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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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曾經說過：“好吧，晚上見！”他腦袋在前，拎着兩聽罐頭鑽入水中，滾圓的脊背和屁股跟在頸項的後面消失。
一隻皮膚白皙的腳蹬出水面，艙口上方蕩漾着一圈漣漪。
我把腳從開罐器旁邊移開。
我和這把開罐器一起留了下來。
我真想立刻回到小船，解開纜繩劃走：“沒有我，他也會想出辦法的。
”但是，我沒有離開，而是開始計算時間。
導航浮标前面的那條挖泥船有幾個移動式履帶抓鬥，我用它作為計時工具，緊張地跟着它數數：鏽迹斑斑的三十二秒、三十三秒；挖出淤泥的三十六秒、三十七秒；運轉吃力的四十一秒、四十二秒；四十六秒，四十七秒，四十八秒，挖泥船的抓鬥終于完成了提升、翻倒和重新人水這一連串的動作。
它的任務是加深通向海港入口的航道，它也為我計時提供了幫助。
馬爾克想必已經帶着那兩聽罐頭到達了目的地，鑽進了波蘭“雲雀”号掃雷艇的那間露出水面的報務艙。
他沒有帶開罐器，那顆碩大的、甘苦兼而有之的“糖塊”或許在他身上，或許不在。
即使我們沒有約定以敲擊為信号，你也是可以在下面敲擊鐵闆的。
挖泥船一連為我數了兩個三十秒。
怎麼說呢？根據清醒的估計，他肯定是……海鷗騷動起來，在沉船和天空之間飛出各種圖形。
有些海鷗不知何故突然掉頭飛開，這可把我給激怒了，開始猛擊艦橋的鐵闆，先是用我的鞋跟，然後又用馬爾克的大頭皮靴：鐵鏽大塊大塊地剝落，灰白色的海鷗糞變成碎屑，随着敲擊的節奏翩然飛舞。
皮倫茨把開罐器攥在手裡，一面敲一面喊：“上來吧，夥計！開罐器還在上面呢，開罐器……”我胡亂敲打喊叫一陣之後，又改為有節奏地敲打喊叫。
可惜我不會莫爾斯電碼，隻能單調地敲着：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
我的嗓子喊啞了：“開——罐——器！開——罐——器！” 在那個星期五，我真正體會到了什麼是沉寂。
海鷗掉頭飛走，四周一片沉寂；風兒卷走了一條正在作業的挖泥船的機器噪音，四周顯得更加沉寂；約阿希姆-馬爾克對我的叫喊毫無反應，四周則最最沉寂。
我獨自劃着小船回去了。
在離開沉船之前，我把開罐器朝挖泥船扔了過去，但是沒有擊中它。
我扔掉了開罐器，劃着小船回去了。
我把小船還給漁夫克萊夫特，又補交了三十芬尼，并對他說：“晚上我也許還要用船。
” 我扔掉了開罐器，把小船搖了回去，還了船，補交了款，還想再去一次，登上電車，像人們常說的那樣“打道回府”。
我沒有直接回家，而是在東街按響了門鈴。
我什麼也沒問，隻是把機車的照片連同鏡框一塊要了過來，因為我分别對他和漁夫克萊夫特說過：“晚上我也許還要來……” 當我拿着那寬幅照片回到家時，我母親剛剛做好了午飯。
火車車廂制造廠護廠隊的一個頭頭同我們一起就餐。
餐桌上沒有魚。
菜盤旁邊放着國防軍地區指揮部寄給我的一封信。
我把那張入伍通知書讀了又讀，母親在一旁哭了起來，弄得護廠隊的那位先生十分尴尬。
“星期日晚上才出發呢！”我說，然後毫不顧忌那位先生，問道，“你知道爸爸的雙筒望遠鏡放在哪兒嗎？” 我帶着這架雙筒望遠鏡和那張寬幅照片乘車來到布勒森，不過，那是在星期六的上午，而不是在事先說好的當天晚上。
那天，霧氣彌漫，天又下起雨來了，能見度很差。
我在海濱沙丘找到一處最高點：陣亡将士紀念碑前面的空地。
我站在石碑基座的最高一級台階上——尖塔托着一顆被雨水淋黑的金球威嚴地聳立在我的頭頂上方——把望遠鏡端在眼前望了起來，不說有三刻鐘，起碼也有半個鐘頭。
