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十五公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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維亞茨馬和布良斯克①；接着，泥濘時期來到了②。
一九四一年十月中旬，奧斯卡也開始在爛泥地裡使勁挖掘。
讀者或許會原諒我把中央集團軍在泥濘地裡的戰果同我在莉娜-格雷夫太太的那片無法通行、同樣泥濘不堪的地區内所取得的成果作對比。
在離莫斯科不遠的地方，坦克和載重汽車陷在泥裡，而我也同樣陷在泥裡；在那裡，車輪仍在轉動，翻起爛泥，而我呢，也不善罷甘休——我在格雷夫太太的泥濘地裡成功地攪出了泡沫。
此話一字不假，雖然如此，占領土地卻談不上了，不論在離莫斯科不遠的地方，還是在格雷夫寓所的卧室裡—— ①1941年10月，納粹德國進逼莫斯科，在此二地圍殲兩支蘇聯部隊。
②1941年10月6日，蘇聯境内開始降雪，道路泥濘。
此處比喻納粹德軍攻勢受阻。
我始終還不想放棄這種對比：正像未來戰略家們将從搞糟了的泥濘作戰行動中吸取他們的教訓那樣，我也從同格雷夫太太這種自然現象的鬥争中得出了我自己的結論。
我們不應低估第二次世界大戰中本土戰線上的種種行動。
奧斯卡當年十七歲，盡管有過少年時的胡鬧，卻在莉娜-格雷夫那片看不清全貌又隐伏着危險的演習區内被訓練成了堂堂男子漢。
我現在放棄了同軍事行動作類比，轉而借助藝術家的概念來衡量奧斯卡的進步。
我于是說：瑪麗亞在具有幼稚的誘惑力的香草霧裡勸說我運用小巧的形式，使我熟悉了諸如汽水粉和采蘑菇之類抒情詩體，那麼，在格雷夫太太的酸性強的、多層次結構的雲霧圈裡，我學會了作那種寬廣的叙事詩式的呼吸，這使我有可能在今天把前線的戰果同床上的戰果相提并論。
音樂！從聽瑪麗亞稚氣的多愁善感的然而又是那麼甜蜜的口琴吹奏開始，我一步登上了指揮台，因為莉娜-格雷夫為我提供了一支管弦樂隊，編制大而全，這樣的樂隊恐怕隻有在巴伐利亞或者薩爾茨堡才能找到。
在樂隊裡，我學會了吹、彈、奏、撥、拉，不論是通奏低音還是對位法，不論是十二音體系還是傳統和聲，我全都掌握，還有諧谑曲的引子、行闆的速度，我的激情表現得既刻闆枯燥又柔和流暢；奧斯卡讓格雷夫太太這支樂隊盡情發揮，然而他始終不滿意，雖說不是沒有得到滿足，就像一位理所當然也有此感的真正的藝術家那樣。
從我們的殖民地商品店到格雷夫的蔬菜店隻需邁二十小步。
蔬菜店就在斜對面，它的地位好，遠比小錘路面包師傅亞曆山大-舍夫勒寓所的地位要好一些。
我對女性解剖學的學習成績比我對我的師傅歌德和拉斯普庭的學習成績稍強一些，其原因恐怕就在于蔬菜店占據着更為有利的地勢。
這種至今猶存的教養上的截然不同之處，也許可以用我的兩位女教師的差異來解釋，甚而至于可以以此來辯解。
莉娜-格雷夫根本不想教我，而是謙遜和被動地把她的财富提供出來，給我作為觀察和實驗的材料。
與此相反，格蕾欣-舍夫勒則過于認真地對待她的教育使命。
她要看到成績，要聽我高聲朗讀，要注視我的漂亮地書寫着的鼓手的手指，要我同可愛的語法結為朋友，同時，她本人又從這種友誼中獲利。
可是，奧斯卡不讓她看到任何明顯的迹象，說明他自己已經取得了某種成績。
這時候，格蕾欣-舍夫勒也就失去了耐心。
在我可憐的媽媽死後不久，也就是在她授課七個年頭之後，她又轉而熱衷于她的編織。
