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埃斯米而作：既有愛也有污穢凄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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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不久前，我收劍一份航空寄來的請柬，邀請我參加4月18日在英國舉行的一次婚禮。
這倒是個我願意為之付了些代價去參加的婚禮，剛收到請柬時，我原以為沒準真的能出國一趟，坐飛機去．花多少錢倒是無所謂。
可是，後來在跟我太太(那可是個頭腦冷靜得出奇的女子)仔細研究之後，我們決定不去了——因為，别的先不說，我嶽母早就打算4月下旬來我們家住上兩周，我把這碴兒給全忘了。
我的确是有些日子沒見到格倫徹媽媽了，她又年紀不小了。
都五十八了。
(她逮誰都先提這檔子事。
) 雖然如此，不管參加還是不參加，我想自己決非那種為給婚禮助興連丁點力氣都不肯出的人。
因此，我還是打起精神草草寫下一些說明情況的劄記，是關于大約六年前我認識的這位新娘的一些情況的。
倘若我的劄記會使我從未見過的新郎有幾分鐘感到不舒服，那我也不在乎。
我本來就不打算讨任何人的喜歡。
至于教訓誰指導誰就更非我的本意了。
1944年4月，大約有六十名美軍士兵在英國德文郡英國情報部門辦的一個有點專門性質的訓練班接受準備反攻的訓練，我就是其中之一。
現在回想起來，我覺得我們這六十個人倒有個非常一緻的共同點，那就是沒一個是合群的。
我們基本上都是愛寫信的那種人，除了工作上的話之外，我們被此之間講的一般話題是問别人有沒有富餘的墨水。
要是有既不寫信也不上課的時候，那就各幹各的。
我的習慣是，逢到天氣晴朗，就到附近鄉下景色不錯的地方去散步。
陰雨天呢，就找個幹爽的地方看書，常常離乒乓球桌很近，球扣都兒乎掄得到我。
訓練班持續了三個星期，結束的一天是星期天，那天雨下得真不小。
根據計劃，這最後一天傍晚七點鐘，我們全體人員要乘火車去倫敦，有小道消息說我們将分别要插進為D日登陸而集結的步兵師和空降師。
那天下午三點鐘，我已把我全部東西打進背囊，其中包括一隻盛滿我從大洋彼岸帶過來的書籍的裝防毒面具的帆包袋。
(面具我幾個星期前就已從毛裡塔尼Ⅱ号一個舷窗扔出去了，我非常清楚要是敵人一旦真的施放毒氣，我是絕對來不及把這勞什子戴到臉上去的。
)我記得自己在我們那座長拱形活動房了一端的窗前站了很久，凝視着凄風苦雨，右手食指隐隐約約有點癢癢想扳槍，但也僅僅有那麼點兒意思罷了。
我能聽見背後許多枝鋼筆在許多張“勝利信箋”上刮擦的很沒有戰友氣氛的沙沙聲。
突然，我從窗邊走開，腦子裡沒什麼特别打算，我穿上我的雨衣，圍上開司米圍巾，穿上套鞋，戴上羊毛手套和海外兵團的軍帽(到今天仍有人對我說，我戴的角度與衆不同——兩邊都拉得較低可以蓋住雙耳上端)。
接着，我把自己的手表與廁所裡的鐘對了一下，便從小山上那條長長的、濕漉漉鵝卵石路往下走，進人小鎮。
