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賀恭一郎的記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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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于這起案件,讓我特别注意的一個地方,就是兇嫌使用的兇器竟然是“紙鎮”,那是日高邦彥屋裡原有的東西。

    因此,我們可以推斷,兇嫌當初進入日高家時,并無意殺害日高邦彥。

    如果他一開始就打算殺他的話,應該就不會使用這樣的手法。

    當然,我們也不排除,兇嫌事先早有安排,卻因為臨時變故,不得不改變殺人的方法。

    可是改變手法後,竟改以紙鎮為攻擊武器,又未免太欠思慮了。

    如此看來,此次犯案應可歸論為突發、臨時起意的謀殺吧? 不過,還有一件事讓人無法忽視——日高家的門是鎖着的。

    根據第一發現者的供詞,住家大門以及日高工作室的門都上了鎖。

     關于這點,日高理惠曾經證實:“五點過後,我離開家的時候就把大門鎖上了。

    因為我擔心丈夫一個人窩在工作室裡,就算有人從外面進來他也不曉得。

    可是我作夢也沒想到,這種事竟然真的發生了。

    ” 根據指紋比對的結果,大門門把上隻檢測出日高夫婦的指紋,門鎖上也未見有擦拭過的痕迹。

    就門扉深鎖的情況來看,大門應該是從日高裡惠離開後就一直鎖着。

     而工作室的門很可能是犯人從裡頭反鎖住的。

    因為和玄關的門不同,這裡明顯有指紋被擦掉的痕迹。

     從以上幾點判斷,犯人最有可能從窗戶爬進房間。

    可是這樣的推斷,有一個矛盾:原本無意殺人的匪徒從窗口闖入?可偏偏他想偷東西的可能性又很低。

    即使是當天是第一次到日高家也能馬上知道,裡頭根本沒剩什麼值錢的東西。

     事實上,破解這個矛盾的假設隻有一個:當天犯人總共去了日高家兩次。

    第一次來的時候确實是因為有事登門拜訪。

    可是那人離開了日高家之後(正确的說,應該是假裝離開日高家之後),又馬上進行了第二度的探訪。

    這時那人心中已打定某種主意,所以改由窗口進入。

    而這主意不用說,自然是“殺人的企圖”。

    我們大可假設,他是在第一次拜訪的時候,萌發了殺機。

     如果真是這樣的話,案發當天有誰曾到過日高家呢?答案很明顯的指向兩個人:藤尾美彌子和野野口修。

     我們對這兩人展開了交叉調查。

    不過,結果卻與警方想的相反,他們兩個都有不在場證明。

     當天藤尾美彌子在傍晚六點回到住處,幫她作證的有她的未婚夫中冢忠夫,以及擔任他二人婚禮介紹人的植田菊雄,他們約好要讨論下個月舉辦訂婚典禮的事宜。

    植田是中冢的上司,和藤尾美彌子沒有直接的關系,他應該沒有必要為下屬的未婚妻作僞證。

    而根據日高理惠的證詞,藤尾美彌子離開日高家的時候已經五點了,就日高與美彌子家的距離以及兩地間的交通狀況來看,她在六點到家也是極其合理的事。

    換句話說,藤尾美彌子的不在場證明可謂毫無破綻。

     其次是野野口修。

     在偵查這個人的時候,不可否認的,我多少帶了些私人感情。

    他曾是我職場上的前輩,也是知道我晦澀過去的人。

     不過,做我們這行的,如果因為私人恩怨而影響辦案的話,也隻能說不适任了。

    在承辦這起案件時我下定決心,要盡可能客觀地審視我倆曾經共有的過去。

    然而,這并不代表我會把過去遺忘,這也有可能成為破案的利器。

     根據野野口修本人的說法,他的不在場證明是這樣的: 當天四點三十分左右,藤尾美彌子來訪後,他就離開了日高家。

    接着他直接回家,一直到六點都在工作。

    六點一到,童子社的編輯大島幸夫來了,他們開始讨論稿子的事。

    這期間日高邦彥打了電話過來,說是有事要和他商量,請他八點過去他家。

     野野口修先和大島到住家附近的餐館用晚餐,之後才前往日高家,抵達的時候正好是八點整。

    因為沒人應門,他感到有點奇怪,于是打電話給日高理惠。

    在日高理惠到來之前,他去了附近的咖啡店“洋燈”,一邊喝着咖啡一邊等她。

    八點四十分左右,他再度折回日高家,正好日高理惠也來了。

    兩人一起進入屋内,進而發現了屍體。

     整理案情的同時,我發現野野口修的不在場證明也近乎完美。

    而童子社的大島以及“洋燈”的老闆也證明了他所言不假。

     不過,這其中也不是完全沒有漏洞。

    從他的供詞推斷,他唯一可殺日高的機會,應該是在打電話給理惠之前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