由于這一對面包師傅夫婦仍舊沒有子女，所以她照舊把自己編織的毛衣、長統襪和連指手套送給我，但她也隻是偶爾送送了，主要在遇到重大節日的時候。
我同她之間再也不談歌德和拉斯普庭了，隻有這兩位師傅的著作的那些殘篇我還一直保存着，時而放在這裡，時而放在那裡，多半放在這幢公寓的晾衣閣樓上。
多虧了這些殘篇，奧斯卡才沒有完全荒廢他的這一部分學業；我自學成才，形成了自己的見解。
可是，虛弱多病的莉娜-格雷夫卻纏綿床側，她不能回避我，也不能離棄我。
她的病雖說是慢性的，但還沒有嚴重到死神會提前奪走我的這位女教師莉娜的地步。
不過，在這個星球上并不存在任何恒常的事物，所以，奧斯卡在自認為他的學業已經告成的時刻，便離棄了這個纏綿床側的女人。
諸君會說：這個年輕人是在多麼狹小的天地裡受教育成長的呀！他竟然是在一家殖民地商品店、一家面包房和一家蔬菜店之間為日後像男子漢一般生活配齊了他的裝備。
盡管我不得不承認，奧斯卡是在相當陳腐污濁的小市民的環境裡收集到了他的頭一批如此重要的印象的，然而畢竟還有第三位教師。
留待這位男教師去做的事情，便是為奧斯卡打開世界的大門，使奧斯卡成為他今天這個樣子，成為一個人，由于缺少更貼切的名稱，我隻好給他安上這樣一個不能充分說明其特性的頭銜：世界主義者。
正如讀者諸君中最細心者已經發現的那樣，我講的是我的教師和師傅貝布拉，那個歐仁親王的直系子孫、路易十四王族的後代、侏儒和音樂小醜貝布拉。
我講到貝布拉的時候，我自然也想到了他身邊的那位女人，偉大的夢遊女羅絲維塔-拉古娜，超越時間的美女，在馬策拉特奪走了我的瑪麗亞的那些個黑暗的年頭裡，我不得不經常惦念她。
她有多大年紀了，這位夫人？我暗自問道。
她是位芳齡二十（如果不是十九的話）、如花盛開的少女嗎？難道她是那位九十九歲的頗有風韻的老娘，在今後的百年間，她還将
一九四一年十月中旬，奧斯卡也開始在爛泥地裡使勁挖掘。
讀者或許會原諒我把中央集團軍在泥濘地裡的戰果同我在莉娜-格雷夫太太的那片無法通行、同樣泥濘不堪的地區内所取得的成果作對比。
在離莫斯科不遠的地方，坦克和載重汽車陷在泥裡，而我也同樣陷在泥裡；在那裡，車輪仍在轉動，翻起爛泥，而我呢，也不善罷甘休——我在格雷夫太太的泥濘地裡成功地攪出了泡沫。
此話一字不假，雖然如此，占領土地卻談不上了，不論在離莫斯科不遠的地方，還是在格雷夫寓所的卧室裡—— ①1941年10月，納粹德國進逼莫斯科，在此二地圍殲兩支蘇聯部隊。
②1941年10月6日，蘇聯境内開始降雪，道路泥濘。
此處比喻納粹德軍攻勢受阻。
我始終還不想放棄這種對比：正像未來戰略家們将從搞糟了的泥濘作戰行動中吸取他們的教訓那樣，我也從同格雷夫太太這種自然現象的鬥争中得出了我自己的結論。
我們不應低估第二次世界大戰中本土戰線上的種種行動。
奧斯卡當年十七歲，盡管有過少年時的胡鬧，卻在莉娜-格雷夫那片看不清全貌又隐伏着危險的演習區内被訓練成了堂堂男子漢。
我現在放棄了同軍事行動作類比，轉而借助藝術家的概念來衡量奧斯卡的進步。
我于是說：瑪麗亞在具有幼稚的誘惑力的香草霧裡勸說我運用小巧的形式，使我熟悉了諸如汽水粉和采蘑菇之類抒情詩體，那麼，在格雷夫太太的酸性強的、多層次結構的雲霧圈裡，我學會了作那種寬廣的叙事詩式的呼吸，這使我有可能在今天把前線的戰果同床上的戰果相提并論。
