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十五公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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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時，一陣又刺又癢的感覺從我的生殖器慢慢地延伸開去，接着到了臀部，又上升到變麻木的背部，沿着脊椎骨往上爬，繼而到了後頸，弄得我熱一陣冷一陣的。
這感覺從那裡又一路紮下去到了兩腿之間，使我那根本來就很小的圓木棍幹癟下去，接着它再次跳過已經彎曲的背部到了後頸，在那裡漸漸收縮——今天，隻要有人在奧斯卡面前說到懸吊這個詞，甚至說到把洗淨的衣服挂起來①時，他就會産生這種又刺又癢的感覺。
懸挂在那裡的不僅是格雷夫的遠足鞋、羊毛襪、膝蓋和短褲，格雷夫整個人靠脖子懸吊着，在繩子上露出一張龇牙咧嘴的臉，仍沒有擺脫舞台上那種裝腔作勢的表演—— ①在德語裡，“懸吊”和“挂”是一個詞。
又刺又癢的感覺驟然消失，快得令人驚訝。
我覺得格雷夫的姿勢又恢複正常了；因為一個吊着的人的身體姿勢基本上同一個用手撐地行走的人、一個頭足倒立的人、一個想騎馬而躍上一匹四條腿的馬卻采取了真正不幸的姿勢的人的模樣是一樣正常和自然的①—— ①指采取這些姿勢時，腳尖都是朝下或朝上的。
此外還有布景。
奧斯卡這時才理解了格雷夫過去所花費的精力。
格雷夫吊在其中的框架和布景是精選出來的，幾乎是鋪張的。
這位蔬菜商曾經尋找過一種适合于他本人的死的形式，他找到了一種兩頭平衡的死法。
他，在他活着的時候，計量局的官員曾多次找他麻煩，他們之間有過不愉快的信件往來，他們曾多次沒收過他的天平和砝碼。
他，由于水果和蔬菜的重量稱得不準确，曾經付過罰款。
這一回，他用土豆同他的身體保持平衡，一克不差地保持平衡。
一根光澤暗淡、或許用肥皂抹過的繩子，由滑輪引導，穿過兩根橫梁上方，這兩根橫梁是格雷夫為他的末日架在一個支架上的。
這個支架隻有一個用途，就是用作他的末日支架。
他浪費了上好的木料，我由此推斷出，這個蔬菜商沒想到過要節約。
在那些建築材料緊缺的戰争年代裡，要搞到橫梁木和木闆想必是非常困難的。
在這之前，格雷夫一定幹過實物交易，他用水果換來了木材。
所以，在這個支架上也不缺少純屬多餘的、隻為裝飾用的角撐。
構成台階的三段式小平台——奧斯卡方才在上面店堂裡已經看到了它的一角——把這整個橫梁構架提高到了幾近于莊嚴的程度。
那台擂鼓機看來是這個業餘制作家用作模型的。
同那台機器的情形一樣，格雷夫和他的衡重物都挂在支架的内部。
在他和同樣搖晃着的土豆之間，有一把精巧的綠色小梯子，同四根抹白灰的角梁形成鮮明的對比。
他用一個童子軍才會打的、富有藝術性的套結把幾個土豆筐系在那根主繩上。
四個塗白漆但光線仍然很強的電燈泡照亮了支架内部。
因此，奧斯卡無需登上并玷污那個莊嚴的小平台，便能從土豆筐上方一張用鐵絲固定在童子軍套結上的小硬紙片上讀出那一行字：七十五公斤（少一百克）。
格雷夫身穿童子軍指導的制服挂在那裡。
他在自己的末日又恢複穿戰前年代的制服。
這套制服穿在他身上已經顯窄了。
他無法結上最上面的兩個扣子和腰帶，要不然的話，他這身打扮挺整潔，現在卻添上了叫人讨厭的怪味兒。
