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章 戰鬥的人道主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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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野重治殁後五年之會，因為經辦的年輕人們特别賣力，堪稱一次盛會。
我想這是中野的書簡集《緻我所愛者》（中央公論社出版）包括青年在内的讀者特别廣泛的反映。
對中野的生涯給予支持的偉大女性們，隻看其中的原泉、佐多稻子和在場的青年們聯歡，就可以體會到“某種樂趣”的滋味。
内容豐富的話在之前已經反複講過了，輪到我上台的時候已經時間無多，再加上我們善于使用預先寫好的草稿，來不及講完就下了台。
我想把準備講的後半部分寫在這裡。
“我在《讀日本現代的人道主義者渡邊一夫》裡也曾說過，渡邊一夫１９４８年寫了‘文法學研究者也必須詛咒戰争’和‘難道人就避免不了成為機器麼？’中野重治把這兩篇随筆牢牢記住，第二年年初以往複書簡的形式給予批判。
扼要地說，中野認為渡邊犯了堪稱為“文法的”錯誤。
中野說：“你寫道，‘人成了機械、制度、意識形态或者神的奴隸與工具，拼死拼活，符合必然性的人們能夠活了下來，如果是文藝複興以後人獲得人類解放的結局，或者它也是曆史的必然，那麼，按我的見解，那簡直是天真而又天真特别天真的反動言論。
’但是，如果是這樣，它豈不是和你所說的‘所謂人道主義……是文藝複興期的宗教改革，１８世紀的法國革命，産業革命，１９世紀的共産黨宣言這一連串人類最有聲有色拼命奮鬥的結果’這一說法在文理上豈不互相矛盾了麼？你還說，‘如前面所說，如果成為機器是近代人的結局，那隻能是瞑目瞎想而不是别的’。
我認為這‘如果’二字用得太不合适了。
” 雖然這樣批判了，但是中野在信的結尾卻是這麼說的：“我自己就是一個悲觀主義者。
我這樣寫，我想你大概不會笑我。
……我擔心的是，你的文章的力點，在文法上恐怕會滑向悲觀主義。
反正被引向悲觀主義，這是年齡或者說我們這個年齡的經曆造成的結果吧。
不過重複地說來，最淺薄的樂觀主義者們既然願意戰争，那麼，我們悲觀主義者就必須毅然決然地前進了。
” 作為有較深的理解能力和經曆的文化人，都不是膚淺的悲觀主義者，從他們各自對現狀的認識出發——如果是那樣，能從社會的前線退下來麼——但是為了改造它能夠果敢地前進麼？從如果派和但是派的對立，就是用以看渡邊一夫和中野重治相互關系的方法。
盡管如此，我還是常常想起渡邊總是念念不忘的瑟南古①說的話：“人，歸根結底也許是要毀滅的，也許剩下的隻是虛無而已。
但是，即使抵抗不也是照舊毀滅麼？”“所以我真想說，難道渡邊不也是屬于中野的但是派的人麼？順便要提到的是，渡邊在戰敗整整一年之後，翻譯出版了托馬斯·曼的《五個證詞》，這本書有安德烈·紀德寫的序。
渡邊一夫本來是研究法國文學的，但他卻旁及自己專業以外的德國文學。
這裡我想引用《五個證詞》中一段。
因為它是中野重治殁後五年之會上我本來要講的，但是沒有來得及講，所以把它寫在這裡。
這是年逾７０的曼在危機正趨于嚴重的時刻，以“告歐洲”為題而寫的文章的結尾部分。
①Etienne，法國作家（１７７０—１８４６）。
受盧梭影響頗深。
悲觀厭世思想的傑作《奧貝曼》為其代表作——譯注。
世界也許已經到了恐怕難以收拾的地步。
既然無法從昏睡中把它弄醒，使之恢複意識，那麼，世界就的确無可救藥了。
／所有的人道主義之中，都有脆弱這一要素。
它是對于一切狂信主義一概嫌棄，清濁并飲的性格，以及趨向于寬大的懷疑主義的傾向，以一言以蔽之這都是因為它那本來具有的溫厚。
這樣，在某種場合，對于人道主義本身就能成為緻命的東西。
今天對于我們極為必要的也許是戰鬥的人道主義，證明自己确實是威風凜凜的人道主義，确信自己的自由與寬容、自由檢讨的原則，決不可能被它的仇敵們寡廉鮮恥的狂信主義眼看着就給吞食下去的人道主義。
難道歐洲的人道主義再也不能使它獲得更生，為它的原則奪回戰鬥力了麼？如果不能自覺，不能使它恢複生命力，為戰鬥而作好準備，那時候，人道主義必然滅亡，與此同時，歐洲大概也要滅亡吧。
那時歐洲這個名稱，已經不過僅僅是地理學上曆史學上的表現而已。
