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那裡，您不是在自己的地方，親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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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變：人們始終稱為藝術的東西，越來越不是"一個獨特的和獨一無二的個人的表現"。
一部價值幾百萬的電影劇本作者如何能使他的道德權利（也就是說阻止别人改動他的作品的權利）産生價值？在這個創造中，有一個軍團那麼多的人參與，他們也都認為自己是作者，他們的道德上的權利則互相限制；而對不是作者，卻肯定是影片的真正老闆的制片人的意志，怎麼去要求任何什麼東西呢？ 無須讓他們的權利受限制，老式的藝術作家一下處在另外一個世界，在那裡版權正在失去它舊日的光暈。
在新的氣候之下，那些違背道德版權的人們（小說的改編者；翻垃圾的人們——他們掠奪了所謂考證性名著出版；把千百年财富化在自己的粉紅色唾液中的廣告；不經許可重新發表所有它想要的東西的雜志；幹預電影藝術家作品的制片人；随意對待劇本的導演，其自由緻使隻有瘋子才能繼續為戲劇寫作；等等）在沖突之際，會找到公衆的寬容，而要求擁有其版權的作者卻冒着風險：他可能沒有公衆的同情，法律上的支持可能受到影響，因為即使法律的衛護者也不會對時代精神無動于衷。
我想到斯特拉文斯基，想到他的巨大的努力，為把自己的全部作品保護在自己的演奏中，好像一個不可摧毀的标準。
貝克特也有類似做法：他以越來越詳細的舞台指導來伴随他的劇本并強調（與流行的容忍相反）讓它們嚴格地被執行。
他經常列席排練，以便能夠讓導演得到準許，而且有時候他親自導演，他甚至把為德文的《舞會的終結》一劇的導演所作的筆記出版成書，使它們永遠地固定下來。
他的出版人和朋友，傑羅姆·林頓（JEROMELINDON），負責監督他的版權被尊重，必要時以訴訟為代價，甚至他死後也如此。
付出最大的努力給一部作品以最終的、全部完成并由作者監督的形态，這在曆史上獨一無二。
斯特拉文斯基和貝克特也許不僅要保護他們的作品以對付流行的歪曲作法，而且要抵制一個越來越不準備尊重一篇文章或一個樂譜的未來；他們好像要提供一個樣闆，最高的作者觀念的最後版權，這個作者要求全部地實現他的意願。
十四 卡夫卡把他的《變形記》的手稿寄給一本雜志，編輯羅伯特·穆齊爾準備發表，前提條件是作者作些删減（啊！可悲的大作家的相逢！）。
卡夫卡反應冰冷，并斷絕，與斯特拉文斯基對安塞邁特一樣。
他可以承受不發表的想法，但發表而被損毀，對于他難以承受。
他的作者的觀念與斯特拉文斯基和貝克特的觀念一樣，但是後者多少成功地使人接受了他們，而卡夫卡卻失敗了。
在版權的曆史上，這個失敗是一個轉折。
布洛德在1925年寫的《〈審判〉第一版跋》中，發表了那兩封著名的被看作卡夫卡遺囑的信，并解釋說卡夫卡很清楚他的願望不會如願以償，就算布洛德講的是真話，這兩封信隻不過是一個簡單的一時之沖動，關于卡夫卡作品在其身後出版的可能性（極少可能性）已在兩個朋友之間明了；在這種情況下，布洛德，遺囑執行人，可以承擔起全部責任，發表他認為可以的一切；這樣的話，他沒有任何義務把卡夫卡的意願告訴我們，按照他的說法，這個意願不再有效并已過時。