周圍電光閃閃我全然不顧。
要是該讓雷電打死，想躲也躲不開。
市鎮中心也許是周遭最最潮濕的地方了，我在一座教堂門前停下看布告牌，我多半是被寫在黑紙蔔的白數碼宇吸引住了，但也沒準因為在軍隊裡呆了三年，我已經看告示看上瘾了。
布告牌上說，三點一刻要進行兒童唱詩練習。
我看看我的予表，又擡頭再看布告。
在一張用圖釘固定的紙上升列了該來參加排練的兒童的名字。
我站在雨地裡把所有的名字都看了一遍，然後走進教堂。
長椅上散坐着十幾個成年人，有幾個膝上放着一雙底朝上的小号雨鞋。
我直着走，在第一排上坐了下來。
講台上緊挨着坐在三排座椅上的是一十來個孩子，多半是女孩，年紀大約七歲到十三歲。
我坐下時，唱詩班的指導，一個穿花呢套裝的高高大大的女人，正關照孩子們唱歌時嘴要張大一些。
有誰聽說過，她問道，一隻可愛的小鳥兒在唱好聽的歌兒時，竟敢不把它那小嘴張得大大、大大、大大的呢?顯然，沒一個人聽說過。
因為回瞪着她的都是一張張沒有表情、木呆呆的臉。
她接下去又說，她要求她班上所有的孩子都充分領會他們所唱的歌詞的意思，而不要像沒有腦子的鹦鹉那樣，光是從嘴巴裡發出聲音。
這以後她吹定音笛定了個調，于是孩子們像一群未成年的舉重運動員似的，把他們的贊美詩歌本舉到胸前。
他們唱時是沒有樂器伴奏的——或者，在此刻的情況下，更準确的說法是，沒有任何幹擾。
他們的聲音優美，毫不裝腔作勢，幾乎達到這樣一個水平：倘若聽的是一個比我宗教意識多少強一些的人，那麼無須多加想像，也會感受到天國的境界了吧。
有兩三個年齡最小的孩子節奏上稍稍有些滞後，但算不得什麼毛病，會稍感不夠完美的，大概隻有作曲家的母親了吧。
我以前沒聽到過這首贊美詩，但我不斷地希望它有十來節歌詞，最好長些。
我一面聽一面打量孩子們那一張張小臉，但我特别注意的是其中一個的臉，這孩子坐得離我最近，就在第一排最邊上的位子上。
她大約有十三歲，直直的帶點淺灰色的金發齊着耳根，前額很精緻秀美，耳光倦怠，我想，沒準是在點數到場的人吧。
她的聲音可以很清晰地與其他孩子的區别開，這小僅僅是因為她坐得離我最近。
她進入高音區時一點也不費勁，音質極美，音也最準，自然而然在合唱中起着帶頭作用。
然而這位年輕女士卻對自己的歌唱才能稍稍有點感到厭煩，或者僅僅是對時間與環境有所不滿；我發現有兩回她在換唱另一段歌詞的間歇時打了哈欠。
那是有修養的女士的打法，嘴巴是閉着的，但是你不會看不出來；她的鼻翅洩露了秘密。
贊美詩一唱完，那位合唱指導立即長篇大論地說起來，對牧師布道時腿腳靜不下來嘴巴閉不起來的孩子一一作了評述。
我尋思排練的演唱部分到此已告一段落，不等指導刺耳的教訓聲把孩子歌唱散發出的魅力破壞殆盡，便站起身來走出教堂。
雨下得比方才更大了。
我沿着街往前走，透過窗子看看紅十字會的娛樂廳，隻見士兵們三三兩兩地站在房間深處的咖啡櫃台前面，而且，即使隔着玻璃，我也能聽見另一個房間傳出乒乓球的劈劈啪啪聲。
我走到街對面，進了一家平民開的茶室，那裡除了一個中年的女招待之外再無别人，看她樣子，像是更願接待一個雨衣不濕的顧客的。
我盡可能小心地将雨衣在一個枝形衣架上挂好，然後在一張桌子邊上坐下，要了茶和肉桂吐司。
