撒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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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來:“這自然-,她是他的母親,一直希望他會好轉。

    可你已經看到了,他好不了,到處受人欺侮,不知怎麼去活,也不知怎麼去死!” 貝多芬的肖像始終懸在鋼琴上方,他陰沉地打量着陰沉的希特勒。

    難道馬策拉特從貝多芬的肖像汲取了力量不成?“不!”他吼道,“決不!”他一拳捶在桌子上,捶在濕的、黏手的貼有印花的紙上,讓瑪麗亞把療養院管理處的信遞給他,讀着讀着讀着讀着,接着把信撕碎,把碎片扔到面包印花、肥肉印花、食品印花、旅行印花、重勞工印花、特重勞工印花之間,扔到懷孕的母親和喂奶的母親的印花之間。

    盡管奧斯卡多虧了馬策拉特才沒有落到那些醫生的手心裡去,但他從此以後便看出這麼一件事——而且直到今天還看出來——隻要瑪麗亞一出現在他的眼皮底下,他就會看到一座漂亮的療養院,它坐落在最佳的山區空氣中,院裡有明亮的、親切的、現代化的手術室。

    在手術室加軟墊的門前,腼腆然而充分信任地微笑着的瑪麗亞把我交給了一流的醫生。

    他們同樣喚起别人信任地微笑着,他們放在白色的、消過毒的工作服後面的手裡卻拿着一流的、喚起信任的、立即生效的針管。

    如此說來,衆人都離棄了我,每當馬策拉特想要在帝國衛生部的來函上簽字時,唯有我可憐的媽媽的陰影使他的手指動彈不得,多次阻止了我這個被離棄的人離開這個世界①—— ①納粹德國時期,曾根據希特勒的書面命令滅絕精神病患者等病人,其中包括低能和畸形兒童。

     奧斯卡并非不知感恩的人。

    我的鼓猶在。

    我的聲音猶在。

    讀者諸君了解我同玻璃對陣時的全部戰果,但我的聲音不能向諸君顯示什麼新玩藝兒,諸君中間某些喜歡變變花樣的定會覺得乏味。

    可是,對我來說,奧斯卡的聲音是我的存在的證明,永遠新鮮的證明,這一點是我的鼓所不及的。

    隻要我還能唱碎玻璃,我就存在着,隻要我的定向呼吸還能奪走玻璃的呼吸,生命就還在我身上。

     那時候,奧斯卡唱得真多。

    他唱得多是出于絕望。

    每當我很晚很晚離開聖心教堂的時候,我總要唱碎點什麼。

    我朝家裡走去,從不尋找特殊的目标,而是挑選了一間燈光沒有完全擋住的複斜式屋頂閣樓的窗戶,或是一盞為防空塗成藍色的閃閃爍爍的路燈。

    每次上教堂以後,我總要另選一條回家的路。

    這一回,奧斯卡穿過安東-默勒路去馬利亞街。

    那一回,他沿烏法根路而上,繞過康拉德學校,讓學校的玻璃大門當啷響,随後走過帝國殖民區去馬克斯-哈爾貝廣場。

    八月底的一天,我去教堂時已經太晚了。

    大門已經鎖上,我決定繞一大段路,消消我的怒氣。

    我走車站街,每逢第三盞路燈我就讓它當啷落地,在電影院後面向右拐進阿道夫-希特勒街,讓左邊步兵兵營的沿街窗戶躺倒,讓一輛從奧利瓦方向迎面開來的有軌電車清涼我心,車裡幾乎空無一人,我把電車左側塗暗了的玻璃悉數奪走。

     電車尖叫一聲刹住,幾個人下車,叫罵,又上車。

    這點戰果奧斯卡并不注重,為了消釋怒火,他尋找着一份餐後小吃,在那如此缺乏美味甜食的歲月裡尋找美味甜食,當他在朗富爾區最外緣、貝倫特家具作坊旁邊、飛機場的大片木闆房營地前面見到橫卧在月光下的波羅的海巧克力廠的主樓時,他才讓他的系帶鞋止步。

     然而我的火氣已不再那麼大,所以沒有按傳統方式立即向巧克力廠作自我介紹。

    我從容不迫地把月亮已經數過的玻璃再數一遍,得出的總數同月亮得出的相符,要是我現在就開始作自我介紹該有多好!可是,我首先得弄清楚那幾個半成年人是怎麼回事。

    他們從霍赫施特裡斯區起,也許在車站街的栗樹下就開始尾随我了。

    有六七個小夥子站在霍恩弗裡德貝格路電車站旁的候車亭前面或裡面,還可以看到另外五個站在通往索波特的公路的頭幾棵樹後面。

     我已經決定推遲對巧克力廠的拜訪,給那些小夥子們讓路,繞一段路,沿着飛機場旁邊的鐵路橋溜走,穿過勞本殖民區,直到小錘路旁的股份啤酒廠。

    這時,奧斯卡聽到從鐵路橋那邊傳來了他們的此起彼落的、信号般的口哨聲。

    再沒有什麼可懷疑的了:他們沖着我來了。

     在這樣的處境下,在尾随者業已露面但還沒有開始追捕的時間内,一個人會慢吞吞地、細細品嘗地列舉出最後的解救辦法:奧斯卡可以大聲喊叫媽媽和爸爸。

    我可以用鼓召來某個人,或許召來一個警察。

    我的身材肯定能得到成年人的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