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作品與蜘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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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E．SATIE（HOUFLEUR1866－PARIS1925），法國作曲家，達達主義和超現實主義的先驅。
還有小說：對巴爾紮克的著名格言"小說應當與社會身份登記處相競争"進行懷疑；這一懷疑決非是前衛派們的假充好漢，這些人樂于展露他們的現代性以便使他們在白癡面前可以被人辨認；它隻是（不露聲色地）使制造對真實的幻想的機器變得無用（或差不多無用，非強制性的，非重要的）。
對此，我有如下小小的觀察： 如果描寫一個人物應當與社會身份登記處去競争，那麼這個人物應當首先有一個真正的姓名。
從巴爾紮克到普魯斯特，沒有姓名的人物是令人不能想到的。
但是狄德羅的雅克卻沒有任何姓氏而他的主子也無名姓。
巴努什，是姓還是名？沒有姓氏的名，沒有名的姓氏不再是姓名而是符号。
《審判》 中的主人公不是個叫約瑟夫·考夫曼（JOSEPHKAUFAMANN）或克萊默（KRAMMER）或科爾（KHORL）中的人，而是個約瑟夫·K。
《城堡》中的主人公甚至失去了他的名而滿足于一個字母。
布洛赫的《有罪的人》①：主人公之一被字母A來指定。
在《夢遊人》中，艾什（ESCH）與于格諾（HUGUENAU）沒有名。
《沒有優點的男人》的主人公，尤利什（（ULRICH）（沒有姓。
從我的最早的短篇小說起，本能地，我就避免了給人物以姓名。
在《生活在别處》主人公隻有一個名，他的母親隻是用"媽媽"一詞來确指，他的小女朋友用"紅頭發"；而"紅頭發"的情人則是"四十來歲的人"。
這是不是故意做作？我那時的做法是完全的自發，隻是在後來我才明白了其中的意義：我所服從的是第三時的美學： 我不想讓人相信我的人物是真實的并有一本戶口簿。
———————— ①SCHLDLOSEN。
十 托馬斯·曼（THOMASMANN）：《魔山》（DERZAAUBER－BERG）。
很長段落的信息，有關人物，他們的過去，有關他們衣着的方式，他們說話的方式（包括他們所有的語病）等等；海濱浴場生活的細緻描寫，曆史時刻的描寫（1914年戰争以前的年代）：例如那個時期的群體風俗：對剛才被發現不久的攝影的狂熱，對巧克力的津津有味，閉着眼睛做出的圖畫，世界語，供單人玩的撲克遊戲，聽留聲機，招魂術當堂講授（真正的小說家，曼，把這個時代的特點歸結為以忘卻為目的的風俗，逃避了平庸的曆史編纂）。
對話，冗長，一旦離開主要的主題便顯示它的信息作用，甚至夢在曼那裡，也是描寫：在海濱浴場渡過第一天以後，年輕的主人公漢斯·卡斯托斯（HANSCASSTOYS）睡着了，再沒有比他的夢更平常了，夢裡面，僅通過一個羞答答的改變，前一天的所有事件都重複了一遍。
我們離普洛東很遠，對于後者，夢是解放的想象之源泉。
在那裡，夢隻有一個作用，讓讀者與社會環境相熟悉，确認他對真實的幻想。
這樣一個廣闊的背景被精心地描寫出來，在它的前面，行進着漢斯的命運和兩個肺結核患者的意識形态競争：塞特姆布裡尼（SETTEMBRINI）和納夫塔（NAPHTA），一個是共濟會會員，民主派，另一個，耶稣教士，獨裁者，兩人都病得無可救藥。
曼平靜的嘲諷使這兩位學識淵博的人的真理變得具有相對性：他們的争奪永遠無勝者。
但是，小說的嘲諷走得更遠，在一場戲中達到它的頂峰：兩人被包圍在各自的陶醉于他們無法改變的邏輯的小聽衆圈子中間，各自把自己的論據推向極端，以緻誰也不知道誰在要求進步，誰在要求傳統，誰在要求理性，誰在要求非理性，誰在倚仗精神，誰在倚仗肉體。
