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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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卡夫卡。
我從他那兒接受了這一強烈的愛。
我們讀原文的《情感教育》、《聖·安東的誘惑》。
由于我們每周隻能找到一兩次時間來進行這些學習，這一共同活動進行了好幾年，而時間總是給我們提供新的材料。
大多數時候閱讀都在卡夫卡父母住房（蔡特納街）内他的小房間裡進行，有時候也在我這裡。
卡夫卡的寫字台上方懸挂着漢斯·托瑪《犁田者》——畫的複制品，畫幅頗不小。
這面牆的旁邊是一小塊古代浮雕的石膏複制品，已經發黃，上面是一個揮舞着一塊肉、即一條牛腿的女祭司，衣服上精細的皺褶在這無頭形象旁起舞。
我的目光不知多少次掠過這些東西，所以我現在閉上眼睛就能清楚地看見它們。
我在我的長篇小說《愛的魔力王國》中對此作過描寫，小說中卡夫卡作為理查德·加爾塔出現，同樣是那種簡單的，幾乎光秃秃的房間陳設，給人以臨時栖身的印象。
“整個說來并非不直居住，但對于那些追求通常的裝飾、豪華的住宿環境的人來說是不太舒服的。
”這樣的相互簡單的陳設在弗蘭茨所有布拉格住處是無例外：床、櫥、那深褐色的、幾近黑色的又舊又小的寫字台，桌上沒有多少書，卻亂堆亂放着許多本子。
最後居住的那個房間（在尼克拉斯大街）有第二個出口處，穿過廚房和浴室，卡夫卡多半走這條道進出。
他不曾與家庭隔絕，這一點當然緩沖着不斷啃齧他内心的沖突。
在後來的年頭中，他通過在陌生的環境中租一間自己的房間試圖擺脫非獨立性的魔力圈（而普魯斯特直至壽終始終住在他童年時的房間裡）。
上面提到托瑪的畫，一種《藝術守護者》的複制品證明了在我認識卡夫卡的那個階段中他的中學同學奧斯卡·波拉克對他的影響之強烈。
波拉克為《藝術守護者》雜志中的理論所迷住，這個雜志發表了阿韋納裡烏斯的著作，後來丢勒聯合會便是從中脫胎而出的。
波拉克起先在大學裡注冊的是化學專業；卡夫卡也是以十四天的化學課開始他的大學生涯的，這顯然也是為了波拉克的緣故。
對他特殊的領導個性可以弗蘭茨給他的信和中略見一斑。
波拉克後來作為藝術史家前往維也納和羅馬（可在書信集中找到他的小傳），巴羅克和現代藝術、布拉格和羅馬的建築史是他研究的主要領域，他通過特别科學的精确性，通過對來源細緻入微的研究發表了重要的著述，從而促進了這一領域的發展。
這位年輕的講師于1915年作為奧地利志願兵亡于伊松佐前線。
在他豐富的遺作中有二卷本《教皇烏爾班八世時期的藝術活動》的已完成手稿，該著作在發現後便交付出版；此外還有關于英諾森二世和亞曆山大七世的任職史手稿、為編纂羅馬導遊書目錄做的前期工作、為寫關于彼得羅·達·科托納斯的專題著作開了頭的材料收集工作，等等。
這是對戰争最辛辣的諷刺之一：一個将畢生絕大部分精力獻給了對意大利藝術之愛的學者恰恰在意大利的子彈下結束了生命。
在1915年8月27目的《新蘇黎世報》上，J．A．F．奧爾班（日内瓦）高度評價了為“科學的光環”所籠罩的死者。
他先是贊揚了死者的若幹雜文，比如他那些“尖銳批判性的建築學童話”。
然後接着說：“毫不奇怪，我們熱切地期待着那關于巴羅克來源的著作，他為此作了恢宏的構思，并準備自己動手寫關于羅馬藝術生活截面的第一卷，然後讓巴格利奧尼夾叙夾議的藝術家生平介紹集在此不久之後相繼出版。
