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毒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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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頭和不幸摔倒，他們這麼說，還寫進我的病曆裡去：奧斯卡-馬策拉特，即畸形兒奧斯卡，因一塊石頭擊中後腦勺，等等，等等。
這裡有必要回顧一下我的三歲生日。
大人們關于我的特殊曆史的開端是這樣說的：三歲那年，奧斯卡-馬策拉特從地窖樓梯上摔到水泥地上。
這一摔，他就不再長個兒，等等，等等。
從這些說明可以看到，人有着一種可以理解的癖好，總要學任何奇迹提供證據。
奧斯卡必須承認，在他把神迹看做不值得相信的幻想撂在一邊之前，他也曾對每個神迹作過極其周密的調研。
從薩斯佩公墓回來，我們見到的是特魯欽斯基大娘寓所的新房客。
一個波蘭人的八口之家住進了廚房和兩個房間。
他們心地還好，願意在我們另外找到住處之前收留我們。
可是，法因戈德先生反對這麼多人擠在一起。
他又想把我家的卧室還給我們，自己暫時住起居室。
可是瑪麗亞不同意。
她認為自己剛守寡，同一位單身先生這樣親近地住在一起不合适。
法因戈德有時并不意識到他周圍并沒有他的妻子盧芭和他的家人，他常常感覺到他的太太在他的脊背裡，所以他有可能理解瑪麗亞所說的道理。
由于盧芭太太和禮貌規矩，這樣安排不行，但他仍為我們騰出了地窖。
他甚至幫助我們布置儲藏室，可是不同意我搬進地窖去。
因為我病着，病得可憐，便為我在起居室裡我可憐的媽媽的鋼琴旁邊設了一個臨時鋪位。
找醫生可難啦！大多數醫生都及時地随着部隊的轉移而離開了城市，因為西普魯士醫療保險機構已經遷去西邊，對于許多醫生來說，病人這個概念已變成不現實的了。
法國戈德先生找了很久才在海倫-朗格學校裡找到了一位從埃爾平來的女醫生，她在那裡給并排躺着的國防軍和紅軍士兵做截肢手術。
她答應順便時來，四天後果然來了，坐在我的病床旁，給我檢查時，接連抽了三四支香煙，抽第四支時睡着了。
法因戈德先生不敢叫醒她。
瑪麗亞猶豫地摳摳她。
直到香煙慢慢燃盡，燒到了她的左手食指，女醫生才醒過來。
她立即站起來，踩滅了地毯上的煙蒂，激動但是簡要地說：“請原諒，我已經廠個星期沒合眼了。
我在凱澤馬爾克運送東普魯士兒童。
上不了渡船，過不來。
隻運部隊。
四千名兒童。
全給炸死了。
”接着，她像講述歸天的兒童那樣幹脆地拍了拍我這個正在長個兒的孩子的面頰，又把一支煙插到嘴裡，卷起左手袖子，從皮包裡拿出一支安瓿劑。
在給自己打這種興奮劑的時候，她對瑪麗亞說：“我根本說不出來這孩子是怎麼回事。
必須進療養院。
但不是在這裡。
您考慮一下，走吧，朝西去。
他的膝、手和肩關節都腫了。
頭肯定也開始腫了。
您給他作冷敷。
我留給您幾片藥片，他疼痛和睡不了覺時服用。
” 我喜歡這位幹脆的女醫生，她不知道我是怎麼回事，也承認她不知道。
瑪麗亞和法因戈德先生在以後的幾星期裡給我進行了數百次冷敷，使我好受些，但不能阻止膝、肩和手關節以及頭繼續腫脹和疼痛。
首先是我的往橫裡長的腦袋，瑪麗亞和法因戈德先生見後驚駭萬狀。
他們給我服那種藥片，但效力很快就過去了。
他開始用直尺和鉛筆畫寒熱曲線圖，但又埋頭做起了實驗，把我的體溫填到大膽設計的結構圖裡去。
他在黑市上用人造蜂蜜換回一個體溫計，每天給我量五次，記錄下的結果使法因戈德先生的表格看上去像一道可怕地到處開裂的山脈——我想象着阿爾卑斯山脈、安第斯山脈的雪鍊。
我的體溫情況倒沒有這麼離奇：早晨我多半是三十八度一；晚上升到三十九度；我在長個兒時期的最高體溫是三十九度四。
發着燒的我，看到和聽到各種事情。
我坐在旋轉木馬上，想下來，但不讓下來。
我同許多孩子坐在救火車上，掏空的天鵝騎在狗、貓、豬、鹿背上，轉呀，轉呀，轉呀，我想下來，卻不讓下來。
所有的小孩子都在哭，都同我樣要從救火車上下來，掏空的天鵝從貓、狗、豬、鹿背上下來了，不想再乘旋轉木馬，但不讓下來。