在數頁中人們看到了一場極度的混亂，詞語在其中失去其意義，辯論之激烈尤其因為雙方的态度互為變化。
約兩百多頁以後，小說的末尾（戰争即将爆發），所有療養院的居民們陷入非理性憤怒與難以解釋的狂執中；這時塞特姆布裡尼向納夫塔冒犯，兩位患者進行了一場決鬥，最後決鬥以其中一人自殺而告結束；人們一下明白，使人們互相反對的原因，并不是意識形态上不可調和的勢不兩立，而是一種外-理性的侵略性，一種晦暗不明不可解釋的力量，對于它，人的想法隻是一面屏風，一副面具，一種借口。
因此，這部出色的"思想小說"同時也是（尤其對于這個世紀末的讀者）對思想本身的置疑，對一個曾相信思想，相信其指引世界之能力的時代所作的偉大告别。
曼與穆齊爾。
盡管各自誕生日期較為接近，他們的美學卻屬于小說曆史的不同時間。
兩人同是智力廣博的小說家。
在曼的小說裡，智力首先顯現于在一部描繪性小說的布景前面表達思想的對話中。
在《沒有優點的男人》一書中，智力則完全地體現在每一刻；面對曼的描繪性小說，穆齊爾的思想小說是這樣：其中各種事件也都處于一個具體的社會環境（維也納）并在一個具體的時刻（與《白象般的群山》相同： 恰好在1914年戰争之前），但是，曼那裡的達伏斯（DAVOS）被細緻地描寫、在穆齊爾那裡維也納隻不過被提了一下名，作者甚至不屑于從視覺上提及它的街道、廣場、公園（制造對真實的幻覺的機器被乖乖地置于一邊）。
人們處在奧-匈帝國，而帝國卻被刻闆地用一個使之可笑的外号而命名：卡卡尼（KAKANIE）。
卡卡尼，非具體化，一般化，被縮減為若幹個基本境況的帝國，被改變為一個嘲諷性模式的帝國。
這個卡卡尼不是像達伏斯在托馬斯·曼那裡那樣作為小說的一個背景，它是小說的主題之一；它不被描寫，它被分析和思考。
曼解釋說《白象般的群山》的結構是音樂性的，建立于某些主題之上，它們如在一部交響樂中被展開，它們重新回來，它們互相交錯，它們伴随小說的全過程。
的确是這樣，但是應當明确主題在曼和在穆齊爾那裡，并不意味相同的事情。
首先在曼那裡，諸主題（時間、身體、病、死亡，等等）都是在一個廣闊的無主題性背景（描寫地方、時間、風俗、人物）前展開，幾乎像一部奏鳴曲，諸主題被一支主題外的音樂，被橋和連接所包圍，之後，主題們在作者那裡有一個多元曆史的強烈特點，這就是說：曼使用了所有可能，通過科學——社會學、政治學、醫學、植物學、物理、化學——說明這個或那個主題；仿佛通過這種知識的普及，他想為諸主題的分析創造一個堅實的教導性的底盤；這樣，在我看來，便過于經常地，在過于長的段落中，使他的小說遠離了基本，因為，我們要記住，基本對于一部小說是指隻有小說才可以說出的。
對主題的分析，在穆齊爾那裡，則不同。
第一，它絲毫沒有多元曆史性；小說家不裝扮成學者、醫生、社會學家、史官，他分析人的種種境況，它們不屬于任何科學學科，它們僅僅屬于生活。
在這個意義上，布洛赫和穆齊爾理解了心理現實主義世紀之後的小說的曆史任務：如果說歐洲哲學沒有善于思索人的生活，思索它的"具體的形而上學"，那麼，命中注定最終要去占領這塊空曠土地的便是小說，在那裡它是不可替代的（這已被有關存在的哲學以一個相反的證明所确認；因為對存在的分析不能成為體系；存在是不可能被體系化的，而海德格爾，詩的愛好者，犯了對小說曆史無動于衷的錯誤，正是在小說的曆史中有着關于存在的智慧的最大寶藏）。
第二，與曼相反，在穆齊爾那裡，一切都成為主題（關于存在的提問）。
如果一切成為主題，背景便消失，有如在一幅立體派畫上，隻有前景。
正是在将背景的取消中我看到了穆齊爾所進行的結構性革命。
重大的變化通常有一種不引人注目的表象。
其實，思索的長度，段落的慢節奏，給了《沒有優點的男人》一種"傳統式"行文的表象。
沒有颠倒年代順序。
沒有喬伊斯式的内心獨白。
沒有取消标點。