我們知道，我們這位傑出的同事與藝術文物保持着密切的聯系，一次又一次地漫步在羅馬及其附近，這個優勢不是所有藝術史家都擁有的，圖書館和檔案館往往吸引了文學史家們的全部精力。
這一點是我們在每天與他的交往中認識到的，清晨我們會在梵蒂岡看到他那善良的、曬黑的臉，而在前一天他從拉提烏姆那些偏僻的地方帶回了大量關于巴爾貝利尼的行宮和教堂的筆記與底片，收獲頗豐。
他會懷着同樣強烈的興趣坐在一大堆法希裡卡·笛·山·彼得羅的教會管理文獻集前，坐在巴爾貝利尼的藏書前，坐在教皇的總會計署檔案前，坐在賽岑托那些孤本書前，他精通遠古的生意經，有能力辨認去世很久的磚瓦匠和畫家的拼錯的詞句及專業口語。
同始終令人感興趣的波拉克就巴羅克的古文字學這一邊緣題目進行一番博學的交談總會給人以收益。
他在解釋在管理文獻中出現的、往往可随時提供有關貝爾尼尼的重要情況的幾乎是速記體的記錄中作出了令人驚歎的貢獻。
波拉克兢兢業業地從事着困難的、日複一日以定額累計的工作，研究手寫的材料和有關文獻，他從來不擺出那種多餘的、總是慢條斯理的學者架子。
他非常認真地對待他的事業，他将全部心血和精神力量給了他的工作，然而學習并沒有剝奪他享受現實生活中的幸福和興奮的能力，比如他同一位有才智的、惹人喜愛的年輕女子的婚姻便給他帶來了這樣的幸福和興奮，她對他的奮鬥給予了充分的理解；他們也一起參加同一個範圍廣大的圈子裡的朋友和熟人的交往。
” 這便是那個在年輕時給了卡夫卡以重大影響的人——為使這個形象更充實些，我再摘錄一段胡果·伯格曼的悼詞（載《波希米亞》1915年7月4日）：“他廣泛的興趣财富是取之不竭的；但是隻要什麼東西吸引了他，帶走了他，他便獻給其全部身心，從而忘了其他一切，而且馬上便成為崇拜者和宣傳人。
他就是這樣研讀了《奧義書》、《聖經》、路德、阿西西的芳濟、意大利文藝複興時期小說家（他将《十日談》朗讀得多麼純潔！），他就是這樣從事于琉特琴的彈奏和某些體育運動的。
”我聽說他是在波希米亞最早從事滑雪運動的人之一。
我記憶中的奧斯卡·波拉克是個善于發表厲的評論意見的堅決果敢的年輕人。
十九歲時便已胡子滿腮。
我通過後來的調查獲悉，他在以後刮掉了絡腮胡子，而且也抛棄了他那使人難以接近的生硬的、落落寡合的性格。
我也是在那個“廳”裡碰到他的。
他熱心地向我推薦“倫勃朗的德國人”。
一種不知緣何而起的再嚴肅不過的猶太智慧那時已經顯示輪廓，這種學說發現了與一種追溯純潔的源頭的德國文化相似的一些現象，并試圖向這種德國文化學習。
據我所知，奧斯卡·波拉克從未探索過真正猶太文化的問題，卡夫卡和我也是在很久以後才進入我們這個家鄉領域的。
對德意志文化的愛有時也會導緻對德意志文化完全流于表面的模仿，盡管出發點是真誠的，可以說是問心無愧的。
所在在卡夫卡緻奧斯卡·波拉克的信中可以讀到下面這麼一段話，它會使卡夫卡後來風格的識者深感奇怪： 在正對着坡形葡萄園的公路旁，在深深的山谷裡有一座小房子，這是這個村莊的第一座也是最後一座。
沒什麼價值。
對兄弟們來說頂多隻值一百個可憐的古爾登。
更糟糕的是，就連舒爾徹——瑙姆堡都不需要它，充其量用它來吓唬吓唬人而已。
可能把我這個所有者也列入吓唬對象之一了，我是唯一愛着這幢房子并為之夢魂牽繞的人。
房子小又低矮。
甚至還不舊呢。
恰恰相反，最多不過五到十年。
