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家世與童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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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種交流内心感受的方式或模仿他的猶太教法典方式讨論上帝及其能力範圍，這種讨論不很詳盡深刻（也許我那時已十分易于疲倦）。
我當時樂于聯系一份基督教雜志（記得是《基督教世界》）中的論題，該論題将鐘表與世界、鐘表匠和上帝相對照，并以鐘表匠的存在來證明上帝的存在。
依我之見，我完全有把握在貝格曼面前駁倒這個論點，盡管這種反駁在我心中并無堅實的依據，反駁時我必須耐心地将各種依據收集攏來。
有一次這種反駁進行了，那時我們圍着市府塔樓散步。
我之所以對此事記得如此清晰，是因為我們幾年前共同回顧了這件事。
” “當我相信自己具有敏銳的思維能力時（然而我卻沒有這方面的要求，對思維能力的發揮及其效果的陶醉阻止了我産生這種要求），由于我思考得不夠多，我走到哪裡總是穿着蹩腳的服裝，這些服裝是父母讓不同的顧客裁制的，最長一段時間是讓努斯勒的一個裁縫給做的。
我自然發現，穿得不像樣走在街上是很輕松的，我也注意到其他人穿着很闊綽，不過我多少年下來也沒有想到在我的服裝上尋找我的外貌寒酸的原因。
由于我那時已經有了自卑的趨勢（更多的是在隐隐的感覺中而不是在事實上），我堅信這些衣服隻有在我身上才能與這種先是洗衣闆一樣僵直，而後又變得皺褶繁多的身體相配。
我根本不想獲得新衣服，因為既然我長得難看，何必不穿得舒适一些呢？再說，既然世界已經看慣了舊服裝，又何必向它展現新服裝的醜陋呢？我老是拒絕母親的意圖，她總是讓人給我做這種新衣服，她那大人的目光總能發現新舊服式間的區别。
我的這種不斷的拒絕對我影響很大。
使我認為父母親的行動業已證明，我的長相實在是不值一談。
“長此以往，我漸漸習慣于我的姿勢來适應這些蹩腳的服裝，走到哪裡我都曲背斜肩，手足無措，害怕照鏡子，因為我認為它會不可避免地将我的醜相展現在我面前，而且這醜相不可能如實地映現。
假如我真像鏡子中照出的那樣，那就會引起更大的騷動，星期天散步時我就得忍受母親在我背上輕輕的敲擊，接受與我當時現實的憂慮格格不久的告誡與預言。
我主要完全缺乏為真實的未來哪怕在最低限度上預作準備的能力。
我隻能對當前的事物及其當前的狀況加以思考。
這可不是出于考慮問題的徹底性或基于某些性命攸關的利益，而是（隻要不是由于思考能力貧弱）出于悲哀和畏懼，說出于悲哀，是因為我的當前處境是如此可悲，我認為在它自己的消融于幸福之前，我無法脫離它；說出于畏懼，因為正如我當前每跨出極小的一步亦心驚膽顫一樣，我覺得自己沒有資格以我幼稚可鄙的面目來嚴肅負責地評價作為偉大的成年男人的未來，這種未來在我心目中多半時間被看成癡人說夢，以緻我覺得自己每挪出的一步都是虛假的，而下一步則是不可企及的。
“奇迹比真正的進步更易使我接受。
然而我卻過于冷靜，以緻不能在奇迹的範圍内考慮奇迹，在真正的進步的範圍内考慮真正的進步。