那樣，我們就得從今天開始立即在時間與空間以外尋求避難所，除此以外難道還有别的道路麼？ 我對于企求生活于戰後新生活之中的渡邊一夫——他的性格是喜歡低聲說話——所抱的希望，主要不是他自己寫的文章，而是他翻譯的文章所表現的，因
我想這是中野的書簡集《緻我所愛者》（中央公論社出版）包括青年在内的讀者特别廣泛的反映。
對中野的生涯給予支持的偉大女性們，隻看其中的原泉、佐多稻子和在場的青年們聯歡，就可以體會到“某種樂趣”的滋味。
内容豐富的話在之前已經反複講過了，輪到我上台的時候已經時間無多，再加上我們善于使用預先寫好的草稿，來不及講完就下了台。
我想把準備講的後半部分寫在這裡。
“我在《讀日本現代的人道主義者渡邊一夫》裡也曾說過，渡邊一夫１９４８年寫了‘文法學研究者也必須詛咒戰争’和‘難道人就避免不了成為機器麼？’中野重治把這兩篇随筆牢牢記住，第二年年初以往複書簡的形式給予批判。
扼要地說，中野認為渡邊犯了堪稱為“文法的”錯誤。
中野說：“你寫道，‘人成了機械、制度、意識形态或者神的奴隸與工具，拼死拼活，符合必然性的人們能夠活了下來，如果是文藝複興以後人獲得人類解放的結局，或者它也是曆史的必然，那麼，按我的見解，那簡直是天真而又天真特别天真的反動言論。
’但是，如果是這樣，它豈不是和你所說的‘所謂人道主義……是文藝複興期的宗教改革，１８世紀的法國革命，産業革命，１９世紀的共産黨宣言這一連串人類最有聲有色拼命奮鬥的結果’這一說法在文理上豈不互相矛盾了麼？你還說，‘如前面所說，如果成為機器是近代人的結局，那隻能是瞑目瞎想而不是别的’。
我認為這‘如果’二字用得太不合适了。
” 雖然這樣批判了，但是中野在信的結尾卻是這麼說的：“我自己就是一個悲觀主義者。
我這樣寫，我想你大概不會笑我。
……我擔心的是，你的文章的力點，在文法上恐怕會滑向悲觀主義。
反正被引向悲觀主義，這是年齡或者說我們這個年齡的經曆造成的結果吧。
不過重複地說來，最淺薄的樂觀主義者們既然願意戰争，那麼，我們悲觀主義者就必須毅然決然地前進了。
” 作為有較深的理解能力和經曆的文化人，都不是膚淺的悲觀主義者，從他們各自對現狀的認識出發——如果是那樣，能從社會的前線退下來麼——但是為了改造它能夠果敢地前進麼？從如果派和但是派的對立，就是用以看渡邊一夫和中野重治相互關系的方法。
盡管如此，我還是常常想起渡邊總是念念不忘的瑟南古①說的話：“人，歸根結底也許是要毀滅的，也許剩下的隻是虛無而已。
但是，即使抵抗不也是照舊毀滅麼？”“所以我真想說，難道渡邊不也是屬于中野的但是派的人麼？順便要提到的是，渡邊在戰敗整整一年之後，翻譯出版了托馬斯·曼的《五個證詞》，這本書有安德烈·紀德寫的序。
渡邊一夫本來是研究法國文學的，但他卻旁及自己專業以外的德國文學。
這裡我想引用《五個證詞》中一段。
因為它是中野重治殁後五年之會上我本來要講的，但是沒有來得及講，所以把它寫在這裡。
這是年逾７０的曼在危機正趨于嚴重的時刻，以“告歐洲”為題而寫的文章的結尾部分。
①Etienne，法國作家（１７７０—１８４６）。
受盧梭影響頗深。
悲觀厭世思想的傑作《奧貝曼》為其代表作——譯注。
世界也許已經到了恐怕難以收拾的地步。
既然無法從昏睡中把它弄醒，使之恢複意識，那麼，世界就的确無可救藥了。
／所有的人道主義之中，都有脆弱這一要素。
它是對于一切狂信主義一概嫌棄，清濁并飲的性格，以及趨向于寬大的懷疑主義的傾向，以一言以蔽之這都是因為它那本來具有的溫厚。
這樣，在某種場合，對于人道主義本身就能成為緻命的東西。
今天對于我們極為必要的也許是戰鬥的人道主義，證明自己确實是威風凜凜的人道主義，确信自己的自由與寬容、自由檢讨的原則，決不可能被它的仇敵們寡廉鮮恥的狂信主義眼看着就給吞食下去的人道主義。
難道歐洲的人道主義再也不能使它獲得更生，為它的原則奪回戰鬥力了麼？如果不能自覺，不能使它恢複生命力，為戰鬥而作好準備，那時候，人道主義必然滅亡，與此同時，歐洲大概也要滅亡吧。
那時歐洲這個名稱，已經不過僅僅是地理學上曆史學上的表現而已。
那樣，我們就得從今天開始立即在時間與空間以外尋求避難所，除此以外難道還有别的道路麼？ 我對于企求生活于戰後新生活之中的渡邊一夫——他的性格是喜歡低聲說話——所抱的希望，主要不是他自己寫的文章，而是他翻譯的文章所表現的，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