格雷夫按照童子軍的規矩交疊着左手的兩指。
這個吊死鬼在上吊之前把童子軍帽子系在右手腕上。
他無法結上襯衫領口的扣子，也同樣無法結上齊膝短褲最上面的扣子，于是，他的鬈曲的黑色胸毛就從這空檔裡鑽了出來。
小平台的台階上有幾株紫花，還不相宜地雜着香菜莖。
也許花已經被他撒完了，因為他把多一半的紫竟還有幾朵玫瑰都用來裝飾挂在支架的四根主橫梁上的那四幅小像了。
左前方一根上挂着童子軍創始人巴登一鮑威爾爵士像，有玻璃框。
左後方是聖徒聖喬治，無框。
右後方是米開朗琪羅畫的大衛頭像，無玻璃。
在右前方的立柱上，一個表情豐富的、漂亮的、大約十六歲的男孩的相片在微笑，相片既有框，又有玻璃。
這是格雷夫的寵兒霍斯特-道納特從前的相片，他後來當了少尉，在頓涅茨陣亡。
也許我還得提一筆小平台台階上紫菀與香菜間一張被撒成四片的紙。
這些碎片扔在那裡，卻可以讓人毫不費力地拼在一起。
奧斯卡這樣做了，他辨認出這是一張曾經多次蓋上風紀警察局印章的法院的傳票。
還有待我來報道的，便是急救車催人的笛聲喚醒了正在考察一個蔬菜商死因的我。
緊接着，他們跌跌撞撞地下了樓梯，登上小平台，把手伸向吊着的格雷夫。
可是，他們剛把這個商人稍稍托起，用作衡重物的土豆筐就紛紛落下、翻倒。
同擂鼓機一樣，格雷夫機巧地用膠合闆遮住的支架上面的機械在止動裝置打開後便運轉起來了。
下面，土豆砰砰地落到小平台上，又從小平台落到水泥地面上；上面，敲擊着鐵皮、木頭、銅和玻璃，上面，一支擺脫羁絆的鼓樂隊敲響了阿爾布雷希特-格雷夫的大型終曲。
時至今日，奧斯卡最艱巨的任務之一，便是讓雪崩似的土豆墜落的噪聲——順帶說一句，幾個急救員賴此發了财——讓格雷夫的擂鼓機的有機喧鬧聲在他的鐵皮鼓上響起回聲。
也許因為我的鼓對格雷夫之死的形象塑造産生過決定性的影響，所以，我有時也成功地在奧斯卡的鐵皮鼓上奏出一首經過修飾的格雷夫之死的改編曲。
我的朋友們以及護理員布魯諾曾問及這首鼓曲的标題，我于是給它起名為：七十五公斤
這感覺從那裡又一路紮下去到了兩腿之間，使我那根本來就很小的圓木棍幹癟下去，接着它再次跳過已經彎曲的背部到了後頸，在那裡漸漸收縮——今天，隻要有人在奧斯卡面前說到懸吊這個詞，甚至說到把洗淨的衣服挂起來①時，他就會産生這種又刺又癢的感覺。
懸挂在那裡的不僅是格雷夫的遠足鞋、羊毛襪、膝蓋和短褲，格雷夫整個人靠脖子懸吊着，在繩子上露出一張龇牙咧嘴的臉，仍沒有擺脫舞台上那種裝腔作勢的表演—— ①在德語裡，“懸吊”和“挂”是一個詞。
又刺又癢的感覺驟然消失，快得令人驚訝。
我覺得格雷夫的姿勢又恢複正常了；因為一個吊着的人的身體姿勢基本上同一個用手撐地行走的人、一個頭足倒立的人、一個想騎馬而躍上一匹四條腿的馬卻采取了真正不幸的姿勢的人的模樣是一樣正常和自然的①—— ①指采取這些姿勢時，腳尖都是朝下或朝上的。
此外還有布景。
奧斯卡這時才理解了格雷夫過去所花費的精力。
格雷夫吊在其中的框架和布景是精選出來的，幾乎是鋪張的。
這位蔬菜商曾經尋找過一種适合于他本人的死的形式，他找到了一種兩頭平衡的死法。
他，在他活着的時候，計量局的官員曾多次找他麻煩，他們之間有過不愉快的信件往來，他們曾多次沒收過他的天平和砝碼。
他，由于水果和蔬菜的重量稱得不準确，曾經付過罰款。
這一回，他用土豆同他的身體保持平衡，一克不差地保持平衡。
一根光澤暗淡、或許用肥皂抹過的繩子，由滑輪引導，穿過兩根橫梁上方，這兩根橫梁是格雷夫為他的末日架在一個支架上的。