入睡前，我能長時間地沉湎于夢幻中：我身為富翁，乘坐四駕馬車駛入猶太聚居區，以一句威嚴的話解救了一個無辜受鞭撻的美麗的姑娘，以我的車載着她揚長而去。
這種自娛的信念也許是從一種已經不很健康的性感中滋生出來的，它絲毫不能使我克服這種堅定的想法：我将通不過年終考試，假使竟然通過了，那麼我在下一學年中也将毫無進步可言，假使到頭來竟然頭暈腦漲地又過了這一關，那麼我在中學畢業考試中也将最終被淘汰，反正我肯定會（不管在什麼時候）以我的驚人的無能使我的父母和其他所有人目瞪口呆，現在我的父母在我正常升高的外表迷惑下昏昏入睡了。
在我将自己視為走向未來的指路人時，我總是隻能看到我的無能（然而我的文學工作之弱很少映入我的眼簾），這麼一來，我對未來的思考便從來得不出所以然來；這種思考隻是當前悲哀的延續。
隻要我願意，我可以挺直腰杆走路，但這樣很累，再說我也看不出彎腰曲背将來會給我帶來什麼惡果。
我覺得，如果我有個什麼未來的話，一切會自然而然地順理成章。
選擇這麼一種生活準則并非因為它含有對未來的信心，未來之存在本來就不為我所相信，我這麼做隻是出于生活得輕松一些的目的。
就如這般走路，穿衣，沐浴，閱讀，尤其是閉門家中（這是我感到最輕松也最不需要勇氣的事）。
超過這些範圍，我便踏上了可笑的出路。
“有一次，我面臨不穿一件黑色的禮服無法出門的境地，特别由于我必須作出是否參加一個舞會的決斷。
努斯勒那個裁縫被召了來，協商裁這麼一件衣服的事。
在這種情況下我總是如此優柔寡斷，我總是害怕通過一個明确的答複不僅被扯入下一個不愉快的局面，而且會進一步被扯入一個更糟糕的境況。
一開始我不想要黑衣服，于是人們在這陌生人面前以我沒有任何禮服為由羞我，于是我竟然容忍他們提出裁制一件燕尾服的建議。
但我感到人們提出的燕尾服将給我的生活面貌帶來可怕的轉折，于是我們争執不下，最後一緻同意做晚禮服，這種服裝與普通西服上裝的相似至少使我感到可以忍受。
可是當我聽說禮服背心必須開領，裡面還得穿一件挺括的襯衫時，我以超出自己力量的堅決性表示反對。
我不要這麼一件晚禮服，假如非要不可的話，那麼我甯要一件雖有綢料襯裡坦領口卻開得較高的。
這個裁縫沒見過這麼一件晚禮服，他說，我怎麼設想都罷，但這麼一種上裝不可能穿到舞會上去。
好吧，就讓它不是舞會服裝吧，我根本就不想跳舞去，這事本來就沒有定，你隻要把我說的衣服做出來就行了。
這個裁縫簡直想不明白了，因為至今為止我總是以帶羞的匆忙，沒有異議也沒有建議地讓他給我量體裁衣，試穿新裝。
毫無辦法，也由于母親的的催迫，我隻得陪着他（别提多難受了）穿過舊環形路到一個商人的舊衣陳列窗去，我很長一段時間以來經常看見一件這樣的不使人為難的晚禮服放在那裡并覺得适用于我。
不幸這件禮服已從櫥窗中取走，圓睜雙目往店裡看了半天也認不出它來，要我僅僅為了看這件禮服而走到店裡去我可不敢，我們便懷着先前一樣的不同見解回家了。
然而我卻覺得這件未來的晚禮服已經受到了這段冤枉路的詛咒，我至少利用了對争執不下的惱火為借口，随便向這個裁縫訂做了一件小東西，為晚禮服之事給了他一點小惠作為補償，把他打發走了。
在母親的責備下，我疲倦地退了回去，從此永遠（一切事情在我眼中都是永遠的）對姑娘們，對衣冠楚楚的出場和舞會關閉了心扉。
我對此感到愉快，同時又覺得可憐，此外，我擔心在這個裁縫面前比他以往的任何主顧表現得都更可笑。