這是我一整天頭一次跟人說話。
接下去我搜遍了我所有的口袋，包括雨衣口袋，終子找到兩封可以重讀的舊信，一封是我妻子寫來的，告訴我第88街那家施拉夫店鋪服務質量大不如前了，另一封是我嶽母寄來的，她讓我一得空走出“軍營”，就盡快給她寄些開司米毛線去。
我第一杯茶還未喝完，唱詩時我打量、傾聽過的那位年輕小姐也走進茶室了。
她的頭發濕透了，兩個耳輪都露了出來。
同她一起來的是個非常小的男孩，顯然是她弟弟，弟弟的帽予被她崩兩個手指捏提走，仿佛那是實驗室裡的一什标本似的。
在後面壓陣的是一個看上去挺精明能幹的婦女，戴一頂疲塌塌的平頂帽了 多半是他們的家庭女教師了。
那位唱詩班的歌手一邊走一邊脫下外衣，并且選定了一張桌子－－位置不錯，從我的觀點看，因為就在我正前方十英尺不到的地方。
她和家庭女教師坐了下來。
那小男孩，他大概有五歲，卻還不打算安定下來。
他身子一縮把海軍衫脫掉，随手一扔；接着，他以天生搗蛋鬼不動聲色的表情，開始淘氣，他有條不紊地故意惹家庭女教師生氣，好幾次把自己的椅子推進又推出，還眼睛瞄過去觀察她的臉。
家庭女教師一直壓低聲音給他發出兩三道命令，實際上就是要他别再瞎鬧，但是隻是在他姐蛆發話了他才走回來，把他那小屁股坐到了自己的位置上。
他一把将餐巾抓過來扣在自己腦袋上。
他蛆姐取下來把餐巾攤開，替他鋪開在他膝頭上。
大約在我們的茶端上來的時候，唱詩班歌手發現我的眼光在打量她們這幾個人。
她也回看我，還是以她那種清點屋子裡人頭的目光，接着，她突然向我展露了一個很小，很矜持的笑容。
它卻出奇地燦爛，有時候某些淺淺的、含蓄的笑也會讓人覺得特别溫暖的。
我也回報了一個微笑，遠沒有她的動人，因為我得抿緊上唇，免得露出兩顆門牙之間的一道黑縫，那是美國軍醫給我補牙臨時塞上的煤一般黑的填充物。
讓我料不到的是，緊接着，這位年輕的小蛆已經以很令人歆羨的姿勢站立在我的桌旁了。
這倒是個我願意為之付了些代價去參加的婚禮，剛收到請柬時，我原以為沒準真的能出國一趟，坐飛機去．花多少錢倒是無所謂。
可是，後來在跟我太太(那可是個頭腦冷靜得出奇的女子)仔細研究之後，我們決定不去了——因為，别的先不說，我嶽母早就打算4月下旬來我們家住上兩周，我把這碴兒給全忘了。
我的确是有些日子沒見到格倫徹媽媽了，她又年紀不小了。
都五十八了。
(她逮誰都先提這檔子事。
) 雖然如此，不管參加還是不參加，我想自己決非那種為給婚禮助興連丁點力氣都不肯出的人。
因此，我還是打起精神草草寫下一些說明情況的劄記，是關于大約六年前我認識的這位新娘的一些情況的。
倘若我的劄記會使我從未見過的新郎有幾分鐘感到不舒服，那我也不在乎。
我本來就不打算讨任何人的喜歡。
至于教訓誰指導誰就更非我的本意了。
1944年4月，大約有六十名美軍士兵在英國德文郡英國情報部門辦的一個有點專門性質的訓練班接受準備反攻的訓練，我就是其中之一。
現在回想起來，我覺得我們這六十個人倒有個非常一緻的共同點，那就是沒一個是合群的。
我們基本上都是愛寫信的那種人，除了工作上的話之外，我們被此之間講的一般話題是問别人有沒有富餘的墨水。
要是有既不寫信也不上課的時候，那就各幹各的。