然而他卻急于發表這些"遺囑式"的書信，并使它們産生盡可能的反響；事實上他已經在着手創造他一生最偉大的作品，他的卡夫卡之謎，而其中一個最主要的部分正是這個意願，全部曆史上獨一無二的，一位作者要毀掉他的全部作品的意願。
也正是這樣，卡夫卡便被刻入了公衆的記憶之中。
這與布洛德讓我們在他編寫的神話小說中所相信的一緻，在小說裡，沒有任何差别，加爾達-卡夫卡要毀掉他所寫過的一切；由于藝術上不滿意？不，布洛德的卡夫卡是一位宗教思想者；請記住，加爾達不是想去宣布他的信仰，而是想"生活他的信仰"，他對于自己的寫作不給予什麼重視；"可憐的幫助他爬上頂峰的階梯。
"諾威-布洛德，他的朋友，拒絕服從他，因為即使加爾達所寫的僅僅是些"簡單的文論"，它們也可以幫助一些"在黑夜遊蕩的人們"，幫助他們去尋求"崇高的和不可替代的善"。
和卡夫卡的《遺囑》一起，聖人卡夫卡-加爾達的偉大傳記誕生了，與它同時的還有一個關于他的預言家布洛德的小小傳說，後者以感人的正直，把他的朋友的最後的願望公之于衆，同時忏悔為了什麼，以最高原則的名義（"崇高的和不可替代的善"），他決定不去服從自己的朋友。
神話大編寫家赢得了他的賭注。
他的舉動被上升到值得仿效的偉大舉動之列。
因為，有誰會懷疑布洛德對他的朋友的忠誠呢？誰敢懷疑卡夫卡留給人類的每句話、每個詞、每個音節的價值呢？ 這樣，布洛德創造了不服從亡友的可遵循的榜樣；一個對于那些想超越作者最後意願或洩露其最隐私的秘密的人們的裁判先例。
十五 對于沒有完成的短篇和小說，我很贊成說它們使任何一位遺囑執行者陷入十分尴尬的境地。
因為在這些重要性不相等的文稿中有三部小說：卡夫卡沒有寫過任何比它們更偉大的作品。
但由于它們的未完成，他把它們列在失敗的一欄，這絲毫沒有什麼不正常；一個作者很難相信一部他沒有做到底的作品的價值在它完成之前已經可以讓人十分清楚地看得出來。
但是一位作者不可能看得出來的，可以在第三者眼裡顯現得清清楚楚。
是的，由于這三本小說——我對它們無限欣賞——如果我處在布洛德的境地，我也可能處在可怕的尴尬之中。
誰會給我建議呢？ 那個作為我們最偉大的導師的人。
讓我們打開《唐·吉诃德》，第一章，第七、八、九節：唐·吉诃德和桑喬在山裡，聽說了克利索斯托姆（CHRYSOSTOME）的故事：年輕的詩人愛上了一個牧羊女。
為了能夠在她身邊，他把自己扮成一個牧羊人；但她并不喜歡他，于是克利索斯托姆結束了自己的生命。
唐·吉诃德決定去看葬禮。
詩人的朋友昂波羅索（AMBROSIO）主持小小的儀式。
死者的遺體上蓋滿鮮花，旁邊有寫滿詩的筆記本和紙。
昂波羅索向衆人解釋說克利索斯托姆要求燒毀這些東西。
這時威瓦爾多（VIVALDO）老爺，一位好奇的人加入了送葬人的行列，加以幹預：他反對認為燒毀詩稿真正地符合死者的遺願，因為願望應當是理智的，而這個願望并不理智。
因而最好是把他的詩獻給别人，讓它給那些人帶來快樂、智慧、經驗。
沒有等昂波羅索作出回答，他俯下身，拾取了離他最近的幾頁紙。
昂波羅索對他說："出于禮貌，老爺，我允許您保留您已經拿去的；但是以為我不會燒毀其他的，那是徒勞的。
