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補遺：卡夫卡形象的新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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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顧慮，不願向卡夫卡透露這個消息，因為随着這短暫的關系而來的是長時間的、最終的疏遠。
我略略認識M．M．夫人，但對她與卡夫卡之間的友誼一無所知。
根據弗蘭茨對我的叙述，我把他們間的這種關系視為斷斷續續地出現仇視的關系。
在弗蘭茨的日記中可找到指着同一個認識方向的暗示。
不管怎麼說，M．M．是個著名的、卓有成績的、意志非常堅定、極其聰明的人，對生活有着遠大的目光。
假如卡夫卡得知，他成了一個兒子的父親，這會給他的發展帶來多麼巨大的裨益，其影響簡直不可估量。
他内心最盼望的莫過于獲得孩子；他最懷疑的也莫過于自己生兒育女的能力。
每個他的著作的行家都知道那些相關的段落，卡夫卡在那些段落中表達了坐在孩子的搖籃邊的渴望。
實現這個渴望對于他的意義超過了其本身，也許能從最高層次向他證明自身的價值，因此也許具有決定性意義，他會感到自己身價培增；他始終将缺少後代視為一種特殊的、宣布将他逐入地獄的判決。
如果卡夫卡把這個孩子收養過來，孩子也許不一定會死；也許重新覺醒的自信心能夠拯救卡夫卡自己的生命，也許他今天就坐在我旁邊，使我不必對着虛無命筆。
“然而事實并非如此”，至少得承認，這裡的生活譜寫了一個故事，這個故事與卡夫卡著作中一切複雜的冒險性的殘酷和譏諷的苦澀特征是那樣驚人地相似。
M．M．夫人在布拉格瞻仰了卡夫卡的墓。
她那時在布拉格又見到了給我提供消息的人，1940年4月ZI日，她從佛羅倫薩寫了封信寄到以色列給他，我從中摘取關鍵性的幾行。
“你是當時在布拉格看到我處于莫大的困境中的第一個人，我為那時剛剛預感到的恐懼而憂心忡忡。
你在你朋友們雜亂的房間中的音樂演奏。
在這個神奇的城市中（我對它的愛超出您的想象）短時間的散步，這些在那時也都還能幫助我克服恐懼心理。
我去瞻仰了那個對我來說意義極其重大的男人的墓，他死于1924年，他的高超藝術至今仍為人稱頌。
他是我的男孩的父親，這孩子快七歲時突然在慕尼黑死去。
遠離我和他，而我與他在戰争年代就不得不分手了，以後再也沒見過——一直到幾小時前——因為他在他的家鄉，在遠離我們的地方死于一種緻命的疾病。
我從來不提此事。
我相信這是我第一次說到這事。
我家裡人和我的朋友們從不知道，除了我後來的上司以外。
他因此而對我很好，很規矩。
所以當他1936年去世時，我也失去了很多東西，失去了一切。
想到他們不必再受時間的折磨，我心情平靜，感到幸福。
”M．M．夫人在好多年中一直是以這麼一種獨特的方式談論卡夫卡和卡夫卡的作品的，以緻我的消息提供者斷定信中這一段所指隻能是卡夫卡，絕不會是其他人。
此後意大利很快就介入了戰争，M．M。
同我的消息提供人之間的通信不得不中斷。
那次重訪布拉格已經是在德國納粹奪權的陰影下進行的了。
M．M．當時的住地是柏林，她有理由談到折磨着她的預感性的恐懼。