” 弗蘭茨讀完了肉市場旁的德語小學，又畢業于舊城環形路旁的德語中學。
這稱得上是布拉格最嚴格的學校。
學生很少，在那些寬敞的教室裡，由于學生少，每個人自然會經常被叫起來提問，這種情況比其他那些較為幸運、但松松垮垮的中學要多得多。
學生們怕老師。
我那時在施蒂凡中學讀書，還不認識卡夫卡，有時也通過其他途徑聽到那個學校陰暗的情況。
我們施蒂凡中學的學生也可參加在金斯基宮——舊城中學所在地——中舉辦的自選法語課，所以我親眼見過那些陰森而高雅的教室。
卡夫卡後來有時對我說起，他是“以眼淚”通過數學考試的，還得感謝上面摘錄的日記中提到過的胡果·貝格曼，他把作業讓他抄。
除此之外，他好像是個挺不錯的學生。
舊城中學中隻有好學生，差一點的在最初幾年就被毫不容情地淘汰了。
據他母親說，他那時是個體弱溫柔的孩子，大多數時候很嚴肅，然而偶然也調皮搗蛋，——一個老是讀書而不願運動的孩子——這與卡夫卡後來對體育鍛煉的強烈興趣是不同的。
一張地對照片展示的是個五歲左右的男孩子，身材瘦高，充滿疑問的眼睛睜得大大的，緊閉的嘴唇顯得憂郁而執拗。
烏黑的頭發幾乎垂到眉毛，加深了簡直處于危險邊緣的悶悶不樂的印象，适合幹這一印象的無疑是那無力下垂的雙手，而不是那精心選擇的水手眼、寬大的水兵帽和手杖。
弗蘭茨很少跟妹妹們一起玩，他們的年齡相差太大，這一差距有時好像倒是成了小小的不和的導火線。
隻有在父母生日時，小弗蘭茨才為妹妹們編寫小戲劇。
這些小戲劇是在家庭内部上演的，這個慣例一直持續到兄妹們比較成熟的年代。
很久以後妹妹們還記得一些片段和一些詩句。
有個劇叫《騙子》，還有一個叫《格奧爾格·封·波迪布拉德》，再一個叫《照片在講話》（這個劇講的是挂在窗柱上的家庭照片）。
弗蘭茨從來不參加演出，隻是當劇作家和導演。
後來他建議妹妹們演漢斯·薩克斯的小戲劇以取代他的劇作，由他導演。
青年弗蘭茨的真正社會交往我們必須在他的同學中去尋找。
他那小小的班級中有那麼幾個人，他們的重要性以後顯示了出來。
除了卡夫卡外，還有；已經提到過的胡果·貝格曼，他後來成了有地位的哲學家，目前他是耶路撒冷希伯萊大學教授。
在中學期間，卡夫卡和貝格曼二人雖然來往不少，但看來彼此并沒有真正認識到對方的價值。
對于艾米爾·烏提茲來說同樣如此，他後來在哈勒和布拉格任哲學教授。
還有保爾·基施，文學史專家和“新自由新聞”的編輯。
隻有同奧斯卡·波拉克的關系才堪稱密切，對此我們以後還将談到。
在青春時代的所有印象中，那巨大的父親形象（其巨大性無疑經過了卡夫卡的天賦的放大）處于突出的地位。
作這方面描述的有卡夫卡生命後期的一部著作。
1919年11月，他同我一起住在裡布赫附近的什累申（所以我能相當清楚地描繪那些日子的氣氛），他寫了一封非常詳盡的《緻父親的信》，這簡直不能稱之為信，這是一本小書，然而不是現時可以發表的書，而且是最奇異的書之一，盡管是用簡單易懂的語言寫成的，它是有關生活沖突的最難懂的文獻之一。
在此很難尋根溯源，有的地方自然很容易找到與精神分析學的吻合之處，但是精神分析學多半止于事實的表層，而不能及于更深處的盤根錯節。
由于個人風格的緣故，這封《緻父親的信》未作廣泛的傾訴。
然而僅那些為數不多的片斷和語錄（我可以摘引）已足資構成有助于理解卡夫卡發展過程的不可或缺的材料。