" "出于禮貌，我允許您"：這就是說，即使死去的朋友的願望對于我具有法律的嚴峻，我也不是法律的仆從，我遵守它們，作為一個自由人，并不對于其他與法對立的理由視而不見，比如禮貌或對藝術的愛。
所以，"我允許您保留您已經拿去的"，同時希望我的朋友原諒我。
雖然如此，由于這一例外，我違反了他的願望，這個願望對于我是一個法律；我這樣做，由我自己負責，我自己承擔風險，我作為違反一個法律的人這樣做，而不是作為否認和取消這一法律的人；所以"以為我不會燒毀其他的，那是徒勞的"。
十六 電視上有一個節目：三個知名的受人欣賞的女人一起建議女人也有權被葬在先賢祠。
應當想到，她們說，這一舉動的象征意義。
而且她們馬上提出了幾位已經去世的偉大女性的名字，在她們看來，她們應當在那裡。
無疑正确的要求；然而，有些東西使我不安：這些已死去的女性可能被人們馬上轉移到先賢祠①，她們不在自己丈夫的身邊嗎？肯定地：她曾經要求這樣。
那麼人們把她們的丈夫怎麼辦？把他們也移過去嗎？很難，由于不夠重要，他們得留在他們所在的地方，那些被移走的女士将在寡婦的寂寞中渡過她們的永恒。
———————— ①PANTHEON：巴黎的一座著名建築。
1764－1790年建成。
法國第三共和期間，在此為維克多·雨果舉行葬禮，從此先賢祠成為祭儀名人之地。
然後，我想：那麼男人呢？對呀，男人！他們大概自願在先賢祠！人們決定把他們變為象征，把他們與自己的女人分開，是在他們死後，沒有征求他們的意見，肯定違背他們的遺願。
肖邦死後，波蘭同胞把他的屍體剖開，割去了他的心髒。
他們把他的可憐的肌骨國有化，将他葬在波蘭。
人們對待死人或像對一堆廢料或像對一個象征。
對于他的已亡去的個性，是同樣的不尊重。
十七 啊！不服從一位死人是這麼容易。
如果盡管如此，有時候，人們會遵從他的意願，那麼這并不是出于害怕，相反，是因為人們愛他，人們拒絕相信他已死去。
如果一個年老的農民彌留之際請求他的兒子不要砍倒窗前的老梨樹，老梨樹便不會被砍倒，隻要他的兒子回憶父親時充滿着愛。
帶着宗教式的對靈魂永生的信仰，這并不是什麼大不了的事要去做。
很簡單，一個被我愛的死者對于我永遠不會死。
我甚至不能說：我曾經愛過他；不，我愛他。
如果我拒絕用過去時态說我對他的愛，這就是說死去的那個人在。
也許正是在這裡存在着人的宗教維度。
其實，服從最後的意願是神秘的：它超越了任何實際和理性的思索：年老的農民在他的墓裡永遠不會知道那棵梨樹是否會被砍倒；然而對于愛着他的兒子他不可能不服從父親。
過去，我曾經（我至今仍然）為福克納的小說《野棕榈》的結尾所感動。
女人因流産失敗死去，男人仍在監獄，被判刑十年；有人給他的囚室裡帶來一粒白藥片，毒藥；但是他很快打消了自殺的念頭，因為唯一能延長他所愛女人的生命的辦法便是把她保留在記憶中。
"……她不在了，一半的記憶也已不在；如果我不在了，那麼所有的記憶也将不在了。
是的，他想，在悲傷與虛無之間我選擇悲傷。
" 以後，在寫《笑忘書》的時候，我投入了塔米娜這個人物中，她失去了丈夫，絕望地試圖重新找回和收集散落的記憶，為的是重新建立起一個已消失的存在，一個已結束的過去；這時我開始懂得，在回憶中，人們不會重新找到死人的所在；回憶隻是他不在的确認；在回憶中，死人隻是一個變得蒼白、遠去、不可及的過去。