她逃往瑞士去以色列，最後到了意大利。
我的消息提供人得到的最後一次關于她的消息來自不列颠紅十字會，落款日期1945年5月16日，報道的是：“M．M．夫人被德國人于1944年5月從S．多那托·迪·科米諾和弗洛希農帶走，同其他生活在這個區的猶太人關在一起。
我們深感遺憾，當前我們一點都幫不上忙。
”進一步的了解表明，M．M．被一個德國士兵用槍托打死了。
我檢驗了消息提供人告訴我的所有線索。
這些線索将我引向佛羅倫薩的好幾個人，他們住在聖吉爾吉奧和簡甯利奇奧裡膳宿公寓。
找到M．M．遺物的機會十分微弱，那裡也有許多卡夫卡的信。
居住在弗羅倫薩的作家馬克斯·克萊爾幫助我尋找。
但是沒有下落。
有可能卡夫卡的這些信今天保存在一個叫E．Pr．的先生那兒，是這位先生幫助M．M移居智利的（借此機會順便說一下，卡夫卡寫給那個同他兩次訂婚的“柏林女人”的書信至今仍在期待着與讀者見面）。
無法知道卡夫卡的兒子名字叫什麼，他曾生活在什麼情況下，死于什麼情況下。
沒有什麼東西像卡夫卡唯一的兒子這樣，逝去之後在曆史領域内留下的蹤迹是這樣的少。
卡夫卡的世界聲譽并沒有使人們能夠理解他。
圍繞着卡夫卡已經出現了一個神話氣氛，抹殺了他的人品的真實特征。
比如一家瑞士刊物為努力使一般讀者對卡夫卡“感興趣”，竟信口開河說了些最為荒誕不經的故事。
如，在他的慕尼黑朗誦會上，有三位女士暈厥過去，被擡出大廳，由于卡夫卡所讀的恐怖場面的描寫是那麼駭人。
還有，有兩個女人在他尚未掩埋的墓旁爆發了一場争論，兩人都聲稱是他的妻子。
——所有這些純屬子虛烏有。
關于慕尼黑朗誦會卡夫卡向我詳細介紹過。
如果發生過那樣轟動的事件，他一定會提到的；因為按照他的性格，一切有可能被利用來反對他的事情，使他心情受壓抑的事情，他都要特别地強調如果那時真的在慕尼黑發生過類似的事情，那麼卡夫卡在布拉格火車站（我去接他）就會對我說：“你看看，馬克斯，我是個多少低劣的作者，我不能為人們做點好事，卻給他們帶來傷害。
三個昏過去——這是我可悲的成就。
”我敢斷定，他會懷着對自己的誇耀性的幸災樂禍大體上說這麼幾句話的。
關于他的葬禮，那時我自己負有傷感的義務：扶着他的生活伴侶行走；我可以證明，什麼事情都沒有發生，隻有在最遙遠最不着邊際的地方才會産生這樣的謠言。
關于卡夫卡遺留的文學作品的故事我在每本書的後記中（尤其在《訴訟》的後記中），此外還在我的《作為指路人的弗蘭茨·卡夫卡》一書中作了詳盡的記述。
卡夫卡自己發表的所有作品都收集在第一冊《短篇小說集》中；此外隻有那篇幅短小、引人入勝的散文小品《鐵桶騎上》也是在卡夫卡生前付印過的，刊登在報紙《布拉格新聞》上；再就是1909年刊登在《波希米亞》上的《在布雷齊亞觀飛記》。
嚴格地說，這兩篇散文也應該歸入第一集。
在其它所有集子中材料都是卡夫卡遺留下來的。
在有關的後記中我對我的助手漢斯·約阿希姆·雪普斯．海因茨·波利策和艾斯特·霍弗的合作表示了謝意；隻有感謝不能得到足夠的重複。
關于我的出版工作方法，我在那些後記中也談了一些。
這方面有關的補充可參見我除這本傳記外發表的關于卡夫卡的另外兩本書：1．《弗蘭茨·卡夫卡的信仰和學說（卡夫卡和托爾斯泰）》，附有菲利克斯·威爾奇的《弗蘭茨·卡夫卡的宗教幽墨》，蒙迪阿爾出版社，溫特圖爾和庫爾特·德施出版社，慕尼黑（見221頁及其後）；2．《作為弓I路人的弗蘭茨·卡夫卡》，楚迪出版社，聖加侖。