盡管此情長逾百頁，然而我從與弗蘭茨的談話中獲悉，他真的打算将它交給父親（通過母親），一段時間内弗蘭獲有意通過這封信澄清與父親之間的這種煩人地僵持着、痛苦地凍結着的關系。
事實上，此信若果真送上去，效果必然适得其反：通過此信使父親理解自己的意圖根本不可能實現。
母親也未轉交這封信，而顯然安慰了弗蘭茨幾句，将信退還給了他。
從此以後，我們對這件事再也沒有談及。
“最親愛的父親”，信是這麼開始的，“你最近問我，為什麼我說我怕你。
同往常一樣，我對你無言以對，這部分由于我對你的畏懼，部分由于解釋這種畏懼涉及太多的細節，突然談及，我一下子歸納不起來。
”接着便是對這個特别的父親與這個特别的孩子的關系的詳細分析，或反之，還有最尖銳的自我分析，插曲般地擴展成小小的自傳，談得最多的是那自然從中心引導出來的對童年的回顧；因此恰恰是《信》的這些段落是值得摘引之處。
卡夫卡始終将自傳性的描述看得非常重，這一點不僅可以從他生命中相當長的階段堅持寫日記這一事實中，而且還可以從類似下面舉出的話中看出：“一旦我得以脫離辦公室，無論如何将馬上着手實現寫自傳的願望。
我在寫作之初必須将這麼一種重大轉折視為暫定目标，以便掌握事态的發展。
盡管這種轉折可能性小得可怕，我卻也看不到另一種可以與之并列的重大轉折。
再說，寫自傳是一大樂趣，因為它将輕易地從筆底流出，恰如把夢境記錄下來一般，然而将具有另一種偉大的、永遠左右着我的結果，它也将為其他任何一個人的理解力和感覺所接受。
”在給我的一封信中也表達了同樣的意向，信中“全力以赴地重溫我的（卡夫卡的）生活輪廓”。
這一思想獲得極高的評價：“第一個結果将是，我把力量集中起來，不再東一筆西一筆地為毫無意義之事塗抹，我的目光随興所至。
”可以看出，卡夫卡非常渴望能為他那難以窺測的心靈整理出一點頭緒來，何況還有那作家共有的公開最隐秘感情的愉悅，托馬斯·曼有一次（在雜文《歌德和托爾斯泰》中）如此美妙地稱之為
我當時樂于聯系一份基督教雜志（記得是《基督教世界》）中的論題，該論題将鐘表與世界、鐘表匠和上帝相對照，并以鐘表匠的存在來證明上帝的存在。
依我之見，我完全有把握在貝格曼面前駁倒這個論點，盡管這種反駁在我心中并無堅實的依據，反駁時我必須耐心地将各種依據收集攏來。
有一次這種反駁進行了，那時我們圍着市府塔樓散步。
我之所以對此事記得如此清晰，是因為我們幾年前共同回顧了這件事。
” “當我相信自己具有敏銳的思維能力時（然而我卻沒有這方面的要求，對思維能力的發揮及其效果的陶醉阻止了我産生這種要求），由于我思考得不夠多，我走到哪裡總是穿着蹩腳的服裝，這些服裝是父母讓不同的顧客裁制的，最長一段時間是讓努斯勒的一個裁縫給做的。
我自然發現，穿得不像樣走在街上是很輕松的，我也注意到其他人穿着很闊綽，不過我多少年下來也沒有想到在我的服裝上尋找我的外貌寒酸的原因。
由于我那時已經有了自卑的趨勢（更多的是在隐隐的感覺中而不是在事實上），我堅信這些衣服隻有在我身上才能與這種先是洗衣闆一樣僵直，而後又變得皺褶繁多的身體相配。
我根本不想獲得新衣服，因為既然我長得難看，何必不穿得舒适一些呢？再說，既然世界已經看慣了舊服裝，又何必向它展現新服裝的醜陋呢？我老是拒絕母親的意圖，她總是讓人給我做這種新衣服，她那大人的目光總能發現新舊服式間的區别。
我的這種不斷的拒絕對我影響很大。