這個支架隻有一個用途，就是用作他的末日支架。
他浪費了上好的木料，我由此推斷出，這個蔬菜商沒想到過要節約。
在那些建築材料緊缺的戰争年代裡，要搞到橫梁木和木闆想必是非常困難的。
在這之前，格雷夫一定幹過實物交易，他用水果換來了木材。
所以，在這個支架上也不缺少純屬多餘的、隻為裝飾用的角撐。
構成台階的三段式小平台——奧斯卡方才在上面店堂裡已經看到了它的一角——把這整個橫梁構架提高到了幾近于莊嚴的程度。
那台擂鼓機看來是這個業餘制作家用作模型的。
同那台機器的情形一樣，格雷夫和他的衡重物都挂在支架的内部。
在他和同樣搖晃着的土豆之間，有一把精巧的綠色小梯子，同四根抹白灰的角梁形成鮮明的對比。
他用一個童子軍才會打的、富有藝術性的套結把幾個土豆筐系在那根主繩上。
四個塗白漆但光線仍然很強的電燈泡照亮了支架内部。
因此，奧斯卡無需登上并玷污那個莊嚴的小平台，便能從土豆筐上方一張用鐵絲固定在童子軍套結上的小硬紙片上讀出那一行字：七十五公斤（少一百克）。
格雷夫身穿童子軍指導的制服挂在那裡。
他在自己的末日又恢複穿戰前年代的制服。
這套制服穿在他身上已經顯窄了。
他無法結上最上面的兩個扣子和腰帶，要不然的話，他這身打扮挺整潔，現在卻添上了叫人讨厭的怪味兒。
格雷夫按照童子軍的規矩交疊着左手的兩指。
這個吊死鬼在上吊之前把童子軍帽子系在右手腕上。
他無法結上襯衫領口的扣子，也同樣無法結上齊膝短褲最上面的扣子，于是，他的鬈曲的黑色胸毛就從這空檔裡鑽了出來。
小平台的台階上有幾株紫花，還不相宜地雜着香菜莖。
也許花已經被他撒完了，因為他把多一半的紫竟還有幾朵玫瑰都用來裝飾挂在支架的四根主橫梁上的那四幅小像了。
左前方一根上挂着童子軍創始人巴登一鮑威爾爵士像，有玻璃框。
左後方是聖徒聖喬治，無框。
右後方是米開朗琪羅畫的大衛頭像，無玻璃。
在右前方的立柱上，一個表情豐富的、漂亮的、大約十六歲的男孩的相片在微笑，相片既有框，又有玻璃。
這是格雷夫的寵兒霍斯特-道納特從前的相片，他後來當了少尉，在頓涅茨陣亡。
也許我還得提一筆小平台台階上紫菀與香菜間一張被撒成四片的紙。
這些碎片扔在那裡，卻可以讓人毫不費力地拼在一起。
奧斯卡這樣做了，他辨認出這是一張曾經多次蓋上風紀警察局印章的法院的傳票。
還有待我來報道的，便是急救車催人的笛聲喚醒了正在考察一個蔬菜商死因的我。
緊接着，他們跌跌撞撞地下了樓梯，登上小平台，把手伸向吊着的格雷夫。
可是，他們剛把這個商人稍稍托起，用作衡重物的土豆筐就紛紛落下、翻倒。
同擂鼓機一樣，格雷夫機巧地用膠合闆遮住的支架上面的機械在止動裝置打開後便運轉起來了。
下面，土豆砰砰地落到小平台上，又從小平台落到水泥地面上；上面，敲擊着鐵皮、木頭、銅和玻璃，上面，一支擺脫羁絆的鼓樂隊敲響了阿爾布雷希特-格雷夫的大型終曲。
時至今日，奧斯卡最艱巨的任務之一，便是讓雪崩似的土豆墜落的噪聲——順帶說一句，幾個急救員賴此發了财——讓格雷夫的擂鼓機的有機喧鬧聲在他的鐵皮鼓上響起回聲。
也許因為我的鼓對格雷夫之死的形象塑造産生過決定性的影響，所以，我有時也成功地在奧斯卡的鐵皮鼓上奏出一首經過修飾的格雷夫之死的改編曲。
我的朋友們以及護理員布魯諾曾問及這首鼓曲的标題，我于是給它起名為：七十五公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