關于如何準确無誤地出版卡夫卡著作的讨論是不着邊際的。
說穿了隻有原文手迹的照片才能保證十分的把握和天衣無縫。
其他任何一種出版方式都必須有所選擇。
原則上應該區分，一個作者是否已經指定發表某個作品，是否他沒有指定發表它，或者是否（這也是第三種可能）他明确指定過不得發表。
在最後一種情況下，他對那種不完美的、懸而未決的、充滿矛盾的作品所抱無所謂态度要比對第二種情況的态度鮮明得多。
可惜卡夫卡那兒就是這種情況。
可是我知道（因為我經常被他找去當參謀），卡夫卡是如何缜密地對他自己交付出版的書精雕細琢，他是怎樣一個勁地打開格林詞典查找的，他是怎樣為一個破折号是用還是不用同我和其他人讨論的，等等。
所以，讓疏忽、明顯的語言錯誤、受捷克句法影響了德文風格的“布拉格德語”及類似的東西原封不動，是違背我的良心的。
因為我知道，卡夫卡在最終出版前是一定會把這些疏忽大意之處消除掉的。
我相信自己通過與我的朋友長期的共同生活對他的意圖和語感了如指掌，有把握改掉這類違背他本心的錯處。
有所改動的隻是個别地方，而且僅僅是作者沒有修改過初稿中毫無疑問不正确的地方。
我舉個例子；卡夫卡在手稿中常用布拉格德語的“paar”表達“einpaar”的意思——比如他說：“Nachpaar塊hrltten”，向不是說“nachelnpaarSchritt。
n”。
然而在他自己把手稿修改付印時，他總是把這個錯誤改掉的。
在卡夫卡自己發表的作品中找不到它的蹤影。
所以我認為自己有義務在他的遺稿中碰到這種情況時以我的手代替已不在的他的手來整頓一下。
此外，我發表了許多不同的寫法，在一個附錄中甚至發表了被他畫掉的段落，這些往往能幫助人們弄明白卡夫卡描述的意圖。
也許未來的人們在準确性和詳細性上還會超過我；這是沒有界限的，影印版除外。
在剛才提到的我的另外兩本書的第一本中（《弗蘭茨·卡夫卡的信仰和學說》）還有關于卡夫卡偉大的繪畫藝術的闡述；人們至今慨無例外地僅僅視之為稀奇古怪的東西。
這種看法是會改變的。
我打算把我收集的卡夫卡的畫（他自己多半是往廢紙簍中扔的）作為專題著作出版。
此外，我那兩本上面提及的書是對卡夫卡進行闡釋的，但也還有一些傳記材料摻在其中。
同樣的情況也出現在我的長篇小說《斯蒂凡·羅特》（1931年）以及以下這些發表的文章中：《關于卡夫卡（城堡）的诠釋》（《新蘇黎世報》1951年IO月2O日，此外還發表在《艾卡特》上）、《對一個叫弗蘭茨·卡夫卡的玩偶之謀殺》（對一個錯誤的解釋的争辯，及第二次争辯，發表在《新瑞士評論》二月号與五月号上）、我的著述《此岸與彼岸》（1946年）第一冊中的《漫談基克加德、海德格爾、卡夫卡》。
作家卡夫卡和他的叙述藝術和至今仍鮮為人知的詩歌的獨特之優點是我的闡述的不言而喻的前提，完全不必特别予以強調。
我對他的詩歌的愛也表現在我将他的兩首詩譜寫成歌曲（鋼琴伴奏或樂隊伴奏皆可）這件事上。
在我那兩本書中，一方面指出他心靈的發展（與對他的形象的靜态理解相反），另一方面将他的格言（這些格言突出的是人的心中“不可摧毀之物”，是信念和對上帝的積極的信賴）與他的叙述作（其作品則為一切懷疑和不安敞開大門）分離開來，我通過這兩點來闡釋他的世界觀。