瓦屋頂。
一扇小門，顯然隻能供爬進爬出，旁邊有兩扇窗。
一切都是對稱的，仿佛是從一本教科書中爬出來的。
但是——門是用沉重的木料做的，油漆成棕色，窗闆葉也漆成了棕色，總是關着，無論晴天雨日。
可是這房子卻是住着人的。
門前有一條沉重的、寬寬的石頭條凳，看上去幾乎已有年頭了。
假如現在走來三個做手藝的小夥子，手持拐杖，背着很輕的背包，在石凳上坐下休息，擦去額頭的汗，然後三個腦袋湊在一起——這一切我都可以從上面看得一清二楚——這便如同一篇可愛的、古老的、甯靜的德國童話了。
《藝術守護者》宣傳的藝術品和藝術價值的影響在這段話的每一個細節中都顯現了出來。
對于一個像卡夫卡這樣的很早便發展了自己完全有個性的，幾乎看不出影響痕迹的作家來說，認識其不獨立的開始階段時感到怪誕而又感人，我得到的感覺便是這樣的。
緻奧斯卡·波拉克的信寫于1902至1904年間。
在這個友誼關系中卡夫卡是力争者；在接替這第一個強大的精神關系中，即與我的友誼中，事情好像恰恰相反。
至少卡夫卡在與我的友誼關系中僅僅通過他的甯靜和審慎便占居了支配地位，盡管雙方都愉快地承認兩者之間存在着平等的基礎。
——我驚訝地在卡夫卡青年時期給波拉克的信中讀到，他自己提出給波拉克寄他的作品或朗讀給他聽。
以後不再有這種事發生；要叫卡夫卡展示他手稿中的什麼東西，必須費勁地強求硬讨。
——這種态度的基礎不是驕傲，而是過分的自我批判。
這很早就開始了，在給波拉克的第五封信後跟着的是一封未發表的信，我從中摘取以下幾行（這麼做也隻是由于這幾行略略談及卡夫卡最早的、未能保留下來的一些作品）：“在我給你的那幾千行中，也許隻有十行可以令我勉強聽得入耳。
上封信中的鼓吹沒有必要，不是啟示而是孩童的亂塗亂抹……絕大部分令我反感，恕我直言不諱（比如《早晨》及其他），使我無法卒讀，假如你能跳閱一遍，我就滿足了。
可是你必須知道，我開始寫作的時期是人們‘創造作品’的浮誇時期；沒有比開始的那個時期更糟的了。
我對那些豪言壯語如癡如醉。
在那疊稿子下有一張紙，上面寫着從日曆中找來的不尋常的、特别莊嚴的姓名。
我需要為我的長篇小說選擇兩個人的名字，最終選定劃了杠杠的：約翰内斯和貝阿特（蕾娜特已被我勾掉），原因是她那厚厚的光環。
這是怪有意思的。
” 這封信中還有卡夫卡對另一個愛用“無窮無盡的”偉大詞彙的同學的尖刻評語——“那是些石塊，我看到他如此漫不經心地擲出，簡直是目瞪口呆。
接近其内容是不可思議的，我敢發誓，我一輩子也不會像那時候那麼妒忌。
”接着是更尖銳的自我批評：“那些本子裡有一點是完全不存在的，那便是勤奮、堅韌和所有諸如此類的陌生精神。
”下面他還寫道：“我缺乏的是律己。
希望你浏覽這些個本子是我今天對你最無所謂的要求。
你有個漂亮的房間。
樓下商店的小燈光忽明忽滅地閃動着。
我希望你能讓我每個星期六朗讀半個小時，從下下個星期六開始。
我想要發奮三個月。
今天我特别明白了一點：藝術對技巧的需要強于技巧對藝術的需要。
當然我不相信可以強迫自己生育，但是強迫自己教育孩子卻是可以的。
” 我不知道奧斯卡·波拉克的嚴厲的法庭是如何審判卡夫卡的作品的，不知他是否像我從一開始就做的那樣，老實說是不得不那樣地欽佩卡夫卡。
奧斯卡·波拉克的興趣範疇顯然離卡夫卡那奇想突兀的、在那時顯得尤其怪誕的小世界比較遙遠。
而我恰恰喜歡那奇異的、無可重複的新鮮的内容。
卡夫卡第一個青年時代的朋友很快便離開了布拉格，進入了大範疇的、科學嚴謹的天地。
