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洋蔥地窖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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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主，免費贈送每位客人一個洋蔥，說罷就分給大家。
當時，連一向覺得人生這類痛苦的經曆猶如一出好戲的克勒普也看傻了，如果他不是若有所思的話，那也是相當緊張的。
他拿起長笛準備吹奏。
我們都明白，緊接着給這些敏感而有教養的女士們先生們提供第二次失去控制而哭泣的機會，是多麼危險。
看到我們拿起樂器準備奏樂的施穆，偏偏禁止我們演奏。
在一張張桌子上，廚房用刀開始它們的切碎工作。
幾層很美的、花梨木色的表皮已經被推到一邊，遭人冷落。
帶淡綠紋道的透明洋蔥肉陷于亂刀之下。
奇怪的是，哭泣并非從女士們開始。
那些正值最佳年齡的先生們，一位大碾磨廠老闆，一位攜帶淡施脂粉的男友的飯店經理，一位貴族總代表，滿滿一桌到城裡來開董事會會議的、身穿紳士服的工廠主，一位秃頭演員——我們都叫他“格格響”，因為他在哭泣時總把牙齒咬得格格直響，所有這些先生們，在女士們幫忙之前，先流開了眼淚。
可是，女士們和先生們并非沉溺于第一個洋蔥所引起的那種使人得到解脫的哭泣之中，向他們襲來的是一陣陣痙攣式的啼泣。
“格格響”咬牙切齒，委實吓人，活像一個要引誘劇場裡每一個觀衆都跟着他一起格格地咬牙的演員。
大碾磨廠老闆讓他的修飾整潔的灰發腦袋一下接一下地朝桌面上撞去。
飯店經理把他的啼泣痙攣同他那位妩媚男友的痙攣混在一起。
施穆站在梯子旁邊，闆着面孔，不無享受地審視着已經半失去控制的女士們先生們。
這時，一位上了年紀的女士當着她的女婿的面撕破了自己的襯衫。
那位飯店經理的男友，他的色相早已引人注目，此刻光了膀子，露出天然的棕色皮膚，從一張桌子蹦到另一張，跳起舞來。
大概是東方舞蹈吧，他宣告一種神秘的宗教儀式開始了。
這開端雖然激烈，但由于缺乏想象力或者想象力幼稚可笑，所以不值得詳盡地加以描摹。
不僅施穆失望了，連奧斯卡也厭煩地皺起了眉頭。
一些低級的脫衣場面，幾位紳士穿上了女子内衣，男子氣概的女士們抓起領帶和背帶，有幾個雙雙鑽到桌子底下。
值得一提的倒是那位“格格響”，他用牙齒撕碎了一個胸罩，咀嚼着，也許已經吞下了一部分。
這種可怕的吵鬧聲，這種毫無内容的“喲喔”、“嗚哇”的叫聲，八成使施穆失望了。
他也可能害怕警察當局，再也站不住了。
他向坐在雞棚梯子下面的我們探過腦袋來，先捅了一下克勒普，随後捅捅我，細聲說：“音樂！你們聽着，奏樂！奏樂，結束這場胡鬧！” 事實表明，容易滿足的克勒普開心得很。
他笑得前俯後仰，沒法吹長笛了。
把克勒普當師傅看待的朔勒，是他的跟屁蟲，這時也跟着他一起哈哈大笑。
這樣一來，隻剩下奧斯卡一個人了，而施穆是可以信賴我的。