在小說中卡夫卡展示了人們是如何困惑，如何迷失了道路，在格言中這條道路自己顯示出來，宣布擺脫困惑的前景。
自然，人們不應該也不能夠将卡夫卡這兩種世界觀機械地分離開來。
格言中也有許多例子表明人由于痛苦和不知所措而喘不上氣來；另一方面，在長篇小說中也有穿透黑暗看見希望的目光，并非僅僅是無望的觀點。
卡夫卡永遠是完整的卡夫卡；如果人們這麼說了，再說一遍，再予以強調，那麼人們最終在“格言中的卡夫卡”身上看。
到的更強烈的還是他的啟示性的、助人的品質；而在叙述的想象力中的卡夫卡身上看到的則主要還是混亂的、自我煩惱和危機的展現。
一個靈魂的兩個方面是共于一體。
問題必然會提出，一個方面或另一個方面的突出造成的有層次順序的區别之原因何在？大體上可以這麼考慮：在小說中，也包括在書信和日記中，卡夫卡信步走去，聽其自然，毫無拘束地把自己托付給天使和魔鬼；而他在沉思的水晶體中（在格言中和一些書信裡）則實行自我督檢，進行人的自制，試圖使自己有所歸屬，為了一個思想中的或現實中的周圍世界的緣故而提高自己，力求取得成㊣(46)果。
這裡有着決定性的因素——針對命運之錯綜複雜的：人的意志自由；針對罰入地獄的：仁慈；針對絕望的：結束“亞曆山大戰役”，代之以和平時期的要求，對緻密倫娜的信中由那些力量從深處呼喊的宣言的希望：“盡管如此，你們這些沉默、被推動着的、前進着的、心中充滿直至狂野的信賴的人們，盡管如此，我們不會扔下你們不管，即使在你們最愚蠢時也不會，而且尤其在這種情況下不會抛棄你們。
”穿過卡夫卡混亂、虛無的世界，輕輕地，但不容置疑地響着對人類這一造物的愛的聲音，那種上帝的“力量”（是這麼預告的）“盡管如此”不會抛棄這些造物，還為他們祝福。
我略略認識M．M．夫人，但對她與卡夫卡之間的友誼一無所知。
根據弗蘭茨對我的叙述，我把他們間的這種關系視為斷斷續續地出現仇視的關系。
在弗蘭茨的日記中可找到指着同一個認識方向的暗示。
不管怎麼說，M．M．是個著名的、卓有成績的、意志非常堅定、極其聰明的人，對生活有着遠大的目光。
假如卡夫卡得知，他成了一個兒子的父親，這會給他的發展帶來多麼巨大的裨益，其影響簡直不可估量。
他内心最盼望的莫過于獲得孩子；他最懷疑的也莫過于自己生兒育女的能力。
每個他的著作的行家都知道那些相關的段落，卡夫卡在那些段落中表達了坐在孩子的搖籃邊的渴望。
實現這個渴望對于他的意義超過了其本身，也許能從最高層次向他證明自身的價值，因此也許具有決定性意義，他會感到自己身價培增；他始終将缺少後代視為一種特殊的、宣布将他逐入地獄的判決。
如果卡夫卡把這個孩子收養過來，孩子也許不一定會死；也許重新覺醒的自信心能夠拯救卡夫卡自己的生命，也許他今天就坐在我旁邊，使我不必對着虛無命筆。
“然而事實并非如此”，至少得承認，這裡的生活譜寫了一個故事，這個故事與卡夫卡著作中一切複雜的冒險性的殘酷和譏諷的苦澀特征是那樣驚人地相似。
M．M．夫人在布拉格瞻仰了卡夫卡的墓。
她那時在布拉格又見到了給我提供消息的人，1940年4月ZI日，她從佛羅倫薩寫了封信寄到以色列給他，我從中摘取關鍵性的幾行。
“你是當時在布拉格看到我處于莫大的困境中的第一個人，我為那時剛剛預感到的恐懼而憂心忡忡。
你在你朋友們雜亂的房間中的音樂演奏。