我的習慣是，逢到天氣晴朗，就到附近鄉下景色不錯的地方去散步。
陰雨天呢，就找個幹爽的地方看書，常常離乒乓球桌很近，球扣都兒乎掄得到我。
訓練班持續了三個星期，結束的一天是星期天，那天雨下得真不小。
根據計劃，這最後一天傍晚七點鐘，我們全體人員要乘火車去倫敦，有小道消息說我們将分别要插進為D日登陸而集結的步兵師和空降師。
那天下午三點鐘，我已把我全部東西打進背囊，其中包括一隻盛滿我從大洋彼岸帶過來的書籍的裝防毒面具的帆包袋。
(面具我幾個星期前就已從毛裡塔尼Ⅱ号一個舷窗扔出去了，我非常清楚要是敵人一旦真的施放毒氣，我是絕對來不及把這勞什子戴到臉上去的。
)我記得自己在我們那座長拱形活動房了一端的窗前站了很久，凝視着凄風苦雨，右手食指隐隐約約有點癢癢想扳槍，但也僅僅有那麼點兒意思罷了。
我能聽見背後許多枝鋼筆在許多張“勝利信箋”上刮擦的很沒有戰友氣氛的沙沙聲。
突然，我從窗邊走開，腦子裡沒什麼特别打算，我穿上我的雨衣，圍上開司米圍巾，穿上套鞋，戴上羊毛手套和海外兵團的軍帽(到今天仍有人對我說，我戴的角度與衆不同——兩邊都拉得較低可以蓋住雙耳上端)。
接着，我把自己的手表與廁所裡的鐘對了一下，便從小山上那條長長的、濕漉漉鵝卵石路往下走，進人小鎮。
周圍電光閃閃我全然不顧。
要是該讓雷電打死，想躲也躲不開。
市鎮中心也許是周遭最最潮濕的地方了，我在一座教堂門前停下看布告牌，我多半是被寫在黑紙蔔的白數碼宇吸引住了，但也沒準因為在軍隊裡呆了三年，我已經看告示看上瘾了。
布告牌上說，三點一刻要進行兒童唱詩練習。
我看看我的予表，又擡頭再看布告。
在一張用圖釘固定的紙上升列了該來參加排練的兒童的名字。
我站在雨地裡把所有的名字都看了一遍，然後走進教堂。
長椅上散坐着十幾個成年人，有幾個膝上放着一雙底朝上的小号雨鞋。
我直着走，在第一排上坐了下來。
講台上緊挨着坐在三排座椅上的是一十來個孩子，多半是女孩，年紀大約七歲到十三歲。
我坐下時，唱詩班的指導，一個穿花呢套裝的高高大大的女人，正關照孩子們唱歌時嘴要張大一些。
有誰聽說過，她問道，一隻可愛的小鳥兒在唱好聽的歌兒時，竟敢不把它那小嘴張得大大、大大、大大的呢?顯然，沒一個人聽說過。
因為回瞪着她的都是一張張沒有表情、木呆呆的臉。
她接下去又說，她要求她班上所有的孩子都充分領會他們所唱的歌詞的意思，而不要像沒有腦子的鹦鹉那樣，光是從嘴巴裡發出聲音。
這以後她吹定音笛定了個調，于是孩子們像一群未成年的舉重運動員似的，把他們的贊美詩歌本舉到胸前。
他們唱時是沒有樂器伴奏的——或者，在此刻的情況下，更準确的說法是，沒有任何幹擾。
他們的聲音優美，毫不裝腔作勢，幾乎達到這樣一個水平：倘若聽的是一個比我宗教意識多少強一些的人，那麼無須多加想像，也會感受到天國的境界了吧。
有兩三個年齡最小的孩子節奏上稍稍有些滞後，但算不得什麼毛病，會稍感不夠完美的，大概隻有作曲家的母親了吧。
我以前沒聽到過這首贊美詩，但我不斷地希望它有十來節歌詞，最好長些。
我一面聽一面打量孩子們那一張張小臉，但我特别注意的是其中一個的臉，這孩子坐得離我最近，就在第一排最邊上的位子上。