于是當初卡夫卡渴望的呼喚未獲聽聞；在那些信中這種呼喚是震撼人心的，而且表達了後來對集體的渴望的先聲：“沒有其他人你将一事無成”，“隐居是可厭的”。
——這種呼喚還是對卡夫卡後期具有象征意義的“鼹鼠”的預言性的論戰。
“我知道，兩雙陌生的眼睛望着什麼，什麼就會變得更溫暖，更活潑。
”我覺得這是年輕的卡夫卡在這場争奪中、在這友誼關系中的核心語句。
對這一友誼，我是從書信的文獻中得悉的，奇怪的是，弗蘭茨沒有對我着重提到過。
也許當時僅限于建立友誼的嘗試，沒有形成真正的關系；卡夫卡後期對此的沉默（日記中也毫無記載）似乎指出了這一點。
但是這一點絲毫無損于這第一個夥伴給予他的巨大的、指明方向的意義。
他（波拉克——澤者）從我們的視野中消失了，先是去農村當管家，後來在羅馬科壇發揮了光輝的作用。
我們有時聽說，他以特别親切的态度和非常豐富的學識為我們圈子中的朋友們、去羅馬的人導遊，給他們介紹羅馬輝煌的古迹，完全沒有那種生硬的樣子了。
突然，他過早死亡的可怕消息給我們帶來了震驚。
我同卡夫卡交往了幾年，竟不知道他在寫作。
我自己那時已經在報紙雜志上發表了一些東西，1906年出版了我的第一本書。
他初次提到他的文學活動的是，他告訴我，他以一篇小說參加了維也納《時代》報的有獎征文。
郵件的封面上寫着；“窄巷中的天空”。
可能這也是小說的題目，我記不清了。
該郵件未引起頒獎者的注意，自此便失蹤了。
後來，他有一次（在1909年）給我朗讀了一部長篇小說的開頭部分，小說名叫《鄉村婚事》。
我保留了手稿的一部分。
這本書的主人公叫拉班。
在這裡也可以從卡夫卡和拉班這兩個名字結構上的相似看出自述的意義，正如弗蘭茨自己對他的小說《判決》中的主人公本得曼這個名字的分析表明的那樣。
在第一章中寫道，拉班離開了他的
我從他那兒接受了這一強烈的愛。
我們讀原文的《情感教育》、《聖·安東的誘惑》。
由于我們每周隻能找到一兩次時間來進行這些學習，這一共同活動進行了好幾年，而時間總是給我們提供新的材料。
大多數時候閱讀都在卡夫卡父母住房（蔡特納街）内他的小房間裡進行，有時候也在我這裡。
卡夫卡的寫字台上方懸挂着漢斯·托瑪《犁田者》——畫的複制品，畫幅頗不小。
這面牆的旁邊是一小塊古代浮雕的石膏複制品，已經發黃，上面是一個揮舞着一塊肉、即一條牛腿的女祭司，衣服上精細的皺褶在這無頭形象旁起舞。
我的目光不知多少次掠過這些東西，所以我現在閉上眼睛就能清楚地看見它們。
我在我的長篇小說《愛的魔力王國》中對此作過描寫，小說中卡夫卡作為理查德·加爾塔出現，同樣是那種簡單的，幾乎光秃秃的房間陳設，給人以臨時栖身的印象。
“整個說來并非不直居住，但對于那些追求通常的裝飾、豪華的住宿環境的人來說是不太舒服的。
”這樣的相互簡單的陳設在弗蘭茨所有布拉格住處是無例外：床、櫥、那深褐色的、幾近黑色的又舊又小的寫字台，桌上沒有多少書，卻亂堆亂放着許多本子。
最後居住的那個房間（在尼克拉斯大街）有第二個出口處，穿過廚房和浴室，卡夫卡多半走這條道進出。
他不曾與家庭隔絕，這一點當然緩沖着不斷啃齧他内心的沖突。
在後來的年頭中，他通過在陌生的環境中租一間自己的房間試圖擺脫非獨立性的魔力圈（而普魯斯特直至壽終始終住在他童年時的房間裡）。
上面提到托瑪的畫，一種《藝術守護者》的複制品證明了在我認識卡夫卡的那個階段中他的中學同學奧斯卡·波拉克對他的影響之強烈。