在這個神奇的城市中（我對它的愛超出您的想象）短時間的散步，這些在那時也都還能幫助我克服恐懼心理。
我去瞻仰了那個對我來說意義極其重大的男人的墓，他死于1924年，他的高超藝術至今仍為人稱頌。
他是我的男孩的父親，這孩子快七歲時突然在慕尼黑死去。
遠離我和他，而我與他在戰争年代就不得不分手了，以後再也沒見過——一直到幾小時前——因為他在他的家鄉，在遠離我們的地方死于一種緻命的疾病。
我從來不提此事。
我相信這是我第一次說到這事。
我家裡人和我的朋友們從不知道，除了我後來的上司以外。
他因此而對我很好，很規矩。
所以當他1936年去世時，我也失去了很多東西，失去了一切。
想到他們不必再受時間的折磨，我心情平靜，感到幸福。
”M．M．夫人在好多年中一直是以這麼一種獨特的方式談論卡夫卡和卡夫卡的作品的，以緻我的消息提供者斷定信中這一段所指隻能是卡夫卡，絕不會是其他人。
此後意大利很快就介入了戰争，M．M。
同我的消息提供人之間的通信不得不中斷。
那次重訪布拉格已經是在德國納粹奪權的陰影下進行的了。
M．M．當時的住地是柏林，她有理由談到折磨着她的預感性的恐懼。
她逃往瑞士去以色列，最後到了意大利。
我的消息提供人得到的最後一次關于她的消息來自不列颠紅十字會，落款日期1945年5月16日，報道的是：“M．M．夫人被德國人于1944年5月從S．多那托·迪·科米諾和弗洛希農帶走，同其他生活在這個區的猶太人關在一起。
我們深感遺憾，當前我們一點都幫不上忙。
”進一步的了解表明，M．M．被一個德國士兵用槍托打死了。
我檢驗了消息提供人告訴我的所有線索。
這些線索将我引向佛羅倫薩的好幾個人，他們住在聖吉爾吉奧和簡甯利奇奧裡膳宿公寓。
找到M．M．遺物的機會十分微弱，那裡也有許多卡夫卡的信。
居住在弗羅倫薩的作家馬克斯·克萊爾幫助我尋找。
但是沒有下落。
有可能卡夫卡的這些信今天保存在一個叫E．Pr．的先生那兒，是這位先生幫助M．M移居智利的（借此機會順便說一下，卡夫卡寫給那個同他兩次訂婚的“柏林女人”的書信至今仍在期待着與讀者見面）。
無法知道卡夫卡的兒子名字叫什麼，他曾生活在什麼情況下，死于什麼情況下。
沒有什麼東西像卡夫卡唯一的兒子這樣，逝去之後在曆史領域内留下的蹤迹是這樣的少。
卡夫卡的世界聲譽并沒有使人們能夠理解他。
圍繞着卡夫卡已經出現了一個神話氣氛，抹殺了他的人品的真實特征。
比如一家瑞士刊物為努力使一般讀者對卡夫卡“感興趣”，竟信口開河說了些最為荒誕不經的故事。
如，在他的慕尼黑朗誦會上，有三位女士暈厥過去，被擡出大廳，由于卡夫卡所讀的恐怖場面的描寫是那麼駭人。
還有，有兩個女人在他尚未掩埋的墓旁爆發了一場争論，兩人都聲稱是他的妻子。
——所有這些純屬子虛烏有。
關于慕尼黑朗誦會卡夫卡向我詳細介紹過。
如果發生過那樣轟動的事件，他一定會提到的；因為按照他的性格，一切有可能被利用來反對他的事情，使他心情受壓抑的事情，他都要特别地強調如果那時真的在慕尼黑發生過類似的事情，那麼卡夫卡在布拉格火車站（我去接他）就會對我說：“你看看，馬克斯，我是個多少低劣的作者，我不能為人們做點好事，卻給他們帶來傷害。
三個昏過去——這是我可悲的成就。
”我敢斷定，他會懷着對自己的誇耀性的幸災樂禍大體上說這麼幾句話的。