我從凳子底下拽出鐵皮鼓，鎮定地點上一支煙，開始擊鼓。
我毫無計劃便擊起鼓來，隻想讓人家明白我的鼓聲的含義。
我把通常的夜總會音樂的曲目全都丢在腦後。
奧斯卡也不演奏爵士樂。
我不喜歡人家把我看成一個發狂的打擊樂手。
雖說我是個老練的鼓手，然而我不是純血統的爵士樂師。
我喜愛爵士音樂一如我喜愛維也納華爾茲。
這兩種音樂我都會演奏，可我不想演奏。
施穆請我擊鼓時，我不演奏我會的，而是演奏源自心裡的。
奧斯卡成功地讓一個曾經永遠是三歲的奧斯卡捏住鼓棒。
我回頭沿着老路敲去，讓三歲孩子視角中的世界清晰地顯現出來，首先控制住這個沒有能力進入真正的宗教儀式中去的戰後社交界。
說得明白些，我帶領他們走到波薩道夫斯基路，走進考爾阿姨的幼兒園，我已經讓他們垂下下巴，手拉着手，腳尖朝裡，等待着我，他們的捕鼠人。
我于是離開雞棚梯子，站到女士們先生們的排首。
作為試驗，我先給他們來了一段《烘烘烘，烘蛋糕》，他們像孩子似的興高采烈，而我的成績也已記錄在案。
我随即引起他們的巨大的恐懼，敲響了《黑廚娘，你在嗎？》。
我從前有時害怕黑廚娘，現在我越來越怕她。
我讓她出場，身影巨大，黑如煤炭，可憎可怕，在洋蔥地窖裡暴跳如雷，我于是達到了老闆施穆用洋蔥達到的效果：女士們先生們，像孩子似的哭出了圓滾滾的淚水，害怕至極，顫抖着求我憐憫。
我于是又敲鼓，借以安慰他們，幫他們穿上内衣、外衣，絲綢的、天鵝絨的：《綠綠綠，我的衣裳全都綠》，《紅紅紅，我的衣裳全都紅》，《藍藍藍……》，《黃黃黃……》。
我敲出了各種顔色和中間色調，直到我面前的社交人士又文雅地穿戴整齊，随後讓幼兒園搬遷，領他們穿過洋蔥地窖，仿佛這裡是耶施肯山谷路，仿佛正在登上埃爾布斯山，繞着古滕貝格紀念碑走去，仿佛這裡盛開着真正的雛菊，他們，女士們先生們，像孩子一樣高興地去采摘。
我允許他們，所有在場的人，包括老闆施穆，為在玩耍中度過的幼兒園的下午留下一件紀念品。
當我們快到黑暗的魔鬼峽谷，打算去采山毛榉果實時，我在鼓上說：孩子們，你們現在可以去小便了。
于是，他們滿足了孩子的小小需要，尿了，所有的人，女士們和先生們，老闆施穆，我的朋友克勒普和朔勒，甚至坐在遠處的管盥洗間的女工，全都尿了，噓噓噓地尿了，尿濕了褲子，一邊蹲下來，聽着。
好一支兒童管弦樂隊！他們演奏時，奧斯卡隻是馬馬虎虎地敲敲邊鼓。
他們的樂聲一止，我一陣急擂，過渡到無拘無束的快活氣氛中去，奏出一段淘氣的曲子： 玻璃，玻璃，小酒杯， 沒啤酒，有白糖， 霍勒太太打開窗， 彈鋼琴，叮咚當…… 我帶領那些歡呼着、吃吃笑着、用孩子的笨嘴咿咿呀呀不停地說着的女士們先生們首先到了衣帽間。
驚愕萬狀的大胡子大學生幫施穆的客人們穿上大衣。
接着，我為女士們先生們敲了一支他們喜愛的小曲《誰願見到勤快的洗衣婦》，送他們走上水泥台階，從穿羊皮大衣的門房身邊走過，到了街上。
一九五○年春之夜，清新，沒有星星，童話一般，好像是預先定做的。
我讓女士們先生們解散，可他們還在舊城像小孩子似的胡鬧了好一陣子，忘了回家的路。
末了，警察幫他們恢複了本來的年紀、體面與尊嚴以及對自己家電話号碼的記憶。