波拉克為《藝術守護者》雜志中的理論所迷住，這個雜志發表了阿韋納裡烏斯的著作，後來丢勒聯合會便是從中脫胎而出的。
波拉克起先在大學裡注冊的是化學專業；卡夫卡也是以十四天的化學課開始他的大學生涯的，這顯然也是為了波拉克的緣故。
對他特殊的領導個性可以弗蘭茨給他的信和中略見一斑。
波拉克後來作為藝術史家前往維也納和羅馬（可在書信集中找到他的小傳），巴羅克和現代藝術、布拉格和羅馬的建築史是他研究的主要領域，他通過特别科學的精确性，通過對來源細緻入微的研究發表了重要的著述，從而促進了這一領域的發展。
這位年輕的講師于1915年作為奧地利志願兵亡于伊松佐前線。
在他豐富的遺作中有二卷本《教皇烏爾班八世時期的藝術活動》的已完成手稿，該著作在發現後便交付出版；此外還有關于英諾森二世和亞曆山大七世的任職史手稿、為編纂羅馬導遊書目錄做的前期工作、為寫關于彼得羅·達·科托納斯的專題著作開了頭的材料收集工作，等等。
這是對戰争最辛辣的諷刺之一：一個将畢生絕大部分精力獻給了對意大利藝術之愛的學者恰恰在意大利的子彈下結束了生命。
在1915年8月27目的《新蘇黎世報》上，J．A．F．奧爾班（日内瓦）高度評價了為“科學的光環”所籠罩的死者。
他先是贊揚了死者的若幹雜文，比如他那些“尖銳批判性的建築學童話”。
然後接着說：“毫不奇怪，我們熱切地期待着那關于巴羅克來源的著作，他為此作了恢宏的構思，并準備自己動手寫關于羅馬藝術生活截面的第一卷，然後讓巴格利奧尼夾叙夾議的藝術家生平介紹集在此不久之後相繼出版。
我們知道，我們這位傑出的同事與藝術文物保持着密切的聯系，一次又一次地漫步在羅馬及其附近，這個優勢不是所有藝術史家都擁有的，圖書館和檔案館往往吸引了文學史家們的全部精力。
這一點是我們在每天與他的交往中認識到的，清晨我們會在梵蒂岡看到他那善良的、曬黑的臉，而在前一天他從拉提烏姆那些偏僻的地方帶回了大量關于巴爾貝利尼的行宮和教堂的筆記與底片，收獲頗豐。
他會懷着同樣強烈的興趣坐在一大堆法希裡卡·笛·山·彼得羅的教會管理文獻集前，坐在巴爾貝利尼的藏書前，坐在教皇的總會計署檔案前，坐在賽岑托那些孤本書前，他精通遠古的生意經，有能力辨認去世很久的磚瓦匠和畫家的拼錯的詞句及專業口語。
同始終令人感興趣的波拉克就巴羅克的古文字學這一邊緣題目進行一番博學的交談總會給人以收益。
他在解釋在管理文獻中出現的、往往可随時提供有關貝爾尼尼的重要情況的幾乎是速記體的記錄中作出了令人驚歎的貢獻。
波拉克兢兢業業地從事着困難的、日複一日以定額累計的工作，研究手寫的材料和有關文獻，他從來不擺出那種多餘的、總是慢條斯理的學者架子。
他非常認真地對待他的事業，他将全部心血和精神力量給了他的工作，然而學習并沒有剝奪他享受現實生活中的幸福和興奮的能力，比如他同一位有才智的、惹人喜愛的年輕女子的婚姻便給他帶來了這樣的幸福和興奮，她對他的奮鬥給予了充分的理解；他們也一起參加同一個範圍廣大的圈子裡的朋友和熟人的交往。
” 這便是那個在年輕時給了卡夫卡以重大影響的人——為使這個形象更充實些，我再摘錄一段胡果·伯格曼的悼詞（載《波希米亞》1915年7月4日）：“他廣泛的興趣财富是取之不竭的；但是隻要什麼東西吸引了他，帶走了他，他便獻給其全部身心，從而忘了其他一切，而且馬上便成為崇拜者和宣傳人。