沒有破壞人物與情節。
在近兩千多頁中，人們跟随着年輕知識分子尤利什的簡單故事，他與幾個情人出出入入，遇見幾位朋友，在一個既嚴肅又怪誕的協會裡工作（在這裡，小說以一種幾乎難以察覺的方式，遠離了真實性并變為遊戲），協會的目的是準備
還有小說：對巴爾紮克的著名格言"小說應當與社會身份登記處相競争"進行懷疑；這一懷疑決非是前衛派們的假充好漢，這些人樂于展露他們的現代性以便使他們在白癡面前可以被人辨認；它隻是（不露聲色地）使制造對真實的幻想的機器變得無用（或差不多無用，非強制性的，非重要的）。
對此，我有如下小小的觀察： 如果描寫一個人物應當與社會身份登記處去競争，那麼這個人物應當首先有一個真正的姓名。
從巴爾紮克到普魯斯特，沒有姓名的人物是令人不能想到的。
但是狄德羅的雅克卻沒有任何姓氏而他的主子也無名姓。
巴努什，是姓還是名？沒有姓氏的名，沒有名的姓氏不再是姓名而是符号。
《審判》 中的主人公不是個叫約瑟夫·考夫曼（JOSEPHKAUFAMANN）或克萊默（KRAMMER）或科爾（KHORL）中的人，而是個約瑟夫·K。
《城堡》中的主人公甚至失去了他的名而滿足于一個字母。
布洛赫的《有罪的人》①：主人公之一被字母A來指定。
在《夢遊人》中，艾什（ESCH）與于格諾（HUGUENAU）沒有名。
《沒有優點的男人》的主人公，尤利什（（ULRICH）（沒有姓。
從我的最早的短篇小說起，本能地，我就避免了給人物以姓名。
在《生活在别處》主人公隻有一個名，他的母親隻是用"媽媽"一詞來确指，他的小女朋友用"紅頭發"；而"紅頭發"的情人則是"四十來歲的人"。
這是不是故意做作？我那時的做法是完全的自發，隻是在後來我才明白了其中的意義：我所服從的是第三時的美學： 我不想讓人相信我的人物是真實的并有一本戶口簿。
———————— ①SCHLDLOSEN。
十 托馬斯·曼（THOMASMANN）：《魔山》（DERZAAUBER－BERG）。
很長段落的信息，有關人物，他們的過去，有關他們衣着的方式，他們說話的方式（包括他們所有的語病）等等；海濱浴場生活的細緻描寫，曆史時刻的描寫（1914年戰争以前的年代）：例如那個時期的群體風俗：對剛才被發現不久的攝影的狂熱，對巧克力的津津有味，閉着眼睛做出的圖畫，世界語，供單人玩的撲克遊戲，聽留聲機，招魂術當堂講授（真正的小說家，曼，把這個時代的特點歸結為以忘卻為目的的風俗，逃避了平庸的曆史編纂）。
對話，冗長，一旦離開主要的主題便顯示它的信息作用，甚至夢在曼那裡，也是描寫：在海濱浴場渡過第一天以後，年輕的主人公漢斯·卡斯托斯（HANSCASSTOYS）睡着了，再沒有比他的夢更平常了，夢裡面，僅通過一個羞答答的改變，前一天的所有事件都重複了一遍。
我們離普洛東很遠，對于後者，夢是解放的想象之源泉。
在那裡，夢隻有一個作用，讓讀者與社會環境相熟悉，确認他對真實的幻想。
這樣一個廣闊的背景被精心地描寫出來，在它的前面，行進着漢斯的命運和兩個肺結核患者的意識形态競争：塞特姆布裡尼（SETTEMBRINI）和納夫塔（NAPHTA），一個是共濟會會員，民主派，另一個，耶稣教士，獨裁者，兩人都病得無可救藥。
曼平靜的嘲諷使這兩位學識淵博的人的真理變得具有相對性：他們的争奪永遠無勝者。
但是，小說的嘲諷走得更遠，在一場戲中達到它的頂峰：兩人被包圍在各自的陶醉于他們無法改變的邏輯的小聽衆圈子中間，各自把自己的論據推向極端，以緻誰也不知道誰在要求進步，誰在要求傳統，誰在要求理性，誰在要求非理性，誰在倚仗精神，誰在倚仗肉體。
在數頁中人們看到了一場極度的混亂，詞語在其中失去其意義，辯論之激烈尤其因為雙方的态度互為變化。