關于他的葬禮，那時我自己負有傷感的義務：扶着他的生活伴侶行走；我可以證明，什麼事情都沒有發生，隻有在最遙遠最不着邊際的地方才會産生這樣的謠言。
關于卡夫卡遺留的文學作品的故事我在每本書的後記中（尤其在《訴訟》的後記中），此外還在我的《作為指路人的弗蘭茨·卡夫卡》一書中作了詳盡的記述。
卡夫卡自己發表的所有作品都收集在第一冊《短篇小說集》中；此外隻有那篇幅短小、引人入勝的散文小品《鐵桶騎上》也是在卡夫卡生前付印過的，刊登在報紙《布拉格新聞》上；再就是1909年刊登在《波希米亞》上的《在布雷齊亞觀飛記》。
嚴格地說，這兩篇散文也應該歸入第一集。
在其它所有集子中材料都是卡夫卡遺留下來的。
在有關的後記中我對我的助手漢斯·約阿希姆·雪普斯．海因茨·波利策和艾斯特·霍弗的合作表示了謝意；隻有感謝不能得到足夠的重複。
關于我的出版工作方法，我在那些後記中也談了一些。
這方面有關的補充可參見我除這本傳記外發表的關于卡夫卡的另外兩本書：1．《弗蘭茨·卡夫卡的信仰和學說（卡夫卡和托爾斯泰）》，附有菲利克斯·威爾奇的《弗蘭茨·卡夫卡的宗教幽墨》，蒙迪阿爾出版社，溫特圖爾和庫爾特·德施出版社，慕尼黑（見221頁及其後）；2．《作為弓I路人的弗蘭茨·卡夫卡》，楚迪出版社，聖加侖。
關于如何準确無誤地出版卡夫卡著作的讨論是不着邊際的。
說穿了隻有原文手迹的照片才能保證十分的把握和天衣無縫。
其他任何一種出版方式都必須有所選擇。
原則上應該區分，一個作者是否已經指定發表某個作品，是否他沒有指定發表它，或者是否（這也是第三種可能）他明确指定過不得發表。
在最後一種情況下，他對那種不完美的、懸而未決的、充滿矛盾的作品所抱無所謂态度要比對第二種情況的态度鮮明得多。
可惜卡夫卡那兒就是這種情況。
可是我知道（因為我經常被他找去當參謀），卡夫卡是如何缜密地對他自己交付出版的書精雕細琢，他是怎樣一個勁地打開格林詞典查找的，他是怎樣為一個破折号是用還是不用同我和其他人讨論的，等等。
所以，讓疏忽、明顯的語言錯誤、受捷克句法影響了德文風格的“布拉格德語”及類似的東西原封不動，是違背我的良心的。
因為我知道，卡夫卡在最終出版前是一定會把這些疏忽大意之處消除掉的。
我相信自己通過與我的朋友長期的共同生活對他的意圖和語感了如指掌，有把握改掉這類違背他本心的錯處。
有所改動的隻是個别地方，而且僅僅是作者沒有修改過初稿中毫無疑問不正确的地方。
我舉個例子；卡夫卡在手稿中常用布拉格德語的“paar”表達“einpaar”的意思——比如他說：“Nachpaar塊hrltten”，向不是說“nachelnpaarSchrit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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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在他自己把手稿修改付印時，他總是把這個錯誤改掉的。
在卡夫卡自己發表的作品中找不到它的蹤影。
所以我認為自己有義務在他的遺稿中碰到這種情況時以我的手代替已不在的他的手來整頓一下。
此外，我發表了許多不同的寫法，在一個附錄中甚至發表了被他畫掉的段落，這些往往能幫助人們弄明白卡夫卡描述的意圖。