音樂！從聽瑪麗亞稚氣的多愁善感的然而又是那麼甜蜜的口琴吹奏開始，我一步登上了指揮台，因為莉娜-格雷夫為我提供了一支管弦樂隊，編制大而全，這樣的樂隊恐怕隻有在巴伐利亞或者薩爾茨堡才能找到。
在樂隊裡，我學會了吹、彈、奏、撥、拉，不論是通奏低音還是對位法，不論是十二音體系還是傳統和聲，我全都掌握，還有諧谑曲的引子、行闆的速度，我的激情表現得既刻闆枯燥又柔和流暢；奧斯卡讓格雷夫太太這支樂隊盡情發揮，然而他始終不滿意，雖說不是沒有得到滿足，就像一位理所當然也有此感的真正的藝術家那樣。
從我們的殖民地商品店到格雷夫的蔬菜店隻需邁二十小步。
蔬菜店就在斜對面，它的地位好，遠比小錘路面包師傅亞曆山大-舍夫勒寓所的地位要好一些。
我對女性解剖學的學習成績比我對我的師傅歌德和拉斯普庭的學習成績稍強一些，其原因恐怕就在于蔬菜店占據着更為有利的地勢。
這種至今猶存的教養上的截然不同之處，也許可以用我的兩位女教師的差異來解釋，甚而至于可以以此來辯解。
莉娜-格雷夫根本不想教我，而是謙遜和被動地把她的财富提供出來，給我作為觀察和實驗的材料。
與此相反，格蕾欣-舍夫勒則過于認真地對待她的教育使命。
她要看到成績，要聽我高聲朗讀，要注視我的漂亮地書寫着的鼓手的手指，要我同可愛的語法結為朋友，同時，她本人又從這種友誼中獲利。
可是，奧斯卡不讓她看到任何明顯的迹象，說明他自己已經取得了某種成績。
這時候，格蕾欣-舍夫勒也就失去了耐心。
在我可憐的媽媽死後不久，也就是在她授課七個年頭之後，她又轉而熱衷于她的編織。
由于這一對面包師傅夫婦仍舊沒有子女，所以她照舊把自己編織的毛衣、長統襪和連指手套送給我，但她也隻是偶爾送送了，主要在遇到重大節日的時候。
我同她之間再也不談歌德和拉斯普庭了，隻有這兩位師傅的著作的那些殘篇我還一直保存着，時而放在這裡，時而放在那裡，多半放在這幢公寓的晾衣閣樓上。
多虧了這些殘篇，奧斯卡才沒有完全荒廢他的這一部分學業；我自學成才，形成了自己的見解。
可是，虛弱多病的莉娜-格雷夫卻纏綿床側，她不能回避我，也不能離棄我。
她的病雖說是慢性的，但還沒有嚴重到死神會提前奪走我的這位女教師莉娜的地步。
不過，在這個星球上并不存在任何恒常的事物，所以，奧斯卡在自認為他的學業已經告成的時刻，便離棄了這個纏綿床側的女人。
諸君會說：這個年輕人是在多麼狹小的天地裡受教育成長的呀！他竟然是在一家殖民地商品店、一家面包房和一家蔬菜店之間為日後像男子漢一般生活配齊了他的裝備。
盡管我不得不承認，奧斯卡是在相當陳腐污濁的小市民的環境裡收集到了他的頭一批如此重要的印象的，然而畢竟還有第三位教師。
留待這位男教師去做的事情，便是為奧斯卡打開世界的大門，使奧斯卡成為他今天這個樣子，成為一個人，由于缺少更貼切的名稱，我隻好給他安上這樣一個不能充分說明其特性的頭銜：世界主義者。
正如讀者諸君中最細心者已經發現的那樣，我講的是我的教師和師傅貝布拉，那個歐仁親王的直系子孫、路易十四王族的後代、侏儒和音樂小醜貝布拉。
我講到貝布拉的時候，我自然也想到了他身邊的那位女人，偉大的夢遊女羅絲維塔-拉古娜，超越時間的美女，在馬策拉特奪走了我的瑪麗亞的那些個黑暗的年頭裡，我不得不經常惦念她。
她有多大年紀了，這位夫人？我暗自問道。
她是位芳齡二十（如果不是十九的話）、如花盛開的少女嗎？難道她是那位九十九歲的頗有風韻的老娘，在今後的百年間，她還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