約兩百多頁以後，小說的末尾（戰争即将爆發），所有療養院的居民們陷入非理性憤怒與難以解釋的狂執中；這時塞特姆布裡尼向納夫塔冒犯，兩位患者進行了一場決鬥，最後決鬥以其中一人自殺而告結束；人們一下明白，使人們互相反對的原因，并不是意識形态上不可調和的勢不兩立，而是一種外-理性的侵略性，一種晦暗不明不可解釋的力量，對于它，人的想法隻是一面屏風，一副面具，一種借口。
因此，這部出色的"思想小說"同時也是（尤其對于這個世紀末的讀者）對思想本身的置疑，對一個曾相信思想，相信其指引世界之能力的時代所作的偉大告别。
曼與穆齊爾。
盡管各自誕生日期較為接近，他們的美學卻屬于小說曆史的不同時間。
兩人同是智力廣博的小說家。
在曼的小說裡，智力首先顯現于在一部描繪性小說的布景前面表達思想的對話中。
在《沒有優點的男人》一書中，智力則完全地體現在每一刻；面對曼的描繪性小說，穆齊爾的思想小說是這樣：其中各種事件也都處于一個具體的社會環境（維也納）并在一個具體的時刻（與《白象般的群山》相同： 恰好在1914年戰争之前），但是，曼那裡的達伏斯（DAVOS）被細緻地描寫、在穆齊爾那裡維也納隻不過被提了一下名，作者甚至不屑于從視覺上提及它的街道、廣場、公園（制造對真實的幻覺的機器被乖乖地置于一邊）。
人們處在奧-匈帝國，而帝國卻被刻闆地用一個使之可笑的外号而命名：卡卡尼（KAKANIE）。
卡卡尼，非具體化，一般化，被縮減為若幹個基本境況的帝國，被改變為一個嘲諷性模式的帝國。
這個卡卡尼不是像達伏斯在托馬斯·曼那裡那樣作為小說的一個背景，它是小說的主題之一；它不被描寫，它被分析和思考。
曼解釋說《白象般的群山》的結構是音樂性的，建立于某些主題之上，它們如在一部交響樂中被展開，它們重新回來，它們互相交錯，它們伴随小說的全過程。
的确是這樣，但是應當明确主題在曼和在穆齊爾那裡，并不意味相同的事情。
首先在曼那裡，諸主題（時間、身體、病、死亡，等等）都是在一個廣闊的無主題性背景（描寫地方、時間、風俗、人物）前展開，幾乎像一部奏鳴曲，諸主題被一支主題外的音樂，被橋和連接所包圍，之後，主題們在作者那裡有一個多元曆史的強烈特點，這就是說：曼使用了所有可能，通過科學——社會學、政治學、醫學、植物學、物理、化學——說明這個或那個主題；仿佛通過這種知識的普及，他想為諸主題的分析創造一個堅實的教導性的底盤；這樣，在我看來，便過于經常地，在過于長的段落中，使他的小說遠離了基本，因為，我們要記住，基本對于一部小說是指隻有小說才可以說出的。
對主題的分析，在穆齊爾那裡，則不同。
第一，它絲毫沒有多元曆史性；小說家不裝扮成學者、醫生、社會學家、史官，他分析人的種種境況，它們不屬于任何科學學科，它們僅僅屬于生活。
在這個意義上，布洛赫和穆齊爾理解了心理現實主義世紀之後的小說的曆史任務：如果說歐洲哲學沒有善于思索人的生活，思索它的"具體的形而上學"，那麼，命中注定最終要去占領這塊空曠土地的便是小說，在那裡它是不可替代的（這已被有關存在的哲學以一個相反的證明所确認；因為對存在的分析不能成為體系；存在是不可能被體系化的，而海德格爾，詩的愛好者，犯了對小說曆史無動于衷的錯誤，正是在小說的曆史中有着關于存在的智慧的最大寶藏）。
第二，與曼相反，在穆齊爾那裡，一切都成為主題（關于存在的提問）。
如果一切成為主題，背景便消失，有如在一幅立體派畫上，隻有前景。
正是在将背景的取消中我看到了穆齊爾所進行的結構性革命。
重大的變化通常有一種不引人注目的表象。
其實，思索的長度，段落的慢節奏，給了《沒有優點的男人》一種"傳統式"行文的表象。
沒有颠倒年代順序。
沒有喬伊斯式的内心獨白。
沒有取消标點。
沒有破壞人物與情節。
在近兩千多頁中，人們跟随着年輕知識分子尤利什的簡單故事，他與幾個情人出出入入，遇見幾位朋友，在一個既嚴肅又怪誕的協會裡工作（在這裡，小說以一種幾乎難以察覺的方式，遠離了真實性并變為遊戲），協會的目的是準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