聞。
再加上這其中還牽扯出其前妻的外遇事件，更讓平常與文壇毫不相關的影視記者，也興緻勃勃地插一腳。
“不要去管媒體的報導，對你而言會比較好。
” “當然，我會試着不理，要是不這麼做的話，遲早會瘋掉。
可是，讨人厭的又不是隻有媒體。
” “還有什麼？” “可多着呢，令人讨厭的電話和信件來了一大堆，真不曉得他們是怎麼查到我娘家的，大概是看到媒體報導，知道我已經不住在夫家吧？” ——應該是這樣。
“這些事你和警察說了嗎？” “我全說了。
不過這種事警察也未必解決得了，不是嗎？” 正如她所言，不過，我也不能就此當作沒這回事。
“電話和信件的内容都以什麼居多？” “什麼樣的都有。
譬如說，要我歸還至今為止的版稅啦，說什麼枉費他們的支持；也有人把信連同外子的著作一起用紙箱寄過來。
寫信要求我們退回文學獎的也很多。
” “是這樣啊。
” 據我推斷，這些存心攻擊的人應該都是日高邦彥的書迷，真是文學愛好者的恐怕很少吧？不，說不定，這其中大部分的人從頭到尾就隻知道日高邦彥這個名字？這種人盡把自己的快樂建築在别人的痛苦上，還一天到
當時正值放學時間，返家的學生自校門口蜂湧而出。
操場上一名看似田徑隊員的男子，正用鐵耙整理着沙地。
我走向總務處的窗口，報上姓名，表明自己想與熟識野野口的老師談談。
女職員與上司商量後，站了起來，往教務處去了。
她去的時間比我想像得久，正感不耐之際，我猛然想起學校就是這樣的地方。
等了大約二十分鐘，終于有人領我到會客室去。
身材矮小的江藤校長以及教授國文的男老師藤原負責接見我，校長之所以列席，大概是怕藤原老師不小心說錯話，想藉此盯着他吧？ 我首先詢問兩人，知不知道日高邦彥被殺害的事。
二人皆回答“十分清楚”。
他們也知道，野野口是日高的影子作家，因為一連串的沖突而萌生了殺人動機。
看來他們好像反倒從我這裡得到進一步的證實。
當我問到，對于野野口幫人代寫的事，他們有何看法時，藤原老師有點遲疑地說：“我知道他在寫小說，我也曾在兒童雜志上讀過他的作品。
不過，我作夢都沒想到，他竟然會是别人的影子作家，還是那位暢銷作家的……” “你有親眼看過野野口寫小說的樣子嗎？” “我沒看過。
他在學校裡還得教書，所以我想他應該都是回家後或趁假日時寫的。
” “由此可見，野野口教職的工作還蠻輕松的啰？” “不，他的工作并沒有特别輕松。
隻是他都很早回家，特别是從去年秋天以來，舉凡與學校活動相關的雜務，他都巧妙地避開。
他得的是什麼病，我不是很清楚，不過，那個人身體不好也是衆所周知的，所以我們大家也不跟他計較。
不過，私底下，他好像就是這樣抽出時間，幫日高邦彥寫小說——這真是太教我驚訝了。
” “你說他從去年秋天開始就特别早回家，是嗎？關于這個，有沒有什麼具體的紀錄？” “這個嘛，我們又沒有打卡，不過，我很确定是從去年秋天開始的。
像我們國文老師每兩個禮拜都會固定舉辦一次科裡的例會，他連那個都不參加了。
” “他之前沒有類似的行為嗎？” “他那個人對工作是沒什麼熱誠啦，不過之前都有參加。
” 之後，我又詢問他，對于野野口的人品，他有何看法。
“他很安靜，讓人猜不透心裡在想些什麼，總是一臉茫然地望着窗外。
不過現在想起來，他應該也很痛苦吧？我覺得他本性不壞，受到那樣的對待，一時沖動做出無法挽回的事，也是可以理解的。
日高邦彥的小說，我也喜歡，還讀過了幾本，可是一想到那些全是野野口寫的，我就有截然不同的感慨。
” 我向他們道謝後，離開了學校。
從學校回來的路上，有一間很大的文具店。
我進入裡面，拿出野野口修的照片，問櫃台小姐，這一年來有沒有這樣的客人來過這裡？ 她回答說好像看過，但不記得了。
五月十五日，我去見了日高理惠。
大約在一星期以前，她搬到位于橫濱的公寓。
當我打電話給她的時候，她的聲音聽起來非常憂郁。
這是一定的，她之所以搬家，就是因為不想再與案件牽扯不清。
盡管如此，她還答應和我見面，也許因為我不是媒體而是警察吧。
她住的公寓附近有個購物中心，我們約在裡頭的咖啡廳碰面。
她顧忌媒體，所以要求不要到她家裡。
咖啡店隔壁的時裝店正在做折扣出清，從外面看不見店裡顧客的臉，而恰如其分的吵鬧聲，也正好适合講一些不願給别人聽的話。
我們兩人往最裡面的那張桌子走去。
我先問她近況，結果，日高理惠露出了苦笑。
“老樣子，每天過着不怎麼愉快的生活，真希望能早日恢複平靜。
” “隻要扯上刑事案件，總要亂上好一陣子。
” 這些話對她好像起不了安慰的作用，她搖了搖頭，語氣嚴厲地滔滔說道：“在這次的刑事案件裡，我們才是真正的受害者，可世人是怎麼看待我們的？他們把它當作演藝圈的八卦绯聞，甚至有人說我們才是錯的一方。
” 關于這點，我無法否認。
确實，不管是電視的談話節目，還是周刊的報導，大家比較感興趣的，不是日高被殺害的事實，而是他盜用友人作品的新聞。
再加上這其中還牽扯出其前妻的外遇事件，更讓平常與文壇毫不相關的影視記者，也興緻勃勃地插一腳。
“不要去管媒體的報導，對你而言會比較好。
” “當然，我會試着不理，要是不這麼做的話，遲早會瘋掉。
可是，讨人厭的又不是隻有媒體。
” “還有什麼？” “可多着呢，令人讨厭的電話和信件來了一大堆，真不曉得他們是怎麼查到我娘家的，大概是看到媒體報導，知道我已經不住在夫家吧？” ——應該是這樣。
“這些事你和警察說了嗎？” “我全說了。
不過這種事警察也未必解決得了，不是嗎？” 正如她所言，不過，我也不能就此當作沒這回事。
“電話和信件的内容都以什麼居多？” “什麼樣的都有。
譬如說，要我歸還至今為止的版稅啦，說什麼枉費他們的支持；也有人把信連同外子的著作一起用紙箱寄過來。
寫信要求我們退回文學獎的也很多。
” “是這樣啊。
” 據我推斷，這些存心攻擊的人應該都是日高邦彥的書迷，真是文學愛好者的恐怕很少吧？不，說不定，這其中大部分的人從頭到尾就隻知道日高邦彥這個名字？這種人盡把自己的快樂建築在别人的痛苦上，還一天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