她大約有十三歲，直直的帶點淺灰色的金發齊着耳根，前額很精緻秀美，耳光倦怠，我想，沒準是在點數到場的人吧。
她的聲音可以很清晰地與其他孩子的區别開，這小僅僅是因為她坐得離我最近。
她進入高音區時一點也不費勁，音質極美，音也最準，自然而然在合唱中起着帶頭作用。
然而這位年輕女士卻對自己的歌唱才能稍稍有點感到厭煩，或者僅僅是對時間與環境有所不滿；我發現有兩回她在換唱另一段歌詞的間歇時打了哈欠。
那是有修養的女士的打法，嘴巴是閉着的，但是你不會看不出來；她的鼻翅洩露了秘密。
贊美詩一唱完，那位合唱指導立即長篇大論地說起來，對牧師布道時腿腳靜不下來嘴巴閉不起來的孩子一一作了評述。
我尋思排練的演唱部分到此已告一段落，不等指導刺耳的教訓聲把孩子歌唱散發出的魅力破壞殆盡，便站起身來走出教堂。
雨下得比方才更大了。
我沿着街往前走，透過窗子看看紅十字會的娛樂廳，隻見士兵們三三兩兩地站在房間深處的咖啡櫃台前面，而且，即使隔着玻璃，我也能聽見另一個房間傳出乒乓球的劈劈啪啪聲。
我走到街對面，進了一家平民開的茶室，那裡除了一個中年的女招待之外再無别人，看她樣子，像是更願接待一個雨衣不濕的顧客的。
我盡可能小心地将雨衣在一個枝形衣架上挂好，然後在一張桌子邊上坐下，要了茶和肉桂吐司。
這是我一整天頭一次跟人說話。
接下去我搜遍了我所有的口袋，包括雨衣口袋，終子找到兩封可以重讀的舊信，一封是我妻子寫來的，告訴我第88街那家施拉夫店鋪服務質量大不如前了，另一封是我嶽母寄來的，她讓我一得空走出“軍營”，就盡快給她寄些開司米毛線去。
我第一杯茶還未喝完，唱詩時我打量、傾聽過的那位年輕小姐也走進茶室了。
她的頭發濕透了，兩個耳輪都露了出來。
同她一起來的是個非常小的男孩，顯然是她弟弟，弟弟的帽予被她崩兩個手指捏提走，仿佛那是實驗室裡的一什标本似的。
在後面壓陣的是一個看上去挺精明能幹的婦女，戴一頂疲塌塌的平頂帽了 多半是他們的家庭女教師了。
那位唱詩班的歌手一邊走一邊脫下外衣，并且選定了一張桌子－－位置不錯，從我的觀點看，因為就在我正前方十英尺不到的地方。
她和家庭女教師坐了下來。
那小男孩，他大概有五歲，卻還不打算安定下來。
他身子一縮把海軍衫脫掉，随手一扔；接着，他以天生搗蛋鬼不動聲色的表情，開始淘氣，他有條不紊地故意惹家庭女教師生氣，好幾次把自己的椅子推進又推出，還眼睛瞄過去觀察她的臉。
家庭女教師一直壓低聲音給他發出兩三道命令，實際上就是要他别再瞎鬧，但是隻是在他姐蛆發話了他才走回來，把他那小屁股坐到了自己的位置上。
他一把将餐巾抓過來扣在自己腦袋上。
他蛆姐取下來把餐巾攤開，替他鋪開在他膝頭上。
大約在我們的茶端上來的時候，唱詩班歌手發現我的眼光在打量她們這幾個人。
她也回看我，還是以她那種清點屋子裡人頭的目光，接着，她突然向我展露了一個很小，很矜持的笑容。
它卻出奇地燦爛，有時候某些淺淺的、含蓄的笑也會讓人覺得特别溫暖的。
我也回報了一個微笑，遠沒有她的動人，因為我得抿緊上唇，免得露出兩顆門牙之間的一道黑縫，那是美國軍醫給我補牙臨時塞上的煤一般黑的填充物。
讓我料不到的是，緊接着，這位年輕的小蛆已經以很令人歆羨的姿勢站立在我的桌旁了。