也許未來的人們在準确性和詳細性上還會超過我；這是沒有界限的，影印版除外。
在剛才提到的我的另外兩本書的第一本中（《弗蘭茨·卡夫卡的信仰和學說》）還有關于卡夫卡偉大的繪畫藝術的闡述；人們至今慨無例外地僅僅視之為稀奇古怪的東西。
這種看法是會改變的。
我打算把我收集的卡夫卡的畫（他自己多半是往廢紙簍中扔的）作為專題著作出版。
此外，我那兩本上面提及的書是對卡夫卡進行闡釋的，但也還有一些傳記材料摻在其中。
同樣的情況也出現在我的長篇小說《斯蒂凡·羅特》（1931年）以及以下這些發表的文章中：《關于卡夫卡（城堡）的诠釋》（《新蘇黎世報》1951年IO月2O日，此外還發表在《艾卡特》上）、《對一個叫弗蘭茨·卡夫卡的玩偶之謀殺》（對一個錯誤的解釋的争辯，及第二次争辯，發表在《新瑞士評論》二月号與五月号上）、我的著述《此岸與彼岸》（1946年）第一冊中的《漫談基克加德、海德格爾、卡夫卡》。
作家卡夫卡和他的叙述藝術和至今仍鮮為人知的詩歌的獨特之優點是我的闡述的不言而喻的前提，完全不必特别予以強調。
我對他的詩歌的愛也表現在我将他的兩首詩譜寫成歌曲（鋼琴伴奏或樂隊伴奏皆可）這件事上。
在我那兩本書中，一方面指出他心靈的發展（與對他的形象的靜态理解相反），另一方面将他的格言（這些格言突出的是人的心中“不可摧毀之物”，是信念和對上帝的積極的信賴）與他的叙述作（其作品則為一切懷疑和不安敞開大門）分離開來，我通過這兩點來闡釋他的世界觀。
在小說中卡夫卡展示了人們是如何困惑，如何迷失了道路，在格言中這條道路自己顯示出來，宣布擺脫困惑的前景。
自然，人們不應該也不能夠将卡夫卡這兩種世界觀機械地分離開來。
格言中也有許多例子表明人由于痛苦和不知所措而喘不上氣來；另一方面，在長篇小說中也有穿透黑暗看見希望的目光，并非僅僅是無望的觀點。
卡夫卡永遠是完整的卡夫卡；如果人們這麼說了，再說一遍，再予以強調，那麼人們最終在“格言中的卡夫卡”身上看。
到的更強烈的還是他的啟示性的、助人的品質；而在叙述的想象力中的卡夫卡身上看到的則主要還是混亂的、自我煩惱和危機的展現。
一個靈魂的兩個方面是共于一體。
問題必然會提出，一個方面或另一個方面的突出造成的有層次順序的區别之原因何在？大體上可以這麼考慮：在小說中，也包括在書信和日記中，卡夫卡信步走去，聽其自然，毫無拘束地把自己托付給天使和魔鬼；而他在沉思的水晶體中（在格言中和一些書信裡）則實行自我督檢，進行人的自制，試圖使自己有所歸屬，為了一個思想中的或現實中的周圍世界的緣故而提高自己，力求取得成㊣(46)果。
這裡有着決定性的因素——針對命運之錯綜複雜的：人的意志自由；針對罰入地獄的：仁慈；針對絕望的：結束“亞曆山大戰役”，代之以和平時期的要求，對緻密倫娜的信中由那些力量從深處呼喊的宣言的希望：“盡管如此，你們這些沉默、被推動着的、前進着的、心中充滿直至狂野的信賴的人們，盡管如此，我們不會扔下你們不管，即使在你們最愚蠢時也不會，而且尤其在這種情況下不會抛棄你們。
”穿過卡夫卡混亂、虛無的世界，輕輕地，但不容置疑地響着對人類這一造物的愛的聲音，那種上帝的“力量”（是這麼預告的）“盡管如此”不會抛棄這些造物，還為他們祝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