使我認為父母親的行動業已證明，我的長相實在是不值一談。
“長此以往，我漸漸習慣于我的姿勢來适應這些蹩腳的服裝，走到哪裡我都曲背斜肩，手足無措，害怕照鏡子，因為我認為它會不可避免地将我的醜相展現在我面前，而且這醜相不可能如實地映現。
假如我真像鏡子中照出的那樣，那就會引起更大的騷動，星期天散步時我就得忍受母親在我背上輕輕的敲擊，接受與我當時現實的憂慮格格不久的告誡與預言。
我主要完全缺乏為真實的未來哪怕在最低限度上預作準備的能力。
我隻能對當前的事物及其當前的狀況加以思考。
這可不是出于考慮問題的徹底性或基于某些性命攸關的利益，而是（隻要不是由于思考能力貧弱）出于悲哀和畏懼，說出于悲哀，是因為我的當前處境是如此可悲，我認為在它自己的消融于幸福之前，我無法脫離它；說出于畏懼，因為正如我當前每跨出極小的一步亦心驚膽顫一樣，我覺得自己沒有資格以我幼稚可鄙的面目來嚴肅負責地評價作為偉大的成年男人的未來，這種未來在我心目中多半時間被看成癡人說夢，以緻我覺得自己每挪出的一步都是虛假的，而下一步則是不可企及的。
“奇迹比真正的進步更易使我接受。
然而我卻過于冷靜，以緻不能在奇迹的範圍内考慮奇迹，在真正的進步的範圍内考慮真正的進步。
入睡前，我能長時間地沉湎于夢幻中：我身為富翁，乘坐四駕馬車駛入猶太聚居區，以一句威嚴的話解救了一個無辜受鞭撻的美麗的姑娘，以我的車載着她揚長而去。
這種自娛的信念也許是從一種已經不很健康的性感中滋生出來的，它絲毫不能使我克服這種堅定的想法：我将通不過年終考試，假使竟然通過了，那麼我在下一學年中也将毫無進步可言，假使到頭來竟然頭暈腦漲地又過了這一關，那麼我在中學畢業考試中也将最終被淘汰，反正我肯定會（不管在什麼時候）以我的驚人的無能使我的父母和其他所有人目瞪口呆，現在我的父母在我正常升高的外表迷惑下昏昏入睡了。
在我将自己視為走向未來的指路人時，我總是隻能看到我的無能（然而我的文學工作之弱很少映入我的眼簾），這麼一來，我對未來的思考便從來得不出所以然來；這種思考隻是當前悲哀的延續。
隻要我願意，我可以挺直腰杆走路，但這樣很累，再說我也看不出彎腰曲背将來會給我帶來什麼惡果。
我覺得，如果我有個什麼未來的話，一切會自然而然地順理成章。
選擇這麼一種生活準則并非因為它含有對未來的信心，未來之存在本來就不為我所相信，我這麼做隻是出于生活得輕松一些的目的。
就如這般走路，穿衣，沐浴，閱讀，尤其是閉門家中（這是我感到最輕松也最不需要勇氣的事）。
超過這些範圍，我便踏上了可笑的出路。
“有一次，我面臨不穿一件黑色的禮服無法出門的境地，特别由于我必須作出是否參加一個舞會的決斷。
努斯勒那個裁縫被召了來，協商裁這麼一件衣服的事。
在這種情況下我總是如此優柔寡斷，我總是害怕通過一個明确的答複不僅被扯入下一個不愉快的局面，而且會進一步被扯入一個更糟糕的境況。
一開始我不想要黑衣服，于是人們在這陌生人面前以我沒有任何禮服為由羞我，于是我竟然容忍他們提出裁制一件燕尾服的建議。
但我感到人們提出的燕尾服将給我的生活面貌帶來可怕的轉折，于是我們争執不下，最後一緻同意做晚禮服，這種服裝與普通西服上裝的相似至少使我感到可以忍受。
可是當我聽說禮服背心必須開領，裡面還得穿一件挺括的襯衫時，我以超出自己力量的堅決性表示反對。