直到眼前的一切變得模糊不清，我才放下望遠鏡，把視線投向近處的野薔薇樹叢。
沉船上沒有任何動靜。
兩隻大頭皮靴仍然放在原處。
海鷗又飛回鏽迹斑斑的沉船上空。
它們在艦橋上歇腳，為甲闆和皮靴撲粉着妝。
可是，海鷗又能說明什麼呢？停泊場裡仍然隻有前一天的那幾條舊船，其中并沒有瑞典的，甚至沒有一條中立國的。
挖泥船幾乎仍在原處。
天氣看來有轉好的可能。
我再一次像人們常說的那樣“打道回府”。
母親幫我裝好紙闆箱。
我打點行裝，把那張寬幅照片從鏡框裡取了出來。
因為你沒有提出特别的要求，我便把它擱在箱底。
在你父親、司爐拉布達和你父親那輛尚未生火的機車上面，我摞上了襯衣、襯褲、日常用品和我的日記本——這本日記後來在科特布斯同照片和信件一起遺失了。
誰來為我寫一個精彩的結尾呢？這個由貓與鼠開始的故事直至今天仍像蘆葦蕩裡的鳳頭——一樣折磨着我。
我若是回避大自然，科普影片則會向我展示這種機靈的水鳥。
《每周新聞》曾經報道過在萊茵河裡打撈拖輪，在漢堡港進行水下作業，炸毀霍瓦爾特造船廠附近的地堡，探明空投水雷的位置。
男人們戴着閃閃發光的圓頂頭盔潛入水中，然後又鑽了出來；手臂紛紛伸向他們，擰開螺絲，揭下了潛水員頭盔。
但是，偉大的馬爾克從來沒有在亮光閃爍的銀幕上點過一支香煙；吸煙的總是其他的人。
無論哪個馬戲團來此演出，他們都能賺到我的錢。
我差不多認識他們中間的每一個人。
我還經常在宿營車後面和這個或那個小醜進行私下交談。
這些先生往往毫無幽默感，都說從未聽過有一個名叫馬爾克的同行。
一九五九年十月，我來到雷根斯堡，想參加戰争幸存者的聚會①，他們像你一樣都是騎士十字勳章的獲得者。
我必須說出這件事嗎？人們不讓我進入會場。
聯邦國防軍的一個小樂隊也許正在演奏，也許正在休息。
負責會場警戒的是一名少尉。
趁着樂隊休息的時候，我請他從講台上喊你出來：“馬爾克下士，門口有人找！”——但是，你并不願意露面—— ①雷根斯堡，德國巴伐利亞州一城市，1959年10月24日至25日，聯邦德國“騎士十字勳章獲得者聯合會”在此舉行集會
一隻皮膚白皙的腳蹬出水面，艙口上方蕩漾着一圈漣漪。
我把腳從開罐器旁邊移開。
我和這把開罐器一起留了下來。
我真想立刻回到小船，解開纜繩劃走：“沒有我，他也會想出辦法的。
”但是，我沒有離開，而是開始計算時間。
導航浮标前面的那條挖泥船有幾個移動式履帶抓鬥，我用它作為計時工具，緊張地跟着它數數：鏽迹斑斑的三十二秒、三十三秒；挖出淤泥的三十六秒、三十七秒；運轉吃力的四十一秒、四十二秒；四十六秒，四十七秒，四十八秒，挖泥船的抓鬥終于完成了提升、翻倒和重新人水這一連串的動作。
它的任務是加深通向海港入口的航道，它也為我計時提供了幫助。
馬爾克想必已經帶着那兩聽罐頭到達了目的地，鑽進了波蘭“雲雀”号掃雷艇的那間露出水面的報務艙。
他沒有帶開罐器，那顆碩大的、甘苦兼而有之的“糖塊”或許在他身上，或許不在。
即使我們沒有約定以敲擊為信号，你也是可以在下面敲擊鐵闆的。
挖泥船一連為我數了兩個三十秒。
怎麼說呢？根據清醒的估計，他肯定是……海鷗騷動起來，在沉船和天空之間飛出各種圖形。
有些海鷗不知何故突然掉頭飛開，這可把我給激怒了，開始猛擊艦橋的鐵闆，先是用我的鞋跟，然後又用馬爾克的大頭皮靴：鐵鏽大塊大塊地剝落，灰白色的海鷗糞變成碎屑，随着敲擊的節奏翩然飛舞。
皮倫茨把開罐器攥在手裡，一面敲一面喊：“上來吧，夥計！開罐器還在上面呢，開罐器……”我胡亂敲打喊叫一陣之後，又改為有節奏地敲打喊叫。
可惜我不會莫爾斯電碼，隻能單調地敲着：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
我的嗓子喊啞了：“開——罐——器！開——罐——器！” 在那個星期五，我真正體會到了什麼是沉寂。