可是，如果我永遠不能把我愛的人看作已經死去，他的所在怎麼表現呢？ 在我所了解的他的意願中，我将對它永遠忠誠。
我想着那棵老梨樹，它會留在窗前，它會留在窗前，隻要那位農民的兒子活着。
一部價值幾百萬的電影劇本作者如何能使他的道德權利（也就是說阻止别人改動他的作品的權利）産生價值？在這個創造中，有一個軍團那麼多的人參與，他們也都認為自己是作者，他們的道德上的權利則互相限制；而對不是作者，卻肯定是影片的真正老闆的制片人的意志，怎麼去要求任何什麼東西呢？ 無須讓他們的權利受限制，老式的藝術作家一下處在另外一個世界，在那裡版權正在失去它舊日的光暈。
在新的氣候之下，那些違背道德版權的人們（小說的改編者；翻垃圾的人們——他們掠奪了所謂考證性名著出版；把千百年财富化在自己的粉紅色唾液中的廣告；不經許可重新發表所有它想要的東西的雜志；幹預電影藝術家作品的制片人；随意對待劇本的導演，其自由緻使隻有瘋子才能繼續為戲劇寫作；等等）在沖突之際，會找到公衆的寬容，而要求擁有其版權的作者卻冒着風險：他可能沒有公衆的同情，法律上的支持可能受到影響，因為即使法律的衛護者也不會對時代精神無動于衷。
我想到斯特拉文斯基，想到他的巨大的努力，為把自己的全部作品保護在自己的演奏中，好像一個不可摧毀的标準。
貝克特也有類似做法：他以越來越詳細的舞台指導來伴随他的劇本并強調（與流行的容忍相反）讓它們嚴格地被執行。
他經常列席排練，以便能夠讓導演得到準許，而且有時候他親自導演，他甚至把為德文的《舞會的終結》一劇的導演所作的筆記出版成書，使它們永遠地固定下來。
他的出版人和朋友，傑羅姆·林頓（JEROMELINDON），負責監督他的版權被尊重，必要時以訴訟為代價，甚至他死後也如此。
付出最大的努力給一部作品以最終的、全部完成并由作者監督的形态，這在曆史上獨一無二。
斯特拉文斯基和貝克特也許不僅要保護他們的作品以對付流行的歪曲作法，而且要抵制一個越來越不準備尊重一篇文章或一個樂譜的未來；他們好像要提供一個樣闆，最高的作者觀念的最後版權，這個作者要求全部地實現他的意願。
十四 卡夫卡把他的《變形記》的手稿寄給一本雜志，編輯羅伯特·穆齊爾準備發表，前提條件是作者作些删減（啊！可悲的大作家的相逢！）。
卡夫卡反應冰冷，并斷絕，與斯特拉文斯基對安塞邁特一樣。
他可以承受不發表的想法，但發表而被損毀，對于他難以承受。
他的作者的觀念與斯特拉文斯基和貝克特的觀念一樣，但是後者多少成功地使人接受了他們，而卡夫卡卻失敗了。
在版權的曆史上，這個失敗是一個轉折。
布洛德在1925年寫的《〈審判〉第一版跋》中，發表了那兩封著名的被看作卡夫卡遺囑的信，并解釋說卡夫卡很清楚他的願望不會如願以償，就算布洛德講的是真話，這兩封信隻不過是一個簡單的一時之沖動，關于卡夫卡作品在其身後出版的可能性（極少可能性）已在兩個朋友之間明了；在這種情況下，布洛德，遺囑執行人，可以承擔起全部責任，發表他認為可以的一切；這樣的話，他沒有任何義務把卡夫卡的意願告訴我們，按照他的說法，這個意願不再有效并已過時。
然而他卻急于發表這些"遺囑式"的書信，并使它們産生盡可能的反響；事實上他已經在着手創造他一生最偉大的作品，他的卡夫卡之謎，而其中一個最主要的部分正是這個意願，全部曆史上獨一無二的，一位作者要毀掉他的全部作品的意願。