我，奧斯卡，則留在洋蔥地窖裡，吃吃地笑，撫弄鐵皮。
施穆一直在那裡鼓掌，叉開兩腿，濕了褲裆，站在雞棚梯子旁。
看樣子，在考爾阿姨的幼兒園裡他感到很高興，同成年人施穆在萊茵草地上打麻雀時一樣高興
當時，連一向覺得人生這類痛苦的經曆猶如一出好戲的克勒普也看傻了，如果他不是若有所思的話，那也是相當緊張的。
他拿起長笛準備吹奏。
我們都明白，緊接着給這些敏感而有教養的女士們先生們提供第二次失去控制而哭泣的機會，是多麼危險。
看到我們拿起樂器準備奏樂的施穆，偏偏禁止我們演奏。
在一張張桌子上，廚房用刀開始它們的切碎工作。
幾層很美的、花梨木色的表皮已經被推到一邊，遭人冷落。
帶淡綠紋道的透明洋蔥肉陷于亂刀之下。
奇怪的是，哭泣并非從女士們開始。
那些正值最佳年齡的先生們，一位大碾磨廠老闆，一位攜帶淡施脂粉的男友的飯店經理，一位貴族總代表，滿滿一桌到城裡來開董事會會議的、身穿紳士服的工廠主，一位秃頭演員——我們都叫他“格格響”，因為他在哭泣時總把牙齒咬得格格直響，所有這些先生們，在女士們幫忙之前，先流開了眼淚。
可是，女士們和先生們并非沉溺于第一個洋蔥所引起的那種使人得到解脫的哭泣之中，向他們襲來的是一陣陣痙攣式的啼泣。
“格格響”咬牙切齒，委實吓人，活像一個要引誘劇場裡每一個觀衆都跟着他一起格格地咬牙的演員。
大碾磨廠老闆讓他的修飾整潔的灰發腦袋一下接一下地朝桌面上撞去。
飯店經理把他的啼泣痙攣同他那位妩媚男友的痙攣混在一起。
施穆站在梯子旁邊，闆着面孔，不無享受地審視着已經半失去控制的女士們先生們。
這時，一位上了年紀的女士當着她的女婿的面撕破了自己的襯衫。
那位飯店經理的男友，他的色相早已引人注目，此刻光了膀子，露出天然的棕色皮膚，從一張桌子蹦到另一張，跳起舞來。
大概是東方舞蹈吧，他宣告一種神秘的宗教儀式開始了。
這開端雖然激烈，但由于缺乏想象力或者想象力幼稚可笑，所以不值得詳盡地加以描摹。
不僅施穆失望了，連奧斯卡也厭煩地皺起了眉頭。
一些低級的脫衣場面，幾位紳士穿上了女子内衣，男子氣概的女士們抓起領帶和背帶，有幾個雙雙鑽到桌子底下。
值得一提的倒是那位“格格響”，他用牙齒撕碎了一個胸罩，咀嚼着，也許已經吞下了一部分。
這種可怕的吵鬧聲，這種毫無内容的“喲喔”、“嗚哇”的叫聲，八成使施穆失望了。
他也可能害怕警察當局，再也站不住了。
他向坐在雞棚梯子下面的我們探過腦袋來，先捅了一下克勒普，随後捅捅我，細聲說：“音樂！你們聽着，奏樂！奏樂，結束這場胡鬧！” 事實表明，容易滿足的克勒普開心得很。
他笑得前俯後仰，沒法吹長笛了。
把克勒普當師傅看待的朔勒，是他的跟屁蟲，這時也跟着他一起哈哈大笑。
這樣一來，隻剩下奧斯卡一個人了，而施穆是可以信賴我的。
我從凳子底下拽出鐵皮鼓，鎮定地點上一支煙，開始擊鼓。
我毫無計劃便擊起鼓來，隻想讓人家明白我的鼓聲的含義。
我把通常的夜總會音樂的曲目全都丢在腦後。
奧斯卡也不演奏爵士樂。
我不喜歡人家把我看成一個發狂的打擊樂手。
雖說我是個老練的鼓手，然而我不是純血統的爵士樂師。
我喜愛爵士音樂一如我喜愛維也納華爾茲。