海鷗掉頭飛走，四周一片沉寂；風兒卷走了一條正在作業的挖泥船的機器噪音，四周顯得更加沉寂；約阿希姆-馬爾克對我的叫喊毫無反應，四周則最最沉寂。
我獨自劃着小船回去了。
在離開沉船之前，我把開罐器朝挖泥船扔了過去，但是沒有擊中它。
我扔掉了開罐器，劃着小船回去了。
我把小船還給漁夫克萊夫特，又補交了三十芬尼，并對他說：“晚上我也許還要用船。
” 我扔掉了開罐器，把小船搖了回去，還了船，補交了款，還想再去一次，登上電車，像人們常說的那樣“打道回府”。
我沒有直接回家，而是在東街按響了門鈴。
我什麼也沒問，隻是把機車的照片連同鏡框一塊要了過來，因為我分别對他和漁夫克萊夫特說過：“晚上我也許還要來……” 當我拿着那寬幅照片回到家時，我母親剛剛做好了午飯。
火車車廂制造廠護廠隊的一個頭頭同我們一起就餐。
餐桌上沒有魚。
菜盤旁邊放着國防軍地區指揮部寄給我的一封信。
我把那張入伍通知書讀了又讀，母親在一旁哭了起來，弄得護廠隊的那位先生十分尴尬。
“星期日晚上才出發呢！”我說，然後毫不顧忌那位先生，問道，“你知道爸爸的雙筒望遠鏡放在哪兒嗎？” 我帶着這架雙筒望遠鏡和那張寬幅照片乘車來到布勒森，不過，那是在星期六的上午，而不是在事先說好的當天晚上。
那天，霧氣彌漫，天又下起雨來了，能見度很差。
我在海濱沙丘找到一處最高點：陣亡将士紀念碑前面的空地。
我站在石碑基座的最高一級台階上——尖塔托着一顆被雨水淋黑的金球威嚴地聳立在我的頭頂上方——把望遠鏡端在眼前望了起來，不說有三刻鐘，起碼也有半個鐘頭。
直到眼前的一切變得模糊不清，我才放下望遠鏡，把視線投向近處的野薔薇樹叢。
沉船上沒有任何動靜。
兩隻大頭皮靴仍然放在原處。
海鷗又飛回鏽迹斑斑的沉船上空。
它們在艦橋上歇腳，為甲闆和皮靴撲粉着妝。
可是，海鷗又能說明什麼呢？停泊場裡仍然隻有前一天的那幾條舊船，其中并沒有瑞典的，甚至沒有一條中立國的。
挖泥船幾乎仍在原處。
天氣看來有轉好的可能。
我再一次像人們常說的那樣“打道回府”。
母親幫我裝好紙闆箱。
我打點行裝，把那張寬幅照片從鏡框裡取了出來。
因為你沒有提出特别的要求，我便把它擱在箱底。
在你父親、司爐拉布達和你父親那輛尚未生火的機車上面，我摞上了襯衣、襯褲、日常用品和我的日記本——這本日記後來在科特布斯同照片和信件一起遺失了。
誰來為我寫一個精彩的結尾呢？這個由貓與鼠開始的故事直至今天仍像蘆葦蕩裡的鳳頭——一樣折磨着我。
我若是回避大自然，科普影片則會向我展示這種機靈的水鳥。
《每周新聞》曾經報道過在萊茵河裡打撈拖輪，在漢堡港進行水下作業，炸毀霍瓦爾特造船廠附近的地堡，探明空投水雷的位置。
男人們戴着閃閃發光的圓頂頭盔潛入水中，然後又鑽了出來；手臂紛紛伸向他們，擰開螺絲，揭下了潛水員頭盔。
但是，偉大的馬爾克從來沒有在亮光閃爍的銀幕上點過一支香煙；吸煙的總是其他的人。
無論哪個馬戲團來此演出，他們都能賺到我的錢。
我差不多認識他們中間的每一個人。
我還經常在宿營車後面和這個或那個小醜進行私下交談。
這些先生往往毫無幽默感，都說從未聽過有一個名叫馬爾克的同行。
一九五九年十月，我來到雷根斯堡，想參加戰争幸存者的聚會①，他們像你一樣都是騎士十字勳章的獲得者。
我必須說出這件事嗎？人們不讓我進入會場。
聯邦國防軍的一個小樂隊也許正在演奏，也許正在休息。
負責會場警戒的是一名少尉。
趁着樂隊休息的時候，我請他從講台上喊你出來：“馬爾克下士，門口有人找！”——但是，你并不願意露面—— ①雷根斯堡，德國巴伐利亞州一城市，1959年10月24日至25日，聯邦德國“騎士十字勳章獲得者聯合會”在此舉行集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