也正是這樣，卡夫卡便被刻入了公衆的記憶之中。
這與布洛德讓我們在他編寫的神話小說中所相信的一緻，在小說裡，沒有任何差别，加爾達-卡夫卡要毀掉他所寫過的一切；由于藝術上不滿意？不，布洛德的卡夫卡是一位宗教思想者；請記住，加爾達不是想去宣布他的信仰，而是想"生活他的信仰"，他對于自己的寫作不給予什麼重視；"可憐的幫助他爬上頂峰的階梯。
"諾威-布洛德，他的朋友，拒絕服從他，因為即使加爾達所寫的僅僅是些"簡單的文論"，它們也可以幫助一些"在黑夜遊蕩的人們"，幫助他們去尋求"崇高的和不可替代的善"。
和卡夫卡的《遺囑》一起，聖人卡夫卡-加爾達的偉大傳記誕生了，與它同時的還有一個關于他的預言家布洛德的小小傳說，後者以感人的正直，把他的朋友的最後的願望公之于衆，同時忏悔為了什麼，以最高原則的名義（"崇高的和不可替代的善"），他決定不去服從自己的朋友。
神話大編寫家赢得了他的賭注。
他的舉動被上升到值得仿效的偉大舉動之列。
因為，有誰會懷疑布洛德對他的朋友的忠誠呢？誰敢懷疑卡夫卡留給人類的每句話、每個詞、每個音節的價值呢？ 這樣，布洛德創造了不服從亡友的可遵循的榜樣；一個對于那些想超越作者最後意願或洩露其最隐私的秘密的人們的裁判先例。
十五 對于沒有完成的短篇和小說，我很贊成說它們使任何一位遺囑執行者陷入十分尴尬的境地。
因為在這些重要性不相等的文稿中有三部小說：卡夫卡沒有寫過任何比它們更偉大的作品。
但由于它們的未完成，他把它們列在失敗的一欄，這絲毫沒有什麼不正常；一個作者很難相信一部他沒有做到底的作品的價值在它完成之前已經可以讓人十分清楚地看得出來。
但是一位作者不可能看得出來的，可以在第三者眼裡顯現得清清楚楚。
是的，由于這三本小說——我對它們無限欣賞——如果我處在布洛德的境地，我也可能處在可怕的尴尬之中。
誰會給我建議呢？ 那個作為我們最偉大的導師的人。
讓我們打開《唐·吉诃德》，第一章，第七、八、九節：唐·吉诃德和桑喬在山裡，聽說了克利索斯托姆（CHRYSOSTOME）的故事：年輕的詩人愛上了一個牧羊女。
為了能夠在她身邊，他把自己扮成一個牧羊人；但她并不喜歡他，于是克利索斯托姆結束了自己的生命。
唐·吉诃德決定去看葬禮。
詩人的朋友昂波羅索（AMBROSIO）主持小小的儀式。
死者的遺體上蓋滿鮮花，旁邊有寫滿詩的筆記本和紙。
昂波羅索向衆人解釋說克利索斯托姆要求燒毀這些東西。
這時威瓦爾多（VIVALDO）老爺，一位好奇的人加入了送葬人的行列，加以幹預：他反對認為燒毀詩稿真正地符合死者的遺願，因為願望應當是理智的，而這個願望并不理智。
因而最好是把他的詩獻給别人，讓它給那些人帶來快樂、智慧、經驗。
沒有等昂波羅索作出回答，他俯下身，拾取了離他最近的幾頁紙。
昂波羅索對他說："出于禮貌，老爺，我允許您保留您已經拿去的；但是以為我不會燒毀其他的，那是徒勞的。
" "出于禮貌，我允許您"：這就是說，即使死去的朋友的願望對于我具有法律的嚴峻，我也不是法律的仆從，我遵守它們，作為一個自由人，并不對于其他與法對立的理由視而不見，比如禮貌或對藝術的愛。
所以，"我允許您保留您已經拿去的"，同時希望我的朋友原諒我。