他就是這樣研讀了《奧義書》、《聖經》、路德、阿西西的芳濟、意大利文藝複興時期小說家（他将《十日談》朗讀得多麼純潔！），他就是這樣從事于琉特琴的彈奏和某些體育運動的。
”我聽說他是在波希米亞最早從事滑雪運動的人之一。
我記憶中的奧斯卡·波拉克是個善于發表厲的評論意見的堅決果敢的年輕人。
十九歲時便已胡子滿腮。
我通過後來的調查獲悉，他在以後刮掉了絡腮胡子，而且也抛棄了他那使人難以接近的生硬的、落落寡合的性格。
我也是在那個“廳”裡碰到他的。
他熱心地向我推薦“倫勃朗的德國人”。
一種不知緣何而起的再嚴肅不過的猶太智慧那時已經顯示輪廓，這種學說發現了與一種追溯純潔的源頭的德國文化相似的一些現象，并試圖向這種德國文化學習。
據我所知，奧斯卡·波拉克從未探索過真正猶太文化的問題，卡夫卡和我也是在很久以後才進入我們這個家鄉領域的。
對德意志文化的愛有時也會導緻對德意志文化完全流于表面的模仿，盡管出發點是真誠的，可以說是問心無愧的。
所在在卡夫卡緻奧斯卡·波拉克的信中可以讀到下面這麼一段話，它會使卡夫卡後來風格的識者深感奇怪： 在正對着坡形葡萄園的公路旁，在深深的山谷裡有一座小房子，這是這個村莊的第一座也是最後一座。
沒什麼價值。
對兄弟們來說頂多隻值一百個可憐的古爾登。
更糟糕的是，就連舒爾徹——瑙姆堡都不需要它，充其量用它來吓唬吓唬人而已。
可能把我這個所有者也列入吓唬對象之一了，我是唯一愛着這幢房子并為之夢魂牽繞的人。
房子小又低矮。
甚至還不舊呢。
恰恰相反，最多不過五到十年。
瓦屋頂。
一扇小門，顯然隻能供爬進爬出，旁邊有兩扇窗。
一切都是對稱的，仿佛是從一本教科書中爬出來的。
但是——門是用沉重的木料做的，油漆成棕色，窗闆葉也漆成了棕色，總是關着，無論晴天雨日。
可是這房子卻是住着人的。
門前有一條沉重的、寬寬的石頭條凳，看上去幾乎已有年頭了。
假如現在走來三個做手藝的小夥子，手持拐杖，背着很輕的背包，在石凳上坐下休息，擦去額頭的汗，然後三個腦袋湊在一起——這一切我都可以從上面看得一清二楚——這便如同一篇可愛的、古老的、甯靜的德國童話了。
《藝術守護者》宣傳的藝術品和藝術價值的影響在這段話的每一個細節中都顯現了出來。
對于一個像卡夫卡這樣的很早便發展了自己完全有個性的，幾乎看不出影響痕迹的作家來說，認識其不獨立的開始階段時感到怪誕而又感人，我得到的感覺便是這樣的。
緻奧斯卡·波拉克的信寫于1902至1904年間。
在這個友誼關系中卡夫卡是力争者；在接替這第一個強大的精神關系中，即與我的友誼中，事情好像恰恰相反。
至少卡夫卡在與我的友誼關系中僅僅通過他的甯靜和審慎便占居了支配地位，盡管雙方都愉快地承認兩者之間存在着平等的基礎。
——我驚訝地在卡夫卡青年時期給波拉克的信中讀到，他自己提出給波拉克寄他的作品或朗讀給他聽。
以後不再有這種事發生；要叫卡夫卡展示他手稿中的什麼東西，必須費勁地強求硬讨。
——這種态度的基礎不是驕傲，而是過分的自我批判。
這很早就開始了，在給波拉克的第五封信後跟着的是一封未發表的信，我從中摘取以下幾行（這麼做也隻是由于這幾行略略談及卡夫卡最早的、未能保留下來的一些作品）：“在我給你的那幾千行中，也許隻有十行可以令我勉強聽得入耳。
上封信中的鼓吹沒有必要，不是啟示而是孩童的亂塗亂抹……絕大部分令我反感，恕我直言不諱（比如《早晨》及其他），使我無法卒讀，假如你能跳閱一遍，我就滿足了。
可是你必須知道，我開始寫作的時期是人們‘創造作品’的浮誇時期；沒有比開始的那個時期更糟的了。