我不要這麼一件晚禮服，假如非要不可的話，那麼我甯要一件雖有綢料襯裡坦領口卻開得較高的。
這個裁縫沒見過這麼一件晚禮服，他說，我怎麼設想都罷，但這麼一種上裝不可能穿到舞會上去。
好吧，就讓它不是舞會服裝吧，我根本就不想跳舞去，這事本來就沒有定，你隻要把我說的衣服做出來就行了。
這個裁縫簡直想不明白了，因為至今為止我總是以帶羞的匆忙，沒有異議也沒有建議地讓他給我量體裁衣，試穿新裝。
毫無辦法，也由于母親的的催迫，我隻得陪着他（别提多難受了）穿過舊環形路到一個商人的舊衣陳列窗去，我很長一段時間以來經常看見一件這樣的不使人為難的晚禮服放在那裡并覺得适用于我。
不幸這件禮服已從櫥窗中取走，圓睜雙目往店裡看了半天也認不出它來，要我僅僅為了看這件禮服而走到店裡去我可不敢，我們便懷着先前一樣的不同見解回家了。
然而我卻覺得這件未來的晚禮服已經受到了這段冤枉路的詛咒，我至少利用了對争執不下的惱火為借口，随便向這個裁縫訂做了一件小東西，為晚禮服之事給了他一點小惠作為補償，把他打發走了。
在母親的責備下，我疲倦地退了回去，從此永遠（一切事情在我眼中都是永遠的）對姑娘們，對衣冠楚楚的出場和舞會關閉了心扉。
我對此感到愉快，同時又覺得可憐，此外，我擔心在這個裁縫面前比他以往的任何主顧表現得都更可笑。
” 弗蘭茨讀完了肉市場旁的德語小學，又畢業于舊城環形路旁的德語中學。
這稱得上是布拉格最嚴格的學校。
學生很少，在那些寬敞的教室裡，由于學生少，每個人自然會經常被叫起來提問，這種情況比其他那些較為幸運、但松松垮垮的中學要多得多。
學生們怕老師。
我那時在施蒂凡中學讀書，還不認識卡夫卡，有時也通過其他途徑聽到那個學校陰暗的情況。
我們施蒂凡中學的學生也可參加在金斯基宮——舊城中學所在地——中舉辦的自選法語課，所以我親眼見過那些陰森而高雅的教室。
卡夫卡後來有時對我說起，他是“以眼淚”通過數學考試的，還得感謝上面摘錄的日記中提到過的胡果·貝格曼，他把作業讓他抄。
除此之外，他好像是個挺不錯的學生。
舊城中學中隻有好學生，差一點的在最初幾年就被毫不容情地淘汰了。
據他母親說，他那時是個體弱溫柔的孩子，大多數時候很嚴肅，然而偶然也調皮搗蛋，——一個老是讀書而不願運動的孩子——這與卡夫卡後來對體育鍛煉的強烈興趣是不同的。
一張地對照片展示的是個五歲左右的男孩子，身材瘦高，充滿疑問的眼睛睜得大大的，緊閉的嘴唇顯得憂郁而執拗。
烏黑的頭發幾乎垂到眉毛，加深了簡直處于危險邊緣的悶悶不樂的印象，适合幹這一印象的無疑是那無力下垂的雙手，而不是那精心選擇的水手眼、寬大的水兵帽和手杖。
弗蘭茨很少跟妹妹們一起玩，他們的年齡相差太大，這一差距有時好像倒是成了小小的不和的導火線。
隻有在父母生日時，小弗蘭茨才為妹妹們編寫小戲劇。
這些小戲劇是在家庭内部上演的，這個慣例一直持續到兄妹們比較成熟的年代。
很久以後妹妹們還記得一些片段和一些詩句。
有個劇叫《騙子》，還有一個叫《格奧爾格·封·波迪布拉德》，再一個叫《照片在講話》（這個劇講的是挂在窗柱上的家庭照片）。
弗蘭茨從來不參加演出，隻是當劇作家和導演。
後來他建議妹妹們演漢斯·薩克斯的小戲劇以取代他的劇作，由他導演。
青年弗蘭茨的真正社會交往我們必須在他的同學中去尋找。
他那小小的班級中有那麼幾個人，他們的重要性以後顯示了出來。