雖然如此，由于這一例外，我違反了他的願望，這個願望對于我是一個法律；我這樣做，由我自己負責，我自己承擔風險，我作為違反一個法律的人這樣做，而不是作為否認和取消這一法律的人；所以"以為我不會燒毀其他的，那是徒勞的"。
十六 電視上有一個節目：三個知名的受人欣賞的女人一起建議女人也有權被葬在先賢祠。
應當想到，她們說，這一舉動的象征意義。
而且她們馬上提出了幾位已經去世的偉大女性的名字，在她們看來，她們應當在那裡。
無疑正确的要求；然而，有些東西使我不安：這些已死去的女性可能被人們馬上轉移到先賢祠①，她們不在自己丈夫的身邊嗎？肯定地：她曾經要求這樣。
那麼人們把她們的丈夫怎麼辦？把他們也移過去嗎？很難，由于不夠重要，他們得留在他們所在的地方，那些被移走的女士将在寡婦的寂寞中渡過她們的永恒。
———————— ①PANTHEON：巴黎的一座著名建築。
1764－1790年建成。
法國第三共和期間，在此為維克多·雨果舉行葬禮，從此先賢祠成為祭儀名人之地。
然後，我想：那麼男人呢？對呀，男人！他們大概自願在先賢祠！人們決定把他們變為象征，把他們與自己的女人分開，是在他們死後，沒有征求他們的意見，肯定違背他們的遺願。
肖邦死後，波蘭同胞把他的屍體剖開，割去了他的心髒。
他們把他的可憐的肌骨國有化，将他葬在波蘭。
人們對待死人或像對一堆廢料或像對一個象征。
對于他的已亡去的個性，是同樣的不尊重。
十七 啊！不服從一位死人是這麼容易。
如果盡管如此，有時候，人們會遵從他的意願，那麼這并不是出于害怕，相反，是因為人們愛他，人們拒絕相信他已死去。
如果一個年老的農民彌留之際請求他的兒子不要砍倒窗前的老梨樹，老梨樹便不會被砍倒，隻要他的兒子回憶父親時充滿着愛。
帶着宗教式的對靈魂永生的信仰，這并不是什麼大不了的事要去做。
很簡單，一個被我愛的死者對于我永遠不會死。
我甚至不能說：我曾經愛過他；不，我愛他。
如果我拒絕用過去時态說我對他的愛，這就是說死去的那個人在。
也許正是在這裡存在着人的宗教維度。
其實，服從最後的意願是神秘的：它超越了任何實際和理性的思索：年老的農民在他的墓裡永遠不會知道那棵梨樹是否會被砍倒；然而對于愛着他的兒子他不可能不服從父親。
過去，我曾經（我至今仍然）為福克納的小說《野棕榈》的結尾所感動。
女人因流産失敗死去，男人仍在監獄，被判刑十年；有人給他的囚室裡帶來一粒白藥片，毒藥；但是他很快打消了自殺的念頭，因為唯一能延長他所愛女人的生命的辦法便是把她保留在記憶中。
"……她不在了，一半的記憶也已不在；如果我不在了，那麼所有的記憶也将不在了。
是的，他想，在悲傷與虛無之間我選擇悲傷。
" 以後，在寫《笑忘書》的時候，我投入了塔米娜這個人物中，她失去了丈夫，絕望地試圖重新找回和收集散落的記憶，為的是重新建立起一個已消失的存在，一個已結束的過去；這時我開始懂得，在回憶中，人們不會重新找到死人的所在；回憶隻是他不在的确認；在回憶中，死人隻是一個變得蒼白、遠去、不可及的過去。
可是，如果我永遠不能把我愛的人看作已經死去，他的所在怎麼表現呢？ 在我所了解的他的意願中，我将對它永遠忠誠。
我想着那棵老梨樹，它會留在窗前，它會留在窗前，隻要那位農民的兒子活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