我對那些豪言壯語如癡如醉。
在那疊稿子下有一張紙，上面寫着從日曆中找來的不尋常的、特别莊嚴的姓名。
我需要為我的長篇小說選擇兩個人的名字，最終選定劃了杠杠的：約翰内斯和貝阿特（蕾娜特已被我勾掉），原因是她那厚厚的光環。
這是怪有意思的。
” 這封信中還有卡夫卡對另一個愛用“無窮無盡的”偉大詞彙的同學的尖刻評語——“那是些石塊，我看到他如此漫不經心地擲出，簡直是目瞪口呆。
接近其内容是不可思議的，我敢發誓，我一輩子也不會像那時候那麼妒忌。
”接着是更尖銳的自我批評：“那些本子裡有一點是完全不存在的，那便是勤奮、堅韌和所有諸如此類的陌生精神。
”下面他還寫道：“我缺乏的是律己。
希望你浏覽這些個本子是我今天對你最無所謂的要求。
你有個漂亮的房間。
樓下商店的小燈光忽明忽滅地閃動着。
我希望你能讓我每個星期六朗讀半個小時，從下下個星期六開始。
我想要發奮三個月。
今天我特别明白了一點：藝術對技巧的需要強于技巧對藝術的需要。
當然我不相信可以強迫自己生育，但是強迫自己教育孩子卻是可以的。
” 我不知道奧斯卡·波拉克的嚴厲的法庭是如何審判卡夫卡的作品的，不知他是否像我從一開始就做的那樣，老實說是不得不那樣地欽佩卡夫卡。
奧斯卡·波拉克的興趣範疇顯然離卡夫卡那奇想突兀的、在那時顯得尤其怪誕的小世界比較遙遠。
而我恰恰喜歡那奇異的、無可重複的新鮮的内容。
卡夫卡第一個青年時代的朋友很快便離開了布拉格，進入了大範疇的、科學嚴謹的天地。
于是當初卡夫卡渴望的呼喚未獲聽聞；在那些信中這種呼喚是震撼人心的，而且表達了後來對集體的渴望的先聲：“沒有其他人你将一事無成”，“隐居是可厭的”。
——這種呼喚還是對卡夫卡後期具有象征意義的“鼹鼠”的預言性的論戰。
“我知道，兩雙陌生的眼睛望着什麼，什麼就會變得更溫暖，更活潑。
”我覺得這是年輕的卡夫卡在這場争奪中、在這友誼關系中的核心語句。
對這一友誼，我是從書信的文獻中得悉的，奇怪的是，弗蘭茨沒有對我着重提到過。
也許當時僅限于建立友誼的嘗試，沒有形成真正的關系；卡夫卡後期對此的沉默（日記中也毫無記載）似乎指出了這一點。
但是這一點絲毫無損于這第一個夥伴給予他的巨大的、指明方向的意義。
他（波拉克——澤者）從我們的視野中消失了，先是去農村當管家，後來在羅馬科壇發揮了光輝的作用。
我們有時聽說，他以特别親切的态度和非常豐富的學識為我們圈子中的朋友們、去羅馬的人導遊，給他們介紹羅馬輝煌的古迹，完全沒有那種生硬的樣子了。
突然，他過早死亡的可怕消息給我們帶來了震驚。
我同卡夫卡交往了幾年，竟不知道他在寫作。
我自己那時已經在報紙雜志上發表了一些東西，1906年出版了我的第一本書。
他初次提到他的文學活動的是，他告訴我，他以一篇小說參加了維也納《時代》報的有獎征文。
郵件的封面上寫着；“窄巷中的天空”。
可能這也是小說的題目，我記不清了。
該郵件未引起頒獎者的注意，自此便失蹤了。
後來，他有一次（在1909年）給我朗讀了一部長篇小說的開頭部分，小說名叫《鄉村婚事》。
我保留了手稿的一部分。
這本書的主人公叫拉班。
在這裡也可以從卡夫卡和拉班這兩個名字結構上的相似看出自述的意義，正如弗蘭茨自己對他的小說《判決》中的主人公本得曼這個名字的分析表明的那樣。
在第一章中寫道，拉班離開了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