在天之父站在旋轉木馬老闆身邊，轉完一輪他又替我們付錢再轉一輪。
于是我們一起祈求：“啊，天父，我們知道你有不少零錢，你願意讓我們乘旋轉木馬，向我們證明世界是圓的會使你高興。
請收起你的錢袋，說一聲停，休息，下來，結束，打烊。
我們這些可憐的孩子頭
這裡有必要回顧一下我的三歲生日。
大人們關于我的特殊曆史的開端是這樣說的：三歲那年，奧斯卡-馬策拉特從地窖樓梯上摔到水泥地上。
這一摔，他就不再長個兒，等等，等等。
從這些說明可以看到，人有着一種可以理解的癖好，總要學任何奇迹提供證據。
奧斯卡必須承認，在他把神迹看做不值得相信的幻想撂在一邊之前，他也曾對每個神迹作過極其周密的調研。
從薩斯佩公墓回來，我們見到的是特魯欽斯基大娘寓所的新房客。
一個波蘭人的八口之家住進了廚房和兩個房間。
他們心地還好，願意在我們另外找到住處之前收留我們。
可是，法因戈德先生反對這麼多人擠在一起。
他又想把我家的卧室還給我們，自己暫時住起居室。
可是瑪麗亞不同意。
她認為自己剛守寡，同一位單身先生這樣親近地住在一起不合适。
法因戈德有時并不意識到他周圍并沒有他的妻子盧芭和他的家人，他常常感覺到他的太太在他的脊背裡，所以他有可能理解瑪麗亞所說的道理。
由于盧芭太太和禮貌規矩，這樣安排不行，但他仍為我們騰出了地窖。
他甚至幫助我們布置儲藏室，可是不同意我搬進地窖去。
因為我病着，病得可憐，便為我在起居室裡我可憐的媽媽的鋼琴旁邊設了一個臨時鋪位。
找醫生可難啦！大多數醫生都及時地随着部隊的轉移而離開了城市，因為西普魯士醫療保險機構已經遷去西邊，對于許多醫生來說，病人這個概念已變成不現實的了。
法國戈德先生找了很久才在海倫-朗格學校裡找到了一位從埃爾平來的女醫生，她在那裡給并排躺着的國防軍和紅軍士兵做截肢手術。
她答應順便時來，四天後果然來了，坐在我的病床旁，給我檢查時，接連抽了三四支香煙，抽第四支時睡着了。
法因戈德先生不敢叫醒她。
瑪麗亞猶豫地摳摳她。
直到香煙慢慢燃盡，燒到了她的左手食指，女醫生才醒過來。
她立即站起來，踩滅了地毯上的煙蒂，激動但是簡要地說：“請原諒，我已經廠個星期沒合眼了。
我在凱澤馬爾克運送東普魯士兒童。
上不了渡船，過不來。
隻運部隊。
四千名兒童。
全給炸死了。
”接着，她像講述歸天的兒童那樣幹脆地拍了拍我這個正在長個兒的孩子的面頰，又把一支煙插到嘴裡，卷起左手袖子，從皮包裡拿出一支安瓿劑。
在給自己打這種興奮劑的時候，她對瑪麗亞說：“我根本說不出來這孩子是怎麼回事。
必須進療養院。
但不是在這裡。
您考慮一下，走吧，朝西去。
他的膝、手和肩關節都腫了。
頭肯定也開始腫了。
您給他作冷敷。
我留給您幾片藥片，他疼痛和睡不了覺時服用。
” 我喜歡這位幹脆的女醫生，她不知道我是怎麼回事，也承認她不知道。
瑪麗亞和法因戈德先生在以後的幾星期裡給我進行了數百次冷敷，使我好受些，但不能阻止膝、肩和手關節以及頭繼續腫脹和疼痛。
首先是我的往橫裡長的腦袋，瑪麗亞和法因戈德先生見後驚駭萬狀。
他們給我服那種藥片，但效力很快就過去了。
他開始用直尺和鉛筆畫寒熱曲線圖，但又埋頭做起了實驗，把我的體溫填到大膽設計的結構圖裡去。
他在黑市上用人造蜂蜜換回一個體溫計，每天給我量五次，記錄下的結果使法因戈德先生的表格看上去像一道可怕地到處開裂的山脈——我想象着阿爾卑斯山脈、安第斯山脈的雪鍊。
我的體溫情況倒沒有這麼離奇：早晨我多半是三十八度一；晚上升到三十九度；我在長個兒時期的最高體溫是三十九度四。
發着燒的我，看到和聽到各種事情。
我坐在旋轉木馬上，想下來，但不讓下來。
我同許多孩子坐在救火車上，掏空的天鵝騎在狗、貓、豬、鹿背上，轉呀，轉呀，轉呀，我想下來，卻不讓下來。
所有的小孩子都在哭，都同我樣要從救火車上下來，掏空的天鵝從貓、狗、豬、鹿背上下來了，不想再乘旋轉木馬，但不讓下來。
在天之父站在旋轉木馬老闆身邊，轉完一輪他又替我們付錢再轉一輪。
于是我們一起祈求：“啊，天父，我們知道你有不少零錢，你願意讓我們乘旋轉木馬，向我們證明世界是圓的會使你高興。
請收起你的錢袋，說一聲停，休息，下來，結束，打烊。
我們這些可憐的孩子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