除了卡夫卡外，還有；已經提到過的胡果·貝格曼，他後來成了有地位的哲學家，目前他是耶路撒冷希伯萊大學教授。
在中學期間，卡夫卡和貝格曼二人雖然來往不少，但看來彼此并沒有真正認識到對方的價值。
對于艾米爾·烏提茲來說同樣如此，他後來在哈勒和布拉格任哲學教授。
還有保爾·基施，文學史專家和“新自由新聞”的編輯。
隻有同奧斯卡·波拉克的關系才堪稱密切，對此我們以後還将談到。
在青春時代的所有印象中，那巨大的父親形象（其巨大性無疑經過了卡夫卡的天賦的放大）處于突出的地位。
作這方面描述的有卡夫卡生命後期的一部著作。
1919年11月，他同我一起住在裡布赫附近的什累申（所以我能相當清楚地描繪那些日子的氣氛），他寫了一封非常詳盡的《緻父親的信》，這簡直不能稱之為信，這是一本小書，然而不是現時可以發表的書，而且是最奇異的書之一，盡管是用簡單易懂的語言寫成的，它是有關生活沖突的最難懂的文獻之一。
在此很難尋根溯源，有的地方自然很容易找到與精神分析學的吻合之處，但是精神分析學多半止于事實的表層，而不能及于更深處的盤根錯節。
由于個人風格的緣故，這封《緻父親的信》未作廣泛的傾訴。
然而僅那些為數不多的片斷和語錄（我可以摘引）已足資構成有助于理解卡夫卡發展過程的不可或缺的材料。
盡管此情長逾百頁，然而我從與弗蘭茨的談話中獲悉，他真的打算将它交給父親（通過母親），一段時間内弗蘭獲有意通過這封信澄清與父親之間的這種煩人地僵持着、痛苦地凍結着的關系。
事實上，此信若果真送上去，效果必然适得其反：通過此信使父親理解自己的意圖根本不可能實現。
母親也未轉交這封信，而顯然安慰了弗蘭茨幾句，将信退還給了他。
從此以後，我們對這件事再也沒有談及。
“最親愛的父親”，信是這麼開始的，“你最近問我，為什麼我說我怕你。
同往常一樣，我對你無言以對，這部分由于我對你的畏懼，部分由于解釋這種畏懼涉及太多的細節，突然談及，我一下子歸納不起來。
”接着便是對這個特别的父親與這個特别的孩子的關系的詳細分析，或反之，還有最尖銳的自我分析，插曲般地擴展成小小的自傳，談得最多的是那自然從中心引導出來的對童年的回顧；因此恰恰是《信》的這些段落是值得摘引之處。
卡夫卡始終将自傳性的描述看得非常重，這一點不僅可以從他生命中相當長的階段堅持寫日記這一事實中，而且還可以從類似下面舉出的話中看出：“一旦我得以脫離辦公室，無論如何将馬上着手實現寫自傳的願望。
我在寫作之初必須将這麼一種重大轉折視為暫定目标，以便掌握事态的發展。
盡管這種轉折可能性小得可怕，我卻也看不到另一種可以與之并列的重大轉折。
再說，寫自傳是一大樂趣，因為它将輕易地從筆底流出，恰如把夢境記錄下來一般，然而将具有另一種偉大的、永遠左右着我的結果，它也将為其他任何一個人的理解力和感覺所接受。
”在給我的一封信中也表達了同樣的意向，信中“全力以赴地重溫我的（卡夫卡的）生活輪廓”。
這一思想獲得極高的評價：“第一個結果将是，我把力量集中起來，不再東一筆西一筆地為毫無意義之事塗抹，我的目光随興所至。
”可以看出，卡夫卡非常渴望能為他那難以窺測的心靈整理出一點頭緒來，何況還有那作家共有的公開最隐秘感情的愉悅，托馬斯·曼有一次（在雜文《歌德和托爾斯泰》中）如此美妙地稱之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