這兩種音樂我都會演奏，可我不想演奏。
施穆請我擊鼓時，我不演奏我會的，而是演奏源自心裡的。
奧斯卡成功地讓一個曾經永遠是三歲的奧斯卡捏住鼓棒。
我回頭沿着老路敲去，讓三歲孩子視角中的世界清晰地顯現出來，首先控制住這個沒有能力進入真正的宗教儀式中去的戰後社交界。
說得明白些，我帶領他們走到波薩道夫斯基路，走進考爾阿姨的幼兒園，我已經讓他們垂下下巴，手拉着手，腳尖朝裡，等待着我，他們的捕鼠人。
我于是離開雞棚梯子，站到女士們先生們的排首。
作為試驗，我先給他們來了一段《烘烘烘，烘蛋糕》，他們像孩子似的興高采烈，而我的成績也已記錄在案。
我随即引起他們的巨大的恐懼，敲響了《黑廚娘，你在嗎？》。
我從前有時害怕黑廚娘，現在我越來越怕她。
我讓她出場，身影巨大，黑如煤炭，可憎可怕，在洋蔥地窖裡暴跳如雷，我于是達到了老闆施穆用洋蔥達到的效果：女士們先生們，像孩子似的哭出了圓滾滾的淚水，害怕至極，顫抖着求我憐憫。
我于是又敲鼓，借以安慰他們，幫他們穿上内衣、外衣，絲綢的、天鵝絨的：《綠綠綠，我的衣裳全都綠》，《紅紅紅，我的衣裳全都紅》，《藍藍藍……》，《黃黃黃……》。
我敲出了各種顔色和中間色調，直到我面前的社交人士又文雅地穿戴整齊，随後讓幼兒園搬遷，領他們穿過洋蔥地窖，仿佛這裡是耶施肯山谷路，仿佛正在登上埃爾布斯山，繞着古滕貝格紀念碑走去，仿佛這裡盛開着真正的雛菊，他們，女士們先生們，像孩子一樣高興地去采摘。
我允許他們，所有在場的人，包括老闆施穆，為在玩耍中度過的幼兒園的下午留下一件紀念品。
當我們快到黑暗的魔鬼峽谷，打算去采山毛榉果實時，我在鼓上說：孩子們，你們現在可以去小便了。
于是，他們滿足了孩子的小小需要，尿了，所有的人，女士們和先生們，老闆施穆，我的朋友克勒普和朔勒，甚至坐在遠處的管盥洗間的女工，全都尿了，噓噓噓地尿了，尿濕了褲子，一邊蹲下來，聽着。
好一支兒童管弦樂隊！他們演奏時，奧斯卡隻是馬馬虎虎地敲敲邊鼓。
他們的樂聲一止，我一陣急擂，過渡到無拘無束的快活氣氛中去，奏出一段淘氣的曲子： 玻璃，玻璃，小酒杯， 沒啤酒，有白糖， 霍勒太太打開窗， 彈鋼琴，叮咚當…… 我帶領那些歡呼着、吃吃笑着、用孩子的笨嘴咿咿呀呀不停地說着的女士們先生們首先到了衣帽間。
驚愕萬狀的大胡子大學生幫施穆的客人們穿上大衣。
接着，我為女士們先生們敲了一支他們喜愛的小曲《誰願見到勤快的洗衣婦》，送他們走上水泥台階，從穿羊皮大衣的門房身邊走過，到了街上。
一九五○年春之夜，清新，沒有星星，童話一般，好像是預先定做的。
我讓女士們先生們解散，可他們還在舊城像小孩子似的胡鬧了好一陣子，忘了回家的路。
末了，警察幫他們恢複了本來的年紀、體面與尊嚴以及對自己家電話号碼的記憶。
我，奧斯卡，則留在洋蔥地窖裡，吃吃地笑，撫弄鐵皮。
施穆一直在那裡鼓掌，叉開兩腿，濕了褲裆，站在雞棚梯子旁。
看樣子，在考爾阿姨的幼兒園裡他感到很高興，同成年人施穆在萊茵草地上打麻雀時一樣高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